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麦高文乘火车去明尼苏达的斯奈灵堡,第二天早晨他在那宣誓入伍。宣誓后,成了一名美国大兵。经过两天等待,被送往圣路易斯城外的杰弗逊军营,大兵们简称其为JB。它位于一连串的河谷山峦中,寒气袭人,不是下雪就是下雨,到处泥泞。JB像其他绝大多数陆军航空队的基地一样,都是战时建起来的,根据陆军航空队参谋长HHH“哈普”·阿诺德坚持的意见,基地的建设要成为“斯巴达式简易”的典范,每一幢油毡纸搭成的营房中,都有24名空军学员,平均年龄19岁。他们发了军装、鞋子、军用餐具,其中很多人还是第一次远离家门,很容易得病。疾病大面积流行,学员们戏称一条街为流感谷,另一个叫肺炎沟。不过,他们在那里学到的只是正确错误之间的区别,还有军队的行为方式,没有时间去熟悉,只有训练。老的中士会教他们如何保持营房整洁,如何使军服整齐准备随时应付检查,如何齐步走,如何用步枪和手枪射击,再齐步走,遵守口令。对中士们来说,他们只是又一帮需要打磨成型的美国大兵。“就这样大喊大叫开始,”麦高文说,“这样的情况从来没有停过。”训练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如果一个人报告有病———很多人一开始都这样,中士认可之后,就叫他“出列”。麦高文运气不错,身体健康。他的中士特朗博喜欢训练所有的人,总是称他们为“你们这帮鬼机灵的大学生”,他对麦高文还是有一点温情。特朗博中士训练他们密集队形,教他们拼尽吃奶的力气跑步,然后在防护栏后卧倒,再从地上爬起来,钻进洞里,还教他们如何戴防毒面具,等等。训练从黎明到黄昏再到深夜,他们吃完饭,就一头瘫倒在铺上。起床号把他们唤醒,重新开始训练。
一个周末的夜晚,麦高文有了惟一一次欣赏JB的经历,他跳上一辆公共汽车,走了30分钟的路来到圣路易斯。他独自一人走着,突然发现已经来到圣路易斯歌剧院前,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抓着他的胳膊说,“小战士,你愿意听一个伟大的美国人歌唱吗?”
“谁?”麦高文问。“玛丽安·安德森,”这位服务员回答说。麦高文知道这个名字,还知道这样一件事,“美国革命之女”这个组织不许可她在华盛顿的制宪大厅演唱,因为她是黑人。“当然,南达科他韦斯理学院的教授们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这件事,应该予以谴责,她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性。”安德森请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各出一位代表来到舞台上,让他们站在她身后围成半圆形,在整个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上都是这样。在每首歌之间她与他们聊天,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但最让人激动的就是听她的演唱。
“我想,我从没听过这样的音乐,也再也不会听到如此美妙的东西了,”麦高文差不多在半个世纪后回忆道。当她以《美丽的阿美利加》结束演唱时,军人和观众中的每一个人都流下了泪。有些人哭出声来。对每一个在场的人来说,这就是美国所包含的一切。“那是我人生中伟大的时刻之一。”
列兵们继续操练队列,另外学习士兵的基本知识。30天后,他们乘上船,去往遍布全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有150所学校有任务,他们在学校进行五个月的测试和地面学校训练。在这里住的是学生宿舍,不再住军营,麦高文同125名学员住安东尼大楼,所有学员来自大平原和中西部。同样数量的学员住在其他宿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纽约市的大学生,他们叫农村孩子是“捡大粪的。”
陆军航空队那时变成所谓的现存最大的单一教育机构。当二战在欧洲爆发时,拥有的全部人数为两万多人,是陆军总人数的10%多一点。到1944年,现役中已经有240万人,占整个陆军的1/3。从飞行员算起,差不所有人都学过高超的专业技能。这对陆军航空队压力很大,因为它好像有无休无止的财政预算。“战争中一切都要有代价,”艾森豪威尔曾经说,他咧嘴一笑,又补充说,“甚至将军的生命。”接着继续说,“只要你能取胜。”对陆军航空队采购的惟一限制就是接收美国工厂制造的各种型号的飞机,包括售后服务和设备。在人员上,没有明显的限制。陆军航空队建军营和机场,租大学公寓和饭店,雇用平民教员。在20世纪40年代的整个战争中,它花费了30多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战前的学员做成,他们在这之前从来没有看见一次有多架飞机编队的飞行。在进行严格的训练之前,陆军航空队把空军学员的潜能通过多重体能和精神测试发掘出来。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它一年需要30,000名飞行员毕业。到1942年12月,这个目标达到一年需要100,000名飞行员,还需要更多的成比例的机组人员。陆军航空队认为要有100万学员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对于参加测试的人来说,最怕听到的词就是“淘汰”。这一过程进行得很快,大概有50%多的人在最初的体检或笔试中就败下阵来,然后就把他们送到步兵那里去。陆军航空队检验的结果是,即使在被留下的人中,40%多的人也不能完成初级、基本和高级课程。
当达到需要的数字时,陆军航空队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1941年12月10日,阿诺德总参谋长提出要求,所有航空学员必须修完两年的大学课程,他还用一个资格考试来代替这一简单的资格审查。1942年元月中旬,他又下达命令,限制已婚者申请航空学员课程,将最低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这一新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征兵,一年的时间,航空学员的数量大大超过了陆军航空队的训练能力。
1942年11月,查尔斯·沃特瑞18岁。国会正准备将征兵年龄从20岁降到18岁,他和其他同龄人决定,“我们只能让步兵征去,别无他途。”于是他们来到考试委员会面前。在那儿,给他们发了航空学员资格考试小册子和答案。考试主要让其表现他们辨别方向的快慢,是否能够准确按照指令
行事,还有阅读理解能力以及数学和机械技能的测试,还包括判断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领导潜能的考试。
沃特瑞通过了考试,签署了一份同意作为飞行学员加入陆军航空队的文件。两天后,也就是11月13日,正如大家所期望的,国会降低了征兵年龄,沃特瑞有点担心,因为他还没被陆军征去。他向陆军航空队的一位中士询问什么时间报到,别人告诉他,不用急,很快就会了。但他仍旧担心。12月4日,通知他入伍报到,他去了。第二天,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总统令,中止了全部义务兵役,12月13日以后生效,麦高文已经报上名;沃特瑞刚刚参军。到那时为止,已经有总数30,000多名后备学员,另外,还有20,000名军官和征来的兵等待训练。陆军航空队每个月要征13,000人作为飞行学员,但是由于场地、设备和教员的限制,一个月只能训练10,000人,因此,有3,000名未来的飞行员只得老老实实呆在后备队中,参加麦高文和其他很多人在JB军营做过的训练。
沃特瑞最初被安排在大学训练分队,这里是一个待命的地方,位于内布拉斯加州韦恩市的州立师范学院。大学分队有300人,绝大部分十八九岁或二十出头,以沃特瑞判断,“他们是我知道的最具才华的一群。”接下来,就是分段进行训练。一天半进行一组考试,麦高文和别的校园的团队同样如此。考试由心理学家主持进行,第一部分测试一个人的全面知识,图形图表阅读技能,机械原理的理解,观察地图和照片的能力,速度和精确的感知,以及对技术信息的理解。第二部分测试运动协调能力,在压力下的稳定性,手指的灵巧,还有对连续不断的刺激做出迅速准确反应的能力。第三部分是心理医生单独的面试,提出的问题诸如“你喜欢女孩吗?”和“你尿床吗?”等等。
然后,就是体检,“这是最为关键的。”用沃特瑞的话说,“体检是军队(和商业)飞行员职业中惟一的最为严格的一件事。”有些飞行教官自夸说他们几乎可以教任何人学会飞行,但沃特瑞指出,“能通过飞行体检的人少之又少。”陆军航空队有经验的飞行员每年进行一次测试(现今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每半年测试一次),当他们进行测试时还是很胆怯,通不过,就意味着成不了飞行员;通过了,可以继续当下去。阿诺德将军的门上一条标语强调了这一点:“航空队的事业就是飞行战斗,千万不要忘记。”训练前和训练后,学员们都要检查脉搏和血压,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眼睛检查也是严格的,学员要检查辨色力、远视、近视、适应性和其他问题。最令人可怕的眼睛检查是压力感受,这种检查用尽各种机械的方法,使人恶心呕吐。麦高文轻松地通过了这个项目。大约20%的人不合格被淘汰,当天就离开基地,因为陆军航空队确信,他们和那些合格的人呆在一起,对他们的精神会有伤害。他们仍然想飞,所以绝大多数被淘汰的人自愿进行空中射击训练、无线电操作训练或飞行机械师训练。到1944年,几乎每架B-17或B-24六个征来的机组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从飞行学员项目中淘汰的。
肯尼斯·希金斯的初级训练,是由民航教员指导的,在进行验收飞行时,一名陆军航空队上尉随他而行。这是一架小型的单引擎飞机,叫做初级教官机19(PT-19)。在飞行中,发电机断电,少尉让希金斯做一下旋转,他做不了。“我失去动力,这家伙飞不了,我们不能爬升,发电机不听话,我们要栽进牧豆树林中了。”教官踢了方向舵,使飞机重新工作。“接着我们顺风而飞,平安地在机场降落。它降落时很快,但我们成功了。我可能100万年都做不了那动作,但它好像飞了100年似的。”
结果是希金斯要再来一次飞行考试,考官是另一个人,“盖茨上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自始至终都对我大吼大叫,用棍子敲我的腿。最后他说,把这狗娘养的落下来,让我出去。”希金斯按他说的做了,盖茨告诉他自己继续飞。“我能做到,”他说,“我骂骂咧咧大喊大叫,当我单飞时,我唱歌,自己自娱自乐。”这样,他毕业了,继续进行大一点飞机的基础训练。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个正在上平生第一堂课的教官,“他水平一般。”经过更多的考试,希金斯还是被淘汰。可他仍想飞,于是上了无线电学校。心理和身体测试之后,所有通过的人都要把他们想要选择的位置写下来,是想当飞行员、导航员还是投弹手。填写飞行员的人占绝大多数,那些人猜测,你要有高分数才有资格当,可事实是,陆军航空队从分数最好的人中挑选导航员。当陆军航空队安排他的训练计划时,优先考虑的是他在考试的分组以及分组训练的类型,其次则根据个人爱好,第三则是根据现有的名额(1944年,择优选择的命令反映了陆军航空队吸引青年人的能力,许多名额已满,择优是名额的首选,然后是个人意向,到最后,才会考虑个人爱好)。
那些通过考试的人的父母和妻子会收到一封统一格式的信,外面会盖上“好消息”的章———以免误会是可怕或恐惧的事情发生,通知他们,其可爱的人已被选为飞行员(或投弹手或导航员)进行训练。大致介绍了一下在他接到空军徽章之前,要经过的程序。最后一段这样写道,“飞行员的位置需要正确的判断,敏锐机智的头脑,健康的身体,在驾驶飞行时,思维与身体完美的协调能力。这对有资格驾驶我们的军用飞机的人是绝对必要的,而他们的技术很大程度成为我们对战争付出的一切是否能够成功。”
麦高文在卡本代尔用了五个月进行地面训练。体能训练项目和理论学习是他平生遇到的最难对付的。上午,他学气象学、导航和机械学,所有这些由大学老师教授。大考小考不断,而且有更多的淘汰。午饭后,体能课开始。教官是诺姆·坎帕内拉,他是南伊利诺斯的一位教官,其摔跤队曾经排名全国第一。他让学员练俯卧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下蹲、定位跑、双手抵着墙拿大顶。经过几个小时这样的训练,每人还要再跑五英里。想中途溜号都不能,坎帕内拉开
着一辆老舍维车跟在跑得最慢的人身后。如果有人说他腰痛,坎帕内拉会说,“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飞行员永远不会忘记教官的名字
据说在陆军航空队,飞行员常常忘记和他们一起飞行的人的名字,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教官的名字。“迈因确实非同一般。”肯·巴莫尔说。他和他的第一位民用飞行教官正好相反,有了一位军队教官。他的名字叫奇尔顿。“小伙子,我跟那家伙学了不少东西。”一次,在基础学校,巴莫尔正在做单独特技飞行,开始俯冲。“我不能从天旋地转中挣脱出来,心里一片恐慌。”他想为了安全,不得不跳伞了。“此时,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教官就好像在眼前,告诉我,冷静,重新开车,平衡操纵装置,从翻滚中完成恢复程序。”他照此办理,恢复了控制,稳稳地降落。“发生了什么事?”奇尔顿上尉问。巴莫尔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一切。“他对我能按照他告诉的去做感到十分高兴。”
在基础学校学完三个月后,麦高文继续上高级学校。就在这时,班级分开,那些准备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去了一个基地,轰炸机飞行员去了另一个基地。麦高文去了位于得克萨斯潘帕市的潘汉德尔一所双引擎学校。
陆军航空队通过综合因素来做出选择。第一是根据当时对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的需要,然后是学员的意向和他的体质。有些人在战斗机驾驶舱里块头太大,所以,陆军航空队就把所有身体完全有能力控制轰炸机沉重的操纵装置的人
派到双引擎高级学校。最后,几乎也不用做选择,就是学员自己的意愿。更多的人想去当战斗机飞行员,但他们的数字超过了需求。
在准备去得克萨斯前,麦高文夫妇和住在隔壁的夫妇举行了“小小的庆祝”。麦高文给潘宁顿写信说,“埃莉诺和我都完全醉了。埃莉诺是第一次,我是第三次。我保证我从没见过比埃莉诺那晚那么有趣的事。她发誓再也不喝酒了,我看着她感觉十分有趣,听着她喋喋不休地念着挪威诗歌。我会再一次告诉她,她醉酒时和清醒时一样可爱,更有喜剧色彩。”
在潘帕,麦高文飞AT-17(高级教官机17)和AT-9。陆军航空队原本把AT-9发展成双引擎的战斗攻击机,但不喜欢,将其卖给了墨西哥。由于战争急需教官机,航空队把AT-9又买了回来。
就是用AT-9,麦高文学会了带有双引擎仪器飞机的飞行。他有一个陀螺罗盘,可以显示飞机的姿态,如机头朝上,或是机翼向下。他学会编队飞行,怎么做夜间飞行。他不用关发动机或停下来,而是急速下降、降落,然后再起飞。学会了各种东西后,他要起飞了,教官让他看着左边的舷窗,然后关掉右边的发动机。麦高文必须将其恢复过来,把飞机拉到水平位置,只用一个发动机一直朝前飞。或者是返回做一次降落,教官会突然对左边的发动机加力,使那一边产生阻力。教官也会从机场将AT-9开走,让麦高文自己寻路返航,所以他得准确地记住回到机场的地形。
在领航中,导航技巧是将地图上标的和飞行员所看到的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线是最有帮助的,他们称之为“铁路指南针”。水塔上小镇的名字是最棒的导航助手。还有仪表的使用,学员已经学会在林克教官机上使用,这是一种固定在台子上的小型飞机,可以模拟真实的飞行。林克飞机的内部除了发光的仪表之外,全是黑洞洞的。约翰·史密斯回忆,在林克教官机上了解到眩晕,后来在实际飞行中有所体会。“内耳中的半规管里有你们主要的平衡机能,”他解释道,“它们使眼睛协调,使你有平衡感。但是,如果在林克教官机中或夜间飞行时,当你的眼睛失去参照物时,它们会愚弄你。”当史密斯不能看时,他转一个弯,然后回到笔直和水平的航线,他的内耳不能接收信号,只是告诉他,他仍在转弯,所以“仪器飞行要求你要信任仪器,忽略直觉。”他也学会了飞机和塔台之间用无线电联络。
最难学的就是编队夜航。“编队飞行的初学者总是难以控制,”沃特瑞指出,“突然加力尽量保持适当的编队位置。当长机的机翼要被机翼旁其他的飞机螺旋桨吞掉了,就用节流阀来个急刹车。”初学者只能用方向舵来掌握横向的位置,但是,如沃特瑞所说,在那种情况下,“飞机可能会在空中颠簸,就像鹅一样摇摇摆摆走向池塘。”在夜里更糟的是,僚机驾驶员要尽量保持合适的位置,他所能看到的就是长机尾翼上的一盏白灯。对沃特瑞来说,看起来他的飞机就像“飘浮在真空中。”如果没有地面的灯光和头顶上的云,就不
会有运动的感觉。
因为事故的数字,埃莉诺和其他妻子们除了短暂的周末都是孤独地生活,为她们的丈夫提心吊胆。每一次听到坠机或引擎着火,都会为他们的男人是否掉下来感到惊恐不安。
麦高文努力地进行训练。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从来自英格兰的关于第八航空队的报告以及从退伍飞行员的口中得知战斗是什么样的。他从身边发生的事故数字知道飞行的危险。1943年10月,飞行学员肯·巴莫尔在飞AT-9时,就先出事了,这时他刚得到中学最要好的两个朋友在加利福尼亚的埃尔克一架B-24的坠机事故中丧生,当时他们正在进行奔赴海外前的最后一次训练飞行。
虽然不能说所有的事故都是致命的,但是有些却是这样的,除了一次一名学员驾驶员在漆黑的夜中编队迷航之外,都不好笑。别人在迷航时,都会尽力去找长机。“很可怕,”麦高文说,“人都怕死。”所以这个飞行员看到前边的一点小白光,就开始朝那个方向飞去,认为那就是长机机翼上的灯。过了几分钟后,副驾驶轻轻拍拍他说,“你要飞到每小时400英里啦。”而AT-9每小时只能飞150英里。飞行员意识到他刚才把灯光弄错了,那是地面上的灯光,此时远离长机,他和他的AT-9正急速俯冲。他尽力往回拉飞机,猜想这样可以拉飞机向上飞,但如麦高文所说,“这样已不起作用,如果一架飞机俯冲,你拉机头向上,飞机就会以各种方式半失速下降,直到失去下降的动力。”
事故真的发生了。飞机落地,在一块刚犁过的地里摔成了一张大饼。但是,这位飞行员以为撞在长机上,命令副驾驶跳伞。副驾驶敏捷地按照指令做了,不过发现,他从机翼跳到了地上,离地只有三英尺高。他对正驾驶大叫道,“不要跳了,我在玉米地里。”两个飞行员走回了基地。第二天,一辆卡车将飞机拉到一片草地上,它可以在这里起飞。那晚,据麦高文讲,“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如此疯狂和令人恐惧”,正如上校这样。他把大概有150名的学员带到命令传达室,教训说,“我要你们这些狗日的转过身去看一下你们平生见过的最大的傻瓜,他就是。”上校说他应该把全班都淘汰,他将之说成是潘帕最差的一班。“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别指望得到飞行徽章。”
还有其他问题。麦高文现在是飞行学员,每月挣125美元。埃莉诺应该拿到其中的75美元,但是,由于官僚体制,在乔治拿到50美元时,她却不能拿。于是她只能尽量靠50美元生活,而乔治吃住在基地。他们都很有自尊心,不愿意告诉父母需要帮助。因此,埃莉诺主要靠饼干和花生酱度日。“她吃得不怎么多,”照乔治的说法,花生酱又便宜又容易地把肚子填饱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月。她去买一般的衣服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继续节食,直到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找到一份法律速记员的工作。
麦高文结业前,他说想去飞B-24,但当一名B-17飞行员也高兴。在结业典礼上,曾经斥责学员,称之为最差一
班的上校却说,他们是从潘帕毕业的最优秀的一班。学员们在他们的椅子上发现一个马尼拉纸信封,里面装着“美国陆军中尉”军衔和徽章,另一份文件证明他们是飞行员,还有一份是人事任命,要求他们参加正规的经常性的空中飞行。查尔斯·沃特瑞说这是画蛇添足:“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野马也不能把我们拉回。”
埃莉诺为乔治别上了徽章。这些新的精神焕发的飞行员唱着陆军航空队队歌,迈着整齐的脚步,列队通过检阅台,“我们出发,我们进入到无尽的蓝天中。”
麦高文看了一下他的命令,是去堪萨斯的利伯勒尔,埃莉诺和他一起去。“我成了一名随军家属,”她后来说,“10周在这里,12周在那里。”她再次租了一间小房子,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的白天才能看到她的丈夫。
堪萨斯的利伯勒尔对麦高文意味着要去学习飞B-24轰炸机,他很高兴。别人不是这样。沃特瑞将双引擎的P-70夜间战斗机作为他的首选,P-61“黑寡妇”是第二选择,而飞双引擎的的B-25轰炸机是他的第三选择。但是,像他290名同学中的262人一样,他被分配到军用运输机大队,飞C-47运输机,要么投空降兵,要么拖滑翔机。“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件令人沮丧的事。”他们想驾驶现代战机进行战斗,而不是用几年时间来拉伞兵(是民用的DC-3)。沃特瑞班上290人中能按第一志愿分配任务的28人中,都是那些请求飞四引擎轰炸机的。
沃尔特·巴斯金和麦高文有着同样的命运,但是他并不高兴。“我被分配去飞B-24,”他给父母写信,“这与我的想法相距甚远,但我仍抱希望。”在毕业时,有人征询约翰·史密斯的志愿。由于知道这些选择都是走过场,毫无用处,他随手写下要飞A-20攻击机,这是一种接近战斗机性能的轰炸机,转弯半径很小,它有三个机组人员就足够成为一个飞行小组,它不像B-17和B-24需要一帮人来照顾。它航程有限,飞行员不必一天都呆在空中。至于说到他的其他选择,“如果不让我飞A-20,好吧,我立马回家。”可他还是被分配去飞B-24。
无论分配何种工作,新授衔的军官和飞行员都有值得骄傲之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入陆军航空队飞行员训练的317,000人中,都是经过精神和身体检验的人。193,440人从高级班顺利毕业,超过124,000,或者说是约2/5的人中途都被淘汰了。绝大多数是在初级班中,极少数人是在高级班中被淘汰的。
在二战中,陆军航空队征召训练了世界上最大的空军,训练具有典范作用。平均来说,在参战前,学员们已飞了360小时。德国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平均是110小时;日本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飞得更少。美国人在空中三倍的时间和更多的经验,在1944年到1945年空战的高潮时,其结果就生动地显示出来。奇尔顿于1944年飞P-47战斗时牺牲于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