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的历史(1)
在美国，军队采取特别行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独立战争之前就存在。那次战争中，每次行动之前，美军都派出特别行动小队，前往侦察敌人的薄弱环节。执行这些任务的，往往是一些具有特别能力的军人。
1952年4 月10日，美国在布拉格基地成立了心理战中心，同时正式建立了现代特别行动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那时从事心理战的部门并不是传统的军队机构，它最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疯狂的比尔”多纳万将军建立的。
20世纪50年代早期，特别行动部队再次开始活跃。1952年6 月20日，陆军第10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1953年9 月25日，又成立了第77特别行动部队（两个番号没有特定的意义和规律）。1957年，第1 特别行动部队在冲绳成立，就在那一年，这支部队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南越，在那里训练58名南越军人，由此开始了美国特种部队和越南共和国之间的长期联系。1961年9 月21日，第5 特别行动部队在布拉格基地成立，随后它移师越南，负责越南境内所有的特别行动。
约翰·肯尼迪总统对特别行动部队十分感兴趣，1961年，他参观了布拉格基地，将绿色贝雷帽正式定为特种部队的军帽，它此后成为美国特种部队的象征。肯尼迪总统访问基地的另一个结果，是在1961年11月，第一支特种部队被派到了越南。
关于特种部队的作用，最初的理念是，在传统战争中可以用它对敌人的正规军发动游击战。但是，越南的现实很快对这个理念做出了否定回答：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敌人正是游击队，因此特种部队不得不改变最初的战略设想。新的行动包括组建和训练地方民间防卫队（CIDG），1961年到1965年，特种部队在越南建立了80多个民间防卫队。
在越南，美国特种部队扮演了几个不同的角色，有些角色至今不为世人所知。他们和越南军队有大量的秘密交易，与其他美军相比，他们与山地居民的来往十分密切。这些山民有的因为英勇行为或突出贡献被授予勋章，但大部分人只能默默无闻。他们与美军上级保持单线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十分脆弱，在行动中伴随他们的多是不信任和猜疑，对从事秘密活动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常见的问题，有的人在多年以后，才被发现是为美国特种部队工作的。
1971年4 月，最后一名美国特种部队士兵离开了南越，同时，这也预示着美国特种部队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了消沉时期。越战结束以后，美国特种部队受到许多责难，其他兵种对它缺乏信任，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被大幅削减。
在这个时期，特种部队营救在伊朗的52名美国人质行动失败，这一事件，对美国的声誉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严重削弱了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心。1980年4 月24日，就在当时的总统卡特和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正式批准停止“沙漠1 号”行动计划的前几分钟，悲剧发生了，两架执行这一任务的直升机在空中撞毁，8 名特种兵罹难。
“沙漠1 号”的空难发生后，国防部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小组由前海军参谋长阿德米诺·詹姆斯·哈罗威将军领导，哈罗威小组的报告呈交到国防部后，促使国防部成立了反恐特别行动小组，制定了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
“沙漠1 号”灾难，使国防部下决心对特别行动部队进行改革。绰号“害羞的米勒”的陆军参谋长爱德华·米勒将军呼吁重振特种部队的雄风，尽管他的建议在当时没有形成共识。1982年，他在陆军特种部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陆军第一特战司令部，迈出了意义重大的一步。
到1983年，美国国会意识到了美军需要进行改革，持这一观点的议员不断增加。当年6 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巴瑞·高华德议员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有关军队改革的研究，其中包括改革特别行动部队的构想。1983年，两起事件使改革的呼声变得更高，一起是恐怖分子在黎巴嫩制造的爆炸，另一起是入侵格林纳达。死于爆炸的237 名海军陆战队员的生命和在格林纳达出现的联络和控制方面的问题，使国会不得不正视不断增加的低度冲突所带来的威胁和进行地区控制时对特种部队的使用问题。1984年1 月1 日，在国会山的关注下，国防部正式成立了特种作战机构联席会，但是，它对各兵种的特种部队既无使用权也没有领导权，因此，它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无法系统全面地解决特种部队的问题。在国防部，几个人是特种部队坚定的支持者，比如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诺尔·考其和他的助理莱纳·瑞兰德，都是特种部队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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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会山的几位“空想家”决心“大修”特种部队，这些人包括参议员山姆·努和威廉·考安，两人都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附属委员会主席丹·丹尼尔等。国会议员丹尼尔确信，现有的组织和结构不利于特种部队的发展，应该有专业部门来指挥和控制特种部队。参议员努和考安也强烈地感到，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国防部没有充分的准备。努对特种部队有限的军费预算越来越不满。考安认为，为应对低度冲突，有必要成立一个职能清晰的组织来负责指挥特别行动。
1985年10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式出版了报告《国防组织：改革势在必行》，内容是关于长达两年的对美军结构的研究观点。该书的主要作者詹姆斯·洛科分析了过去的特别行动，详尽地提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威胁。这个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1986年出台的《高华德- 尼可斯重组法案》。
1986年春天，一个有关特别行动部队的议案出现在参、众两院。5 月15日，参议员考安介绍了参议院的议案，它由参议员努及其他人共同发起，主张在国防部为特种部队成立一个联合军事组织，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保障，以指挥特别行动，应对低度冲突。丹尼尔的方案走得更远，他主张成立一个由文职人员领导的国家特别代理机构，其文职领导不隶属于首长联席会议；而直接归国防部长领导，这样，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就可以不经过首长联席会，而直接由国防部长批准。
1986年夏天，国会听取了这两个议案。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安德迈·威廉·J·考文为代表的五角大楼反对这两个议案，他们提出了一个折中意见：成立一个由三星上将领导的特别行动司令部。国会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为了尽快推动新机构的建立，国会希望由一名四星上将作为领导。一些退休的将军和军官也认为，改革势在必行。
已退休的陆军少将理查德·史考兹的理由最具说服力。史考兹曾任美军在格林纳达的联合特别行动司令，他回忆在格林纳达的行动中，因为传统的部队领导不能正确使用特别行动部队，不允许他们使用特别手段，造成了特种部队较高的伤亡。他正式提交了一份报告，还私下里与几个参议员进行了会谈，向他们仔细讲述了在格林纳达出现的问题。
参、众两院各通过了改革特种部队的议案，组成了专门委员会对两个议案进行协调。与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特别作战司令部，由一名四星上将任司令；设一名特别行动和低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设同级别的低度冲突部；并制定一个专门针对特种部队的财政计划（MFP-11，被称为“特种部队支票簿”）。关于由文职人员领导的代理机构方案，众议院勉强作了让步，但坚持MEP-11财政方案，以保障特种部队的军费开支。最后的议案，作为1987年国防授权法案的附本，以《高华德- 尼可斯重组法案》的修正案写进了法律。
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国会要求总统成立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国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正视过去失败的事实和新的威胁，迫使国防部和内阁执行新的法律，国会随后又通过了两个附加法案，以确保新的法律能正确实施。
新的立法确保在几个方面加强特种部队。一经实施，MFP-11财政计划保证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特种部队具有较充分的财政自决权。此外，由一个司令指挥各兵种的特种部队，将极大地增强特种部队间的相互协作性。最终，一名四星上将和一名特别行动与低度冲突国防部长助理，使特种部队在国防部最高级别的首长联席会议上有了一席之地。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组建颇具传奇性。为了尽快解决人员和场地问题，国防部决定撤消一个当时的司令部。美国作战准备司令部在早期是一个常常被误解的部门，根据《高华德- 尼可斯重组法案》，它原有的任务已不复存在，而且它的总司令詹姆斯·林德塞有一些指挥特别行动的经验。1987年1 月23日，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正式向国防部提议，将作战准备司令部改建为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
1987年4 月13日，罗纳德·里根总统批准成立新司令部。4 月16日，国防部宣布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成立，并向参议院提名林塞德将军为第一任总司令，参议员对这一提名没有任何异议。
1987年6 月1 日，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举行了庆祝成立大会。国防部长助理威廉·塔夫特和安德迈·威廉·J ·考文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这两个人当初对《努- 考安修正案》的态度截然相反。在讲话中，安德迈·威廉建议林德塞将军的新司令部与军队的主流保持一致，他说：“在特种部队和其他部队之间，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隔阂，有些人希望这些隔阂变得更深，现在，我们首先是要打破它们，其次，要教育所有官兵，要使他们认识并理解到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和这样做的重要性。每一支部队都要竭尽全力，以提高美军的作战能力。”林德塞将军知道，鉴于国防部此前对建立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态度，采纳这一建议将会是一个挑战。
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的历史(2)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历任总司令：1987年，从首任总司令林德塞将军开始，迄今已有7 任总司令：詹姆斯·J ·林德塞（1987年4 月16日～1990年6 月27日）；卡尔·W ·史延纳（1990年6 月27日～1993年5 月20日）；华纳·A ·唐宁（1993年5 月20日～1996年2 月29日）；亨利·H ·萨通（1996年2 月29日～1997年9 月25日）；彼德·J ·斯古梅克（1997年11月5 日～2000年10月20日）；查尔斯·霍兰德（2000年11月至今）。每一任总司令在任期内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机遇。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自成立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前苏联解体、美军缩编、出现新的敌对国家、地区不稳定因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量增加等等，特种部队担负着越来越艰巨的任务，常规部队、美国驻各国大使和其他国家部门越来越多地使用特种部队。
任务和组织：
按1987年《参谋首长联席会议手册》71～81页所描述，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职责，是完成所担负的常规任务，在总统和国防部长的直接授权下，计划和领导特别行动。主要任务是：
最后两项任务，“根据MFP-11财政计划，提出、落实预算计划”和“发展、实现特殊行动所需装备、材料、供给和服务保障”，使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比其他任何一个联合司令部都特殊，在承担责任的同时，它拥有相应的权力。国会赋予特种部队司令部异乎寻常的权威，它能够独立控制特种部队的结构、装备和资源。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结构，是首任总司令林德塞将军建立的，它沿用了典型的“联合首长”制。1988年6 月，他对这一结构做了两处调整：J8（资源）首长负责执行MEP-11财政计划，增设J9首长，负责心理战和民间事务。
对司令部任务的陈述，涉及地理政治学的变化。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对特种部队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反映出特种部队大量参加维和与人道主义援助的新特点，1993年，唐宁将军修订了特种部队司令部的行动纲领：“在和平时期和战时，随时有效地在世界范围内领导特别行动、民间事务和心理战行动，服务于地区作战司令、美国大使及所在国家军队和其他政府机构。”
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中还增加了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信息战和控制冲突，加强了防御措施，增加了反恐怖主义的任务。
为了更有效地使用特种部队，萨通将军继续对司令部的任务、目标和前景进行了修订，1996年10月，他对特种部队的行动纲领做了较小的变动：“在和平时期和战时，为国家总指挥权、地区作战司令、美国驻各国大使及所在国家军队提供特别行动部队，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领导特别行动、民间事务和心理战行动。”
1997年10月1 日，萨通将军荣升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新当选的总司令斯古梅克将军继续了对行动纲领的修订，他为特别行动部队提出了新目标：“要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有能力、适应性最强的特别行动部队，立志拥有最卓越的官兵和最高的专业水准。”
尽管不断修订，行动纲领的本质是保持不变的。但对于司令部总部的结构，斯古梅克将军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的前任在机构改革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尝试，如合并职能相似的部门、实现流线型办事程序和重组人力资源等。作为一个前下属部队的司令，斯古梅克将军认识到司令部总部没有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关键的部门，而那些被忽视的部门才是特种部队的核心所在。他大胆撤消了传统的“J-首长联席制”，将作战与后勤部门合并为5 个“完美中心”，每个中心各由一名一般军官、高级军官或高级文职执行官负责。重组保证了司令部总部的工作以战略作战为中心。
J3和J5处合并为行动、计划和政策中心（SOOP）；作战模拟和准备处（J7）与计划和审计处合并为军事结构、准备、资源和战略评估中心；情报和信息行动中心（SOIO）包括命令、控制、通讯、计算机和资讯系统处（J6）、情报处（J2）和信息行动处（J3）；准备中心和后勤处组成了特别行动后勤采购中心（SOAL）；指挥服务中心包括人事处（J1）和特别参谋办公室。重组后的司令部总部确保各种资源的合理应用，使它能更好地为特种部队、地区总司令和美国驻各国大使服务。mpanel(1);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下属部队：
要使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真正发挥作用，它下面要有所属部队，这是无可争议的。组建司令部的有关法律这样规定：“除国防部长的指令外，所有驻扎在美国的现役和预备役特种部队，都接受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领导。”当时的国防部长肯斯帕·温伯格签署了命令，确定了他下属的三个司令部和大部分部队：驻扎在佛罗里达赫尔伯特的第23航空军、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海军特别作战司令部和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基地的陆军第一军。1987年8 月14日，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成立之后，温伯格又签署命令成立了联合特别行动司令部，此后，它变成了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下属的一个部门。
划归到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时，第一军是负责美国陆军所有特别行动的部队。它的任务是准备、提供、支持陆军的特种部队，领导对外协助防御、非常规作战、特别情报、心理战、突击行动以及其他相关的特别行动。它的下属部队包括第1 、第7 和第10特别行动队、第4 心理战队、第96民间事务部队、第75游骑兵团、第160特别行动航空大队、预备役部队的国防军部队以及约翰·肯尼迪特别作战中心和学校。
但是，这些单位并非全部归属到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温伯格部长保留了心理战和民间事务部队。1987年年初，国防部长办公室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级别低于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的联合司令部，专门负责心理战和民间事务。和其他特种部队的遭遇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心理战和民间事务特种部队被大大削弱，因此一些支持者担心，把这两个单位并于特别行动司令部，将不利于它的发展。林德塞将军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将其划归特别行动司令部，有利于保护特种部队的资产和资源，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阿德迈·科隆同意他的意见。1987年10月15日，温伯格部长签署命令：包括现役部队和预备役，所有陆军、空军的心理战和民间事务特种部队，都划归特别行动司令部领导。
但是，温伯格部长的决定并没有完全解决心理战和民间事务部队的问题。在史廷纳将军的任期内，他解决了另一个有关这两支部队归属的长期存在的问题。国防军的领导人认为，这两支部队只有在战时才归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领导，而平时应归属国防军领导。史廷纳将军经过艰苦努力，促使国防部1993年3 月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明确了这两支部队的归属问题。这一决定确保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在和平时期同样有权力指挥和使用这两支部队，司令部全权负责它们的军费开支、训练、装备和组织。
1987年4 月16日，海军创建了海军特别作战司令部，它的下属单位仅有海军特别作战中心（训练司令部）。海军第1 特别作战队和第2 特别作战队（海陆空三栖特种部队即海豹部队及特种艇部队）没有划归到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因为海军方面认为这两个部门和下属部队分别属于太平洋和大西洋舰队，因此不可能划归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指挥。海军部长詹姆斯·韦伯和海军的高级将领们都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会使海军特战部队失去与舰队的密切联系。
林德塞将军坚持认为这些驻扎在美国本土的部队应该归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领导。他提出的理由是，海军特别行动部队与舰队的联系，不同于它们与专业特别作战机构相联系，特种部队司令部能够更好地发挥这些部队的作用，因为它们可以和其他的特种部队协同作战。1987年10月23日，温伯格部长把天平倾向了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一边，他签署命令：从1988年3 月1 日起，海陆空三栖特种部队（海豹部队）、特种艇部队和海军特别作战部队全部移交给海军特别作战司令部，到1988年10月1 日，这些部队由特种部队司令部全权负责。
空军23军是一个很特别的组织，它承担着两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任务：它归军事空运司令部（MAC ）领导，又作为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下属的空军单位。温伯格部长只把23军的特别行动部及下属部队划归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包括它的后备国防军和空军特别行动学校。23军依然承担着MAC 的一些任务（比如医药空运、营救、气象侦察及其他紧急空运任务）。林德塞将军希望所有的下属单位都是同级别的指挥部门，因此这种设置就带来了一些问题。
最初，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希望23军只担负纯粹的特别行动任务，MAC 同意这个要求。林德塞将军最关注的是：他调整改革23军的计划必须通过MAC 才能实施，目前的行政隶属关系，对建立国会所要求的指挥司令部是一个阻碍。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将23军升格为空军作战指挥部，空军参谋长兰瑞·威尔士同意了这个方案，1990年5 月22日，空军23军成为空军特别行动司令部（AFSOC ）。
美国特别行动部队的历史(3)
军费预算和项目发展：对国会和林德塞将军来说，MFP-11财政计划意味着特种部队在军费预算上拥有特权。尽管《努- 考安修正案》所催生的MFP-11财政计划是专门针对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但对法律条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国防部的一些办公室认为，新的司令部不应该有自己的计划项目备忘录。林德塞将军和其他一些人持相反的意见，经过艰苦的努力，司令部终于争得了做预算和计划项目备忘录的权力。
但争论一直在继续，直到1988年9 月，参议员努和考安对国会的意图做了阐述：法律明确表明，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司令有权单独制定项目计划备忘录。同月，国会颁布了《公共法100-456 》，明确规定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总司令直接向国防部长提交计划项目备忘录。
1989年1 月24日，国防部长助理威廉·达福特签署备忘录，使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拥有基于MFP-11的预算权。随后，1990年10月1 日，国防部长办公室将MFP-11的选择权授予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1991年10月，又授予其对MFP-11的全部权力，至此，在美军历史上，一个兵种的总司令首次有权做出军费预算和计划项目备忘录。
为了做出全部所属特种部队的预算和项目计划备忘录，司令部要建立一套项目计划和预算的系统。即使有国会的授权，司令部发现要运行MFP-11非常困难。因为参谋力量不足，为完成这些任务，司令部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计划项目备忘录是第一步，1998年，空军完成、提交了第一份备忘录。1990年10月，根据达福特的指示，司令部开始执行预算权。1991年，司令部开始全面负责实施计划项目备忘录，司令部能够自主地根据特种部队的任务要求和发展需要，来制定计划项目备忘录并予以实施。MFP-11的建立，使司令部能自行决定如何在特别行动的要求和计划方案之间寻找平衡点。
为了最有效地分配司令部的资源，唐宁将军建立了《战略计划步骤》，在萨通将军和斯古梅克将军的任期内，依然沿用这个分配资源的先后顺序。随后，由于资金越来越有限，司令部必须做出重大的调整，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首先，由于资金短缺，斯古梅克将军将司令部机关与其下属单位合并，这样做的结果，保证了特种部队总司令和下属部队司令（被称为“董事会”）共同决定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在下属司令部执行的过程中不会发生改变。其次，由总司令主管资源分配能确保实施过程中的“忠诚度”，军事结构、准备、资源和战略评估中心制定了专门的程序，以监控预算是否按“董事会”的决定实施的。通过这些措施，斯古梅克将军确保把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采购系统和部队现代化：
建立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队的主要动因，是加速特种部队的现代化过程。司令部成立之后，国会依然在关注它的发展情况，1987年11月17日，国会在一次会议报告中批评国防部在“SOF-特别装备”方面几乎裹足不前。1987年11月4 日，国会颁布了一个附加法案，确定特种部队总司令作为“代理首脑”，有权制定、实施特种部队的采购计划，而这一权力通常是属于文职部长的。
1990年12月10日，国防部批准成立特别行动调查、发展和采购中心，这对特种部队司令部是重要的一步。1991年年初，采购中心首先在资源处（J8）开始组织采购工作。1992年，萨通将军在采购代办机构下新设了一个处，以加强司令部对采购和合同的管理。为履行采购职责，司令部着眼于其下属部队装备的系统化，坚持流线型的采购过程。司令部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改善现有的武器与购买“顶级武器”相结合，以便快速、经济地提高特种部队的行动能力。
自1987年以来，司令部几乎对特种部队武器装备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了改善或更新。其中有些装备和技术十分引人注目，比如MC-130H “战爪”Ⅱ远程飞机和SOCRATES激光探测跟踪系统，在“沙漠风暴”的行动中这两者都发挥了作用，还有“旋风”系列海岸级巡逻舰等。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采购，如MH-47E“切努克”中程直升机，它能在任何天气情况下进行行动，AC-130U “幻影”武装直升机，用于空中作战和侦察，“马克V ”特别行动艇，它的作战性能极佳，可以被C-5 运输机运送到不同的战区。1997年，采购中心的“海军NSW-RIB 采购计划”，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海豹部队作战艇的运送问题，大大提高了作战艇的运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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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突发事件中，司令部多次使用其采购权，使特别部队能立即获得最先进的武器，或加快改善装备的进程。比如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部队进入伊拉克前，司令部首先对“切努克”直升机上的救生装备做了改进。在特种部队出发前往波斯尼亚前，司令部已经为部队配备了适应寒冷天气的齿轮。
1988年，斯古梅克将军将几个采购计划定为“旗舰系统”，之所以用这样的名称，是因为这些计划关乎特种部队的未来。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必须保证一些关键的项目，必要时可以牺牲其他的项目。在“旗舰系统”中，名列第一、第二位的分别是CV-22 飞机计划和海军海豹部队的运送系统计划。
行动速度和人员素质：
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成立以后，特种部队任务量持续增加，无论是行动次数，还是进入不同国家的次数，两个数字都在飞升。20世纪90年代在不同时期，特别行动、心理战和民间事务行动面临的最大特点是“高要求，低强度”。在这种情况下，国防部越来越关注这种冲突特点所带来的长期影响。1993年，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平均每周有2036人次在行动，到1996年，这个数字达到4316人次，是1993年的两倍，而1999年，这个数字已达到5141人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前苏联解体后，冷战宣告结束，它带来的结果是（用林德塞将军的话）“残暴的和平”，地区不稳定、新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断增加等新因素成为和平的主要威胁，正是由于这一变化，特别行动部队更适应国家军事战略的要求。
为什么特别行动部队常常是国家政策的一个有效手段呢？因为它具有全面、快速、独特的行动能力，因此它能够在任何政治、军事情况下采取行动，它具有极其熟练、突出的训练外军、协助他国防御和国家援助的能力。特别是有些情况下，由于政治上的因素而无法使用常规军队，特别行动部队更是极佳的选择。冲突发生时，特种部队领导特别侦察、指挥行动、联络各部队，它的作用可以使军力数倍地增加。而在和平时期，特种兵分布在每一块大陆上，服务于地区作战总司令的军事战略，完成常规部队无法完成的任务。
此外，地区作战总司令和他们的参谋人员要充分认识到特种部队的能力和作用。为了促进对特种部队更深刻的理解，特别行动部队司令部一直在积极努力，他们参与地区总司令的行动计划和对联合行动的分析，根据MFP-11财政计划的规定，参与其所属特种部队的军费预算和人事变动。对地区作战总司令来说，在许多情形下，特种部队都是最佳选择，如反毒品、排雷训练、协助防御、救护演习、非作战撤退或处理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比如1996年的“太平洋港口行动”，民间事务和心理战部队帮助库尔德难民移民到达美国。在维和行动和小范围的偶发事件中，特种部队同样是地区司令部的首选部队。
特种兵是在民间征募的，他们自愿加入特种部队。首先他们要经受严酷的训练，要掌握进行特别行动的技能，学习如何成为一名“战士外交官”。特种兵大多被派到偏远艰苦的地区执行任务，在那里他们可能是惟一的一名美军，因此在东道主国家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的眼中，他们既是执行军事任务的军人，又兼有外交的职责。一旦出现冲突，特种兵往往深入敌后，比如进行特殊侦察、进行“调转枪口”的瓦解敌军工作等。
唐宁将军在特别行动部队《真理》中这样定义特种兵：
唐宁将军和斯古梅克将军都对特种部队的《真理》进行了概括。为了确保部队的专业化，斯古梅克将军制定了“训练提高能力，教育提高素质”的原则。特种兵常常要面对一些不确定的情形，而他们如何行动往往会对战略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行动中特种兵不仅要有灵活性、成熟的判断力，而且要有诚实正直的品性。
斯古梅克将军论述了特种兵的成熟个人素质，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是当之无愧的“地球侦察机”。一旦出现冲突，因为他们对当地文化具有良好的理解，熟悉环境，因此他们可以做出紧急快速的反应，捍卫美国的利益。在许多行动中都能看到“地球侦察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如1996年商务部长布朗乘坐的CT-43A运输机在波黑地区的山里撞毁，SOF 立即派出营救部队，1997年SOF 帮助美国公民撤离塞拉利昂，1999年援助越南洪水灾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