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松动的意思（1）
“我发现这种又大又旧、行动迟缓的B-24令人放心。半个多世纪之后,乔治·麦高文对他曾经驾驶过的飞机这样评价。另一种四引擎轰炸机———B-17“飞行堡垒”———远远比它有名。B-17更容易起飞,也更容易驾驶和降落,另外还有其他一些优点,比如说在海上迫降时不会破损或沉没。但B-24是男人的飞机。它令人难以忘怀,它总是需要甚至一定需要驾驶者有超人的力气。执行一次长时间的任务甚至可以耗尽最强壮飞行员的所有气力。麦高文回忆说:“我曾经看到有飞行员在结束任务后,累得筋疲力尽,不得不让机组成员从座位上抬起来。”因为“他们站不起来”。麦高文非常感谢在进行民用飞行员训练时,诺姆·坎帕内拉对他的调教,使他打下了极好的基础。B-24轰炸机是最难驾驶的飞机。一位名叫盖扬·菲利普斯的飞行员后来说,他“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会有飞行员选择去驾驶‘解放者’。还有那么多其他更好驾驶的飞机呢”。他还说:“你根本无法让这混蛋飞机飞得稳一点,不得不一直在那儿乱敲乱打。”编队飞行数小时对他的左胳膊是个考验。他用左臂掌舵,右臂操作节流阀和各种开关。战后,菲利普发现他能用左手和一个大个子的橄榄球运动员扳手腕,“但用右手就没法和他比”。菲利普还学会“不在B-24里突然做动作”,因为要考虑到反应时间。直到1944年,B-24仍然是当时美国战机中最大也最昂贵的。用来制造“解放者”的铝比制造任何别的飞机都多。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操作手册中说:“B-24有能组装的内部构造。在所有经过战火考验的飞机中,它能携带最大的炸弹,在同样载重下飞得最远最快。”尽管它行动迟缓。一位飞行员指出:“这种飞机把它最好的时光拿来做它打算做的一切。”它受到同B-17一样的惩罚———尽管没有一个B-17的飞行员或机组成员同意这种说法,但在军事行动中,B-17损失152%,而B-24损失133%。不过,一旦B-24失去一个引擎,“你马上就有麻烦了”。尤其是当它的新型机翼(由联合公司的工程师大卫·R戴维斯设计,被称为“戴维斯机翼”)被炮弹击中时,很容易垮掉、折断,非常危险。
B-24并非只有一种范型,它经过一系列的修正。到战争开始,B-24进入生产阶段之后,它已经在很多方面做了改进,性能得以增强,速度、高度、航程、火力、装甲厚度和有效载荷都有所提高。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其他飞机也是如此。到1944年,战斗机和侦察机的各方面性能已经和敌人最好的飞机差不多了———部分是因为后者沉重粗糙的构造。美国在喷气飞机和导弹方面确实远远落后于德国,但在重型轰炸机和运输机方面,美国的优势无人能比,而且数量上也是领先的。
1939年,陆军航空队有1700架飞机和1600名军官。1941年,罗斯福总统命令每年生产50,000架军用飞机,人们认为他疯了。到1944年3月,一个月的产量超过9000架,这一年共生产110,000架。美国生产的飞机总量几乎和英国、苏联、德国、日本加起来一样多,在机身总重上更是大大超过。到1945年3月,总共有7177架轰炸机在欧洲执行战斗任务,另有数千架在太平洋战场。
为保证飞行,陆军航空队为每一个飞在空中的人配备七个地面人员。单单在战争期间,就有70万人从飞机维修培训中结业。陆军航空队的秘书、电话接线员和其他支持人员主要是平民,超过了100万,半数是妇女,许多是非裔美国人,另外还包括身有残疾之人。
陆军航空队的建立不是为了防御,其战略目标是把战争带到美国的敌人的家乡。陆军航空队的战斗机可以实现多种目标,例如照相侦察,对地面部队进行战术支持,包括攻击敌人的部队、卡车、桥梁和火车,但战斗机的基本任务,是保护重型轰炸机免受德国或日本战斗机的攻击。
“解放者”翼展达110英尺。“戴维斯机翼”的横截面像个水滴,靠着机身顶部安装,能提供强大的升力,携带自封式燃料电池。机身长66英尺,高18英尺。无负载的“解放者”重32,505磅,装满炸弹后最大重量60,000磅。改进之后,配备10门点50口径机关枪———两门在飞机前端,两门在顶部炮塔,两门在机尾,两门在底部炮塔,都是自动的,两门人工操作的点50机枪放在机身中部的两侧。它的时速能达到近三百英里/小时,最大高度32,000英尺,航程2850英里———都超过了B-17。B-24有四个引擎,大部分是普拉特-惠特尼型,最大功率为1200马力,每个引擎都带一个涡轮增压器,增加内燃发动机的空气容量,也用于补充高空空气密度之不足。
B-24有一个三轮降落装置,一个轮子在机首下面———取代了B-17的尾轮———另两个主轮在机翼下面。它的驾驶员座舱周围是玻璃窗,视野开阔。B-24有两个炸弹舱,每一个的战斗力都相当于只有一个炸弹舱的B-17;卷起来的炸弹舱门避免了标准舱门带来的碰撞,后者在飞机下部打开,在气流中颠簸。基本的8000磅有效载荷可以用四种方式配置———四个2000磅炸弹、八个1000磅炸弹、12个500磅炸弹或者20个100磅炸弹(原文如此。———译者注)。改进之后,有效载荷增加到12,800磅。改进后飞机的杀伤力明显增加,但确实也使其更不稳定。
第八航空队和后来的第十五航空队都是既有B-17,也有B-24。在太平洋战场,到1943年B-24已经完全取代了B-17。
据有些人说,B-24之所以被称为“飞行货箱”,是因为这些“货箱”把B-17运到了海外。另有人称B-24为“纽约港的带翼垃圾驳船”或者“空中午餐肉罐头”,它还有一些诨名,包括“香蕉船”、“飞行砖”、“大肚子母牛”以及“老阿戈尼四轮马车”。B-24最显著的外形特征就是它的双机尾,饱受驾驶B-17那帮人的嘲讽———实际上,几乎一提到B-24就要说到它。然而,B-24比起B-17能携带更多炸弹,飞得更远,而且有同样数量的机组成员———10个人。陆军航空队的官方史书描述,它“在地上是一艘笨拙难看的船,但到了空中却也有其特有的优雅之处”。
大家几乎一致认为,B-24是最难驾驶的飞机。陆军航空队知道这一点,在其训练计划中有所反映。“我想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像我们那样训练过,不可能活着在B-24编队中飞行10个、12个甚至13个小时。”麦高文断言,“我想没人能做到。”
麦高文第一次爬上驾驶舱,坐到驾驶座上时,面对的是一团乱麻似的景象。仪表盘上有27个量表,12个控制杆(用于控制节流阀、涡轮增压器以及燃料的混合)———四个在飞行员右侧,四个在副驾驶左侧。方向盘,或者所谓的“操纵杆”,跟大卡车上的一样大。那儿还有超过一打的开关,以及刹车踏板、方向舵,等等。
没有任何松动的意思（2）
除了熟悉驾驶舱中的各种设备,麦高文还应当了解飞机的其余部分,从轮子到机首到拖拽天线(飞行时打开),再到顶部和球形炮塔,以及飞机内部的一切。起飞前,他必须对飞机整体做目视检查。此外,他还需要知道每一机组成员———从射手到无线电员到机械师到导航员到投弹手———各自的职责和工作,并会做这些工作。机组成员像飞行员一样,蜷缩进各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因为B-24里没有浪费的空间。
领到飞行徽章并得到任命后,麦高文前往位于堪萨斯州的利伯勒尔陆军航空队基地进行过渡训练。这是他成为B-24飞行员的倒数第二步。因为在欧洲战场,尤其是1943年8月1日轰炸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的石油精炼厂以后,由于轰炸机和飞行员数量大幅减少,轰炸行动处境尴尬,所以,飞行员的训练时间缩减到一个月。训练不仅涉及学习驾驶一架复杂、高性能的飞行器,而且要求学员掌握飞行技巧,以及关于飞机和机组功能的所有知识。在飞行实践单元的训练中,这些都是基本的。此外,课程还包括地面设施使用、实用维修、天气、无线电、飞机重量和平衡、轰炸规程,以及飞行员的一般职责。
1943年10月,沃尔特·休斯少尉完成了基础训练,申请上多引擎飞机高级飞行学校,因为“我的脾气性格不完全适合当一个驾驶高速飞机的飞行员”,也因为“小道消息说,即使申请上单引擎飞机飞行学校,最终也会被安排上轰炸机,不过是作为副驾驶”。在得克萨斯州的玛尔法陆军航空队机场,他被安排听开学演说,其中说到:“这不是运动员的战争———要接受困难,接受艰苦,接受冷酷无情!”然后到了科特兰机场———在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附近———的B-24学校。一到那里,他就冲到机场维修工作区,第一次看见B-24,感到又敬又畏:“真是巨大啊!”它有4800马力动力,而他之前飞过的飞机最多也就是450马力。当飞机在地上移动时,“摇摇摆摆的”。在第一次飞行中,教官一推节流阀杆,休斯就撞进了座椅,“每根神经都受到刺激”,但真正的刺激“直到我自己操作时才体会到”。引擎动力操作很复杂,涉及节流阀、燃料空气混合、螺旋桨螺距以及涡轮增压器的设定。而且这还不是全部。
一位导航员———唐纳德·柯里尔少尉———回忆他第一次飞B-24的经历时说:“它的难以置信的巨大尺寸、四个强力引擎以及众多设备仪器,令我惊叹不已。”
麦高文在训练课程中接受一位教官的指导,他的作用至关重要。麦高文一到利伯勒尔,把埃莉诺安置在一个房间里,就进了兵营,一位上校告诉他,可以在行动室黑板上教官名字下面找到自己的名字。他和同学一起跑到黑板跟前。每位教官名字下面用粉笔写着四名学生的名字,麦高文的名字恰好在他那一列的最上边。他看到他的教官是雷中尉,怀疑他和诺曼·雷有什么关系。诺曼·雷曾让他回达科他卫理公会学习飞行课程。
就在麦高文怀疑雷与他的大学同学有何关系时,教官进了房间,正是诺曼·雷。雷完成卫理公会的课程之后,就加入陆军航空队,已经服役一年半了。完成训练后,因为飞行技术出色,所以陆军航空队没有把他派往海外,而是安排他做了B-24轰炸机的教官。
“我并不惊讶,”麦高文说,
“因为这家伙只知道吃饭、睡觉,然后活着,一直飞行。”
雷很少对麦高文笑(后来他知道雷向校方要求麦高文做他的学生)。麦高文想:“我不能叫他‘长官’,因为这让我觉得荒唐可笑。”但他又想了一下,说:“长官,我很高兴被分给你带。”
雷回答说:“好。但别想轻松,因为这事并不容易。这儿的课程很艰苦,在这个机场驾驶这种飞机,你就不要打算能有多少放松的时间。”说着,他像是对麦高文微笑,但表面一点儿都看不出来。“而且我告诉你,”麦高文说,“他从来没让我休息过一小会儿———一点儿也没有。如果一个动作大家必须做10次,我就不得不做15次。”
麦高文有很多东西要学,雷有很多东西要教。麦高文回忆说:“他飞出的轰炸机线路像玻璃一样光滑。”雷教麦高文如何读取量表,如何使用开关,如何操作襟翼和方向舵,如何起飞、降落,如何保持水平,如何转弯,飞行时飞多高多快,以及那些对一个飞行员最没用的东西,如上面的高度、后面的跑道或者机场的汽油。无论什么时候,麦高文只要出一个错,或者犹豫,雷就对他痛骂不已。
一次,雷教麦高文在夜间飞行时如何使用B-24上的无线电罗盘,如何回到基地,如何与其他基地和地面联络点联系,如何在仪器帮助下驾驶等等。他和麦高文按程序飞了几次,然后在离利伯勒尔15英里或者更远的地方,往座椅上一靠说:“好吧,带我返航。”
当时是一个很黑的夜晚,地面上没有灯光。麦高文几乎冻僵了,他什么也记不起来,手足无措。
“那好,乔治,”雷说,“这么办吧———要么你把我们带回机场,要么我把你淘汰。”这次没有微笑的暗示。麦高文记得,雷接着说:“我不会发慈悲让你从这儿结业,说你已经准备好驾驶十人组的四引擎轰炸机———我不会这么做的。如果你找不到机场,那就只好收拾东西,错过在航空队服役的机会,直到找到另一个你想要的位置,但不会是在空中飞行的位置,不会是飞行员。”
麦高文想到他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和时间,想到雷是他大学最好的朋友之一,现在却告诉自己完了。他无法相信雷会这么对他。他又看了雷一眼,没有任何松动的意思,也没看到任何怜悯之情。
17个机组只剩下六个
麦高文回忆,雷问了他几个关于仪器的问题,“都是很基本的”。他一下子恍然大悟,记起雷教的东西,以及要做的一切。“他问完第二个问题,我就完全知道该怎么做了”。他调正方向。“当我看到灯光在前面闪动,整条跑道从黑暗中显现出来,高兴得要命”。
这真是雷曾警告过的艰苦飞行。“我回忆不起来他曾有丝毫松懈。”在战后的一次典礼上,雷告诉埃莉诺说:“我想做的就是让麦高文在战斗中活下来。我觉得训练中对他越狠,他从飞越敌人目标上空的任务中活着归来的可能性就越大。”
约翰·史密斯少尉的过渡学校位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麦克斯韦机场。他马上就得知,比起他在高级训练中飞过的飞机,B-24是“巨大的跨越”。他的教官是罗伯特·巴斯克维尔。史密斯和其他三名飞行员都在机上,轮流操控。巴斯克维尔说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他们从学习如何起飞和降落开始,主要是做“碰到就走”的降落,直到巴斯克维尔满意地认为:他们不会在这样做时杀死他或者他们。然后就是横跨全国的飞行。史密斯第二次横跨全国的飞行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旅行”。巴斯克维尔安排的旅程是从麦克斯韦机场到米切尔机场———在威斯康星州米尔沃基附近———在一个炸弹舱中装上啤酒。史密斯打电话给女朋友———19岁的乔安·斯坦顿,住在芝加哥———安排在这次啤酒旅程中与她见面。她去了。他请求她嫁给他。让他又惊又喜的是,她同意了。
在利伯勒尔的过渡学校完成学业后,麦高文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这里基本上是一个临时保留基地,埃莉诺回忆说,在1943年—1944年的流浪中,这“是我们曾有过的惟一一段愉快时光”。乔治除了要在地面学校上一些紧急救护和“全身卫生学”之类的课程之外,不用飞行,有了空闲时间。埃莉诺的孪生妹妹伊拉从南达科他来看他们。乔治住在军营,埃莉诺仍然是租一个房间住。
在给他的朋友鲍勃·彭宁顿———在陆军服役,驻扎在英格兰———的信中,麦高文写道:“我一年前就该结婚。我不知道谁会比我和埃莉诺更幸福。我们一起度周末时,总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一星期后,他写道:“她在这儿真是让我精神倍增。当然,我见不到她的那些日子总是过得很慢———结婚之前,所有的日子都是这样的。从我认识她起,埃莉诺现在看起来最幸福,我们真的过得很开心。如果在战争的阻碍下,结婚还这么令人愉快———那么在和平时期简直就可以说是绝妙的。鲍勃,我们赶快处理完这些事情,就又能重新开始生活了。”
在林肯,麦高文知道了谁将和他一个机组。传令官召集所有飞行员给他们一张机组人员的名单,包括人名、位置、年龄和籍贯。麦高文选伊萨多·欧文·西格尔军士为机尾射手,另外的射手是威廉·“泰克斯”·阿什劳克军士,来自得克萨斯州赫里福德;罗伯特·奥康奈尔军士,机首射手,来自佛蒙特州的布拉特尔伯勒;以及威廉·麦卡菲军士,球形炮塔射手,来自密歇根州的休伦港。(麦高文后来说:“我一直觉得球形炮塔是飞机上最可怕的地方,你就那样在一个玻璃容器里被悬在空中。”补充一点:球形炮塔射手视野极佳)肯·希金斯是无线电员。
所有的机组成员都是军士,因为陆军航空队早先得知,如果B-17和B-24的机组人员在敌占区跳伞被俘(尽管很多跳伞者在法国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想方设法经由西班牙逃出德占区),他们会被投入第三帝国空军掌管的战俘营。德国人区别对待战俘,军士的待遇要比下士或者二等兵好。不仅如此,一战时的王牌飞行员,帝国空军统帅赫尔曼·戈林,还持一种浪漫的“空中骑士”观点,认为关押飞行人员的战俘营级别高于关押步兵的战俘营。因此,陆军航空队决定所有飞越敌占区的人员都应当是军士或军官。
迈克·瓦尔科军士在名单上是麦高文机组的飞行机械师,他来自康涅狄格州的布里奇波特。麦高文看到他的年龄———31岁———时感到震惊。他想:“要想让这么大年纪的人听命于我,怎么可能(麦高文当时21岁)。”从这天起麦高文开始蓄须,以便让自己看起来老一点。
萨姆·亚当斯少尉,来自密尔沃基,将是麦高文的导航投弹手(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这两项工作由一人承担)。比尔·朗兹将是副驾驶。
麦高文知道他们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但从来没见过。其间,他和埃莉诺有了一点儿机会来享受婚姻生活。
但还有一件事:埃莉诺想怀孕。他问她:“埃莉诺,你难道不想等战争结束再说?”他就要上战场了。他想还要驾驶飞机完成35次任务,其间很有可能回不了家。
他也可能安全回来,但考虑到第八航空队的伤亡人数一直在增加———接近参战人员总数的一半,令人胆战心惊———后一种机会很小。另外,埃莉诺的父亲曾经告诉乔治,如果他要上战场,希望他们不要考虑把一个孩子带到人世。但基于同样的事实,埃莉诺有自己的想法。正如半个世纪以后他所说的:“即便不能确定我能否回来,她至少能确定有一个孩子———我的一部分。”
给鲍勃·彭宁顿的信中,麦高文写道:“埃莉诺从未有任何形式的抱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像她这样。依我的判断,她永远不会停止进取。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更加爱她。我真的相信我们金婚时,会比现在更相爱。爱难道不伟大吗?”
然后他想:“嗯,如果她想要,为什么不呢?她跟着我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每次我行动她都高高兴兴地跟着。如果这是她想要的,那么这样了。”她说,这是她想要的,而且现在正是时候。他决定再进一步,然后就那么做了。埃莉诺怀孕后,麦高文写信给彭宁顿说:“我为即将成为爸爸而骄傲,鲍勃。这是我曾有过的最温暖而愉快的感觉之一。埃莉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高兴。”
沃尔特·肖斯塔克少尉像麦高文一样,在堪萨斯州的利勒伯尔学会了驾驶B-24,然后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见机组成员。他们是从得克萨斯州拉伯克来的机尾射手鲍勃·布鲁尔;机械师杰克·凯波,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罗斯维尔;无线电员亚历山大·杜贝茨,来自俄亥俄州的阿克伦;一个名叫查尔斯·C施雷普希尔三世的前加拿大飞行员是机身中部射手;导航员来自伊利诺斯州,叫小里奥·斯特兰德尔,大家坚持叫他乔;投弹手来自特拉华州的丹佛,名叫爱德华·“埃迪”·里德;副驾驶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温莎,名叫约瑟夫·德林斯基。肖斯塔克是俄国移民。无论来自何方,他们现在全都在陆军航空队服役,这个事实是最重要的。他们和其他空军战士给了肖斯塔克深刻印象,他们是“美国的一个横截面。他们既好又坏、既愚笨又聪明、既不道德又品德高尚,是人性的切片”。但他补充说:“我们都懂得的一个道理:你要照顾自己的兄弟,因为他们也照顾你。”他们一起训练,其中有麦高文及其机组成员,还有其他几百个人,在爱达荷州的霍姆山。就在训练中,肖斯塔克失去了他的高中同学理查德·朔恩,当时他驾驶B-24撞到山的一面———这种危险并非罕有。
导航员罗兰·帕平少尉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弗塞德的马奇机场加入机组。机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从他们集合的那一刻起,“我们住、睡、吃、工作和玩都在一起。我们将共同生活到死或者战争结束。”19岁的帕平是最年轻的一个。邓肯少尉26岁,对帕平而言,看起来有些“古老”,但这两人关系很近。帕平回忆说:“邓肯喜欢喝酒,但我不喜欢,因此我确保他不会遇到麻烦。”
他们的训练任务都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以及海岸之外的太平洋上空进行。所有机组成员都要练习各自的技能:识别轰炸路线、起飞和降落、空对空射击、导航、无线电操作,以及其他所有能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的东西。这样几个月后,他们接到去欧洲的命令。不过,在此之前是十天的假期。他们八个人把钱集中到一起去了旅游胜地阿罗黑德湖,帕平说,在那儿他们“度过了一段的美好时光。我们住得像国王,以各种享乐填满参战前最后的放纵时光。邓肯作为男人,经验丰富,通过让我快速地了解成年人的生活秘密,他奖励了他的年轻监督者(我)。我在阿罗黑德湖坠入爱河。在同克里丝、苏珊、罗莉、爱米说‘拜拜’之前,我在加利福尼亚已经恋爱数次了”。
机组成员之间发展并保持一种密切的关系非常重要。他们住在一起,军士在一个地方,军官在另一个地方。恼人的习惯会被放大,毁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例如他们的口音,喜欢的音乐,所用的粗话,对女人、酒精、图书或者漫画的不同口味,政治观点,吹牛夸口或者不同寻常的谦虚,洗东西或刷牙的方式,穿衣服的方式,从家收到的包裹,所玩的或者喜欢的体育项目,开的玩笑,让他们笑或者哭的东西,一切的一切。
他们已经走在成为战士的路上。他们需要有不同于平民百姓(无论是干什么的平民)的亲密关系。他们的生命危若累卵。他们每个人的安全绝对必须依靠其他人各司其职、不出差错。他们不仅必须互相扶持前行,还要毫无疑问地相互信任。他们被抛在一起。在安排到同一机组前,他们之间大多数互不认识。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同在陆军航空队服役,都渴望飞行,有着从来不说或很少说出的爱国主义,以及———最重要的———都是年轻人。大多数人的年纪是22岁或者更小。
唐纳德·凯少尉,投弹手,于1944年4月在得克萨斯州艾尔帕索的比格斯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安排的副驾驶是个已婚者,但“他想在第一个礼拜创一个性爱记录,把机组其他人吓得够呛”。军士们聚在一起,来找凯和导航员,请他们告诉飞行员这个副驾驶必须离开。后者很高兴这么做,很快副驾驶就换了。有一个机身中部射手是酒鬼,“我们也把他给驱逐了”。最后,这个机组的人分别来自堪萨斯(飞行员)、伊利诺斯(副驾驶)、印第安纳(导航员)、康涅狄格(凯,投弹手),军士则来自威斯康星、密西西比、纽约、西弗吉尼亚和新泽西。
1944年,与凯的机组一起训练的最初有17个机组,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了六个。在欧洲,凯所在的465轰炸大队损失了35个机组。他的机组是1944年7月22日到达欧洲的四个机组中惟一幸存的。其他三个投弹手,两个在行动中死亡,一个成了战俘。
沃尔特·巴斯金曾希望做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但令他沮丧的是,安排他做了B-24的副驾驶。在1944年1月初,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布莱斯的航空基地接受训练。他的家信揭示出训练是多么艰苦。1月3日的信中说:“一到这里,我们就没日没夜地在这架B-24上飞,他们总是让我们很忙。现在是晚上9点,我今晚10点—11点必须去林克,然后明天还要早早起床。你们可以明白睡觉在这里根本就不被当回事。你要做的就是工作,如果你不工作就无事可干,所以你只能工作。”
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
陆军航空队没有足够的B-24。2月10日的信:“当我们排上飞行日程时,要找一架能飞的飞机很麻烦。这里有很多飞机,但都是旧的,而且大半一直停在斜道上等待修理。昨天我们计划得好好的,做一次横跨全国的飞行,从这里到圣玛利亚。但中途一个引擎洒出很多油,飞行无法继续。”这个机组仍然很忙。2月11日:“每三天我们就连续工作20小时,剩下的两天要工作17小时。……我们每天飞行,有时凌晨3点都回不来,但早上还要起床接着飞。我相信战斗是这之后的休息。”
3月2日,他写道:“这儿的训练就要结束,最后一部分是编队飞行。在战斗中,如果你不能编队飞行,那你就是一只‘死鸭子’。”当联合航空、福特和其他生产者制出的飞机数量破记录地增长时,巴斯金驾驶的飞机也变得更好了。他高兴地告诉父母:“这架大飞机是崭新的,只飞过28小时,它会带我们走很远然后安全回来。因此这是所有情况中首先值得考虑的。”
他喜欢他的同级军官。巴斯金来自密西西比的玉米农场,飞行员拉塞尔·保尔诺克少尉是宾夕法尼亚州煤矿矿工的儿子。巴斯金说保尔诺克是“一个好孩子,还是一个谨慎的飞行员”。投弹手是詹姆斯·巴特尔斯少尉,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是传教士的儿子。他已经结婚,妻子和他一起到了布莱斯。机组成员一直在练习投弹,巴特尔斯是一个“非常好的投弹手”。导航员是伊尔·巴瑟,巴斯金写道:“他来自新英格兰州,是一个典型的扬基佬。”
3月中旬,巴斯金的B-24做了横跨全国的航行。他在3月13日写信给父母,多多少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经历:“上个礼拜我们飞过大峡谷和博德尔坝,景色确实很美。有几个小时我们飞过无人居住的沙漠和荒原。”
在一封信中,巴斯金宣称:“B-24不是我梦想中的大飞机。”但他也承认“它的确容量巨大”。
4月,巴斯金的训练结束之后,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加入麦高文机组,他的飞机因为天气原因在那儿停了几天。到这个月中旬,天空晴朗,巴斯金的飞机和他的轰炸大队编队飞往弗罗里达———这是飞往欧洲中途的一站。当飞机经过巴斯金家的农场———位于密西西比州韦登附近———时,他正在驾驶。他驾驶飞机轰鸣着离开编队,在这块地方低空飞行,把母鸡、奶牛、猪和骡子吓得晕头转向,他看见他父亲在后院边抽烟斗边看。然后他低空掠过学校,几乎降到窗子的高度,为了给波比———他的小弟弟———好好打个招呼。波比听到飞机的轰鸣,跳到桌子上喊:“是我哥哥。”然后冲到操场上向他大哥挥手告别———其时巴斯金正飞行在前去战斗的路上。母鸡一个星期没生蛋,奶牛一个星期没产奶,波比被停学。
对巴斯金而言,这很有意思,但不像做战斗机飞行员那么好玩。他写信给父母说:“这个副驾驶的工作不是我想要的。”
肯·巴莫尔1943年11月30日第一次见到并登上B-24。他是副驾驶,飞行员是吉姆·康奈立,来自得克萨斯,是“一个极好的人”。与他们一同上机的是一位教官,他是美国人,但在珍珠港事件前参加了皇家空军,在欧洲上空驾驶“威灵顿”轰炸机。美国参战后,他回国加入陆军航空队,巴莫尔觉得“我们很幸运遇到他,他是个整洁的家伙”。让巴莫尔不舒服的是,他没有多少机会驾驶:“他们总是把副驾驶扔在右边座椅上,让你自己尽其所能地学。”他一次又一次想挪到左边座椅上,但他没有通过过渡学校的学习,所以成功的可能“实际上是零”。很多次编队飞行和投弹时都是他驾驶。“我觉得在飞机里感觉舒服极了”,但康奈立不让他进行起飞和降落。
无线电员罗伯特·哈默军士在纽约州的米切尔机场认识了他的机组成员,然后一起到乔治亚州进行B-24飞行训练。编队飞行对他的飞行员———实际上对所有飞行员———都是难题。许多在空中的时间都用来进行这项训练,尽管事故率很高。练习中三架B-24被毁,30人死亡。一次编队飞行时,哈默正从机身中部的窗口发闪光信号给右面飞机上的无线电操作员。刚发完信号,另一架飞机被螺旋桨气流吸向那架飞机,后者的机身撕成了两半。哈默看见飞机上的人,包括刚才和他通信的无线电操作员,都飞了出去,而他们的降落伞却向另一个方向飞去。10个人全都死了,但另一架飞机设法安全降落了。
哈默的飞机降落后,在汇报之前,他们的飞行员来到他的面前,眼里含着泪水。他问哈默是不是他们让两架飞机飞得太近了。汇报之后,这个飞行员被停飞了,因为他情绪化的反应。还有一些人也离开了,包括最初任命的导航员,他在一次夜间任务中把飞机带入东海岸的射击区。哈默评论说:“我们甚至在离开美国之前就遭到炮击。”换了人之后,机组飞到新罕布什尔州,上了一架新B-24,飞到纽芬兰的甘德机场,然后飞往欧洲。
霍华德·古德纳是一个无线电员,被派到科罗拉多的巴克力机场,并被安排进一个机组。在那儿他进修通讯课程,学习目标辨认和急救,但这些课程主要是用来消磨时光。1944年6月,他的命令到了,派他到马萨诸塞州春田附近的韦斯特弗机场,长长的火车旅行后,他见到了同一机组的伙伴。
古德纳的飞行员是理查德·法林顿少尉,来自圣路易斯,一个充满自信的高个子。法林顿19岁参军,现在还不到21岁。副驾驶杰克·里根20岁,来自纽约市的皇后区,他外号叫亚伯,因为他声音低沉,长得极像年轻时未留须的林肯。投弹手克里斯·曼纳斯来自匹兹堡,23岁。军士来自全国各地,从18～28岁都有。18岁的阿尔伯特·色雷达里安,是一个亚美尼亚裔美国人,来自布鲁克林。他的那些“dem”、“dose”(是“damn”即“该死”和“does”即“做”的怪发音———译者注)和其他布鲁克林口音,让生长于南部的古德纳很难听懂他的话。他的诨名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叫“布鲁克林”。另一个18岁的射手来自新泽西州的克利夫塞德帕克。机首射手是哈利·戈雷葛里安,和色雷达里安一样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只不过是来自底特律。飞行机械师杰罗姆·巴雷特20岁,来自纽约市。他父亲有一个化工厂,在洛克菲勒中心占了两层楼,他的隔壁邻居是百老汇明星埃塞尔·默尔曼。古德纳立刻就喜欢上了他———这两个男孩,一个来自中央公园西边,一个来自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一拍即合。鲍勃·彼得森,球形炮塔射手,是一个“老人”,结婚了,还有两个孩子。
这样,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背景的美国人互相认识了。对他们中的每个人而言,比如说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巴斯金和他的机组成员或者巴莫尔和他的机组成员,大家都有了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因为战争,他们到了美国的各个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想过会去这些地方———而且还要去欧洲。
除了飞行员和副驾驶,大多数机组成员以前都没走进过B-24,他们有很多东西要学。机组成员发现,仅仅是进入B-24就很困难。托马斯·奇尔德斯在《晨之翼》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投弹手、导航员、机首射手被迫蹲下,几乎是手抱着膝盖,通过前轮舱,横着走到自己的位置。”在里面,这三个人不得不把自己挤进狭小的容器中。投弹手蹲坐在射手右边的小凳上耸肩观察投弹视野,或者就直接坐在地板上。导航员坐在一个很小的凳子上———实际上小得都不能坐———前面是制图桌。防水壁上薄薄的一个架子把机首和驾驶舱分开。平视过去,导航员能看见飞行员和副驾驶的脚。
奇尔德斯继续写道:“其他机组成员从离地三英尺的炸弹舱门那儿爬进飞机,一旦进入能站直了,就穿过窄窄的过道,向前挪动到驾驶舱或者向后挪动到机身中部。”无线电员坐在一张小桌前,面对着无线电设备,正好在副驾驶的后下方。起飞时机械师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之间,帮着监控引擎和各种仪表。飞机在空中时,他站到飞行员后面,恰好在无线电员对面。如果需要,他就爬进球形炮塔,站在一个金属杆上———离无线电员头部也就几英寸。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使用天桥进入位置。尾部射手站在一个小平台上,双腿放进炮塔,那儿没有足够的空间让他带上降落伞。机身中部射手———1944年以前是两名,此后变成一名,因为来自敌人战斗机的威胁减少了———站着。在高空,刺骨的冷风呼呼地从机身中部窗口刮进来,使得机身中部射手、球形炮塔射手和机尾射手的处境苦不堪言,他们身上和武器上都结了一层薄霜。
正如麦高文所说,球形炮塔是飞机上最令人不舒服、孤立无依且胆战心惊的战斗位置。“射手爬进球形容器,关上舱盖,然后往下进入位置。”他们被挂在飞机下面,从两膝之间向下凝视着大地。尽管所有的球形炮塔射手块头都不大,但没几个人能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带着降落伞。如果需要跳伞,他们要依靠机身中部射手。后者用液压系统升起炮塔,并帮他们爬出炮塔,系上降落伞。这就是所谓的信任。
除了极度的不舒服之外,由于B-24机舱内还没被加压,飞到10,000英尺以上,里面的人就必须戴上不合适的橡皮氧气面罩,一次要戴数小时。他们穿着电热飞行服(上面插着变阻器),但一旦电路短路或者受到损害,电热飞行服就毫无用处,因此还要穿上几层厚衣服。这样,在这架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的飞机里,他们的动作更加笨拙,也慢得令人难以忍受。
在所有的陆军航空队B-24训练基地,人们均脚步匆匆,飞行练习像是无穷无尽。最危险的是夜间编队飞行。古德纳军士告诉他的父母:“B-24是不错的飞机,而我们失去了好多架这种飞机。从我来到这里至今,我们已经损失了七架。”一次,夜间飞行中队指挥官———一位飞越德国上空35次的老兵———呼叫编队中的飞行员:“靠近,靠近。”法林顿少尉慢慢靠近他的飞机。古德纳听到机身中部射手在对讲机里嘀咕:“上帝,现在我都能和他们的机尾射手握手了。”
到达林肯一周后,麦高文看到了他的机组成员。他的胡子刚开始留,担心“我能否让机组成员信任我,让他们觉得在一个21岁的飞行员手中会安全”。他的副驾驶拉尔夫·“比尔”·朗兹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这家伙就想做战斗机飞行员。”但陆军航空队偏偏和他作对,把他从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淘汰了。上级说如果他想驾驶飞机,可以去做B-24的副驾驶。他采纳了这种选择方案。
起初,麦高文有点担心,因为朗兹驾驶的时候,“想把B-24当战斗机开。他会猛冲猛转,把机组成员吓得要死要活的”。但随着实习的继续,麦高文开始佩服他的能力,因为朗兹变成“一个很好的编队飞行员———他能让机翼收得恰到好处,并且一直保持”。
在地面上,麦高文发现两个人的个性相差是多么大。麦高文谈到朗兹时说道:“如果说有一个杂技团小丑的话,他就是。只要在他旁边,你就不可能不笑。”朗兹是个爱笑爱闹、喜欢开玩笑、对女人颇有吸引力的冒险家。麦高文对他角色转换的速度之快感到惊奇,他“能从航空基地出来,一下子就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发生一段激情浪漫史”。他听朗兹说过,“仅仅在一个傍晚他就取得多么无与伦比的巨大成就———这远远超出了我的经验所及”。
一次,他们俩驾车出去。朗兹在前排驾驶,麦高文坐在后面。朗兹看到两个年轻女人,马上打开车门跳出去追她们。他忘了拉住手刹,汽车继续顺着街道往前走。麦高文爬到司机座,刚刚避开一辆停在那儿的卡车。他刚把车停住,
“比尔两只胳膊各挎着一个姑娘回来了”。
两人尽管性情各异,但将要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要互不讨厌、互相尊重。他们的确如此。朗兹后来说:“我同机组中的每个人都很合得来,而麦高文则是属于那种‘老爸’或者‘大哥’型的。”朗兹认识埃莉诺,他记得麦高文叫她“兔宝宝”———一个只被叫了很短时间的外号。朗茨觉得:“她是个漂亮的姑娘。我们都喜欢她。”他知道麦高文和他之间的不同,他说:“我是个单身汉,有点放荡不羁。乔治并非宴会上让大家扫兴的沉闷家伙,但我从来没见他喝多过。”6月27日,他写信给父母,提到:“麦高文是个和蔼、文雅、安静的人,我知道他会把我们建成一个杰出的团队。”
试验一下“坠毁把手”（1）
1944年9月1日,麦高文也曾给朗兹的父母写过信,作为一封使亲属安心的短信,是这样开头的:“一天过去,比尔很少不在某些事情上引用他父亲的话,或者提出他母亲的某个观点。”然后,他承认“我们都很稚嫩,第一次出门来到这里。……我们与很多伙伴一起工作。我们的团队精神一天天在增长”。提到他们的儿子,他写道:“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比尔更好的人和我一起飞行。他没有抱怨被安排到B-24上,并且在编队飞行时表现优秀。我觉得只有运气超常的人才能得到这么好的副驾驶。”关于前途,他说:“我想惟一看待现在事态的态度就是,认识到我们越快前往海外,完成任务,就能越快安全返回美国。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麦高文机组中的另一任军官是导航投弹手萨姆·亚当斯少尉。他年纪和麦高文一样,希望战后去神学院学习,成为一名长老会牧师。他安详、聪明、善于阅读、热情。他和麦高文一见如故,关系密切。麦高文说:“他是个很深刻的人,我能和他认真地交谈。”
比尔·麦卡菲军士是球形炮塔射手,天性快活乐观,已经成为机组中受欢迎的人物。肯·希金斯军士是无线电员,他有能力让吹牛浮夸缩水,无论浮夸来自何处。鲍勃·奥康奈尔军士是机首射手,在他们相遇那天晚上表演了一种扑克游戏,他是机组中的赌棍。一位机组成员回忆说:“鲍勃并不比我们大,但当他玩扑克时,你会觉得他已经30岁了。”比尔·阿什劳克,即“泰克斯”,是机身中部射手,有点儿软绵绵懒洋洋,但很能干。
飞行机械师麦克·瓦尔科是军士,因为他的年龄———33岁———使麦高文觉得做他的指挥官有点儿不安。他不仅是机组里年纪最大的人———大其他人10岁以上———也是最矮的,55英尺多一点儿。他在布里奇波特艰苦的环境中长大,做过很多工作,包括在一次狂欢节上当马戏团工人。他宣称如果这一辈子还有什么他能做得更好的事,那就是长得高一点儿。他很小年纪就开始喝酒,而且现在还在喝。麦高文发现“他顺从我的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愿望。他想尽办法让我高兴”。麦高文刮掉了他的胡子。
伊萨多·西格尔军士是机尾射手,是机组中的怪人。他睡觉时放一把上膛的点45手枪在枕头底下,有一次曾全身赤裸,腰间绑着刺刀在军营里溜达。在六个大兵同住一间宿舍的情况下,这些怪异行为绝对不受欢迎。
1944年6月下旬,在利勒伯尔呆了一两个星期之后,麦高文机组去了爱达荷的霍姆山。为了让他们赶快投入战斗,训练时间又被缩减到一个月。他们练习编队飞行、夜间飞行,用沙包练习投弹———沙包里装了一点点炸药和一个雷管,以便指示出它们击中何处———以及降落和起飞,然后飞行飞行再飞行。与同一大队的其他飞机一起,他们编队飞过折返点(或称IP),转一个急弯———有时是90度。这项技术使他们飞过目标上空时能保持密集编队,以便让所有的炸弹———亚当斯一看到领航飞机上的投弹手投下炸弹,就跟着投掷———都落在同一个地方,或者至少是附近。这项技术的另一个目的是欺骗敌人,让他们以为目标不是他们。离开折返点后,不会再转向或者做摆脱动作,无论天气如何、有无敌机或者地面炮火。
穿过折返点并转向后,亚当斯和他的诺登投弹瞄准器就控制了飞机———尽管如果必要的话,麦高文可以越过他自己驾驶———要求飞得又直又平,飞机之间翼尖对翼尖,保持良好队形。亚当斯—麦高文小组经过练习后,变得精通此道了。
埃莉诺和麦高文住在一个已婚官兵专用的军营中,因此他们第一次有了一个自己的房间。因为编队飞行费心劳神,
而且其间事故频频,埃莉诺很担心丈夫的安全。她的担心不无道理。航空部队军官的战斗死亡数是陆军中其他部队的两倍,尽管后者的总人数要更多。航空人员事故死亡数占了战时陆军事故死亡数的43%。仅仅在1943年一年里,就有850名航空战士在298次B-24国内训练中死亡,剩下的幸存者“对他们的飞机怕得要命”。参加训练的人绝对明白,飞行员犯错的结果就是整个机组的死亡。他们的妻子、女朋友和父母如果不是害怕的话,至少也担心他们所爱的人。埃莉诺说:“一听到警报声,我们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训练这些人有操之过急,发生了很多坠毁事故。”她病了———也许是初期的怀孕反应,也许是过分担心———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天。
一次编队飞行时,麦高文的中队正在练习躲避攻击。一架双引擎的B-25冲向这队B-24,B-24的飞行员希望B-25从编队下方飞过去,但相反,飞机直冲过来,一头撞上一架“解放者”。爆炸波及到其他两架B-24。四架飞机都完了。所幸的是,飞机里不是满员———只有飞行员和射手———但还是死了24个人。麦高文回到房间,吓得发抖,但接下来发生的更糟。在霍姆山,人人都知道飞机坠毁,但没人知道谁被杀了。基地的军中牧师有责任把消息告知已婚者的妻子。麦高文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夜。”牧师带着死亡人员的名单来到已婚者的军营,开始一个接一个敲门。妻子一打开门看到他,马上就尖叫起来。有些寡妇已经怀孕。半个世纪之后,麦高文说:“直到现在,我还能听到那些折磨人的痛苦的哭喊声。”
麦高文还遇到其他问题,是他机组里的人的事。西格尔一直为晕机所苦。他承认:“我在飞机上的每一分钟都很恐慌。”麦高文和他谈话,让他平静下来———只是某种程度上。
试验一下“坠毁把手”（2）
麦高文了解他驾驶的飞机。“我所能做的有限,”他说,“但我知道机组成员什么时候将要振奋起来。”一次,瓦尔科犯了大错,他站在飞行员和副驾驶中间,决定试验一下“坠毁把手”,敲了它一下,这会让飞机在关掉所有四个引擎的情况下降落。麦高文立刻把开关弹了回去。幸运的是,引擎又转起来,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倾斜动作之后,这架大飞机继续飞起来。他没有当着全体机组成员指责瓦尔科,而是等到回到地面才和他谈。
几天后,瓦尔科军士向麦高文报告说,机组成员害怕西格尔会用他的手枪做过激之事。麦高文把手枪———连同一把小刀———拿走,派他去找基地的心理医生谈谈。他去了,医生说他心理健康,但从那以后,西格尔和瓦尔科之间敌意颇深。西格尔不觉得麦高文插手有什么不妥,他敬重他。多年以后,他说:“那个时候的大多数军官都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麦高文成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从遇到他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他。”
无论西格尔对陆军航空队军官总体上的判断是否符合事实———大多数人都会对此持不同意见,尤其当这种判断用于飞行员时。其实麦高文只是一大群人当中的一个,这群人比其他战士受的训练更好。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在被派去参战前,其训练期比水兵和步兵都长。
大多数从战争中幸存的航空队战士都会抱怨,他们没有做好充足准备迎接考验———但海军和步兵军官更有理由这么说。实际上没有什么能让人为战斗———最大的考验———做好准备,然而陆军航空队还是为此投入了其他部队不能也不愿投入的时间、努力和金钱。麦高文他们这些飞行员,像他们的机组成员一样,已经掌握了各种技术,并练就了无与伦比的职业技能。比起其他兵种的服役人员,他们一开始进来时就更健康,训练完成后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是———别人也把他们当成———精英分子。
而且他们的确是。陆军航空队教他们把自己当成技师和专业人员。陆航队的心理医生们评论说,无论他们有多少缺点,通过训练的航空队战士成了“这个超级玩具,这个力大无穷、发出呼哧呼哧声音、毫无耐心但顺从的机器”的主人。重型轰炸机尤其“能使人超越普通的时空限制”。飞行创造出一种“建立在不可战胜的超人能力基础上的强有力感觉”。陆军航空队飞行机组的战士“非常喜欢驾驶一个飞行器”,这让他们看到“无与伦比的广大世界之景象”。
从麦高文和他的机组成员,以及千千万万其他的例子中,证明二战中的陆军航空队不仅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教育机构,也是最好的。
每一个机组都认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麦高文写信给彭宁顿说:“我确实已经得到一个顶尖的机组。我相信,他们虽然一开始像他们的飞行员一样年轻稚嫩,但我们越来越好。……顺带说一句,因为我是机上惟一结婚的人,小伙子们决定以埃莉诺的名字为飞机命名,即‘达科他女王’。小伙子们看样子很重视埃莉诺。”
1944年9月,陆航队认为麦高文机组已经准备好参战了。他们受命到了堪萨斯州的托皮卡,被安排到杰伊·霍克旅馆休息。比尔·朗兹的父亲从威奇塔过来为他们设宴送行。麦高文那时对国内政治并不十分留心———他父亲是共和党人———但他对朗兹先生的强烈信念仍感惊异。朗兹先生马上就喜欢上了埃莉诺,但因为对总统和埃莉诺·罗斯福的强烈感情,他不愿叫她“埃莉诺”。他向麦高文解释说:“我不能说那个女人的名字!”整个晚上,他都叫她“海伦”。
然而宴会的气氛还是充满欢乐,尤其是当比尔·麦卡菲从他一个驻在托皮卡的航空队朋友那儿得知一个谣言,并且将其传布开来之后。据说他们大队被选去巡视纽约和新泽西海岸。这使埃莉诺“高兴得要发狂”,因为她丈夫将驻扎在纽瓦克或者纽约。但事实证明这种所有战争中的人的兴奋剂和永久伙伴———仅仅是一个谣言。
相反,机组受命到弗吉尼亚州诺弗克附近的帕特里克·亨利军营。他们将从那儿乘船到海外。已经没有新的轰炸机能飞过海去———像多数将去欧洲的机组一样,他们经由南美到非洲———他们将乘船过去。(肖斯塔克少尉及其机组成员驾驶一架崭新的B-24从堪萨斯飞到甘德,然后到亚速尔群岛,再到非洲的马拉克什,最后到意大利,机上带着手枪和2500箱军用干粮。他们在离海面几英尺的地方飞行,“一趟有意思的旅程”,肖斯塔克说。但当他们到意大利的时候,“没人想要军用干粮”)
帕特里克·亨利的图书馆很好,有一千多本平装书———包括一些出版社免费送给军队的新书———麦高文坐在阅览室里贪婪地阅读。他找到几本捐赠的精装书,包括又大又厚的《美国文明的兴起》,由查尔斯·A比尔德和玛丽·R比尔德夫妇合著;还有伯顿·亨德里克写的《联邦党人》,以及诺曼·卡曾斯编的《民主的宝藏》。他把这些书偷偷拿出来———想着战后再还回去———塞进行李袋,准备在海外的基地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