1983年5月18日，在莫斯科电台的国际节目播音段，一向关心苏联问题的人们正在收听着弗拉基米尔·丹切夫的英语广播。突然间，人们惊异地发现，这位35岁的男播音员在提及阿富汗问题时清晰无误地把驻在阿富汗的苏军称为“苏联入侵者”，接下来，在5月23日的同一节目中，人们再次听到丹切夫的这种称呼。
丹切夫此举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不少人认为苏联可能在对阿富汗的政策上发生巨大的转变。但在5月25日，莫斯科电台和《真理报》先后声明“苏联入侵者”的说法纯属丹切夫个人的错误称呼，苏联仍然坚持对阿富汗的一贯政策。之后，另一播音员的声音代替丹切夫出现在飞往世界各地的电波中。
于是，人们开始对丹切夫的胆量感到钦佩，同时也都认识到苏联国内对其入侵阿富汗已经出现了大范围的反对。
其实人们的这种认识井不是完全正确，很多苏联人还不清楚自己的军队到底在阿富汗做什么，他们惟一知道的是：在阿富汗的苏军绝不是在进行军事演习，苏联当局正在欺骗他们。
在苏军入侵阿富汗的前夕，甚至在1979年12月23日，《真理报》还这样向国内报道：“最近，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舆论工具在散布明明是捏造的谣言，说什么苏联干涉阿富汗内政，事情已经发展到，好像苏联的作战部队已经进入了阿富汗，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同时，在此前后几天的同一报纸上，苏联人民还看到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阿明在喀布尔发表讲话的报道，阿明在讲话中宣称，苏联始终都尊重阿富汗的独立和民族主权，阿富汗与苏联像“兄弟般亲密”。然而，未过一周，12月29日，同是《真理报》却发表文章称阿明领导的是个“血腥集团”，阿明是“美帝国主义的爪牙、叛徒和独裁者”。苏联人糊涂了，阿富汗到底怎么了？
苏联人要在阿富汗干什么？没有答案。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最初的几个月里，苏联各媒体仿佛是嘴里被塞进了泥巴一样，都绝口不再提及阿富汗，一时间，阿富汗这个“亲密的兄弟”在苏联人民的视觉和听觉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很多苏联青年人被征往阿富汗参加军事演习，偶尔苏联的报刊上也会出现一幅苏联士兵在阿富汗的照片，或者是这些士兵正在逗一个阿富汗的小孩子玩，或者正在帮助阿富汗农民干农活，但是出现在苏联人面前的事实却是：苏联国内开始出现一批又一批新的士兵墓地，大街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残废人。
为了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苏联媒体也改变了口气，说阿富汗出现了“暴徒”，苏联在那里的军事演习受到了破坏，发生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冲突。
可是在阿富汗苏联军队的士兵家属们却接到了愈来愈多的锌制棺材和阵亡通知书，他们年轻的儿子有的一去不回了，有的即使回来了，也成了沉默的残废（因为这些退伍的士兵被警告：不能把自己在阿富汗作战的真相泄露出去）。受到切身之痛的苏联人民强烈要求苏联当局告知事情的真相。接下来，各种各样的传说与流言在社会上四处流窜，有些说法甚至比事件本身更令人恐怖。
1984年，刚上台不久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面对国内舆论的一片混乱，不得不放宽了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新闻控制，这时，苏联国内才出现了一部分相关事件的隐隐约约的报道。
人们开始震惊，继而变得愤怒起来：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战争？如果是正义战争，为什么持续了这么久仍然不见起色？特别是那些正在服役或者曾经服役的士兵的父母们，他们不约而同。大批大批地向新闻媒体写信，反应各种各样的问题，抒发内心的痛苦和愤怒。而最令他们愤慨的一个问题是：那些从阿富汗回来的残废军人以及复员归来的“国际主义战士”普遍受到了冷酷的待遇，很多人被孤立在整个社会之外，一些因战争而瘫痪的复员士兵想要一把轮椅都得不到满足，还有很多士兵回国后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整天感到无聊和空虚，只能依赖毒品打发日子。
社会上对这类问题的关注愈来愈多，而这类问题却是越关注越让人愤怒，那些无辜死在阿富汗的士兵的亲人们更是痛心疾呼：我们的孩子为什么牺牲了？他们为什么而死，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不应该再沉默地欺骗自己了。在一些大学中，学生们经常把“我们为什么要出兵”和“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作为他们争论的问题。
一些地方则利用国内日渐高涨的反战情绪发起了种种骚乱，特别是在中亚地区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他们甚至与阿富汗游击队携手合作，共同打击驻在苏联南部前沿的苏军兵营。
国内的反战情绪在日益增长和扩散，而在阿富汗前线的苏联士兵也并没有在服服贴贴地战斗。
那些前去参战的苏联士兵似乎比被蒙蔽的苏联人民要幸运一点点，因为他们毕竟还是被告知要去打仗，来自总参谋部的解释说：在他们最友好的国家阿富汗境内，出现了大批的外国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为了维护人类的正义和世界的和平正在拯救阿富汗人民，苏联军队就是去阿富汗帮助阿富汗人消灭那些外国于涉者的。
但是这些苏联士兵在阿富汗没有看到外国干涉者，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群群朴实而愤怒的阿富汗穆斯林农民。之后，他们便被迫与这些农民们绞杀在一起。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要干什么，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离开这里。
但阿富汗对这些年龄在20岁左右的年轻士兵来说，无疑是一座地狱。各种各样的问题排着长队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第一个忧虑的便是吃饭问题，士兵们的三餐常常是小米稀饭外加一个蕃茄汁鱼罐头，特别在阿富汗游击队对苏军封锁加强的时候，这些苏联士兵吃得更差，饥饿使他们经常去平民区抢劫或者用枪弹去换取食物。与之相伴的是，吸毒在苏军中广为流行，尽管军队中有明文规定将会惩罚吸食者蹲军事禁闭，或者让他们去苏联国内条件最差的军队劳改营。但仍然是屡禁不止，有的部队甚至官兵串通一气，相互包容，竞相变卖武器装备去换取毒品。另外，由于卫生条件差和阿富汗气候的原因，一些像肝病之类的传染病也在苏军中流行。
阿富汗游击队的作战方法也让一些苏联士兵惊惧，苏联士兵们都争先恐后地担任白天里的巡逻任务，但一到夜晚，却谁也不愿意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都曾亲眼目睹一批批伤兵住进医院，一口口棺材被运回国内。这些人大多是在执行夜间任务时被突然出现的游击队所伏击的。
苏联士兵大多数都在企盼两年的义务服役期快些结束，争取活着回国。但是，即使他们不参加战斗，在军队里的处境仍然难以忍受，一些快满服役年限的“老兵油子”几乎就成了新来的“小兵”们的太上皇，他们恣意地欺压和折磨新兵，对敢于反抗的新兵经常给予毒打，但与此同时，这些老兵们也一样受到更高一级的威胁，他们一旦进入训练营地，上级军士也同样对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粗暴而野蛮的惩罚措施。因此，军队中经常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他们之间的谋杀事件接连不断。甚至还有一些士兵在难以忍受的情况下自杀。据统计，在阿富汗境内死亡的士兵中，因疾病和自杀而死的士兵占苏军死亡总人数的比例将近50％。
在战斗中，士兵们的自私思想体现得更明显，即使在同一车队中，如果其中的一辆军车被游击队围困，其他军车可能会视而不见，根本不理会，继续自己的行动。
而一旦自己的军车被攻击，车上的苏军士兵却宁肯在车中被打死，也不敢有谁率先冲出军车进行反击，这些现象甚至让游击队员们都感到吃惊。
为了保证每个士兵都参加战斗，一些苏军将领不得不规定，每次战斗，每个士兵必须发射500发子弹，否则将遭到处罚，这样也未能奏效，一些士兵干脆躲在岩石后面放出一阵空枪，然后长出一口气，兴高采烈地跑回来。
每到4月和10月苏军换防时节来临时，那些服役期满的士兵便会如奔向天堂一般返回自己的家乡，而仍在留守的士兵则黯然神伤，他们有时会把自己的想法在调换防区时写在营房里，新到的士兵经常看到在破旧的营房墙壁上用俄文或英文写的“我们厌恶战争！”、“我想早日回家。”、“我们干嘛要到别人的国家来打仗？”等标语口号。还有很多士兵直接给国内的各媒体写信，抒发自己的不满，《真理报》接到的一封信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坦率地讲，并不是所有女人都需要残废，残废人不可能成为业务熟练的专家，也很难成为先进工作者。而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会向你提供住宅，其结果是，除了自己和出痛苦而受折磨的老母亲外，谁也不需要你。”到80年代中期，苏军中的叛逃士兵逐渐增多，他们甚至有些人投奔穆斯林游击队，成为反苏的先锋。而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各种途径逃往美国、英国、瑞士等国，向世界各国以及苏联国内的人民诉说自己在阿富汗的经历和感想，号召全世界的人民共同努力，制止这场不人道的战争。
1985年10月，一名担任喀布尔电台警卫的19岁的苏联士兵突然越过街面，冲人对面的美国大使馆，迫使美苏两国因此多次交涉，但他拒绝与苏联人员会见，而一进入美使馆，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述了75分钟，最后，他只强调了一句话：我不喜欢这场战争，我要回家。
在这种情况下，阿富汗的游击队组织也加强了反苏的舆论攻势。他们利用电台广播和发放传单的方式，“重点放在号召联合和团结所有大大小小的抵抗团体，所有民族、社会阶层和阶级，不分性别、宗教信仰和年龄”，“积极宣传穆斯林口号‘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死！’到处都有天堂，号召人民在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中自我牺牲”，为了瓦解阿富汗军队，游击队组织则宣称，“让俄国人去打仗，阿富汗士兵各回各家，人民已起来反抗，而你们却无所事事。祖国的命运取决于你们，全体人民、妇女、男人和儿童，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现在只有你们是他们惟一的希望。
全世界都在看着你，和背叛行为决裂吧！”“你们要在脖子上挂多少罪孽？你们要保卫血腥屠杀你们父母和孩子的俄国士兵到什么时候？你们怎么能忍受镇压阿富汗人民的俄国坦克的轰隆声？你们怎么能忍受你们妻子和姐妹的哭泣声？非常遗憾，你们在保卫没良心的政府，你们听不到人民的呻吟声，我们最后一次告诉你们，人民的自由或被奴役取决于你们。”同时，国际上的谴责声也接踵而来。日本认为，“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极大地震撼了全世界，它被理解为是苏联向南扩张政策的例行步骤”，“它加重了世界的紧张局势”，“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苏联都抱有成见，其程度也愈来愈厉害起来。”英国认为，“俄罗斯人比他们的西欧同行更狡猾，因为他们没有像西欧同行那样搞殖民地，而是直截了当地把别人的土地称为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领土，把整个民族纳人俄罗斯帝国之内，这样，俄国殖民主义应该被认为是更残酷的，因为在这种殖民主义范围内实行的是对被奴役民族的俄罗斯化，使它可以无限期地存在下去。”“现在俄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惟一的殖民大国。”还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称，“对阿富汗公开军事占领以后，人们清楚地看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根本不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而是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苏联在历史上首次进攻一个不结盟国家，这无疑会严重损害其声誉。”“由于向南扩张，俄罗斯已成为亚洲的主要危险，占领一个不结盟国家意味着苏联扩张侵略政策的新阶段。”在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声中，1980年1月10～14日，联合国召开第六届紧急特别会议以104比18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巴基斯坦等24国共同提出的《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决议案。随后，又在11月17～20日召开的第35届联大上再次以111比22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巴基斯坦等国共同提案。再次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阿富汗，迫切要求有关各方努力达成政治解决，希望秘书长继续出力协助，包括任命一名特别代表，以求按照本决议的规定推动政治解决，并且设法取得适当的保证，在相互保证绝对不干涉彼此内政和充分尊重宪章的原则的基础上，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侵犯任何邻国的政治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
此后，每届联大都将阿富汗问题列人议程，作为联大的主要议题之一。1981年第36届联大于11月16～18日审议了阿富汗问题，并以116比23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巴基斯坦等45国的共同提案。1982年第37届联大上，在大会一般辩论中，共有93个国家的代表直接或间接谴责苏联继续坚持侵略阿富汗的顽固立场。11月29日大会以114票赞成、21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巴基斯坦等45国提出的共同提案。1983年第38届联大，参加大会一般性辩论的149国中，有110个国家对苏侵阿表示谴责和不满。11月21～23日审议阿富汗问题，大会以116票赞成、20票反对、17票弃权的多数通过了巴基斯坦等45国的共同提案。到1984年的第39届联大，大会以119票赞成、20票反对、14票弃权再次通过上述提案。世界舆论不断地向正义的方向靠近。
等到了1987年，在第42届联大会议上，竟有123个成员国一致要求苏联立即将其军队撤出阿富汗。这种趋势表明，国际社会对阿富汗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广泛，也同时反映了苏联的扩张政策更加不得人心。
过去，苏联一直自诩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天然盟友”，但苏军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使它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各阿拉伯国家中声誉大降，绝大多数不结盟国家及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都明确表示反对苏联的侵略行径。苏联不仅时刻被来自国内的反战情绪所困扰，更严重的是在国际上也陷人了空前的孤立。
苏联入侵阿富汗，给阿富汗的邻国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国家，每天都有近千名难民拥入境内。
仅就巴基斯坦来说，在战争初期，每月接纳的难民高达十几万人，到1980年底，已有150万难民逃人巴基斯坦，到1981年底已达到240万。
为了援助难民，联合国于1981年制定了一项为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提供食品、衣物、住所和医疗等七千万美元的援助计划。此后，联合国仍然在不断地向难民们提供固定的援助。单是维持生活，难民们每天就要消耗近100万美元的费用，其中近半数是由联合国难民事务委员会提供的。此外，欧共体等组织也成了难民的主要援助者，欧共体仅在1981年就向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提供了1600多万美元。
到1983年，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增长到300万，到1985年，增加到400万，另外，伊朗境内还有150万。
在伊朗，阿富汗的难民们充分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滋味。首先是职业限制。按照伊朗政府的规定，阿富汗难民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如建筑、烧砖、采石、制肥皂、放牧、养鸡和务农。他们不能开店，不能开设工厂作坊，不能从事脑力劳动。第二是活动限制。阿富汗难民不能在伊朗境内自由旅行，他们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旅行，必须到警察局领取特别“签证”，每次旅行的期限为十天或二十天，逾期不归者将受到伊朗有关部门的罚款。第三是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受到限制。他们领到的购物票只有伊朗人的一半。第四是受到各种歧视。阿富汗人在伊朗处于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一个伊朗人被人称作是阿富汗人，那就是对这个人的极大污辱。如果有伊朗姑娘嫁给阿富汗人，这个姑娘就会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一旦阿富汗人和伊朗人发生了纠纷，不管什么原因，错误的一方永远是阿富汗人。第五是政治活动受到严密控制。
即使是伊朗公开支持的八党联盟，也不能随便集会，他们如果未经批准举行集会就必将受到伊朗的拘禁。在伊朗，苏联大使馆受到政府的严密保护，任何阿富汗人都不得冲击苏联大使馆。正如一个阿富汗难民所说的，他是满怀着热情来到伊朗的，但到了伊朗以后，他的热情却迅速地冷却了，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期盼着自己的祖国阿富汗能早一天获得解放。
相比之下，在巴基斯坦的难民们显然要比在伊朗的难民们处境好得多。巴基斯坦把来自阿富汗的难民视为伊斯兰同胞，极为宽容地接收了他们。
在巴基斯坦的难民大多集中在巴阿交界地区巴方一侧。巴阿边境线长约2400公里，难民营主要建在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这里断断续续地分布着350座难民营。其中，纳赛尔巴格难民营最大，收留了大约2万7千名难民。这座难民营位于开伯尔山脚下、白沙瓦以西十五公里的地方。也许是过于干燥的缘故，在这里，使人感到好像一切都笼罩着灰白色的烟雾。泥土堆砌的房子和帐篷散布在荒原上。每天都可以看到：妇女们头顶布袋，运送配给的粮食，儿童们则欢快地到处玩耍，这里有很多人是失去了双亲或丈夫的孤儿寡母。
这里的难民来自于阿富汗境内的各个地区，人员混杂，甚至任何一个阿富汗难民在任何一个难民营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自己的同乡。难民们来到难民营往往是赶着羊群，带着交易用的日用杂货，浩浩荡荡，极具声势。
在巴基斯坦境内的每座难民营里，每个难民每月可得到供给的食油为900克、每天得到25升供给水。此外，每个难民每个月还可领到50卢比现金、15公斤小麦、600克白糖、90克茶叶、20升煤油等物品，这与周围本来就过着俭朴生活的巴基斯坦居民相比，难民的生活似乎并不怎么困难，甚至可以说比巴基斯坦居民的生活还富裕。
巴基斯坦政府对待难民们很宽松，并没有把他们关在固定的难民营里，而是允许他们四处活动，甚至奖励他们在难民营外就业。在这种政策下，也有一些难民离开难民营，去投奔别处的朋友或亲属，或者倚仗自己带来的财产，去巴基斯坦的其他地区开创新的生活。
但是，迅速增加的难民毕竟还是给巴基斯坦带来了许多问题。
随着难民们的大批涌入，他们带来的山羊、绵羊或毛驴累计达到几百万头，另外，难民们还经常靠砍伐这里的木材来做饭和取暖，使本来就处于草木稀少的半沙漠地带的当地居民感到了一种极大的潜在威胁，而难民中那些身强力壮者就业后也抢夺了当地人的一些职业，类似的情况使得双方经常发生小摩擦。
难民们带来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麻醉品问题。这个地区过去一直是世界上海洛因和大麻等毒品的一个主要供应地，随着难民的增加和流动，这里的毒品走私变得更为猖撅了。另外，难民中还隐藏着各种各样的来历不明的人，至少有数十万人携带着枪支，这给巴基斯坦的国内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巴基斯坦已成了阿富汗战争的一个主要受害者，所以它不停地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援助，并尽快通过政治方法解决阿富汗问题，让阿富汗难民早日重返家园。
在巴基斯坦等国的呼吁下，阿富汗难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这些国家除了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外，还经常有一些国家首脑来到难民营视察难民状况。
1981年10月8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纳赛尔巴格难民营会见了那里的难民，这是第一个参观难民营的外国元首。撒切尔夫人在那里没有看到落难者垂头丧气的景象，尽管当时那里的生活很艰苦，但难民们都气势旺盛，强烈要求英国提供先进的武器以便同苏联人继续战斗。难民们的斗志令撒切尔夫人极为感动，她当场答应将对难民的经济援助在原来580万英镑的基础上再增加200万英镑（约合400万美元），此后，她发表讲话称：阿富汗人民的勇敢和独立是传奇式的，英国在29世纪和20世纪初，通过三次流血战争已吸取了这个教训，苏联人肯定将会认识到英国人已认识到的事情，阿富汗人民决不会屈服于外国的暴政，他们将斗争到底，直到把入侵者赶出阿富汗为止。
在此之后，很多外国的首脑人物也纷纷前往难民营。除了有直接关系的美国和中东国家外，连斯里兰卡总统朱尼厄斯·理查德·贾亚瓦德纳、澳大利亚外长比尔·海登等都曾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营发表过讲话。
参观难民营成了世界各国反对苏联侵略、关心阿富汗问题的一个表达方式。各国纷纷以难民问题做为进攻武器，强烈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要求苏联军队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无条件地撤出阿富汗。
1985年3月10日，一上台就被苏联人民授予“圣尸”美名的契尔年科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停留了11个月之后，终于成了名副其实的圣尸。
3月14日，在契尔年科的葬礼上，苏联人民看到，在苏联政治舞台的最高点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形象，这就是年轻而有活力的戈尔巴乔夫。他站在列宁墓前的讲台上，向契尔年科致了一段简短的悼词，悼词中没有谈到这位已故者的丰功伟绩。
相反，他在讲稿中竟意外地谈了自己对苏联未来的看法和使国家尽快摆脱困境的途径。
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在全民面前以总书记的身份露面，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好感。
看来，苏联在这位年仅54岁的领导人带领下，也许将会发生一番大变化，至少下一次总书记的葬礼不会来得那么快。可是，所有的苏联人都没有想到，这次葬礼竟是最后一个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葬礼，而刚刚上台的这位总书记却在自己的葬礼之前，首先把苏联这个超级大国送人了坟墓。
当然，这里也有葛罗米柯的功劳。在3月11日选举总书记的政治局会议上，苏联惟一的名望高、拥有实权的元老葛罗米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在格留申等人与戈尔巴乔夫争执不下之时一锤定音，把戈尔巴乔夫扶上了总书记的位置。
4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这次全会的报告，是戈尔巴乔夫亲自主笔的，从拟稿到修改到校对，从未容别人插手半下。这种做法，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中，除了列宁，还没有其他人这么做过，正是这次四月全会，揭开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序幕，随后，这场改革就像一场暴风雨，迅猛地袭遍了全国，并循着年代的进展一直延展到苏联历史的尽头。
正如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勃列日涅夫等人是按下层的思想行事的，有时他们不得不因下级的反对而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戈尔巴乔夫不同，他一直在执行自己的意见，一旦遇到阻碍，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将其一脚踢开。
而阿富汗问题，则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尽快解决阿富汗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交响乐中必须加进去的一段旋律。
几乎在戈尔巴乔夫召开四月全会的同时，克格勃头子切布里科夫就一路飞奔，越过候补委员直接进入了政治局。7月，戈尔巴乔夫又一脚踢开了他的大恩人、一心同美国作对的葛罗米柯，让他去担任有名无实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将外交部长的位置送给了格鲁吉亚共和国党委第一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又一个人乘“政治特快”飞进了政治局。在此之前，早在1984年末，由于乌斯季诺夫去世，对阿富汗问题负有最终责任的索洛科夫已由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升为国防部长。这样，负责阿富汗问题的新的一套“三架马车”已经组成。
为了尽早甩开阿富汗这一噩梦，戈尔巴乔夫很快就走上了一个极端：加大力度，争取迅速消灭阿富汗抵抗力量，以求迅速平定阿富汗局势。
经过几轮政治局会议，一套新的作战计划由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迅速下达给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此时的司令是波波夫上将，而马克西莫夫早已于1984年底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当命令下达到刚刚担任苏联驻阿富汗部队总司令格拉莫夫手中的时候，一场来势更加凶猛的攻势全面展开了。
这一次苏军完全改变了以往的作战方法，将主要进攻目标圈定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带阿方一侧的游击队控制区，在军事力量上，不再使用碍手碍脚的阿富汗政府军担任冲锋先遣队，而是更多地直接由苏军组成空中攻击力量，以轰炸为主，加大了对游击队的进攻强度。与此同时，对游击区的空袭也更加势无忌惮，大范围采用明目张胆地灭绝式轰炸法，甚至还经常派出地面部队将游击区的各个村庄逐一包围，不让任何平民逃出，然后再利用空中力量将整个村庄夷为平地。
为了配合上述战术，苏军明显增强了兵力，在1985年4月以来的日子里，阿富汗的民航飞机几乎全部被迫改变航班时间，全国的机场每天只有四个小时对民航飞机开放，而且还往往是临时指定为某个机场，其余时间都被运兵的苏联运输机占据，新增加进来的苏联兵力大部分是作战力更强的特种部队。此外，苏军进一步增加了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苏—25”蛙足式战斗轰炸机和BMP—2型装甲运兵车。
特种部队在阿富汗直接参战，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这批特种部队包括一万名经过特殊训练的伞兵，五千名执行空袭任务的高技能驾驶员和大量的可以轻松随行伏击、暗杀和渗透任务的特种工作人员。他们除了在与游击队的正面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外，还经常与克格勃人员协同起来，在阿富汗各游击队活跃区活动，如埋设地雷、制造恐怖、破坏村庄、杀害居民，进行小规模伏击，切断游击队交通，暗中保护苏军车队，刺杀游击队向导，甚至还在白沙瓦等境外地区大肆进行暗杀活动。
苏联将第一批重点进攻区选在了库纳尔、捕格哈尔和帕克蒂亚三省，这是游击队近年来活动最频繁、势力也愈来愈大的地区，而且，这三个省份是阿富汗游击队从巴基斯坦获取援助输入国内的必经之地，有数百条补给线穿过这三个省向阿富汗内地扩散，甚至一些补给线还经过喀布尔一直延伸到阿富汗的北部和西部边境。
5月份起，苏军首先集结了一万多兵力，从贾拉拉巴德发起了一场针对库纳尔河谷、由南向北的大规模攻势，库纳尔河谷的北端，就是那座著名的边境小镇——巴里果德，这里距巴基斯坦的边境城市阿兰杜仅一公里，游击队依靠供给的便利，已经包围了巴里果德近一年，卡尔迈勒政府曾经派出军队在这里建立过几个防守据点，但政府军无力与游击队对抗，最终却一批接一批地投降了游击队。
5月11日，黑压压的苏联飞机如大片大片的乌云，飘向库纳尔河谷。新的战斗迅速地展开了。这些飞机大规模地轰炸由贾拉拉巴德至巴里果德的游击队占领区，甚至将炸弹投到巴基斯坦境内。5月21日，经过10天的轰炸后，苏军正式发起地面进攻，一支由6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组成的苏军纵队由巴里果德南部的阿斯马尔强行向北推进，受到了游击队顽强的反击，双方战斗异常激烈，这支苏军纵队仅推进了五公里就再也无法前进半步，只好原路撤回，寻求支援。经过重新部署后，这支纵队在大批飞机的特别掩护下，再次推进。的确是来者不善，游击队明知阻力强大，但仍然凭借着有利的地势，施展出游击战术的长处，在武器上也调用了最先进的设备，其中包括苏制的地对空导弹。三周以后，也就是6月7日，这支苏军纵队终于有20多辆装甲车大约300多人冲过了游击队的最后一道防线，打通了贾拉拉巴德至巴里果德的交通线，解救出了被困在中心的极少数的阿富汗政府军。在这次战斗中，苏军损失了两架直升机，数十辆装甲车，而游击队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至少有40多人阵亡，其中包括当地游击队中一位著名的领导人阿尔萨拉·汗。
库纳尔河谷的苏军尚未来得及庆祝胜利，潘杰希尔谷地的苏军就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6月初，马苏德主动向潘杰希尔谷地发起了夏季攻势。这一次，马苏德不再是孤军作战，在进攻之前，他已经做好了详细的部署。马苏德与附近的其他游击队经协商统一了战略战术，相约对深人潘杰希尔谷地一半的五个政府军据点及附近的几个主要苏军防守区发起同时进攻。到6月15日，阿富汗政府军官兵共有300多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旅长，并有460人被俘，致使阿政府军中一批隶属内政部的特别安全部队和守卫喀布尔大使馆的士兵也被紧急调往潘杰希尔谷地，以与马苏德抗衡，但最终却丝毫未能改变那里的局势。6月底，有2名阿富汗将军在谷地中央被俘，而在谷地外围，也同时又有150名阿富汗土兵被活捉。在整个6月份的战斗中，共有200多名苏联士兵被打死。潘杰希尔谷地的战斗使得谷地附近的苏军医院中都非同寻常地停满了救护车，这一战况令苏军大为震惊。
但游击队根本不给苏军震惊的时间，东部的帕克蒂亚游击队也乘着己方的十气正旺，向苏军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一个接一个的苏军据点相继被孤立起来。喀布尔附近的游击队也趁机活跃起来，不停地向市内发射火箭弹，先后把炮弹打进了苏联使馆的院子和一些苏联兵营。
为了打击游击队的威风，苏军于8月份又调集了1．5万人，并配备有坦克、装甲运兵车、油罐车等共500多辆，再次攻向帕克蒂亚。这一次，游击队又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法，他们避开苏军的主力，赶在苏军的前面，事先在加吉县一带苏军必经的公路上布下了大量的反坦克地雷。苏军赶到时，发现道路难行，只好舍弃公路，改变行程，在河滩上推进。结果游击队灵活行事，转而又在苏军脚后布下大批地雷。苏军由于一路毫无收获，最后只得回撤，但到撤军时才发现自己已无路可走。
此时，游击队则频频出击，经过连续两周的主动进攻，苏军共有50多辆军车被游击队相继摧毁。
9月，苏军转变主攻方向，集中兵力进攻喀布尔东南约170公里处的重镇霍斯特，企图为6月以来一直被游击队包围的霍斯特军营解围。尽管这次苏军仍出动了一万多名士兵、几百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一大批飞机，但仍然遭到惨败，损失了近十架飞机和近80辆军车，并且伤亡了1000多人。
在苏军重点进攻东部地区的时候，西部的游击队则乘着苏军的空虚，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特别是赫拉特省，那里的反攻犹为激烈。据阿富汗官方称，在赫拉特，几乎所有的官方人员全部被消灭。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使这一年变成了苏军进攻最猛烈的一年，其结果却是使这一年变成了苏军失败得更惨的一年。
就在苏军的进攻毫无成效之时，美国却加强了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支持和援助。
苏军把进攻重点移向阿巴边境地区后，在进攻阿富汗国内的游击队时，总忘不了制造出“疏忽大意”，不小心在白沙瓦等阿富汗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巴基斯坦城市丢下一批炸弹。
特别是在白沙瓦，55万巴基斯坦居民感到来自苏军的威胁就像空中的阴云一样，沉甸甸地笼罩在他们的头上，每年苏军或阿富汗政府军都会“意外”地向这里发射一些杀伤性很强的炮弹。此外，各色阿富汗难民整天在这里进进出出、争吵和拥挤，将整个白沙瓦变成了雨前的蚁穴，忙碌而无序。并且游击队不同派别的总部之间还经常发生偷袭、暗杀等事件，使白沙瓦变得更加混乱。
随着当地市民的抗议，巴基斯坦政府也不得不在这里动一点小手术。1984年7月底，巴基斯坦当局强行要求各游击队的总部必须在8月底之前迁往白沙瓦郊区，并强令那些在市区内长期流窜的难民们搬到就近的村庄或难民营中去。
这些游击队的领导人就像一群不讨人喜欢的孩子，尽管美国也有点看不惯这种现象，但它并没有放弃依靠他们遏制苏联的想法。
1985年5月，在戈尔巴乔夫改变进攻方法和增加进攻强度后，美国再次出面将在白沙瓦纠缠不休的七个党派捏合在一起，重新结成“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又称“七党联盟”），接下来，活跃在伊朗的八个什叶派穆斯林党也结成了联盟，称为“伊斯兰革命联盟”（又称为“八党联盟”）
但“七党联盟”拼凑在一起并没有真正加强阿富汗游击队的战斗力，特别是苏军先进战机一种接一种地在阿富汗境内出现，使美国不得不考虑在通向白沙瓦的军火运输线中增加一些新的营养品。
这批新营养品的带来者就是美国国会议员查尔斯·威尔逊，他自阿富汗战争一开始，就像一个超级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一样，深深地迷上了这场战争。1983年，他先后三次亲临巴基斯坦，并换上当地服装，随同游击队员一起，越过阿巴边界，进入苏联控制下的阿富汗地区。在威尔逊国会的办公室里，他收藏了一大批有关阿富汗战争的各种纪念品：在办公室的墙上，是他与一名游击队员同骑在一匹白马上的彩色照片；在办公室的门口，是一具“毒刺”导弹发射器，这就是他将要送给游击队的新礼物，而为了实行这一计划，他还将一个手工制作的匾牌立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上面雕刻着一行英文：“准备着，时刻为战争而思考。”他带头在国会里发起了一场要求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更好的装备的运动。
1983年底，威尔逊领导的运动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美国国会私下里将对阿富汗的军事拨款在原来的4000万美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000万美元。1985年4月，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道秘密命令，即关于国家安全决定的第166号指示，要求中央情报局“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将苏联人赶出阿富汗。
于是，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开始将眼光瞄向了国外，力图快速建立起一个避开国会耳目的秘密金库。他的目光最先捕捉到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些国家为阿富汗提供了7亿5千万美元以k的武器、物资和货币。很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瑞士开立了美国沙特联合银行账户，由沙特阿拉伯出面，将美国提供的资金输送给阿富汗游击队。这个账户刚一开启，里根总统就利用紧急状态法赋予他的特权，绕过国会的反对，向沙特提供了第一批约400枚“毒刺”导弹。
“毒刺”导弹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研究制造的一种肩射式近程防空导弹，它采用红外线制导，可跟踪飞机尾部排出的热气尾流，对敌机实行全方位攻击。这种导弹全长1．5米，最大翼展0．09米，弹体直径0．07米，重15．l公斤，由弹体、动力系统。制导系统、战斗部四部分组成，其最大射程为5.6公里，射击高度为4800米，飞行速度为2倍音速，具有很强的抗干扰能力。这种导弹可由单兵携带，主要采用立姿肩扛的操作方式，一旦发现目标，射手可立即将其扛在肩上作好发射准备，十分灵活和便利。导弹瞄准采取国视跟踪和自动跟踪相结合的方式，当红外线跟踪与瞄准镜视场完全重合，捕捉目标的音响信号通过敌我识别器确认目标为敌机后，射手即可扣压扳机将导弹射出。这种导弹每枚价值5万美元。
“毒刺”导弹是1981年正式服役的，主要装备在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后来也曾销往英国、西德、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但真正使“毒刺”导弹扬名四方的则正是在阿富汗战场上。
“毒刺”导弹最初进入阿富汗大约是在1985年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别雇用了一批退役美国军人，派他们远涉到巴基斯坦，在那里向阿富汗游击队员传授这种导弹的使用方法。
1986年底，“毒刺”导弹开始在阿富汗大批地出现，并且屡建奇功，使得苏军最强大的攻势难以兑现，武装直升机在白天不敢轻易出动，轰炸机也要提心吊胆地在高空中飞行，再也不敢俯冲逞威，如同被拔掉了吸管的蚊子，只能嗡嗡乱叫。尽管如此，很多苏联飞机还是无法逃脱噩运，仅从1986年10月至1987年10月的一年时间里，苏联就损失了各型飞机300多架，平均每天一架，价值约合25亿多美元，再加上丧失飞行员的培训费，总计损失达四五十亿美元。
在喀布尔的一片苏军烈士岗上，有一块插满了密密麻麻十字架的墓地，那里埋葬的全是被“毒刺”导弹击落的苏军飞行员，那片墓地一直被称为“毒刺墓”。
增强进攻力度却毫不见效和美国强大力量的介人，使得戈尔巴乔夫更感回天无力，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极端性的进攻战略，开始思考另外一种出路。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阿富汗国内出现了外部干涉，阿富汗政权受到威胁。在苏联侵入阿富汗成为既成事实之后，世界各国开始强烈呼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
1980年5月，由于当时勃列日涅夫以为胜利在握，在其指使下，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先发制人，率先提出要同巴基斯坦和伊朗举行双边谈判，讨论政治解决阿富汗危机的方案。但是由于卡尔迈勒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而遭到了一片否决。卡尔迈勒要求停止外部对阿富汗内政的干涉、保证阿富汗的安全、承认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府为阿富汗合法政府、苏联出兵阿富汗不是侵略等一系列显然无法让人接受的条件。所以，双边谈判也无从举行。
1981年初，苏联迫于世界舆论，首先松口，授意卡尔迈勒宣称谈判“不再以承认现政府为先决条件”。互月2日，巴基斯坦也做出了让步，巴外长夏希向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提出新建议，愿意与阿富汗执政党而不是阿富汗政府举行会谈。
二月5日，卡尔迈勒迅速做出反应，同意按照巴基斯坦的建议进行对话。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也连忙表示“赞成巴阿双方举行会谈”，苏驻巴大使也声称“支持巴基斯坦的倡议”。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强调，要贯彻联大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他说：美国将支持联合国特别代表与苏联和其他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代表进行接触，并要求苏阿与联合国代表合作，以贯彻联大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印度政府对巴阿对话表现得极为积极，在阿富汗当局愿意会谈之后，印度立即派外交秘书沙梯前往喀布尔，与卡尔迈勒会谈，以了解“阿富汗建议的详细内容”，印度外长拉奥也向外界宣扬说：巴阿对话是解决阿富汗问题“重要的一步”。在这种气氛下，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于1月9日召见苏联代表，与其举行了会谈。
同时，联合国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也先后同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三国驻联合国代表进行了会晤。
1981年2月，联合国根据1980年第35届联大通过的42国共同提案，由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任命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私人代表，负责推动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和迫使苏联撤军的工作。4月，德奎利亚尔奔赴伊斯兰堡和喀布尔，开始了穿梭访问，谋求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能够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三边会谈。虽然这次访问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却给有关国家留下了较好的印象，不久，德奎利亚尔辞却了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职务，改任秘鲁驻巴西大使，但他仍然保留了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私人代表的职务。
同年8月，德奎利亚尔再次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分别会见了巴基斯坦的外长阿迦·夏希、总统齐亚·哈克和阿富汗的外长沙阿·穆罕默德·多斯特、总书记卡尔迈勒，双方都愿意举行会谈，伊朗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但障碍仍然存在：伊朗和巴基斯坦希望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三边会谈，而阿富汗则要求分别同伊朗和巴基斯坦举行双边会谈。
就在联合国在谋求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举行会议的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和组织也在积极活动，其中欧洲理事会表现得尤为突出。欧理会分别于1980年6月13日在威尼斯和1981年3月24日在马斯特里赫特发表了重要声明，欧理会在这些声明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呼吁召开国际性会议讨论阿富汗问题，该声明称，国际会议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邀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斯兰国家会议秘书长或他们的代表参加，以达成一些国际安排，以便停止外来于涉、确定防止今后进行这种干涉的保障措施，从而创造确保阿富汗的独立和不结盟地位的条件。第二阶段则由第一阶段的参加者和阿富汗人民的代表一同参加，以就第一阶段达成的国际安排的实施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达成协议，以确保阿富汗作为一个独立不结盟国家的未来。这个建议实际上也是英国的意见。1981年7月，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卡林顿前往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其主要目的就是想趁机推销欧理会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建议，但苏联对此反应冷漠，葛罗米柯只是淡淡地说：举行的会议如果没有目前喀布尔政府的参加将是“不现实”的。此后，卡尔迈勒则在苏联的授意下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不久，美国也对此发表了声明：美国对苏联对一项很有希望的外交行动作出的消极回答感到遗憾，这个主动行动本来可能导致一项可以接受的阿富汗问题解决办法，看来苏联并不愿意认真地进行谈判，美国希望苏联重新进行考虑。
但苏联不再对此理睬。没有得到面子的欧理会成员感到非常气愤，1982年，他们决定将3月ZI日，也就是阿富汗历法的元旦，定为国际“阿富汗日”，以让苏联“再次认识到全世界没有忘掉也不会忘掉它对阿富汗的侵略”。此决定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赞同，美国总统里根也于3月10日提早签署了这项公告。3月ZI日，欧共体各国、挪威、冰岛、美国、智利、秘鲁等国一致发表文章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重新宣布当天为国际“阿富汗日”。
6月16日，欧洲议会召开会议，欧共体10国一致决定不再承认阿富汗卡尔迈勒政府，把阿富汗抵抗运动作为“合法的民族解放力量”，并将阿富汗在欧共体各国的外交代表降至“最低水平”，声明它们愿向阿富汗抵抗运动提供一切必要援助，需要时包括提供武器。
11月19日，北大西洋议员大会也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北约成员国继续支持阿富汗人民自决和自主的权利，赞扬了阿富汗抵抗战士在反对入侵者的众寡悬殊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决心。大会严厉谴责了苏联军队对阿富汗主权的侵犯，指责这种占领使阿富汗全体人民遭受苦难，强调指出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与占领给东西方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在上述情况下，苏联即使是装装样子，也不得不考虑国际上呼声日益高涨的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了。
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苏联和美国应该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但表面上，他们却不动声色，将有关活动交给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去实行。
对于如何解决阿富汗问题，巴基斯坦和伊朗有着不同的看法。巴基斯坦简单地坚持四点建议：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恢复阿富汗的伊斯兰制度和不结盟地位；让阿富汗难民体面和安全地返回他们的家园；承认阿富汗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
伊朗认为，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必须满足下述五个条件：①成立一支由巴基斯坦、伊朗和另一个在斗争中已证明是公开反对以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的伊斯兰国家的部队组成的和平部队。
②撤出苏联部队，由伊斯兰和平部队代替。
③把战斗的阿富汗难民遣送回阿富汗。
④成立一个由伊斯兰世界有责任感的和富有战斗性的神职人员组成的30人委员会。
⑤由上述委员会从阿富汗无党派神职人员和专家中挑选出一些人，组成特别委员会以任命一个委员会负责指挥作战部队和阿富汗部队，并监督其行动方针；组成一个革命委员会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举行大选以选举全国制宪议会；在过渡期行使立法机构职责。
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在穿梭访问期间，其主要目的就是在上述意见与卡尔迈勒政府的态度之间左右磨合，费尽脑汁地寻求让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的方法。
1982年2月22日，刚继任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德奎利亚尔任命厄瓜多尔的高级官员迭戈·科多维斯为其特别代表，负责阿富汗问题。科多维斯在德奎利亚尔的授意下，仍然多方奔走。最后，各方在各自做出微小的让步后，决定正式举行会谈。
会谈地点设在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的国联大厦内，时间为6月16日。但就在正式会谈的前两天，伊朗突然宣布：它将不参加谈判，除非苏联撤出全部部队，难民可以重返家园，并且有游击队领导人参加会谈，否则这种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也是不能让人接受的。科多维斯对此非常失望，他提醒伊朗，即使非正式地参加会谈也好，但伊朗没有给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留下半点面子。
6月16日，会谈正式开始，由于巴基斯坦拒绝承认喀布尔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巴代表团也拒绝与阿代表团在谈判桌上见面。这样，双方代表团只能坐在两个不同的房间内，由科多维斯从中间传话，向各方解释对方的观点。因而，这场举世关注的会谈也被称为日内瓦“间接会谈”。
科多维斯首先同巴基斯坦新任外长雅各布·汗会晤，从而开始了解决阿富汗冲突的会谈，此后，他又将雅各布·汗的意见转告给阿富汗外长沙阿·穆罕默德·多斯特，如此奔跑不已，会议持续到24日结束，共进行了9天。
对于这次会议，人们普遍认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只不过是在做布丁，至于究竟能做出什么样的布了来，只有等苏联和美国下厨房后才能看得出来。
但是，美国却对这次会谈一直持冷淡的观望态度，它似乎对欧理会的那种想法更感兴趣。所以第一次间接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只是取得了“一些谅解”，就和平进程的总的模式取得了一致意见，而对于那些关键、敏感的问题却谁都没有提及。
1983年4月11～22日，第二次巴阿日内瓦间接会谈在科多维斯的多方奔走后再次举行，雅各布·汗和多斯特在历时12天的会谈中，就科多维斯草拟的“解决办法草案”的内容“详细地交换了意见”。这项作为谈判基础的“解决办法草案”的内容，包括外国从阿富汗撤军、双方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国际保证阿富汗的地位和不干涉阿富汗、阿富汗难民体面回国等条款，但这次会谈实际上只是集中讨论了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返回家园的问题。伊朗仍然拒绝参加会谈，但在科多维斯的游说下，伊朗指定它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常驻代表不时听取关于会谈情况的通报，并与科多维斯交换了一些意见。在整个巴阿会谈期间，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阿富汗问题专家谢尔盖·加里弗洛夫一直留守在日内瓦，并不时与科多维斯对某些意见进行商量，据称，他在“这次会谈的幕后发挥着重要作用”。
间接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公报，公报说，会谈“在制定全面解决办法草案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仍存在分歧”，“该草案旨在解决造成目前局势的各个问题和为建立睦邻关系打下稳固的基础。现已接近完成的这项草案规定了这种全面解决办法的原则和目的，确定了这项解决办法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对包括履行这项解决办法的时间在内的事项作了规定”。公报说，双方同意暂停讨论，并将于6月16日在日内瓦恢复谈判。
6月16日，会谈继续进行，但这一次，双方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争执不下，会谈“完全陷入僵局”，到6月24日结束时，双方仅就同意苏联和美国作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保证国取得了一致意见，连下一次会谈的日期都没有确定。
7月2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就阿富汗问题专程访问巴基斯坦，并发表公开讲话称：美国希望根据联合国的指导方针圆满地解决阿富汗问题，最近一轮日内瓦谈判的结果不是非常令人鼓舞，在日内瓦提出的有关美国可以作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保证国并确保任何超级大国都不干涉阿富汗的建议“并不成熟”。
至此，第二轮会谈的惟一成绩也被舒尔茨的一句话而彻底抹杀了。
1984年8月24日，在科多维斯的努力下，第三轮日内瓦间接会谈再次开始。在会谈前，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再次作出让步，只要苏联撤出军队，巴基斯坦可以承认苏联扶植的卡尔迈勒政府为合法政府。这一次会谈，双方代表坐得比以前稍近一点，他们分别坐在万国宫二层相距几十米的两个大厅内，即“法国厅”和“第一会议厅”，但双方的观点依然由科多维斯奔走穿梭，左右传递。但这轮会谈直到8月30日结束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巴基斯坦外长雅各布·汗坚持要求阿富汗确定苏联撤军的时间表，并保证难民可以安全返回家园，而阿富汗外长多斯特则呼吁提供外国不于涉阿富汗的国际保证，双方都坚持己方的要求，而不理睬对方的观点。
最后，科多维斯的努力又一次付之东流。
在三年之内，阿巴日内瓦间接会谈也举行了三轮，从表面看来，似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已经起步。但事实上，情况远远不是如此。
阿富汗战争从接近80年代中期的时候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已由苏联入侵阿富汗与阿富汗游击队抗击侵略转变为苏美两国在阿富汗争取世界霸权主义的战争，只要苏美两国继续僵持，任何谈判都将是劳而无功的。
就苏联来说，十余万大军深陷阿富汗，人力物力损失巨大，不撤军困境将越来越深，而撤军又于心不甘，所以苏联进退维谷，它一直在等待一个能把阿富汗当作筹码而从别处捞取好处的机会，所以在它没有捞到别的好处之前，它决不会轻易撤军、同意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因此，它一直在利用阿富汗玩弄各种伎俩。
苏联在入侵阿富汗不久便放风说：苏军进入阿富汗是为了履行苏阿两国签订的条约中的义务，一旦义务完成，苏联就会撤军。此后，它又无时无刻不在大肆宣传希望以政治谈判的方法解决阿富汗问题。然而，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实质是苏联撤军，只要苏联不撤军，所有的意见、措施等都无不是一纸空谈。为了回答来自世界各国的谴责，苏联也为自己拟定了一条荒谬的理由。1980年2月22日，勃列日涅夫在一份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提案中声称：苏联将在美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保证不进行于涉的情况下撤军。然而，阿富汗内政的最大干涉者、在阿富汗驻军十万的苏军如何能要求其他国家首先做出不干涉的保证呢？这只不过是苏联不想撤军的最无赖的理由。
1982年6月，当联合国主持召开的阿巴第一轮日内瓦间接会谈时，苏联仍以顽固的立场使这次会谈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它强硬地宣称“撤军是阿富汗和苏联两国内部的事情，与外人毫无关系”。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声称，要想解决阿富汗问题，须使“派往阿富汗的反革命匪帮活动完全停止”，并且“这一点要用协议肯定下来”。在此之前，苏联已无中生有地诬陷有近十个国家在干涉阿富汗内政，这些国家面对苏联提出的莫须有的罪证，谁来签署苏联所要求的协议呢？
1984年8月，苏联又重提老条件，要求在有关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草案中就“不干涉”和“国际保证”两章分别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否则苏联根本就不会考虑撤军。
而另一个站在背后、直接关系到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能否实现的国家——美国，也同样没有诚心，美国根本不希望能尽早地让苏联逃出阿富汗，它希望这个与自己在世界霸权、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综合国力等各个领域都展开竞争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在阿富汗这个小泥潭里拖疲、拖干、拖成一具僵尸。
美国一方面坚决主张按联合国的决议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另一方面对联合国特别代表科多维斯的努力却采取冷漠态度，当科多维斯成功地将阿巴双方拉在一起开始会谈时，美国却转而去支持已经被苏联当场拒绝的、欧洲理事会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在1983年第二轮日内瓦间接会谈时，舒尔茨于5月25日紧急召见巴基斯坦外长雅各布·汗，使刚刚有一点进展的会谈成果被美国极为有效地扼杀了。继而，舒尔茨又公开宣称美国拒绝为政治解决阿富汗做国际保证国。
1983年7月，当科多维斯会见美国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时，伊格尔伯格对科多维斯说：美国不反对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但拒绝公开声明支持1983年4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妥协方案”。
在苏美两国各怀鬼胎、挂羊头卖狗肉的表演之外，巴基斯坦的处境却愈发艰难起来。首先，它面临着国际上的困境。巴基斯坦不想与苏联形成尖锐的对抗，否则，只能引来苏联对巴基斯坦的报复，而在巴基斯坦的周围，东面是宿敌印度，西面是野心勃勃、正忙于两伊战争的伊朗，如果苏联和阿富汗也成为自己的敌人，巴基斯坦必然会面临四面楚歌的局面。但是美国伙同沙特阿拉伯等国却在极力教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卡尔迈勒政府对抗到底。而在巴基斯坦国内，齐亚·哈克面临的压力也正在增长，巴基斯坦人民党、民族民主党、民族党等十一个反对党联合要求齐亚·哈克承认卡尔迈勒政府，将巴境内的难民全部驱赶出去，并与卡尔迈勒举行直接谈判。1984年5月10日，齐亚·哈克在白沙瓦发表讲话，对反对党的言论进行了彻底地批驳，并发誓说：“只要我活着，就不允许发生驱逐阿富汗难民和承认喀布尔政权的事情。”在会谈程序中，巴基斯坦与科多维斯也出现了分歧，科多维斯表现得越来越着急，谈判已进行了三年，却毫无进展，他声称：“时间已经不多了”，再这样下去恐怕自己难以看到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结局。另外，科多维斯对自己在间接会谈中，总是在不同的两个地点间跑来跑去传活略有微词，他流露出了让巴阿进行直接会谈的意见倾向。另一个分歧是科多维斯对巴代表在第二轮会谈时因会见舒尔茨而改变态度表示出责怪之意。
齐亚·哈克面对着重重压力，他仍然坚持继续与阿富汗当局展开间接会谈，并希望能迟早看到阿富汗问题的政治解决。
但是事实很明显，由于苏美两国都在耍花招，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在短时间内无法取得成果。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情况似乎出现了好转的苗头。
1985年5月底，科多维斯再次奔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积极与两国有关领导人会谈，以创造新一轮谈判的条件。在此期间，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卡尔迈勒的态度明显比以前积极了。
6月20日，巴阿第四轮日内瓦间接会谈开始。这一次，科多维斯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不再是让双方随意地发表看法，而是将双方的话题限制在对四个文件的讨论上。这四个文件是：关于不插手和不干预的协议；关于解决问题的国际保证人的协议；关于遣返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的协议；找出解决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方法。这次会谈持续了6天，在25日结束。与以前相比，会谈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双方已就前三个问题提出了细节性的讨论，并商定8月27日将进行下一轮谈判。
在此之前，苏美两国也就阿富汗问题进行了接触。6月18日和19日，美国负责近东和东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墨菲与苏联大使馆的奥列格·索科洛夫、苏联外交部中东司司长尤里·阿列克谢耶夫在美国国务院展开了两天的会谈，尽管会谈没有取得实际成果，但它给科多维斯的工作和关注事态发展的人们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6月27日，美国总统里根发表讲话称：实现阿富汗和平的第一步就是要从战场转到会谈桌上来，并声称他对联合国努力促使6月在日内瓦开始就阿富汗问题进行和平会谈的做法感到鼓舞。
美国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看来终于有所改变了。这可能跟戈尔巴乔夫的做法有关。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变了过去苏联对美国的强硬态度，频频向世界上发出和平攻势，使美国不得不跟着改变态度，以免自己在世界舆论上落在下风。
1985年7月29日，为纪念原子弹轰炸广岛40周年，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从8月6日起单方面停止地下核试验5个月。
这又是一招和平枪法，使从1983年起就想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的里根总统隐约感觉到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一般的对手。所以，美国也想在“和平”二字上回敬苏联一招。
8月27日，第五轮日内瓦间接会谈如期举行，阿巴双方都认为保证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关键一点是：美国要保证任何武器或游击队都不从外国进入阿富汗，苏联要保证撤出驻在阿富汗的所有军队。对于此点，苏美都做出了反应，都表示愿意并准备对上述进程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到8月30日，会谈结束，双方就草拟的4个文件中的前3个达成了初步的协议，并商定将在12月20日举行第6轮会谈。
1985年11月下旬，在戈尔巴乔夫通过几番和平轰炸后，终于促成了苏美日内瓦最高级会晤，双方就“星球大战”计划及阿富汗等敏感问题进行了交谈，这次会晤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在会谈闭幕式上，里根说，美苏关系已“有了一个新的开端”。
戈尔巴乔夫也承诺，“要寻找发展苏美关系的新形式”，努力同美国合作，以共创世界和平。
12月16日，巴阿第6轮日内瓦间接会谈正式举行。很多人认为这将是关键的一轮，它可能会谈到苏联撤军的问题。19日，会谈结束后，科多维斯宣布：“我们几乎已经完成了”实现最后解决所需要的“四项文件中的三项”，解决阿富汗危机的前景将取决于能否解决让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这个“非常棘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阿巴双方已经约定，明年2月末或3月初继续会谈。
尽管日内瓦阿巴会谈取得了进展，但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解决前三个问题的前提——苏联撤军问题却仍然毫无眉目，丝毫未被触及，所以，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仍旧处于空谈阶段。
战争必然带来巨额的消耗，这是人人皆知的。苏军在发动这场侵略战争之前，就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苏联在阿富汗坚决采取了速战速决的战术，但是结果却未如苏联当局的意料，战争双方胶着在一起，久持不下，而且阿富汗游击队的规模却在一步步地扩大，使得苏联骑虎难下，尽管每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在上台之初都加强了攻势，但屡屡不见起色，与此同时，苏联背上的包袱却越来越重。
据美国官方估计，苏联在阿富汗的军费开支每年高达20多亿美元，此外，苏联在战争期间每年还要拿出1500万美元支持卡尔迈勒政府。到1986年，苏联仅在上述两项上的支出就已达到200亿美元。
况且，苏军的装备耗资也是惊人的。因为阿富汗没有铁路，苏联的军事运输主要靠公路，每天的运输工作都要动用大批的车辆，对于几千公里的阿巴边境线，苏军还要大范围地防御和设置火力封锁区，而战争中，苏军一直以立体机械化进攻为主要进攻方式，其弹药的耗费数额巨大。仅在战争的前4年，苏军就损失了各种飞机500余架，耗资更大。
阿富汗成了苏联一个填不满的深坑，给苏联的国内经济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而自80年代起，苏联的经济就已经走进了滑坡期，经济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每一位领导人，并且，此时的苏联正处于与美国的激烈竞争之中，阿富汗问题在经济上给苏联带来的损失，无疑是雪上加霜。
尽管苏联在经济上对阿富汗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在军事上却毫无进展。
到1985年，阿富汗游击队组织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武装力量已达到近20万人，而苏军在阿富汗的十几万部队和仅有四五万的阿富汗政府军加在一起，也不足20万人，双方力量出现了均衡，虽然苏军在装备上仍然占据上风，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战斗力较以前明显提高。并且，游击队仍然控制着国土总面积的80％、国内总人口的70％、全国县镇总数的90％，经过长年的交战，苏军几乎一点也没有改变这种局面。而在另一方面，游击队组织的士气越来越旺，主动进攻的次数正在快速地增加，可苏军中却厌战情绪流行，士气日趋低落。
除此之外，苏军的军事形象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苏联一直以世界军事强国自居，以高度的机械化、现代化的部队自傲，可如今陷于阿富汗这个弹丸之地却无从发成，扫荡围剿屡屡失利，代价巨大却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苏军的缺陷也进一步地暴露在世人眼中，伤亡四五万人却难以自拔，各国开始对苏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感到怀疑。
就在这种情况下，卡尔迈勒政府却并不争气，各个派别之间，特别是人民派和旗帜派之间冲突不断，人民宫已成了一个党派争斗的战场。
卡尔迈勒上台不久就发现，人民派的势力似乎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毕竟，经过塔拉基和阿明的连续经营，人民派与旗帜派仅在人数的比例就已达到了二比一强。
即使卡尔迈勒不向人民派动手，人民派也会奋起反击。
先下手为强，虽然卡尔迈勒在一开始组织政府时还听从苏联人的劝告．装作对两个党派一视同仁的样子，但斗争的发展使他难以持久下去，1980年中期，卡尔迈勒首先将人民派的主要领导人阿萨杜拉·萨尔瓦里赶下了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副总理的位置，派往蒙古担任大使。
为了扩大自己的拥护范围，1980年底，卡尔迈勒又提出了筹建“祖国阵线”的计划，号称要成立一个由全体爱国的阿富汗人组成的阵线，‘“以便实现全体同胞之间的团结和保卫祖国”，而且，卡尔迈勒将目标最先放在了那些无党派人土包括部族成员身上，企图在人民民主党之外再建一个拥护现政府的新阶层，1981年中期，“祖国阵线”正式成立。苏联外交部中东国家局的一份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这一阵线成立时的“盛况”：“1981年6月，阿富汗成立了祖国民族阵线。该阵线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领导下，联合了所有代表国内民族爱国的和政治组织和其他民主力量。
阵线的宗旨是：捍卫四月革命的成果，反对帝国主义对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事务进行武装的和其他形式的干涉，为在阿富汗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而奋斗。
1966年通过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纲领》，第一次提出了以解决阿富汗民族民主发展一系列任务而建立社会政治组织作为广泛基础的指导思想。纲领特别提出：‘一切进步民主爱国力量的民族联合阵线是阿富汗民族民主政府的政治支柱。’1979年12月28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通过喀布尔无线电台发表了纲领性声明，号召爱国民主力量、各民族各社会阶层的代表‘结成统一的人民联合阵线’。同时，还作出了关于让一些著名的无党派政治活动家作为部长参与政府组成的决定。
1980年4月通过的国家临时宪法，从法律上巩固了阵线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法律地位：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劳动者政权领导广泛的祖国阵线。阵线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下，以建立一个新的自由民主社会为共同基础，联合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牧民、知识分子，联合各民族部族代表，一切进步、民主、爱国力量和社会政治组织。
在成立祖国阵线的准备过程中，建立了创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了阿富汗民主青年组织、阿富汗民主妇女组织和工会。召开了农民合作社、工会、教师、医务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宗教和部族工作计划中，成立了最高乌列本委员会、民族部族委员会。
1980年12月，在喀布尔召开了民族爱国力量代表大会。会上选举了在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领导下筹备并举行阵线成立大会的最高组织委员会。
为了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祖国民族阵线纲领，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于1981年6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作出了关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作为领导力量加入祖国阵线的决定。
1981年6月15日，在喀布尔召开了祖国阵线成立大会。有940名来自阿富汗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其中有340名知识界、宗教界、部族的代表，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政治和社会组织代表，有君主制和共和制时期的、具有爱国思想的政治活动家、军事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
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在关于祖国阵线的宗旨和任务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祖国阵线的主要使命是：巩固祖国人民的团结统一，为保障民族民主革命持续不断和全面发展而共同努力。
祖国阵线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指出，阵线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劳动人民政权的支柱，而且是社会政治组织和协会成员的一种广泛的组织系统，体现着国家各民族部族的团结统一。阵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阿富汗各阶级、人民的各民主阶层和一切爱国力量。
按照关于自愿加入祖国民族阵线集体资格和个人资格的章程条例，参与创建阵线，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祖国阵线的阿富汗社会政治组织和协会如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工会委员会、中央合作社委员会、阿富汗民主青年组织、阿富汗民主妇女组织。作家协会、创作工作者协会、乌列木和宗教最高委员会、民族部族最高委员会、经济咨询委员会、和平团结与友谊委员会、新闻和记者协会。
在章程确定的阵线的主要任务中，特别强调必须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和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方针，首先是支持继续巩固和发展阿富汗同苏联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方针。祖国阵线将同其他国家类似的群众社会政治组织建立和发展紧密的联系与相互合作。
成立大会选举了祖国阵线领导机关：全国委员会（96人）和执行委员会（23人），选举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塞·穆·泽里为祖国阵线执行委员会主席。
与会代表通过了呼吁书，号召那些受骗参与反人民武装行动的国内外的同胞们停止为阿富汗的敌人效劳，返回故乡，为自己祖国的富强而共同进行创造性的劳动。
大会还通过了致本地区各国人民书，特别强调阿富汗人民准备通过同巴基斯坦和伊朗双边直接谈判解决阿富汗周边的政治局势。强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为保障地区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自己贡献的决心。
祖国阵线的建立，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对阵线的领导，是通过阵线章程条例和领导机关的组成得以保障的。它是阿富汗民族民主革命深人发展的重要步骤，也是有益于阿富汗人民逐步实现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步骤。”尽管苏联与卡尔迈勒对祖国阵线进行了精心的谋划和大力的宣传，但祖国阵线在正式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注定要夭折的初生儿。未出两年，祖国阵线就成了一个只供宣传用的空壳了。卡尔迈勒连人民民主党这个执政党中的两派都难以联合在一起，又怎么能将有着数百年各行其事传统的各民族统一起来呢？很快，卡尔迈勒再次陷人两派间无休止的争端中难以他顾。人民派依然以激进的观点与旗帜派争斗，特别是在人民派占优势的军队中，斗争尤为激烈。
1981年2月，50多名人民派军官制订了一项计划，拟暗杀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拉菲和武装部队政治委员古尔·阿加在内的高级人物，结果消息泄露，导致了250多名人民派党员被捕，并使总参谋长巴巴·詹被解职。
卡尔迈勒此举并未平息人民派的反对，反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到5月份，两派人员直接展开了武力冲突，甚至在人民宫内多次发生枪战，卡尔迈勒感到愈来愈不安全，被迫将妻儿送往莫斯科度假。
勃列日涅夫针对此事严格要求卡尔迈勒尽快熄灭两派间的怒火，并决定让卡尔迈勒放弃一部分权利，让出总理的位置。就此，苏联专门派人请回人民派主要领导人、被任命为驻蒙古大使的阿萨杜拉·萨尔瓦里与卡尔迈勒会谈，寻找使两派重新和好的办法，但这次会谈除了双方就释放一部分阿明的支持者达成协议外，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6月11日，卡尔迈勒正式对政府进行改组，将总理职务让给了旗帜派的苏丹·阿里·基什特曼德，而将人民派的副总理兼司法部长阿卜杜勒·拉希德·阿里安调到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中。为了表示对人民派的重视，卡尔迈勒象征性地将一个温和的人物通讯部长穆罕默德·阿斯拉姆·瓦坦贾尔任命为党的政治局成员。通过这次改组，卡尔迈勒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但就在此时，后院起火，旗帜派中也出现了反对派，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阿西杜拉·基什特曼德（新总理的兄弟）和米尔·阿里·阿克巴尔·凯巴尔为首的一伙人宣布成立新的一派，要求苏军撤出阿富汗，并在党内实行民主。据称，他们的幕后策划者是人民民主党调查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主要负责人达斯塔吉尔·潘杰谢里，此举使人民民主党的党内斗争进一步恶化。
到了10月份，卡尔迈勒突然发现，原来与自己分歧最大的竟是新任命的总理苏丹·阿里·基什特曼德，双方大肆争吵，10月18日，基什特曼德一气之下，前往莫斯科“治病”，一住就是两个月，最后，莫斯科向卡尔迈勒下令：必须与基什特曼德合作。在基什特曼德回国后，卡尔迈勒又发现，似乎拥护基什特曼德的人更多了，他有点不满意苏联的作法，但苏联人根本不理睬他。1982年1月5日，因国防部长穆罕默德·拉菲就苏联向某些地区开炮之事与苏联人发生争执，苏联传令卡尔迈勒，将拉菲撤职，由阿卜杜勒·卡迪尔将军担任国防部长。
1982年1月1日，卡尔迈勒在苏联的授意下，宣布原来的党证作废，重新发放新党证，打算在形式上让不同的派别取得一致，并对党员重新审查，以开除一些对苏联有不忠行为的党员，当然，卡尔迈勒在具体执行时将开除的重点放在了人民派的党员身上。
但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依然未能削弱人民派的势力。
3月14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召开了自1965年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全党代表大会，但是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一半人参加，会上，两派再次发生争执，结果，这次全党代表大会在3月15日就草草收场了。
8月5日，人民宫内再次发生枪战，三位政府部长当场被打死，卡尔迈勒也受了轻伤。9月份，卡尔迈勒又频频改组内阁，再次撤消一些人民派领导人的职务。
到了1985年，卡尔迈勒与基什特曼德的争斗更加激化，7月12日，两人的卫兵在人民宫中发生一场枪战，在交火过程中，被打死的苏联士兵、阿富汗士兵、卡尔迈勒及基什特曼德的保缥共有100多人，不同派别以及同派之间的争权夺利已使人民宫变成了一只火药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爆炸。
政府的频频改组和派系间永无休止的斗争使得许多政府中下层官员无法忍受，造成大批人员逃往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等国家。
而在事实上，卡尔迈勒自上台开始，就已经让很多人感到失望了，很多人也在猜测苏联对卡尔迈勒并不是很满意，在阿富汗及周边其他国家经常会传出有关卡尔迈勒将被替换的言论，但卡尔迈勒却依然自我，在风吹雨打中稳坐在总书记的位置上。
但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莫斯科吹向卡尔迈勒的风忽然变得冷起来了，1985年5月16日，卡尔迈勒去波兰访问，按照惯例，在途中他访问了莫斯科，在接下来去波兰的送行中，苏联显然态度很冷淡，只为他举行了三等规格的欢送仪式。而在此前的5月7日，卡尔迈勒曾来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大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苏联报纸的报道照片中，卡尔迈勒没有像往年那样，与苏联领导人并肩站在最显耀的位置上，而是隐没在一些模糊不清的领导人之中。12月，阿政府再次改组，这次改组在每年高达十几次的政府换马事件中，特别引起了外界人士的注目，因为新增加了一批无党派人士及部族成员进入内阁，尤其是无党派人士赛义德·阿曼丁·阿旺被任命为副总理。
越来越多的人在猜测，苏联可能要对阿富汗政府进行彻底大换班了，卡尔迈勒的路恐怕很快就将走到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