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深陈既往之悔”——“轮台诏”
征和四年<前89年)六月，盛夏时节，长安城中酷热袭人，而位于长安西北三百余里，在甘泉山绿萌环绕之中的甘泉宫却是清风习习、凉爽宜人。甘泉宫原为秦朝的林光宫，建元年间(前140年一前135年)进行大规模扩建之后，武帝最喜欢在炎热的夏季来此避暑，处理政务。然而，武帝此时虽然身在甘泉宫，心情却很难像往日那样轻松平静，正面对摆在几案上的一份奏折，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
这是一份由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联名上呈的奏章，请示武帝批准往西域轮台地区(一作“仑头”，西域国名，今新疆轮台东南)派遣士卒屯田，置三校尉监护，召募内地百姓前往轮台垦荒，继续向西修筑亭障，既可以解决戍边所需的粮食问题，又可以威慑西域诸国，辅助乌孙，共同抗击匈奴。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属于桑弘羊职权范围内的奏章，武帝却没有立即作出决断，不免使群臣感到有些诧异。的确，这种现象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武帝即位以来，素以处事果断而著称，无论是多么棘手的政事，经常是一言立决，决无犹豫寡断之事。而如今武帝已进入垂暮之年，似乎已经没有了往日那种执意进取的锐气，这在不少朝臣的心中留下几许哀伤的阴影，不免为大汉今后的命运而担忧。
自从元光二年汉匈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直至征和二年李广利兵败郅居水，武帝凭借文景时期几十年积蓄的巨额财富，调动数十万大军及无数民役，连续向匈奴发动大规模进攻，穷追猛击匈奴四十多年，以“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巨大代价，终于将匈奴的势力逐出漠南，彻底扭转了汉匈战争的局势。武帝在北境与匈奴激战的同时，又广开三边，拓土开疆，东征朝鲜，南伐两越、通西南夷，西击羌族，大小之战不计其数，军费支出更是骇人听闻。仅在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后，对有功将士奖赏的黄金一次就高达五十多万斤，相当于当时汉政府全年的收入。除战争之外，武帝广修宫殿，大置苑囿，四处巡游，寻仙觅药，封禅祭祀等等，挥霍了无数的财富。为了弥补日益空虚的国库，武帝采取了更改币制、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等各种新财政措施以扩大政府收入，虽然号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但实际上所有沉重的负担最后只能转嫁到百姓身上，致使百姓大量破产流亡，农民暴动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武帝重用酷吏，派“直指绣衣使者”分赴郡国，督促地方大员残酷镇压；又作“沈命法”，规定太守及属下官吏如不能发觉并及时镇压农民暴动者全部处死。郡国官吏害怕因镇压不力而被诛杀，都故意隐瞒事实真相，致使局势更加动荡不安。
如此严峻的国内政治形势，武帝并不是没有察觉。作为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武帝已经认识到要想稳定统治，光靠严厉镇压是不行的，还必须施以仁政，给百姓以喘息之机。但是，武帝最初并不准备在其有生之年改弦更张，而是将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宽厚的卫太子的身上。武帝曾对太子之舅、大将军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四夷侵陵中原，朕不更改制度，后世将无法可循；不出师征伐，天下将不得安宁；为此不得不劳扰百姓。后世之主要是沿袭朕之作为，难免重蹈亡秦之迹。太子敦厚好静，必然能安定天下，不使朕忧愁。若要是论遵守成法之主，难道还有贤于太子的吗?”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武帝当时并没有下定决心更改政策，对四边的用兵，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也没有显示出停止的迹象，就是在漠北大决战，匈奴远遁大漠之后，依然数次派遣大军远征，保持着凌烈的攻击势头。所以，当卫太子劝阻父亲不要继续用兵之时，武帝笑着回答：“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进入征和年间之后，年老多病的武帝还没有来得及调整政策，“巫蛊之祸”的发生彻底打乱了他的布署。当时人们认为以巫术诅咒或用木偶人埋于地下可以害人，这种方法被称为“巫蛊”。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孙贺被人告发以巫蛊之术诅咒武帝，下狱处死。从此，全国陷入追查所谓巫蛊的恐怖浪潮之中，前后屠杀有数万人之多，连武帝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等显贵人物也因为巫蛊被诛杀。次年，直指绣衣使者江充因与卫太子有私怨，见武帝年老多病，唯恐太子即位后被杀，于是以治巫蛊为名在太子宫中掘木偶人。结果太子被迫发动兵变，诛杀江充，兵败后自经而死。等到事后武帝醒悟巫蛊之事纯系子虚乌有时，但太子已死，大祸铸成，悔恨晚矣。第三年，武帝晚年颇为信任的将领李广利统兵出征，兵败后投降匈奴，七万多人全军覆灭。这是汉匈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汉军所遭受过的最为严重的一次失败，对于连续经历巨大打击的武帝刺激之深，不难想见。
在经过一系列这样重大的变故之后，武帝追悔往事，决定亲自实行这一转变。征和四年春，武帝应群臣的请求，斥逐为他寻求仙药而糜费无数财富的方士，已经显示出即将实行重大转变的消息。恰好在六月，桑弘羊上奏请求在轮台屯田。虽然早在太初四年(前101年)，李广利征服大宛后，班师途中顺道灭轮台，汉朝就在轮台置使者、校尉，屯兵数百人垦田，修筑亭障，作为供应汉与西域使者给养及经营西域的基地。此次桑弘羊所请仅是增加在轮台屯田士卒的数量，继续扩大轮台原有屯田的规模，扩建亭障。尽管屯田与修建亭障所需士卒远不能与调集大军出征相比，但是武帝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还是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奏请，并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这就是著名的“轮台诏”。
武帝在诏中沉痛地自责多年来连续对匈奴用兵，“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指出远田轮台，修筑亭障，又将耗费巨资，扰害百姓，表示今后再也不忍听到这类建议。申明从今以后不再出兵征伐，严禁苛暴虐民，禁止擅征赋役，推祟本农，重修“马复令(一种优待民间养马者的法令)”，鼓励民间继续养马，只需保持必要的武备而已。同时，武帝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示思富养民的诚意；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被称为“代田”的精耕细作的耕种方法，改进农业生产工具，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轮台诏”的颁布很快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遍于各地的农民暴动暂时缓和下来，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初步得到缓解，对匈奴也不再复议出兵之事。三年之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怀着平静的心情，安祥地告别了人世。在临终前二天，武帝立八岁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命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辅政。霍光是武帝爱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人谨慎，处事稳重，深得武帝信任。他没有辜负武帝的临终重托，精心辅佐年幼的昭帝，忠实执行武帝晚年制定的政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终于将已经濒于崩溃边缘的政治局势稳定下来。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扬武帝晚年勇于改过，委派辅政大臣得人，所以才能使“有亡秦之失”的西汉王朝免于“亡秦之祸”。宣帝即位后，继续遵循武帝的遗训，宽徭薄赋，与民休息，迎来了被史家称为“宣帝中兴”的再度繁荣局面。
二、匈奴内讧与重议和亲
武帝“深陈既往之悔”的“轮台诏”，不仅对稳定西汉王朝的政治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汉匈关系的重新调整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武帝时期长达四十多年的汉匈战争中，汉匈双方都蒙受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匈奴的损失更为惨重，在汉军连续多年的沉重打击之下，曾经纵横大漠之上的精锐甲骑损失严重，人口、牲畜大量被俘和死亡，势力更加趋于衰弱。虽然在征和四年，狐鹿姑单于怀着降服李广利的喜悦之情遣使至汉，强硬地要求汉朝继续履行和亲故约，遣汉女出塞，广开关市，每年奉送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否则就以刀兵相见。对于匈奴这种无视双方实力对比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狂妄态度，武帝付之一笑，没有理睬。实际上，此时匈奴远遁于自然条件不及漠南优越的漠北地区，自顾尚且不暇，并无实力继续大规模侵略汉朝边塞。狐鹿姑单于见虚言恫吓没得到任何实际利益，不得不重新考虑与汉廷复议和亲之事。
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狐鹿姑单于没有来得及与汉商议和亲就重病缠身，临终前忧虑其子年幼，不能治国，遗言命其弟右谷蠡王为单于。单于去世后，颛渠阏氏(单于正妻)与卫律合谋更改单于遗命，立其子左谷蠡王为单于，即壶衍鞮单于。左贤王(狐鹿姑单于子)、右谷蠡王因不得立，心怀怨恨，于是率部众分归各自辖区，不肯再至龙城聚会。匈奴最高统治层因争夺单于之位公开发生分裂，开启了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大规模内讧，五单于争立的政治纷争。
壶衍鞮单于年少初立，母亲行为不正，族内又发生严重分裂，因此非常害怕汉军趁势攻击，于是在始元六年(前81年)，将被扣压在匈奴十九年的汉使苏武等人送归汉廷，试图缓和与汉的敌对关系，以表示和好的善意。尽管匈奴自单于以下各级贵族都有与汉和好的想法，但对于丧失阴山以南一大片水草丰润的土地毕竟是于心不甘，掠夺财富的欲望也不可能完全断绝，特别是武帝晚年宣布不再出兵远征之后，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减轻，于是匈奴骑兵又在汉朝边塞之外出现。元凤元年(前80年)，匈奴发左右二部二万骑兵，分为四队，企图并入边塞劫掠。不料在汉军的反击之下，损失九千多人马，瓯脱王被俘，不得已再次远离汉塞。第二年，壶衍鞮单于发兵九千骑屯守受降城，防备汉军远征；但同时又在余吾水上架桥，准备随时北撤。此后，匈奴虽然在张掖、五原等边郡发动一些较大规模的入侵，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时汉朝边塞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烽燧交通等防御系统已经相当完备，匈奴见南下已经不可能获利，于是就掉转马头，向昔日的同盟者乌孙杀去。
在昭、宣之际，匈奴连续入侵乌孙。本始三年(前71年)，宣帝派遣十五万大军，分兵五路，与乌孙联合抗击匈奴。在汉与乌孙联军的打击之下，匈奴损失异常惨重，从此愈加衰落。第二年，壶衍鞮单于亲率数万骑报复乌孙，虽然略有掳获，但在班师的路上却遭到严寒的袭击，大雪一日竟深达丈余，人民、牲畜大批冻死，生还者不到十分之一。就在匈奴极度衰弱之时，原先被匈奴征服的属部纷纷倒戈，北方的丁令、西方的乌孙、东方的乌桓趁机三面出击，匈奴又损失了数万人，马数万匹，牛羊等牲畜不计其数。地节二年(前68年)，匈奴又发生特大饥荒，人口牲畜损失十分之六。就在这内外交困的窘境之中，壶衍鞮单于去世，其弟虚闾权渠单于继位，苦苦撑持着困难重重的局面，暂时无力侵扰汉朝边境。
神爵二年(前60年)，虚闾权渠单于率十余万骑临近汉朝边塞狩猎，准备伺机入侵边境。宣帝得知消息后，遣后将军赵充国率四万余骑屯守沿边诸郡，严加防备。单于见状不敢入侵，准备遣使者赴汉议和。使者尚未出发，单于突然病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集各地诸王前来商议单于继承问题。诸王尚未到达之时，颛渠阏氏与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发动政变，拥立自己的情夫、乌维单于曾孙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性情暴虐的握衍朐鞮单于一朝大权在手，立刻大开杀戒，虚闾权渠单于时当权大臣刑未央等都被屠杀，子弟近亲都被免职，而以自己的子弟代之，重用拥立有功的都隆奇等人。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珊见继位无望，逃归匈奴左地其岳父乌禅幕处避难；其兄呼屠吾斯隐身于民间，以躲避杀身之祸。辖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原先就与握衍朐鞮有私怨，遂率数万骑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从此被迫退出西域。握衍朐鞮任命其堂兄薄胥堂为日逐王，诛杀先贤掸二弟作为报复。握衍朐鞮的残暴统治，致使匈奴内部更加动荡不安。神爵四年(前58年)夏，乌桓出兵攻击匈奴东边的姑夕王，掳掠了大批百姓、牲畜，握衍朐鞮大怒，姑夕王恐怕被杀，遂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随即发兵攻打单于庭(今蒙古乌兰巴托)，握衍朐鞮兵败自杀，其部众都归附呼韩邪。
同年秋天，呼韩邪复归单于庭，立即着手恢复统治秩序，命左地贵人罢兵各归辖地；从民间寻回其兄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呼韩邪在单于的宝座上尚未坐稳，都隆奇与右贤王又拥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从匈奴右地发数万兵袭击单于庭，呼韩邪兵败，逃归左地。屠耆单于重占单于庭后，命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镇守单于庭，自己则率兵返回匈奴右地。
屠耆单于的统治也是短命的，一场规模更大的内讧又降临到他的头上。第二年(即五凤元年，前57年)秋天，屠耆命令原日逐王先贤掸兄右奥鞑王与乌藉都尉各率二万骑驻扎在东方，以防备呼韩邪单于。此时，西方呼揭王与唯犁当户共同诬陷右贤王欲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盛怒之下，将右贤王父子一同杀掉，后来知道右贤王蒙冤而死，又诛杀唯犁当户。呼揭王得知消息后，大为恐惧，于是举兵反叛，自立为呼揭单于，右奥鞑王也不甘寂寞，自立为车犁单于，乌藉都尉亦自立为乌藉单于，加上原有的屠耆、呼韩邪二位单于，—共出现五位单于。五单于争立，将匈奴自握衍朐鞮单于当权以后出现的内讧局面推到了高潮，致使统治阶层内部及各部落之间的争斗愈加激烈。
匈奴五单于争立的消息传到了汉廷之后，许多大臣都主张趁匈奴内乱之机，发兵攻击，一举消灭匈奴，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宣帝犹豫不决，征询御史大夫萧望之的意见。萧望之坚决反对出兵，认为匈奴前单于多次遣使请求和亲，如今内部战乱，汉军如果趁机出兵，是不义之举。何况匈奴可以远避在漠北，也不可能一举被消灭；如果能遣使慰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匈奴必然对汉廷感恩戴德，慕义臣服。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拒绝出兵征伐，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汉匈战争的爆发。
就在汉廷群臣在庙堂之上争论是否出兵之时，匈奴五单于正在战场上厮杀得难解难分。屠耆亲自率兵攻打车犁，命令都隆奇统兵攻打乌藉。二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车犁、乌藉二单于兵败，逃往西北，与呼揭合兵后还有四万多人。为了与屠耆对抗，乌藉、呼揭自动除去单于之号，共同辅佐车犁单于。屠耆闻知这一消息，命令左大将、都尉率四万骑屯守东方，防备呼韩邪袭击；自己率领四万骑向西北出击，攻打车犁。车犁再次兵败，继续向西北方向逃走。
匈奴西北方面的战争方告一个段落，战火又在东方熊熊燃起。五凤二年(前56年)，呼韩邪单于趁屠耆远征车犁未归的时机，派遣其弟右谷蠡王偷袭屠耆在东方的屯兵，杀掠一万多人。屠耆得知后，怒火攻心，立刻率领六万多骑星夜东归，企图一举歼灭呼韩邪。屠耆并不知道呼韩邪早有防备，布署了四万多精锐的骑兵严阵以待。屠耆率领大军日夜奔驰近一千多里后，突然遭到呼韩邪大军的猛烈攻击。尽管屠耆在兵力占有优势，但经过与车犁多次恶战及长途奔波之后，士卒早已疲惫不堪；而呼韩邪却是以逸待劳，稳操胜卷。一场激烈的厮杀之后，屠耆一败涂地，自杀而死。车犁闻知呼韩邪战胜屠耆，除去单于之号，率部东归，向呼韩邪投降。至此，匈奴五单于争立的局面宣告结束，呼韩邪再次统一了匈奴。
呼韩邪虽然取得胜利，但处境仍是极其艰难。经过五单于争立的混战之后，匈奴数万人丧生，牲畜损失十之七八，人民饥饿，为了争夺食物而相互残杀。呼韩邪的部下左大将乌厉屈与其父乌厉温敦见匈奴大乱，遂率领数万部众投降汉朝，都被封为列侯。等到呼韩邪再次重归单于庭时，残余的部众仅有数万人，其势力衰弱到了极点。然而，就是这样窘迫的局面也没容许呼韩邪维持多久。在单于庭西边，屠耆单于的堂弟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然而更使呼韩邪没有想到的，在单于庭东边，曾被他一手扶持登上左谷蠡王王位，后又晋升为左贤王的兄长呼屠吾斯竟然也同室操戈，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继五单于争立之后。匈奴又出现三单于鼎立的形势。
五凤四年(前54年)，匈奴三单于鼎立的短暂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兼并战争再次在大漠之上爆发。闰振率先发兵东攻郅支，不料兵败被杀。随后，郅支率领得胜之师进攻单于庭，呼韩邪兵败，被迫再次放弃单于庭南撤。郅支占据单于庭后，与撤到漠南地区的呼韩邪遥相对峙，匈奴又分裂为南北二部。
呼韩邪单于在短短的二年之中二次被逐出单于庭，部众牲畜损失殆尽，处境愈加困难，何况北有郅支，南有汉朝，不论受哪一方的攻击，都足以使他遭受灭顶之灾。此时的形势非常清楚：呼韩邪如果向郅支投降，无疑是自寻死路；若是主动称臣归附汉朝，不仅可以免除来至南方的威胁，得以集中力量对付郅支，而且还能得到汉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平定郅支，挽回败局，统一大漠。属下左伊秩訾王也劝呼韩邪称臣归附，遣子入侍，从汉求助，以定匈奴。
但是，匈奴自冒顿单于统一大漠以来，至此时已经在塞北称雄一百五十多年。历代单于都自誉为“天之骄子”，号称“百蛮之长”，与汉天子分庭抗礼，以兄弟自居。虽然在汉初六十多年间，匈奴曾经与汉和亲，然而一直都是汉朝遣公主出塞，每年奉送大量财物，而匈奴连不侵掳汉朝边境的盟约都没有能够严格履行。即使是在武帝时期连续遭受巨大打击，势力大衰之后，虽然匈奴几位单于均表示出愿意重新与汉朝和好的意图，然而都坚持在故约的基础之上恢复和亲，决不肯臣服于汉。呼韩邪单于此时若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可能违背匈奴祖制与习俗，以藩臣自居，接受汉廷的命令。呼韩邪深知此举关系重大，故而召集群臣与氏族贵族商议，立刻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许多反对附汉的大臣认为：匈奴之俗，本来就是祟尚气力而鄙视服役，以马上征战立国，所以才能威震百蛮。战死疆场，才是匈奴壮士的本色。如今与兄长争夺权力，不在其兄，就在其弟，虽死犹有威名。汉朝虽强，也不可能兼并匈奴，为什么要扰乱古制，屈辱先单于，取笑于诸国? 即使附汉可以安定匈奴，还有什么脸面再为大漠南北各族之长! 以左伊秩訾王为首的赞成附汉的大臣则认为：形势的强弱本来就是变化不定的。如今汉朝强盛，西域乌孙诸国都匍匐臣服。自从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势力日益削弱，不能复兴，虽然表面上依旧倔强地与汉朝抗衡，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一天的安宁。如今附汉就能安宁生存，否则必然危险败亡！最终呼韩邪采纳了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率领部众南下接近汉边塞，于甘露元年(前53年)春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为侍子入汉，同年冬又遣其弟左贤王朝汉。一年之内二次遣仅次于单于的权贵人物入汉，表示了呼韩邪迫切要求附汉的愿望。
对于呼韩邪单于主动附汉的诚挚请求，宣帝立即表示欢迎。呼韩邪大喜过望，于是率部众于甘露二年冬抵达五原郡塞外，表示要奉族中珍宝，准备在明年春正月亲自入汉，朝见汉天子。从此，汉匈关系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以和亲取代战争的新时期。
三、呼韩邪统一大漠与昭君出塞
甘露三年(前51年)春正月初一，宣帝在未央宫正殿接受诸侯百官的朝贺之后，怀着轻松喜悦的心情，御驾前往甘泉宫，准备在此接见一位来自北方的特殊客人——呼韩邪单于。
自从去年十二月，五原郡将呼韩邪单于将于明年正月朝贺汉天子的消息飞报朝廷后，得到了宣帝与群臣的高度重视。匈奴单于亲自入汉朝见，请求归附，标志着汉匈在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冲突与战争之后，历来以“天之骄子”自居的匈奴单于终于在困境之中被迫低下了高傲的头，预示着汉匈关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郅支单于尚占据漠北的情况下，汉朝接纳呼韩邪单于归附，可以在漠南扶持起一支亲汉的力量，以减缓郅支对边塞的骚扰。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宣帝格外重视呼韩邪的朝见，命令群臣商议朝见时的礼仪，最后采纳了太子太傅萧望之的意见，决定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之上；同时，派遣车骑都尉韩昌为专使，前往五原塞迎接呼韩邪单于入京，并从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等郡直到长安，发沿途郡兵二千多人陈列护送，以示尊宠。
呼韩邪单于到达甘泉宫后，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呼韩邪以客礼拜见宣帝，地位高置在诸侯王之上，称“臣”而不必唱名。宣帝颁予呼韩邪单于黄金质的“匈奴单于玺”，表示汉朝中央政府以对臣下册封的形式承认呼韩邪为匈奴的最高首领，确定了匈奴地方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同时考虑到匈奴多年来统治大漠的事实以及“上气力而下服役”的民族心理，所以在印章的形式上与汉天子所用的玉玺相同，以表示与汉朝的臣属有所区别。此外，汉朝还赠给呼韩邪大量珍贵的礼物，如冠带、衣裳、玉具剑、佩刀、弓矢、戟、车马、黄金、钱币、衣被、绵绣、杂帛、絮，等等。朝见礼毕后，宣帝命使者引导呼韩邪至长安，留居单于邸，热情款待一个多月。呼韩邪如愿以偿，临北归时，考虑到自己势力单薄，深恐不能抗御郅支单于的进犯，试图依靠汉朝的声威以自保，同时又可以向汉朝表示真诚的归附愿望，于是又请求留在保禄塞(今内蒙包头西北)下，如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为汉保卫受降城。宣帝应允了呼韩邪的请求，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与韩昌将兵护送呼韩邪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磴口西北)，并留于漠南护卫呼韩邪，助诛不服。汉朝又考虑到匈奴连年战乱饥荒，人民乏食，前后共调拨北边诸郡粮食三万四千多斛，以资助呼韩邪单于的部众。
呼韩邪的附汉不仅摆脱了自身窘迫的困境，稳定了岌岌可危的局势，而且在匈奴原来的属国中也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特别是西域乌孙以及一些与匈奴相邻的诸国素来畏惧匈奴而轻视汉朝，但是自从呼韩邪归附汉朝之后，乌孙等国的态度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纷纷以尊汉为荣耀。
大约在五凤四年与甘露元年左右，郅支单于见呼韩邪单于兵败后率部众南下，误以为呼韩邪已经降汉，不可能再重返匈奴，于是率兵西下，意图平定匈奴右地。这时屠耆单于的小弟已经在右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得知郅支西征的消息后，率兵迎击，结果兵败被杀，其部众都被郅支兼并。郅支在平定了匈奴右地后，为了巩固在右地的统治，于是留居右地而未返回单于庭。在闻知呼韩邪单于因附汉而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后，郅支深恐自己受到呼韩邪与汉朝的联合攻击，所以特别重视呼韩邪与汉朝交往的动向。就在甘露元年呼韩邪遣子入汉为侍子的同时，郅支也不甘落后，亦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汉，以示与汉和好之意。对于郅支与呼韩邪竞相归附之争，汉朝最初并没有显示出厚此薄彼的倾向，而是一视同仁，采取兼容并纳的态度，依礼厚待双方的侍子。但是，郅支单于究竟是远在漠北，中间又有呼韩邪的阻挠，与汉朝的联系与沟通远不如在漠南的呼韩邪那样快捷便利；再者，郅支又自恃势力比呼韩邪强盛，所以附汉的愿望也不如呼韩邪那样诚恳急迫。虽然在甘露三年、四年，郅支单于二次遣使奉珍宝入汉朝献，但是汉朝因为呼韩邪单于的亲自入朝而逐渐疏远郅支，对于呼韩邪的使者则更为优待，开始冷落郅支的使者。呼韩邪对郅支与汉朝通好的动态也非常重视，为了巩固与汉朝已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在黄龙元年(前49年)春正月，呼韩邪再次入汉朝见宣帝，受到了与初次入汉时的礼遇与赏赐。同年十二月，宣帝去世，元帝即位。初元元年(前48年)六月，呼韩邪上书宣称民众饥困，请求汉廷援助，其中也不乏试探元帝即位后对他的态度的因素。元帝立即命令云中与五原郡输谷二万斛资助，以表示朝廷对他一如既往的全力支持。显然，郅支与呼韩邪在争取汉朝的支持的竞争中，已经明显地败下阵来。
郅支单于见到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的关系日益亲密，并得到了朝廷出兵输谷的全力支持，自度既无法间离汉与呼韩邪的关系，又缺乏统一匈奴的实力，于是率部众从右地再向西迁徙至今伊犁河流域一带，遣使至乌孙，企图劝诱母亲为匈奴人的小昆弥(乌孙王号)乌就屠叛汉。不料乌就屠不为所动，斩杀郅支来使，送首级于汉西域都护府处，同时发兵八千人迎击郅支，被郅支击败。郅支随后又北征乌揭(在今额尔齐斯河上游及我国新疆北端)、坚昆(在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征丁令(指当时活动于额尔齐斯河上游与巴尔咯什湖之间的的东部丁令)，兼并了三国之兵，在坚昆设立王庭，势力稍微得以恢复。此时，郅支单于距离汉朝更加遥远，愈加怨恨汉朝支持呼韩邪而不援助自己，于是困辱汉朝使者江乃始等，并遣使赴汉，以朝贡为名，请求汉朝遣还其侍子。初元四年(前45年)，元帝应郅支的请求，遣卫司马谷吉等送还郅支单于的侍子。郅支见其子安全而归，再无后顾之忧，索性杀死汉使谷吉等人泄愤，从而与汉朝公开为敌。然而郅支的实力究竟有限，又听说呼韩邪日益强盛，深恐受到袭击，因此想再度西迁，远避汉朝与呼韩邪。恰好在此时康居王屡受乌孙的欺凌，想依靠匈奴的声威恫吓乌孙，于是遣使至坚昆，准备迎接郅支到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由于害怕遭受攻击而惶惶不可终日的郅支单于突然受到康居王的邀情，大喜过望，立即率部众西迁，途中又受到严寒的袭击，到达康居时部众仅剩三千多人。
康居王素来尊敬郅支，所以在郅支抵达康居后，将女儿嫁与郅支；为了报答康居王的好意，郅支也将女儿嫁与康居王。郅支随即借兵于康居，数次出击乌孙，深入到乌孙都城赤谷城(位于今伊塞克湖西南的伊什提克)，杀掠人民，驱掠牲畜而去。乌孙慑于郅支的兵威，不敢出兵追击，乌孙西部千里之地空虚，无人再敢居住游牧。郅支刚刚在康居立稳根基，狂傲残忍的性格立刻暴露无遗，肆意欺辱其恩主康居王，又屠杀康居王女、贵人及百姓数百人，支解尸体，投入都赖水(今塔拉斯河)，河水为赤!郅支又大肆征发康居百姓，在都赖水畔修筑郅支城，每天被迫服苦役者五百多人，历时二年方才完工。郅支又遣使者分赴大宛诸国，勒令纳贡财物，诸国都不敢抗拒。康居王眼见大权旁落，追恨莫及，深悔当日不该引狼入室，却又无可奈何，唯有忍气吞声地苦捱时光。
就在郅支单于杀汉使谷吉等，西迁康居后，汉廷见谷吉等一去不返，误以为在边塞被呼韩邪的部下所杀，因此严厉追查呼韩邪的来使。呼韩邪凭空蒙受不白之冤，不免心存疑惧。等到汉廷查清事实真相后，为了安抚呼韩邪单于，于永光元年(前43年)派遣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送还呼韩邪侍子，以免其生疑。这时，呼韩邪在汉朝大力扶持之下，原气已经恢复，前来归附的部众日益繁盛，也有足够的兵力自卫，不需再畏惧郅支单于，加之塞下野兽射猎将尽，因此想北归单于庭。韩昌、张猛唯恐呼韩邪北归后难以约束，于是与呼韩邪及大臣登山郑重盟誓：自今以后，汉匈和为一家，世世代代不得相诈相欺。敢于违背盟约者，受天不祥! 盟约之后，呼韩邪率领部众第三次重归单于庭，匈奴内部各部落纷争混战的局面逐渐地平定下来。
再说郅支在康居的残暴统治，肆意欺凌乌孙、大宛诸国，不仅激起康居贵族与百姓的怨恨，而且也直接威胁到汉朝在西域的利益。但是，元帝一直忧虑距康居路途遥远，不愿耗费巨资出兵征伐，所以前后三次遣使至康居，请求郅支归还谷吉等人的尸体，同时劝说郅支重新归附。然而，这一切努力都被郅支毫不容情地予以拒绝。事已至此。汉朝除了动用武力之外，再也没有其它的选择。建昭三年(前36年)，代理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奉命出使西域。这时，西域的形势很不稳定，已经牢固控制了康居的郅支单于又力图降服大宛、乌孙，并以三国为基地，重新恢复匈奴在西域的统治。陈汤面对这种形势，认为西域原来一直臣属于匈奴，对郅支也存有畏惧之心，如果不坚决地对郅支采取军事行动，不过数年，西域诸国将全面瓦解。甘延寿完全同意陈汤的见解，但是想奏请朝廷批准；而陈汤则认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大臣们不可能全面了解西域的局势，一旦不予批准，将坐失良机。于是二人矫制征发西域诸国兵及汉屯田于车师的戊己校尉兵共四万多人，分兵二路，开始了远征康居的军事行动。
联军的南路由三校尉率领，出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经大宛攻入康居南部；北路由甘延寿、陈汤亲自统率，由温宿(治今新疆乌什)横越天山，经乌孙赤谷城攻康居北部。北路联军行至阗池(今伊塞克湖)以西时，康居副王抱阗正奉郅支的命令，率千余骑在赤谷城以东掳掠，见联军西征，于是随后追击，企图袭击联军辎重。陈汤纵兵回击，大败抱阗，夺回被掠的人口牲畜交还乌孙。联军进入康居境内后，陈汤下令严禁掠夺，深得康居民心。康居的各部落首领早已痛恨郅支的残暴统治，纷纷投靠联军，把郅支的内部情况提供给联军，因此联军得以顺利地抵达郅支城。这时康居兵万余骑也归附联军，与联军将郅支城四面包围。此时，郅支困守孤城，身边仅剩下千余名士卒，进退无路，却又不肯束手就擒，只好将希望寄托于联军远来不能久攻之上。郅支城外城为木城，内城为土城，联军将士奋勇攻城，纵火焚毁木城，郅支也被射伤，躲入内城继续顽抗。内城很快也被攻破，郅支走头无路，最后被联军杀死，阏氏、太子、名王以下一千多人都被斩首，残余部众均成为联军俘虏。郅支的首级送至长安，悬挂于槁街(专供异族人居住的街)上示众。此役是西汉年间对匈奴的最后一战，与汉朝敌对的匈奴残余势力被彻底从西域清除，为汉匈关系的重新调整扫清了障碍，也为其后汉匈和平相处六十余年奠定了基础。
对于郅支之死，远在漠北单于庭的呼韩邪单于喜惧交加，反映是极为复杂的：喜者是郅支已死，自己最强悍的政敌在汉朝的打击下从此消失，匈奴自握衍朐鞮单于以来二十多年讧乱不息的局面彻底结束，大漠之上复归一统，匈奴各落部重新听命于单于庭；惧者是郅支败亡之后，匈奴唯一能够牵制汉朝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汉朝势力强盛而自己势单力薄，今后或不免因得罪汉朝而如同郅支一样灭亡。形势的急剧变化促使呼韩邪只能继续归附汉朝，才能确保自己统治的安全。于是在建昭五年(前34年)，呼韩邪上书元帝，请求朝见，并解释说以前常愿朝见天子，只因郅支在西方，恐怕其前来袭击，因此不敢前来朝汉；今日郅支已伏诛，愿入朝拜见天子，庆贺胜利。
公元前33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汉朝见。元帝礼遇赏赐如初，又加赐衣服、锦、帛、絮，均较黄龙元年入朝时多一倍。朝见期间，呼韩邪表示愿为汉室女婿，元帝遂将美丽端庄的后宫良家女王嫱(字昭君)赐与他为妻。呼韩邪单于大喜，号王昭君为“宁胡阏氏”，意为得昭君可使匈奴永得安宁。随后，呼韩邪又上书表示愿为汉保卫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边塞，请求汉朝撤罢戍守边塞的士卒，以休养汉族百姓。元帝命群臣商议，最后采纳议郎侯应的意见，本着“安不忘危”的精神，以“中原四周皆有关梁障塞，并非单为防御匈奴，同时也防止境内不法之徒出塞滋事”为由，婉言谢绝了呼韩邪的请求。元帝为了庆祝诛灭郅支的胜利及呼韩邪的来朝，汉匈再不以兵革相见，边境从此永远安宁，故改元为“竟宁”，以志纪念。
建始二年(前31年)，匈奴一代杰出的政治家呼韩邪单于去世。临终前，呼韩邪欲立少子且莫车为单于，且莫车的母亲颛渠阏氏说：“匈奴讧乱十余年，不绝如缕，全赖汉廷的支持，方才转危为安。如今平定未久，人民深惧争斗再起；且莫车年少，百姓不附，不如立长子雕陶莫皋。”呼韩邪见颛渠阏氏深明大义，以国事为重，于是改立大阏氏(第二阏氏)子雕陶莫皋，即复株累若鞮单于。昭君出塞之后，与呼韩邪生有一子。呼韩邪死后，昭君又遵从成帝的诏命，按匈奴习俗改嫁复株累单于为妻，生有二女。在漠漠的塞北之上，昭君住穹庐，着皮裘，食肉饮酪，生儿育女，最后死于异乡它邦。一个纤弱的汉族姑娘，为汉匈和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昭君死后，其子女继续为汉匈和好而奔波。大约在宋代之前，一座“昭君墓”(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南)出现在漠南草原之上，据说此墓终年被青草覆盖，故以“青冢”命名。千百年来，“青冢”历经寒暑，青草茵茵，默默地向世人传诵着“昭君出塞”的故事。
复株累单于继立后，遵循其父遗训，继续与汉和亲，其后历经搜谐若鞮单于(复株累弟且糜胥)、车牙若鞮单子(且糜胥弟且莫车)、乌珠留若鞮单于(车牙弟囊知牙斯)，直至王莽代汉，扰乱匈奴时止，一直与汉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汉匈两族人民平安相处六十多年。昔日战马奔腾嘶鸣的喧嚣的疆场，如今成为牛羊悠闲漫步的宁静的牧场。正如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所说：“是时边城晏闭，牛羊布野，三世(指元帝、成帝，哀帝和平帝)无犬吠之声，黎庶(百姓)亡干戈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