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
9时30分，我与克勒格尔和施佩林一起开车去平仓巷，委员会在那里开会。我们进行了分工，列出了人员名单。马市长带着他的一班人来参加会议，答应给我们3万袋大米和1万袋面粉。可惜我们还没有卡车把这些粮食运进难民区。大米和面粉我们可以卖掉(为了防止“牟取暴利”，必须由我们限定最高价格)，把所得收入用来救济难民。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主把一定数量的大米或面粉免费分给穷人。我们将建立施粥处(粥厂)。
鼓楼医院收到了我送的12罐汽油。韩湘琳叫人把水箱送到了我们的院子里。我们院子里的第三个防空洞就要建好了，顶上是铁板，砖砌的入口。下午，我从卫戌司令部(龙顺钦和林先生)那里收到了2万元。最高统帅答应捐献给我们10万元，这是支付的第一笔款子。我问什么时候能够得到其余部分，杭立武博士对此耸了耸肩说，也许还会支付大约3万元。看来我们不得不利用大米和面粉尽可能多赚些钱了。不然，我们的现金很快就会用完。
菲奇、克勒格尔、斯迈思博士、基督教青年会的王先生、里格斯等和我一起参观了我在宁海路5号的新房子，明天我们要在这里正式开设委员会办事处。斯迈思博士对房子的美观和设施的豪华(防空洞价值1.75万元)感到很兴奋，他决定从此以后只称呼我为约翰 H．D．拉贝·洛克菲勒。晚上6时在英国文化协会召开委员会会议。会后，召集新闻记者和欧洲人等开会。我们向新闻界公布了计划和各个职务的分配情况。晚上7时30分，在首都饭店召开委员会会议。我们很难决定是否继续开展建立难民区的工作，因为我们始终还没有得到日本当局的答复。如果我们要求留在南京的市民搬进中立区，之后却又遭到日本人断然拒绝，那么我们将负有很大的责任。表决的结果是，大多数委员赞成我们继续工作下去。开放中立区公告的行文必须十分谨慎。我们先要向这里每一个代销报纸的中国人打听：有没有人，都是些什么人留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查看一下中国人情绪的晴雨表。我们将暂时把中立区称作“难民区”，而不是“安全区”。这样，如果以后有人指责我们的话，我们就多少有些保护。
罗森博士从美国人那里得到消息说，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把我给希特勒和克里伯尔的电报转交上去了。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给东京德国大使馆的电报也已转发过去。许尔特尔打电话来说：罗森博士请德国人集中一下，商量什么时候必须登上三桅帆船。结果是：克勒格尔、施佩林、年轻的希尔施贝格和哈茨(一个奥地利工程师)，这些先生们全都要留在这里帮助我。那么就没有必要、也不值得磋商了。考虑坐三桅帆船的有：希尔施贝格太大和女儿，两个人已经在船上了(希尔施贝格太太要把三桅帆船给妇女们收拾得更好一些，听说船上情况很糟糕)；此外有罗森博士、许尔特尔和沙尔芬贝格(3个人都是大使馆的)、两个售货员(诺伊曼小姐和一个我不知道姓名的俄国妇女)以及基斯林一巴德尔糕饼店的会计。不过，最后这位也有可能还留在这里，我需要给克勒格尔领导的财务部找会计。希尔施贝格大夫在封·舒克曼太太的陪同下，把生病的张群送到了汉口。在此之前我把我储备的胰岛素给了他一些。希尔施贝格大夫想坐飞机回来(他说的)，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医生。
晚上8时，在首都饭店和马市长、林勋欣(音译)、林度信(音译)、谢晓春(音译) 和刘泽方(音译)共进晚餐。中国人和我先后致辞。除此以外，没有讨论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反正这是一次“告别宴会”。韩先生和他那位怡和通砖瓦厂的朋友孙先生被我任命为粮食委员。韩先生喜笑颜开，他有生以来还没有担任过这么高的职务呢。我当然也是首次任命这么高的职务。今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听到了3次防空警报，但没有空袭。韩(湘琳)说，他看见20架崭新的中国飞机朝西边飞去了。
12月2日
法国神父雅坎诺(上海南市难民区)给我们转来了日本当局的电报。下面是译文：
1937年12月1日电致南京大使馆(南京美国大使馆)：
根据您11月30日来电
给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答复如下：
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
若中国军队对平民及(或)其财产处理失当，日本政府方面对此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签名：雅坎诺(上海)
高斯(美国大使馆官员)
据电台报道，伦敦把这个答复视为断然拒绝。我们这里的看法不同。从外交角度看，这个答复措辞巧妙，留了一条后路。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有利的。我们根本就不指望日本人为“中国军队的处理失当”承担责任。电报的结束语“但是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等等，已经令人非常满意。我随即通过美国大使馆发去了下面的回电：
我们恳请您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下列意见转发给
雅坎诺神父：
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德国大使特劳特曼博士和使馆参赞劳膝施拉格尔博士从汉口回来了，这使人们感到很意外。罗森博士在回答问题时解释说，这件事与委员会的工作毫无关系。不过罗森博士私下还告诉我：大使不完全同意我给元首和克里伯尔发的电报，他认为没有必要发这两份电报！明天我要登门拜访特劳特曼博士，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估计，他的归来与德国的和平斡旋有关。马市长为此向我打听情况，我当然无法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我们很难找到运输工具去拉运给我们的大米和面粉。其中一部分存放在离安全区很远的地方，无人看管。听说军事机关已从中取走了大量的米。给我们的3万袋米据说只剩下了1.5万袋。
晚上6时，在英国俱乐部举行的例会上，新闻界得到了下面的简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特此公布，今天早上收到了雅坎诺神父从上海发来的电报。据该电报称，日本当局已声明：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当局将努力尊重安全区区域。
根据这个半官方声明，同时在希望得到日本当局直接答复的情况下，委员会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开始各项准备工作，以安置即将迁入安全区的难民。
委员会已经得到了中国军事当局和民政机关的明确保证，即全面尊重安全区的民用性质。
鉴于上述保证，委员会感到有责任为安置大批遭受苦难的居民而采取预防措施。
雅坎诺神父建立了上海南市难民区。前面提到他的电报全文如下：
(电报全文见前)
这份电报是对委员会11月29日晚致上海一个国际小组电的回电。委员会的电报全文如下：
我们恳请您，从安全区的利益出发，尽快拜会日本大使馆官员日高和日本大使，并授权您通知对方，中国当局已完全同意我们的建议，并向我们提供大米及其他物品表示支持。——万分紧急。
与此同时，委员会主席约翰 H．D．拉贝先生于11月29日晚给上海日本当局发送了下述电报：
国际委员会承蒙美国大使馆友好帮助于11月22日向日本当局递交了关于建立南京安全区的建议书。本委员会不揣冒昧，再次恳求对此建议予以友善考虑。由于必须事先采取措施以救助成千上万名只有在安全区才能找到避难场所的平民，委员会急需立即开始工作。出于人道主义，迫切希望即刻对此建议作出答复。
11月22日，用电报把原建议书全文发给日本当局。当我们得知对方已于11月23 日晨收到此件后，即于11月24日把建议书全文交给新闻界发表。建议书全文如下：
(建议书全文见前)
方孝(音译)上校以警察厅联络官的身份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罗森博士根据大使馆警察的叙述，通知说：警察得到命令，将与军队一起撤离这座城市。马市长对此予以否认。
晚上8时，在福昌饭店参加杭立武博士的告别晚宴。丁先生重新开办了这家饭店，表面上则由住在那里的施佩林管理。杭博士今天晚上携带1.4万箱皇宫珍宝去汉口。由于运输条件跟不上，他不得不留下1000箱。我们为他的离去而深感惋惜，因为他极其能干，曾给予我们很大帮助。我们希望他能重返此地。
我们今天听到了3次警报。投掷了炸弹，发生了多次空战。据说空战时击落了3 架日本飞机。
12月3日
罗森博士来看望我，并向我转达特劳特曼博士的问候。特劳特曼博士昨天晚上已经搭乘他来时乘坐的海关巡逻艇又回到汉口去了。罗森犹豫了片刻后还是承认了，大使确实带着和平斡旋的建议去了最高统帅那儿。当然，关于和平建议的细节我是不可能从罗森先生这儿了解到的，因此我也不在这方面费神了。只要真的采取了这类步骤，对我来讲就足够了，但愿这些建议能带来好的结果！罗森博士又给我看了一份给大使本人的电报，内容如下：
发自：汉口，12月2日
发往：南京，1937年12月3日
南京德国大使馆：
东京1937年11月30日电：
日本人想尽量保护城市、国民政府、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及和平的中国百姓。日本希望中国政府能在列强的影响下使首都免除战争的摧残。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域。有关这点日本人将发布正式声明。
邵肯
罗森博士断定，其他国家的大使没有得到类似内容的电限。这样，委员会就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处理这个消息，同时又不泄露发电人是谁。罗森博士建议我们和蒋介石的夫人取得联系。
尽管负责守卫南京城的唐将军向我们保证从难民区中撤出全部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我们仍然发现，上述区域内有3处地方新挖了战壕和高射炮阵地。我告诉唐将军的特使，如果不立即停止修筑工事，不履行将军人清理出安全区的许诺，我便辞职并解散国际委员会。人们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要求立下了书面保证，但同时又指出，执行起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我们对一家中国小报(蚊报)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异议，这家报纸呼吁读者，不要进入所谓的外国人的安全区，宁可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烧得寸草不留，也不要让它们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马市长指出，对这种无稽之谈他要表明自己的态度。18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以下通告：
新闻简报 1937年12月3日
1．宣读了12月2日回复雅坎诺神父电文的副本。
2．今天早晨委员会要求中国军事当局开始从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
3．委员会的成员和朋友们观察到，在区内西南地区的3个地方，中国军人重新开始了掘土作业，今天下午委员会进行了实地观察，并将此事件通报了南京卫戍司令总部。我们满意地看到，总部立即颁布命令，必须停止修筑工事。
4．委员会决定安全区采用和南市难民区相同的标记符号：白底红圈中间一个红十字。
我们今天经历了数小时的空战。伦敦电台已经报道了德国大使昨天对南京的访问，并简短地提到，特劳特曼博士给最高统帅带去了和平建议。上海的一个电台报道说，此地的一个日本阅兵仪式因为一个中国人的炸弹行刺事件而受阻。行刺者当场身亡，一些士兵受轻伤或重伤。日本人随即占领了国际租界。
12月4日
我们将中国军人从安全区清理出去的困难是很大的。士兵们非但没有如唐将军所许诺的那样撤出，反而继续挖掘新的战壕并在安全区内架设军用电话设施。我提出严厉抗议并指出如果再这样下去，委员会只能听其自然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断向我们保证，3天之内从安全区撤出全部军人。这个时候又有谣传说，日本人再过两天就会兵临城下。我甚至觉得已经听到了炮火声(也有可能是我弄错了)。运粮的8辆卡车今天只来了一半。我们又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空袭。我的朋友克勒格尔当时正在飞机场上忙碌，离他100米远的地方落下了好几校炸弹，他差一点就丢了命。我们委员会开了一个长会，讨论了是否可以利用一下11月30日东京发给特劳特曼博士大使电报中罗森博士已经传达了的内容。我们作不出任何决议，因为中国人现在看上去是执意要守卫城市，因此中国人很有可能会愤怒地拒绝我们的建议，从而危及正在筹备成立的中立区。上海的电台报道说，由特劳特曼博士在牯岭(有意改动地点，因为最高统帅目前正在南京)带给最高统帅部的和平建议遭到了蒋介石的一口回绝，当然，此间我们对此深表怀疑。
难民们开始陆陆续续搬进安全区。一份小报(蚊报)反复告诫中国人，不要进入 “外国人”的难民区。这家煽动性的报纸写道，即使城市遭到炮击，中国人也应当正视危险，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义务。
在18时的新闻发布会上，报界得到以下消息：
供新闻界和警方的专稿 1937年12月4日
在安全区(中文翻译用的是“难民区”)
安置居民及分发食物的暂行措施
一、安置
1．安全区内还没有做好大规模安置居民的准备。目前的战局还没有达到必须这么做的地步。
2．为了在紧要关头(也就是最后的时刻)将逃进安全区内的人数控制到最少程度，委员会建议，各个家庭可以和亲朋好友私下协商现在就安排好自己的住处。委员会保留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这些房子里安置难民的权利。
3．一个负责安置难民的特别委员会目前正在区内忙于了解所有可以考虑安置难民的房屋的情况。凡是无法通过私人关系在区内找到住处的难民，该委员会将通过协商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也就是战局紧迫)时，将不实施该办法。一旦这个时刻到来，将会发布正式通告，正式宣布启用安全区。
4．私下协商仅适用于私房，不包括公共建筑或学校。
5．安全区内可供使用的空间有限，故家具或类似的财产不得带进区内。只允许携带铺盖、衣物和食品。
二、膳食
1．目前区内还没有足够的食品储备供大量难民食用，所以现在已经搬进安全区的难民必须备有至少能维持一周生活的食品。
2．建议专事米、面和其他食品以及燃料供应的商人现在就进入区内继续经营。
3．储备专供委员会在区内分发用的大米和面粉，待私商的粮食库存全部用尽时再使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储备的粮食将交给持有委员会执照的私商出售。
三、运输工具
委员会急需卡车和板车向区内运送储备物资，为此请求无偿或有偿地将运输工具提供给委员会使用。
四、安全区的启用时间
中方军事人员及其全部军用设施没有离开该区域之前，无法正式启用安全区来安置难民。
签字：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中文文本中称为：难民区)
安全区管理委员会
(1937年12月3日的情况)
一、理事会：
1．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 H．D．拉贝2．秘书：刘易斯 S． C．斯迈思博士3．总干事：乔治·菲奇4．副总干事：杭立武博士5．财务主管：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6 ．中方秘书处主任：汤(忠谟)系主任
二、委员会：
1．总稽查：爱德华·施佩林2．粮食委员会：韩湘琳 主任
休伯特 L．索恩 副主任
孙耀三
朱 静
蔡朝松(音译)
晁老五(音译)
萧
C．C．孟
周保新(音译)(红卍字会)3．住房委员会：王 廷 主任
查尔斯·里格斯 副主任
查尔斯·吉
朱舒畅(音译)
欧文 C．C．朱
许豪禄(音译)
王明德(音译)
Y．S．张
王有成4．卫生委员会：沈玉书 主任
C．S．特里默大夫 副主任5．运输委员会：E．L．希尔施贝格 主任
R．R．哈茨 副主任(非委员会成员)
12月5日
阳光明媚的星期日，刚到早上8时，一天的烦恼就开始了。应该来接我的司机把我丢下来不管，于是被我狠狠训斥了一顿。发牢骚——解雇——道歉——重新聘用。我想这可能是第25次解雇他后又聘用他了，简直就像周年庆祝！当我终于坐到汽车里时，又响起了警报，炸弹扔了下来。我现在有了通行证，即使警报响了第二遍，我仍然可以开车出去。再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已经顾不上炸弹了，这听上去很有些英雄气概。但是非常幸运——太棒了，太棒了——炸弹总是落到其他的地方。我们终于通过美国大使馆收到了东京关于安全区的正式答复，虽然内容详细些，但和前几天雅坎诺神父转给我们的电报答复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这就是说日本人再次拒绝了，但是答应尽可能保护安全区。电报全文如下：
海军电台
发自：上海
发往：南京，1937年12月5日
明码电报
南京安全区
汉口大使馆
南京大使馆
北平大使馆
华盛顿国务院
1087 12月4日，18时
文及：南京1937年11月22日944号电报
事由：南京安全区
日本当局仔细考虑了南京国际区的建议，日本大使现通过总领事将下列通告通知美国大使：
1．考虑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委员会不具备完全切断安全区与外界联系的自然条件与人工设施，有必要给安全区领导层提供足够的物资材料或其他特别权力，以便安全区附近发生战斗时，能够阻挡中国武装部队进入安全区寻求保护或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
2．此外还必须考虑到，不论是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的附近都有中国的军事设施和据点，一旦在南京发生战斗，这些设施和据点很难做到不会被中国军队使用。
3．鉴于上述原因，日本政府认为，即使该建议受到中国当局的欢迎，但仍然不能保证做到在南京发生战斗时，能够完全阻挡住中国军队进入安全区并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
4．尽管日本政府完全承认对此建议负责的领导层的高尚动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承担在未来对所述区域免遭炮击或轰炸的保证义务。
5．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
(此件抄送汉口、南京、北平、东京)
签名：高斯
我和贝茨博士以及施佩林拜访了唐将军(南京卫戍司令)，想从他那儿得到保证，立即将所有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撤出安全区。我们早已得到3天之内开始撤军的保证。当唐将军通知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至少要过两周军队才能撤离安全区的时候，我们的惊讶是无法形容的。这简直是当头一棒！日本飞机很容易就能确认出区内尚有军队留存，这样日本提出的区内不得部署中国军队的条件就没有得到满足。目前我们根本不可能考虑建一个“安全区”，这至多只能是一个“难民区”。当然不能因此而绝望。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开会，讨论了这一事态，并拟定了以下新闻稿。新闻界是不能了解到全部事实的，否则我们就等于自己毁了自己。
1937年12月5日中国新闻发布会
1．在美国海军无线电站善意地传递下，委员会今天早上收到了日本驻沪当局的直接回答，复函附后。
2．今天上午11时，委员会主席约翰 H．D．拉贝先生、总稽查爱德华·施佩林先生和 M．S．贝茨博士拜访了唐生智将军，和他讨论了如何从规定的安全区的区域内撤出军事设施的问题。在答复中，唐将军先生作出以下声明作为他在1937年12月3 日所致委员会函件(附后)的说明。
(1)如果建议内提出的安全区有清楚明晰的标记，中国军方将考虑不再在区内设置新的军事设施。
(2)此外在区内不应再继续设立或使用军事堡垒设施，包括高射炮(抵御飞机用的火炮)，从区内撤出其他全部武器和武装部队。
(3)其他不包含武装部队或常备军的服务性设施，在必要的情况下撤出安全区。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会议上，委员会根据以上声明决定现在开始工作。安全区将在和唐将军约定的时间范围内用旗子围起来，以便居民和军人能熟悉安全区边界。只有在向交战双方发出正式声明后，委员会才对外宣布安全区的正式启用。在所有商定的条件未得到满足之前，目前暂不发表这类正式声明。
南京卫戌司令唐生智将军1937年12月3日函件译文：
致约翰 H．D．拉贝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尊敬的先生：
尊函已收到。我获悉贵委员会本着仁爱的精神，为了保护平民百姓计划在南京成立难民区。您请求我作为负责城防的司令官承诺从区内撤出所有的军事设施和指挥所(包括交通指挥所)，禁止军事人员在区域内居住或进入该区域。鉴于在上海已有设立这类区域的先例，考虑到这样一个区域能拯救许多穷苦人的生命并减轻他们的苦痛，我原则上完全赞同成立这么一个区域的想法。
我可以保证满足您的愿望，但同时我又必须指出实际执行所面临的困难。事情总有轻重缓急，因此有些事情必须予以考虑。
关于从安全区撤出所有军事组织和交通设施一事，我已经下达命令，根据您的愿望执行。我会尽快敦促军事人员不得在区域内居住或穿越该区域。总而言之，我会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满足您的愿望，因为作为卫戍司令，我钦佩贵委员会的工作并愿意竭诚与您合作。
希望您的努力能有成效。
谨致问候
您忠实的
签名：唐生智
南京战区卫戍司令
12月5日(续)
炸弹一枚接一枚地落下。如果爆炸声太响了，我们就挪动椅子，离开窗户稍远一些。我们院子里的防空洞是最好的，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用它。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不会承认我们的安全区，他们现在距南京仅有13公里。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么再过两三天日本人就到城门前了，而不是像唐将军所说的那样要过两个星期。城门将要堵死，3个城门洞只留下了半个城门是开着的。从城门到施梅林家的马路两旁美丽的白杨树全被砍了用来封锁街道。这种路障对坦克来讲就如同儿戏。人们想出这个主意，只是为了做做样子。但是谁又知道呢？我们紧张忙碌地向区内运送米面。界旗和墙头布告已经准备好，布告用于向区外可怜的百姓介绍安全区，对这些可怜人的安全我们不敢作出任何保证。雅坎诺神父在上海也面临过同样的困难，直到南市遭炮击后，交战双方才认识到他的安全区的价值。罗森博士对中国军人很有意见，据他所知，中国军人潜入区内，是因为他们感到在那些接着德国国旗的空房子里比区外要安全些。我不敢断定这事是否属实。不过有件事倒是事实，唐将军今天就是在难民区内的一所房子里接待我们的。
12月6日
从7时30分起，空袭警报一个接着一个，但是谢天谢地，我们的难民区没有遭到轰炸。从芜湖传来消息，停泊在船坞的“塔克沃”号(怡和洋行)和“大同”号(太古洋行)两艘轮船遭到了轰炸，死了许多中国人，据说“塔克沃”号完全被烧毁。停泊在附近的一艘英国炮舰的舰长在空袭中被弹片击中受伤。现在，南京居民开始陆续地进入安全区。明天，安全区通道的墙上要贴上布告，这个区域要用委员会的会旗 (白底红圈红十字)围起来。留在此地的大部分美国人今天登上了一艘美国军舰，剩下的人作好随时乘船的准备，只有我们委员会的成员拒绝登船。罗森博士告诉我一个机密消息，蒋介石接受了由特劳特曼博士大使递交的和平建议。罗森博士希望，和平能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前来到(但愿他的希望有道理！)。上海的电台报道说，日本人占领南京指日可待。
在今天的空袭中，对浦口铁路设施的轰炸炸死了20个人。
我和现在位在我旁边的“军官道德修养协会”的黄上校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交谈。黄坚决不赞成设立安全区。他认为这样一个区会瓦解南京部队的士气。他向我解释说：“我们是因为自己的过错才输掉了这场战争，我们应当能守卫得更好一些。我们应当用自己的热血来保卫祖国，不让日本人占领一寸土地。但是我们退却了。南京应当守卫到最后一个人。如果你们不建立安全区，那些现在搬进区内的人们本来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士兵的。”对这种奇谈怪论我能说什么？这么个人竟然是最接近蒋介石最高统帅部的高级官员！“是这样的：留下的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一点点财产逃走，他们是穷人中最穷的人，难道应由他们以生命来弥补军方所犯的错误吗！尊敬的黄先生，你为什么不命令南京那些富有的市民，那些逃走的有钱的80万市民留下来？为什么总是要那些社会最贫穷阶层的人来献出他们的生命？”
我们还谈到了军事人员和军事指挥所何时离开安全区的问题，他认为要到最后一刻，也就是南京街道爆发巷战时，再撤出来，一分钟也不能提前，在南市就是这样的。尽管如此，雅坎诺神父仍然设立了安全区，并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黄先生忘了一点，南市随时都可以从毗邻的外国租界得到食品和其他必需品。而我们在南京，要想准备得充分，就必须在日本人到来之前在安全区内备好米面、盐、燃料、药品、炊具和其他我也说不清楚的东西，等到了最后关头我们就什么也筹集不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和外界断了联系。我们要考虑有医生、护理人员，要安排粪便的清运，要考虑安葬、警察，必要的话还要考虑后备警察，因为警察极有可能会和退下来的士兵一起撤退，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暴徒闹事，那问题就严重了。难道这些准备工作都要到最后一刻才做吗？对这种情况我甚至想都不敢想！在一个半小时的交谈中我力图改变黄先生的想法，但是没有结果，他是中国人，对他来讲，几十万同胞算得了什么，他们贫穷，没有任何用处，只有去死！
我们还谈到了城市的守卫问题。封·法尔肯豪森将军和所有德国顾问都指出，守卫城市是毫无希望的，既然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要牺牲生命？当然，设立一道外围防线是必要的，也不能要求一个要面子的将军拱手交出城市，但是展开城墙战斗，展开巷战，这是地地道道的胡闹，是残忍的大屠杀！但是，说什么都不管用，我的口才帮不了任何忙！黄先生说，荣誉要求我们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啊，那我们就等着瞧吧！南京发电厂厂长白先生和总工程师陆先生也曾经说过，为了保证电厂的运转，要在南京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电厂仍然在运转，但是谁在负责我还不知道，反正白先生和陆先生早已走了。
供报界专稿 1937年12月6日
1．今天下午，委员会向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先生递交了一封信函，对他在12月 3日就安全区一事所作出的具体表态表示感谢，并告知，他提出的给安全区标记出界标的建议应立即执行。考虑到安全区必须完全平民化的必要性，以保证将来搬进安全区的数以万计难民的必要的安全，委员会希望，卫戍司令能继续努力尽快从区内撤出中国军人。我们完全信任卫戍司令的许诺，我们赞赏卫戍司令对需要保护的平民所给予的充满同情的关心，并对此表示感激。委员会将在此基础上继续自己的工作。
2．今天下午1时，委员会发出了电报，对昨天收到的日本当局的电报予以答复：
1937年12月6日致日本当局电：
1．日本当局的答复国际委员会已收悉，委员会对内容已作了记录。中国当局目前正在减少区内的军事设施的数量并从区内撤出军事人员。委员会已经开始用旗子标记出区域的界线，旗子的图案是白底红圈红十字(红图象征安全区)。在安全区转角处的地上或建筑物的房顶上水平悬挂画有上述标记的大横幅。
2．鉴于安全区内剩余的中国军事人员正在逐步撤离，同时考虑到数以万计涌进区内的难民和其他平民的忧虑和困境，委员会希望日．本军队在安全区筹备期间以及设立后不要轰炸该区，也不要对该区域发动任何形式的进攻。国际委员会将努力尽快完成赋予其的工作。
3．国际委员会获悉，日本当局在答复电第5段中作出了承诺，我们对此表示感谢。日方承诺内容如下：可以把下列情况看成是一种表态，日本军队无意对未被中国军队使用的地点或不存在军事设施或没有部署中国军队的区域发动进攻。
4．国际委员会在此通知日本当局，共有15名～20名外籍人员志愿管理安全区。外籍成员继续留守在城市表明，他们认为中国以及日本当局在安全区方面所作的保证是诚实并且可信的，此外这还表明，委员会将坚定地负责将所有有关安全区的规定实施到底。
签名：约翰·拉贝
国际委员会主席
京宁海路致唐生智将军先生 1937年12月6日南京战区卫戍司令南京
尊敬的唐将军先生：
昨天您十分友好地和委员会主席及代表进行了交谈，委员会在此就您对委员会工作的首肯以及在帮助南京难民和平民方面所给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委员会特别要感谢的是您就安全区事宜所给予的详细的保证：
1．在安全区域内不设立新的军事设施、战壕或其他掩体，同时也不得在区内留有火炮；
2．在安全区域作出明确标记后，下令禁止所有军事人员进入安全区；
3．所有属于军事指挥所或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必须逐步撤出安全区。
对于您提出的为安全区作出明确标记的建议，委员会将立即执行，以便于中方军事人员执行您的命令。
委员会和受您指挥的警察局长方先生商定，张贴致中国军人的通告，向他们简要地介绍安全区的性质和作用，以便他们能理解禁止他们进入安全区的理由。
委员会关切地并充满理解地注意到了您的表态，即：委员会的愿望具体实施起来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对此委员会要指出，接待大规模难民有一定的困难。他们寻求得到保护，但是只要安全区内布置有军事设施和军事人员，这种保护就不能得到。
委员会不否认您说法的正确性，即：短时间内从安全区撤出武装军事人员比较困难。但另一方面请允许委员会冒昧地指出，由于通讯联系的难度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当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开始从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时，几乎就不会再有机会通知日本人安全区开始启用了。而在这一段时间内日本人会轰炸区内的难民，并指责中国军方因滞留在所谓的安全区而必须对此负责。
为此，委员会希望您继续努力，尽快从安全区内撤出所有部队。委员会已经发表了一项声明，表达了对您所作承诺的充分信任。
最后，委员会在此对您充满同情地顾及到平民百姓的利益表示感谢，请求能继续得到您的友好合作以及您关于安全区各项努力的建议。安全区维系着许多中国人的命运。
此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12月7日
昨天夜里可以听到热闹的来往汽车声。清晨约5时许，大批飞机从低空掠过我们的房顶，这是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告别仪式。我昨天下午拜访的黄上校也走了，这是奉了最高统帅的命令！留下来的全部是穷苦的人民和我们几个决心要和最穷苦的人们在我们的所谓“安全区”共患难的欧美人。据上海方面电台的报道(13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了汤山，距离南京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可以看见贫穷的百姓带着生活用品和铺盖从四面八方进入我们的安全区，这些人还不是最贫穷的，他们只是先头部队。他们还有点钱财，可以花钱借位在安全区内的亲戚朋友处。真正一无所有的人还没有进来。安置他们必须要开放中小学和大学，以集体住宿的方式安置，由粥厂向他们提供膳食。答应提供给我们的粮食，我们最多只运进来了四分之一。
我们缺乏运输工具，现有的运输车辆不断地被军方征用。今天上午，我们的两辆卡车被军方拖走了，现在只归还了一辆，另外一辆尚未归还，车上还装着我们急需的两吨盐。我们一直在找这辆车。最高统帅部刚才又发给我2万元，这样，我总共得到了4万元，而不是答应的10万元。该对这个数字满意了，许诺和守信根本就是两回事！对这种分期交付赠款的方式最高统帅似乎一点也不知道，不能因此而去责备他。明天所有的城门将关闭，剩余的美国人将送上美国军舰。我今天还通过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向德国大使馆发了一份给西门子洋行的电报，请求把应付的人身保险费通过上海德华银行付给多德韦尔公司，但愿这份电报能发过去，保险费这个月到期。今天下午，安全区已经用委员会的旗子标记出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等待已久的艰难时刻了。我希望我们首先能健康地活下去，当然我们是沉着的，是充满勇气的！或许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此外上海方面的电台还报道，特劳特曼博士先生在结束了对南京的短暂访问后乘海关巡逻艇已经抵达了汉口。据说他提出的和平建议被蒋介石拒绝了。关于南京城的守卫，电台报道说，市区内不会发生战斗，因为日本人不打算摧毁各个国务部门富丽堂皇的建筑，这些消息和这里目前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面我已经提到，根据罗森博士的秘密通知，特劳特曼博士提出的和平建议已被最高统帅接受。此时，城内正在为保卫战做最后的准备。这里的每一个士兵都声称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然，出于外交惯例，人们在报道中会有意地歪曲事实。这不足为奇。城门外的房子被烧掉了。人们要求那些住在城郊接合部、房子被烧的老百姓躲进我们的安全区，这说明人们还是默认了我们的安全区。克勒格尔刚从施梅林家(南门内) (译注：施梅林家在中山门外，应为东门)回来，他发现房门已经被撬开，部分物品遭劫。出于实际的考虑，他让人先把剩下的饮料全部带了回来。许尔特尔报告说，他今天在去汤山的时候，进入了中日双方战线之间的地区，幸运的是他没受到任何伤害。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日本人真的已经推进到了汤山，没多久就会到这里了。
我们在山西路入口处竖起第一批委员会旗帜时，美联社记者还给我们摄了影。在18时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市长没有露面，外国人也仅有一半人出席，估计其余的人可能已经上船了。有人谣传城内靠近城门的房子也要烧掉。这在那些任在南门附近的穷苦百姓中造成了恐慌，几百户家庭的一家老小涌向我们安全区，但是在黑夜中又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妇女和儿童瑟缩哭喊着坐在铺盖卷上，等待着去找住处的丈夫和父亲。我们今天运进了2117袋米，明天是否还能进出城门就要打问号了。
供报界专稿 1937年12月7日
一、今天下午(大约过了16时)，已经开始在山西路交叉路口处安置界旗。
二、根据警察局方局长的报告，唐将军已经发布命令，从安全区境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我们的总稽查(施佩林先生)确认，高射炮阵地已经从五台山撤出，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其他一系列军事设施也正准备运走。
三、今天晚上发布了通告，要求所有店主将商店迁进安全区，并尽可能多地将储存的商品带进安全区。
四、今天晚上还向中国报界提供一份公告文本(附后)，该公告将于明天在安全区域内广为张贴，公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市民介绍安全区的意义。
五、同时还向中国报界披露安全区的行为守则，该守则也将于明天在安全区内广为张贴。下面是该守则中特别关于住宿和膳食问题的几个要点：
1．住宿：
(1)建议居民尽可能在安全区内达成私人住房协议。需交付的房租应尽可能的低，绝不应超过和平时期通行的价格。
(2)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以及学校是给没有能力签订私人住房协议的最贫穷的人预留的。学校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予以开放。
(3)对于居留在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安置在一起，但是寝室的安置将根据性别区分。该住宿的安置是免费的，为了能安置大规模的难民，向每人提供的寝室面积不超过16平方英尺。
(4)在安全区启用后，若以上设施不足以安置全部难民，委员会将要求安全区内所有空房或仅得到部分使用的房屋的主人免费接纳剩余的无家可归者。
2．膳食：
(1)指定分发给委员会并由委员会储备的大米、面粉由经过委员会特许的私商出售。
(2)穷人的膳食(稀饭)由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负责管理的粥厂以低价提供。粥厂分别位于五台山、金陵大学附近，以及山西路交叉路口。
3．安全区的启用时间：
(1)一旦中国军方撤出全部军事设施，委员会将向双方(中方和日方)正式宣布启用安全区。
(2)公共建筑物和学校设施将尽快开放，安置最贫穷的人，开放事宜将另行公布。
(3)安全区的最终开放还将通过报纸的专版予以公布。 供中国报界和安全区布告使用：
告南京市民书①
在不久以前，上海战争的时候，国际委员会曾经向中日双方当局建议，在南市一部分的地方设立一个平民安全区。这个区域为双方所赞同的。中国当局允诺中国军队不进入指定的区域。这个区域既然没有驻兵，日方也就赞同不再攻打那个地方了。这个协定为双方所遵守的。在那个区域以外的南市各地方，虽然有恐怖和毁灭的事，然而这个难民区域却是被救了，而且又救了整千整万人的生命。
现在在南京的国际委员会也为本城作了同样的建议，这个区域的界址开在下面： “东面以中山路北段从新街口到山西路广场为界；北面以山西路广场沿西到西康路 (即新住宅区的西南界路)为界；西面以由西康路向南到汉口路交界(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又向东南成直线到上海路与汉口路交界处为界；南面以汉中路与上海路交界处到原起点的新街口为界。”这个区域的边界都用了旗帜作记号。在旗帜上面有一个红十字，红十字以外再有一个红圆圈，并在旗上写了“难民区”三字。
为着要使上述的区域为平民成为一个安全地点，卫戍司令长官曾允诺在本区域以内所有的兵士和军事设备一概从速搬出，并且允诺以后军人一律不进本区。日本一方面说：“对于规定之区域颇难担负不轰炸之责。”在另一方面又说：“凡无军事设备，无工事建筑，不驻兵，及不为军事利用之地点，日本军队决无意轰炸，此乃自然之理。”
看到以上中日两方面的允诺，我们希望在所指定的区域内为平民谋真正的安全。然而在战争的时候，对于任何人的安全自然不能担保的。无论何人也不应当认为进了这个区域，就可以完全保险平安。我们相信，倘然中日双方都能遵守他们的允诺，这个区域以内的人民，当然比他处的人民平安得多啦，因此，市民可以请进来吧！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① ＜告南京市民书＞的文字，采用拉贝在日记中保存的中文原件。
12月8日
昨天下午，佣人张把他的妻子从鼓楼医院接了回来。她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在这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她想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们的勤杂工很难过，他的家人在城外20公里的地方，他没法把他们接过来。他没有时间，因为我们的厨师病了，他要承担厨师的一部分工作。关于此事，他一个字也没有向我说过，我以为他的家人早就在这里了，但现在为时已晚。即使他出得了城门，他也许就再也进不了城了。
昨天晚上相当平静，这说不定就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吧？！电台报道了由特劳特曼博士提出的和平建议的细节，据该报道披露，日本要求中国：
1．承认满洲国；
2．在上海设立租界；
3．改组国民党；
4．加入反苏维埃联盟。
这原本听上去并不过分，应当是可以被蒋介石接受的，不过电台对此的说法恰恰相反。也说不定日本人想先占领南京，然后再签署和平协议。
一个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有时是意想不到的！两年前在北戴河的一次茶会上，特劳特曼博士用这么一句话来和我打招呼：“看，南京市长来了。”我当时听了他的玩笑还有些不高兴(那时我是南京地区小组副组长)。可是现在，这句玩笑几乎要变成真的了。当然，一般情况下，一个欧洲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中国城市的市长的。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前一段时间一直和我们合作的马市长昨天离开了南京。于是委员会不得不开始在难民区内处理应由市政府处理的市政管理工作和问题。这样，我真有点像一名“执行市长”了。拉贝呀拉贝，你得意忘形了！
电台根据《上海晚报》报道，蒋介石打算辞去中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现在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汪精卫被推举为新的国民政府的首脑。不过也有传闻，说随着南京失陷后和平协议的签订，蒋介石将再度进入政府。目前日本人试图包围南京。现在看来，中国人只有扬子江一条路能通往汉口，但是在撤退时，这条路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轰炸。
我听说，下关的人口已经开始疏散。成千上万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我们这个所谓的“安全区”，街道上比和平时期活跃了许多。看着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们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流浪，真是催人泪下。那些还没有找到落脚处的人们，在寒冷的黑夜来临时，一家老小就躺在房子的角落里睡觉，还有些人甚至就躺在露天大马路上。我们紧张地为安全区的建设工作着，但遗憾的是总是有军方人员的干扰。他们还没有撤出安全区，而且看样子好像也不急于撤出。在周围城郊，人们烧毁了房子，然后把难民送到我们这里来。我想人们可能觉得我们愚蠢得要命，因为我们开展大规模的救助活动却什么也不图。有几个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所有抵抗都只是做做样子，他们只想打一场给别人看的战役，为的是不丢面子。但是我的看法不同，我担心的是，守城的唐将军可能会毫不留情地献出他手下的士兵和平民百姓的生命。在中国，几个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中国每年都有大约100万人死于饥荒或洪水。
我现在要开一个换钱银行，零钱太紧张了。两位和我要好的中国政府官员答应向我提供帮助。
英国文化协会的建筑物已经对难民开放。从今天晚上起，我们今后的新闻发布会就在我们的总部宁海路5号举行。
我们大家都已经近乎绝望了，中国的司令部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中国士兵把我们刚竖起不久的界旗拿走了不少。安全区要缩小，人们需要空出来的地方构筑火炮阵地和防御工事。这样一来，我们原来的计划就会告吹。如果日本人听到了风声，就会毫不留情地对我们进行轰炸，那么安全区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危险区。明天我们必须对安全区的边界再作一次检查。我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背信的行为，因为中国人早在11月22日就已经正式承认了安全区，而且是在接受了安全区以后我们才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通知了日本人。
M．S．贝茨博士(金陵大学)致约翰·拉贝先生的情况通报
1937年12月8日
今天早上中国士兵出现在汉口路小学和旁边的房子里，以及金城女子工业专科学校。
在何应钦公馆后面的徐府巷2号也有一个武装的中国岗哨。
此外在陶谷新村也有许多中国士兵，这批士兵今天早晨运进来了较大数量的大米储备，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士兵将会很快离开安全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房子有3号、 5号、8号和10号。
签名：M．S．贝茨
供中国报界专稿 1937年12月8日晚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一周工作回顾：
8天前，也就是1937年12月1日，市长马先生来到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要求委员会承担管辖安全区的全部责任，现将他信中所要求的内容附录于后。他此外还请求委员会任命一名欧洲人为总于事，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先生担任这一职务。杭立武先生在和中国当局就安全区的谈判中给委员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菲奇先生任命杭先生为副总于事。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菲奇先生任命：
韩湘琳先生为粮食委员会主任；
许传音为住房委员会主任；
沈玉书牧师为卫生委员会主任；
爱德华·施佩林为总稽查；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为财务主管；
系主任汤忠谟先生为中方秘书处主任。
除了几名勤杂工和司机外，委员会及其全体成员，自愿并且无偿地从事自己的工作。
马市长请求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调拨给委员会2.1万袋米和2万袋面，以缓解这里的困境；同时为了弥补支出，划拨10万元给委员会，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收到了其中的4万元。为了将储存在城外的米面运进来，粮食委员必须拥有一支机动的车队，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一点很困难(注：城郊正在燃烧)。到昨天为止他一共筹集到了12辆车运进了6300袋米(相当于7875担)。面粉目前还运不进来，不过粥厂用的煤和500袋盐已经有了保障。遗憾的是，应急用的煤已经不可能再得到了。我们的粮食委员每天都运进了米面，这每一天都是一场胜利，这在今后的艰难岁月中将起到很大的作用。鉴于储备仍然不够，我们请求所有的囤积有粮食和燃料的商贩尽快将物资运到安全区来出售。此外还有必要再次指出的是，委员会希望商贩们以能够接受的价格出售商品。
住房委员会在上周详细了解了区内所有可供使用的房屋情况。如果区内的私房主以及私房的租户能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慷慨和爱国，与朋友合住，或者将房子以和平时期的半价出租，那么我们估计，安全区内有足够的房子安置市内剩余的居民。
昨天的报纸已经公布，公共建筑物和学校留给最贫穷的人使用。调查表明，如果每人需要16平方英足的面积的话，这些建筑物可容纳3.5万名贫穷的难民。区内的几乎每一所学校都随即自愿慷慨地同意将建筑物用于此目的。在上一周这些学校已经为安置贫穷的难民作好了准备。
这些建筑物何时对穷人开放，将会尽快对外公布。目前这些房子的主人还未获准接纳任何人。
如昨天所通告，红卍字会和红十字会已经自告奋勇地在区内成立了粥厂并且已经开始了积极的筹备工作。此外红卍字会还将负责安葬那些不幸在区内死亡的穷人。大学医院(鼓楼医院)位于区内，负责承担病人的治疗和护理工作。目前该医院只拥有数量很少的医生，为此请求所有目前还在城里的医生，自愿为鼓楼医院提供服务。
沈牧师先生正着手在区内建立负责卫生设施的组织。由于缺乏工人，因此在这方面也有不少困难。
12月7日下午4时，施佩林先生开始竖立区界旗，并在12月8日上午结束了这项工作。
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正撤出安全区。宣布安全区为非军事区的通告近期将会正式发布。
以第一区警察局方局长和阎清鹏(音译)局长为首的警方，合作得非常出色。他们将看守安全区边界，并负责区内的治安。已经分配给安全区400名警察，他们将佩戴上有安全区标记的袖章。
由于在目前的紧急形势下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国际委员会只有非常不情愿地承担了由马市长转授的负责安全区行政管理工作的责任。一旦困难时期过去，委员会承担的责任也将随即停止，并将应南京市政府的请求将这种责任归还给市政府。
马市长请求委员会接管安全区行政管理的信函全文如下；……(中文信函现保存在南京国际委员会档案材料中)
12月9日
空袭从一大清早就持续不断。中国的飞机已经不再来这里，但是高射炮还在射击。城南落下了大量的炸弹，可以看见那儿升起了巨大的烟柱，一场大火正在南面蔓延。我们仍然忙着将大米从城外运进来，遗憾的是我们的一辆卡车损坏了，我们的一个卡车搬运工失去了一只眼睛，被送进了医院。委员会将负责照料他。剩下的美国人以及罗森博士、沙尔芬贝格和许尔特尔(罗森的两个随从)也上了船。但他们又表示，如果“空气不紧张”，今天晚上还要上岸来参加新闻发布会。
另外一辆卡车的押车员从南门回来时惊恐万状，南城门遭到了轰炸。城门的守军开始不放他们出城，后来通过协商还是同意了。当这辆车从城外返回的时候，全体城门守军，共40人已全部被炸死。
下午2时，我和贝茨博士、施佩林、米尔斯、龙和参谋部的一位上校巡视了唐将军不满意的安全区沿线(西南界线)。从山丘的顶上我们可以看见被火光和烟雾笼罩的城郊，中国人为了将那里辟作战场把房子都烧了。我们发现，在安全区西南界内有一排高射炮阵地。就在我们巡视的时候，3架日本轰炸机掠过我们的上空，距我们约10米远的高射炮阵地进行了猛烈的射击。我们都卧倒在地上，扬起脸朝上观察着高射炮的炮火。可惜的是炮火总是打偏，或者应当这么说，幸运的是总是打偏了。我时时刻刻都在担心上面会有炸弹投下来，但是我们很走运，日本人越过扬子江朝浦口飞去了。
上校在安全区的界线的问题上不肯让步，于是我威胁说要甩手不干，并说我将致电元首，由于唐将军的失信，难民区无法继续存在。上校和龙先生忧心仲仲地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拿定主意，走出重大的一着，当然对这一着棋我们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我们想再面见唐将军一次，力争说服他放弃对内城的保卫。令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唐将军竟然表示同意，但条件是我们必须征得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同意。我和米尔斯牧师，还有贝茨博士在龙上校和一名士兵的陪同下来到了美国炮艇 “帕奈”号上，通过美国大使馆的艾奇逊先生发出了下列电报：
致美国大使馆——汉口 1937年12月9日
国际委员会从卫戍司令唐生智处得到许可传递以下电报中所涉及的内容。唐将军请我们通过您将一号电文传给最高统帅蒋介石。二号电文我们将通过艾奇逊先生传给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请将该建议内容通知其他大使馆。国际委员会希望这些建议也能得到这些大使馆的同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以下是电文)
一号电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日本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放弃对城墙内南京城的进攻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中国当局建议，在城内不采取军事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二号电文
在国际委员会能成功地得到中国军事当局在可能的情况下不在城墙内南京城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保证的前提下，已经在南京城设立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将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向日本当局建议放弃对城内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委员会建议南京附近的所有武装力量停火3天，在这3天内，日军在现有阵地按兵不动，中国军队则从城内撤出。考虑到大量受到危害的平民的困境，委员会请求立即对此建议表态。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我们从“帕奈”号上岸，穿过燃烧的下关回城简直不可思议。晚上7时，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前，我们刚好赶回家。我们听说，日本人在此期间，已经推进到城门前，或者是离城已经没多远了。我们可以听到南城门和光华门上的炮火的轰鸣声和机枪扫射声。路灯熄灭了，在夜幕中，可以看见伤员在街道上蹒跚，没人去帮助他们，已经没有医生、卫生员和护理人员了，只有鼓楼医院的几个正直的美国医生还在坚持着。安全区的街道上挤满了带着大包小包的难民。原来的交通部(武器装备部)已经对难民开放，仅仅一会儿的时间，里面就挤满了人。我们关闭了两个房间，因为在里面发现有武器弹药。难民中也有逃兵，他们扔掉了自己的军服和武器。
供中国报界专稿 1937年12月9日晚
安全区安全措施
1．战争期间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安全的。
(即使在上海的国际租界也有1000多人死于流弹、高射炮弹片、炮弹片和日本飞机及中国飞机误投的炸弹。)
2．我们要记住，日本人从来没有保证过，不对我们的安全区进行炮击或轰炸。
3．日本人仅仅保证在安全区内不存在中国士兵和军事设施的前提下不蓄意进攻安全区。
4．为此我们紧急呼吁居民，空袭期间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瓦房同样也能保护不受高射炮弹片的伤害。)
5．一旦城市开始遭炮击或轰炸，只要可能人人都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
6．即便只是听到城里有步枪或机枪声，也应当进入防空洞或地下室，或以围墙作掩护。射击时，在砖结构房子里的人不应当停留在门窗旁边。
7．空袭、炮击、步枪或机关枪射击时，如果有人正好在街道上，而且无法很快找到安全的地方，如有可能，应当在坑里或围墙附近掩护自己。
8．如果在城内或周围地区爆发战斗，行人不应成群结队，而应尽可能散开。
9．伤员可以送到鼓楼医院，要救护车请拨打电话31624。
10．发生火情请打下列电话：
大方巷消防站：31058
鼓楼消防站：31093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2月10日
昨天夜里非常不安宁。隆隆的炮火声、步枪声和机枪声从昨天晚上8时一直响到今天凌晨4时。然后这种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渐渐减弱，到5时完全停了下来。我听说日本人昨天差一点就把城市占领了。他们一直推进到了光华门，据说那里几乎没有防御。中国的一个后备团没有及时补上，但是应当被替换下来的部队除了少数几个连以外都撤了下来。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出现了。在最后的紧要关头，赶到的后备部队经过艰苦的战斗才将敌人打退下去。今天一太早听说，日本人已于昨晚推进到了扬子江边的自来水厂附近。大家普遍认为，至迟今天晚上，城市将要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们决定公布昨天晚上发出的两份电报，但是开头章节不予公布，免得唐将军出丑。3名记者此刻正在努力通过美国炮艇“帕奈”号的帮助(艾奇逊先生) 将这两份电报发出去。现在只有通往下关的城门是可以通行的，记者们要想把这条消息发出去，很有可能就要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因为他们不像我们昨天晚上那样有军队掩护。
金大夫会讲德语，他表示愿意向委员会提供帮助。他手下领导有8所军医院，全部位于安全区以外，这8所军医院安置的全是轻伤员。据金大夫讲，其中大部分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自残致伤。金大夫想把重伤员安置到我们安全区来。这种做法原本是违反协议的，但是我希望日本人知道了以后不会因此而提出责难。我告诉金大夫去和鼓楼医院的特里默大夫联系，他是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方面的负责人。根据金大夫的说法，他能提供80名中国医生。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南京还有这么多的医生。当然如果真的有那么多，而且他们能到我们这儿来，那我们是很高兴的，人越多越好。在过去的两天里，城里已经有1000名伤员了。
约翰·马吉牧师打算在这里成立一个红十字会的欧洲分会。虽然他也有经费(黄上校给了他2.3万元)，但是却没有进展，因为没有得到红十字会总部的答复。而没有总部的批准，他自己显然不敢着手办此事，多么可惜！要是换了我，我是不会犹豫不决的。如果好事能成，何必要请示来请示去呢？反正到最后总会同意的。
我们紧张地等待着日本当局和蒋介石对我们电报的答复。城市的命运和20万人的性命处于危险之中。
安全区的各条街道上挤满了难民。许多人找不到合适的落脚处，仍然露宿街头。遗憾的是，我们不断发现，区内仍然有许多军事人员。我们和龙上校以及赵先生终于达成了以下协议：
1．唐将军明确承认安全区的五台山界线(西南线)。
2．龙负责粥厂的建设工作不会受到士兵的干扰。
3．卫成司令部的3名代表和委员会的3名成员共同巡视安全区，沿路遇到的每个士兵都将被逐出安全区。唐将军的3名代表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拥有全权将士兵逐出安全区。
韩先生报告说，下关的士兵要烧掉我们剩余的粮食储备，龙答应立即干预。我得到了一个可以进出城门前往下关的军方通行证。城东好像在准备战斗，可以听到沉重的火炮声，同时还可以听见飞机进攻的声音。五台山上的高射炮仍在向日本人射击，阵地确实位于安全区内。这实在是让人感到绝望！如果再不改变这种情况，我们的安全区就将遭到炮击，这无异于一场可怕的血腥大屠杀，因为区内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日本人哪怕是只给一个肯定的答复也好！让人感到最为遗憾的是，无法将全部的真相告诉给留在这里的欧洲战地记者们！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因为将军事人员清理出安全区的保证始终没有兑现。今天早上我再次向这些人声明，我不愿意就这些事情讨价还价，更不愿意拿中国人的名誉当儿戏。之后他们是让步了，但是没有拿出行动。然而现在已经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我们大家都深感沮丧！从汉口美国大使约翰逊那里传来消息，他已经把我们的电报转交给了蒋介石，并且他本人也同意并支持我们的建议。同时他又发了一份秘密电报告诉我们，在汉口的中国外交部已经正式口头通知他，他们认为唐将军同意停火3天并从南京撤出部队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蒋介石已经宣布，他不会接受这类的建议。我们再一次确认了一下，我们没有弄错。龙和林在我们发电报时也在场，他们确认一切属实。据他们看来，最高统帅肯定会同意这件事的。可能是汉口外交部的某一个高官对此事提出了刁难，结果导致了我们的建议被拒绝。我们反复给蒋介石发电报，同时给在汉口的德国大使特劳特曼也发了电报，请求他在有关我们的建议上予以支持。现在已经是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
海军电台
发自：汉口
1937年12月10日14时
文及：国际委员会和平建议
序列：
华盛顿国务院
驻南京大使馆
驻北平大使馆
驻上海领事馆
第24号——1937年12月10日11时
南京电报号1026——12月9日18时
下列内容已于12月10日11时发给驻汉口外交使团：
美国大使于1937年12月9日夜间12时收到美国驻南京大使代办艾奇逊先生于下午 6时发来的无线电讯。该电讯包含有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分别致日本当局和中国当局的两份电报，就如何避免在南京城内的战斗及如何防止众多平民在战斗中不可避免的死亡提出了建议。委员会请求我将电报通过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和美国驻汉口大使馆转交给有关当局。现附上艾奇逊先生的电讯稿副本，供汉口外交使团传阅。
收到上述消息后，副本已经美国驻汉口大使馆递交给了汉口的中国有关当局。中国有关当局今天早上回复，该建议已经呈送给最高统帅部。一旦统帅部有回复，将会立即告知。
可以估计，1937年12月9日晚，该消息以同样的方式已递交给了东京和上海的日本当局。
我在此要指出的是，国际委员会紧急请求所有大使馆支持这项建议。美国大使已经代表自己通知了中国当局，完全支持南京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建议，如果该建议能够完整地并且在军事指挥人员的计划下得到实施，他将表示欢迎。
此电原件传南京。
抄送北平、上海，经北平发往东京。
签名：约翰逊
海军电台
发自：汉口
1937年12月10日15时30分
文及：国际委员会和平建议
序列：
华盛顿国务院
驻南京大使馆
驻北平大使馆
驻上海领事馆
第25号——1937年12月10日15时
本人电报——1937年12月10日11时
我得到中国外交部口头但却是正式的通知，国际委员会认为唐生智将军已经同意停火3天并将中国军队撤出南京城内的估计是错误的。此外我还得到进一步的通知，蒋介石将军已经表示，他不能(我再重复一遍：不能)接受这项建议。
此电原件传南京。
抄送北平、上海，经北平发往东京。
签名：约翰逊
1937年12月10日电
致美国大使约翰逊先生阁下
汉口
机密！仅供大使本人阅
委员会在此明确确认关于唐将军表态的消息。此间总部坚信，如果蒋介石将军了解军事形势，他是会同意的。
签名：拉贝
主席
1937年12月10日电
致德国驻汉口大使
奥斯卡·特劳特曼博士阁下：
本人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已于12月9日将建议电告美国大使，诚挚地希望您能支持该建议。
签名：拉贝
1937年12月10日电报
致最高统帅蒋介石：
国际委员会在此诚挚地请求将此消息转达给蒋介石将军：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欢迎停火建议。但由于唐将军必须奉命保卫城市，因此关于中国军队撤退的问题须交最高统帅决定。南京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因为军事行动已经流离失所，还有20万人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在此紧要关头，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望迅即接纳该建议。
签名：拉贝
主席
12月10日
中午，听电台广播说，如果唐将军不立刻撤出他的部队，日本人明天将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今天城市全天遭到了轰炸，玻璃窗被震得直响。紫金山上有几座房子在燃烧，城郊也仍在燃烧。我们难民区内街道上的居民们感到是那么的安全和保险，他们几乎不去理会那些日本飞机。上帝啊，如果哪一天人们发现自己的感觉是错的，也就是说遭到了日本人的轰炸，那么这个血腥的屠杀必定是毁灭性的！我一直在希望局势会朝好的方面扭转。日本电台报道说，南京将在24小时内被攻占。中国军队的士气已经明显地低落。首都饭店(城内最好的饭店)已经被军队占据。士兵们一个个在吧台旁喝得醉醺醺的，懒洋洋地躺在俱乐部的沙发上，他们要逍遥一下。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城市在一夜之间落入日本人的手中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到目前为止，看上去还不至于如此。外面静悄悄的，又有一批难民带着妻儿露宿街头。
12月10日
22时30分，据上海海员电台报道，南京今天下午已经被日本人占领。由于唐将军在中午12时之前没有将他的部队撤出去，所以日本人现在正在忙于将中国军队的残部清理出城市(肃清残敌)。当然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但是现在距离以前曾经提到过的“艰难的时刻”却是没有多远了。我和衣而眠。午夜2时30分的时候，响起了猛烈的炮火声，其间还伴有机枪声。炮弹开始可怕地从我们的房顶上呼啸而过，我让韩先生一家以及我们的佣人们进入防空洞，我自己则戴上了一顶钢盔，头 “最为高贵”，一定要完好无损。东南面起火了，火光将周围照得通明，前后长达数小时之久。所有的窗户不停地发出铮铮的响声，建筑物在炮弹爆炸的轰鸣中以几秒钟为一个间歇有规律地发出颤抖。五台山高射炮阵地遭到了炮击，同时也进行了还击，而我的房子就在这个炮击区域范围内。南面和西面也开始炮击。对这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稍微有些适应了以后，我又躺到床上睡觉去了。其实根本睡不着，只是打个盹。
12月11日
上午8时，水电都停了。炮击还在持续。有时炮火声会稍微减弱一些，但紧接着又会重新开始。我们的金丝雀“彼德”好像很喜欢这个，它放开喉咙唱着，这金丝雀似乎比“乌鸦”更加镇定，我可没这份心情唱歌！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实际上安全区并不“安全”，这里仍然有武装士兵，想将士兵清理出去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看来一个中国将军的话顶不了什么用！可悲呀！我们无法像原来计划的那样通告日本人：安全区内已经没有军队。
上午9时，安全区落下了第一批炮弹，地点在福昌饭店、世界剧场的附近，共有 21人死亡，约12人受伤。负责管理该饭店的施佩林被玻璃碎片击中受轻伤。饭店前的两辆汽车燃烧了起来。另有一枚炮弹落在安全区内(中学)，炸死13人。一再有人抱怨中国军队没有撤出安全区。鼓楼医院前，而且是在安全区一侧正在构筑工事。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拒绝在街道的另一侧施工，他觉得医院一侧的沙质士丘更为合适。我和马吉开车去那里，打算平心静气地调解此事。在路上，我们发现士兵们正在山西路广场内挖壕沟。那些在广场边上形成一个尖角的房子被士兵砸开了，我亲眼目睹了门窗被砸开。为什么要这样，没人能给我解释！许多伤员从中山路上被抬过去。士兵们正在准备中山路的防御。那些沙袋做的路障、被砍倒的树木以及铁丝网等，对坦克车来讲几乎算不了什么障碍。我们和鼓楼医院前的军官交涉，他客气但却坚决地拒绝遵从我们的愿望。我在鼓楼医院给龙打了电话，请他立即和唐将军联系此事。
下午6时，参加下午6时新闻发布会的除了报界的代表外，就只有我们委员会的成员了。其他外国人要么上了怡和洋行的三桅帆船，要么就上了“帕奈”号美国炮艇朝上游去了。斯迈思博士说，名义上隶属于我们的警察抓到了一个小偷，想知道该如何处置他。这件事引起了一些在场人员的笑声，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考虑到，就连高级法院也要由我们来代理了。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 24小时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又将其释放。晚上8时，我把韩先生叫到面前，建议他携家眷搬到宁海路5号我们的总部去，那里的防空洞要比这里的好。此外我的房子距离五台山高射炮阵地太近，日本人现在已经把炮口对准了那里。我正在考虑是不是自己也应当搬过去，因为今天夜里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发动猛烈的进攻。韩先生暂时还不想离开他的住处(他目前住在原来的德国学校)。明天他打算在住宅区找另外一套住房。我随之也决定留在自己的房子里。晚上9时起，城市遭到了炮击。但是进攻不久便减弱，接着出现了令人琢磨不透的沉寂。城市的西部火光冲天。
12月12日
我原来以为日本人可以在平静中接管城市，但这种想法没有得到证实。在安全区内仍然可以不断地看见佩戴黄袖标的中国军人，他们全副武装，带着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就连警察佩带的也不再是手枪，而是违反规定地带上了步枪。看来不论是士兵还是警察都没人遵守唐将军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清理安全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早晨8时，炮击再度开始。
中午11时，龙和周奉唐将军之命来请我们做最后一次努力，签订停火3天的协议。在这3天内，守城部队撤退，然后将城市交给日本人(和原先的想法一样)。我们起草了一份新的致美国大使的电报、一封在电报发出前应由唐将军先行寄给我们的信件以及一份和谈代表应遵守的行为规则，规则的内容是：和谈代表在白旗的保护下，在阵地前沿向日军最高指挥官递交有关停火协议的信件。施佩林毛遂自荐充当和谈代表。整个一个中午，我们都在等待着回唐将军那儿取那封必要的信件的龙和周。到了晚上快6时的时候，龙来了。他说，我们的努力已经没有用处了；对停火来讲，一切已经太晚了，日本人已经到了城门边上了。对这件事我并不感到悲哀，对这种结局我也从来没有悲哀过，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种最后努力的做法。事情很明显，唐将军想不经过最高统帅的批准便签订停火协议。在通知日本人时，“投降交城”这四个宇是无论如何不能提到的。在起草停火的申请或请求时，一定要让人觉得这个动议仿佛是由国际委员会提出的。换句话说，唐将军打算躲在我们的身后，因为他预料到最高统帅和在汉口的外交部会有严厉的指责，他害怕受到这个指责。他想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委员会及其主席拉贝的身上。这是我很不喜欢的！
下午6时30分，紫金山上的火炮在不停地轰击着，山的周围都处在电闪雷鸣之中。整座山骤然间置身火海，不知哪里的房子和弹药库被点着了。(这是一个古老的有关南京陷落的象征。有句民谚说：“紫金山焚则金陵灭。”)可以看见中国平民从南面逃过来，他们沿着安全区的街道奔向他们的容身之处。跟在他们后面的好几支中国部队声称日本人已经跟着他们进来了。但是这条消息不准确！从逃跑的部队的步态来看，最后几支部队是在悠闲地穿街走巷。由此可以判断，他们没有受到敌人的追赶。我们断定，这些部队肯定是在南城门或光华门遭到了敌人炮兵的猛烈轰击，惊慌之下四散逃走了。越接近内城，他们就越镇定。原先的狂奔乱跑现在变成了逍遥的进军。当然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日本人已经兵临城下，总攻即将开始。
我告诉韩先生和总部的其他工作人员，我们得提前回去，免得中国委员的家人为他们在外的丈夫或亲人担忧。我自己和韩先生开始往回走，到家做些准备，以免我们因为炮击或轰炸而陷入困境。我在手提箱里放进了必要的洗漱用具，在必不可少的药箱里放进胰岛素、包扎用纱布等等。随后我让人把这些东西送进新挖的防空洞里，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防空洞比原来的要安全一些。我在皮大衣里又塞进了必要剂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以备我在必须离家时用得上。我装满了东西，看上去像个圣诞老人，觉得行走很不方便，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依赖胰岛素的。有一小段时间我有点忧虑，我还能带点什么走呢？我再一次走过所有的房间，又仔细看了一遍，好橡要和家里那些破烂东西告别似的。那儿还有几张孙辈们的照片，这得放进口袋。这下我装备完了。我很清楚，此时此刻是没有什么好笑的，但是临刑前的幽默毕竟还是占了上风——小丑，你笑吧！表演还在继续！快到晚上8时的时候，龙、周两位先生(林已经撤退了)到我这儿请求在我的住房里得到保护。我同意了。在我们回家前，两位先生在委员会的钱柜里寄存了3万元。
晚8时，全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火光映红了整个南面的天空。院子内的难民一直挤到了防空洞的边上。有人在用力地拍打着两扇院门，妇女和儿童哀求我们放他们进来。一些大胆的男人从德国学校后面翻过院墙，想进入我的院内寻求保护。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防空洞里已经没有地方，我便将人们安置在房子之间以及房屋的旮旯里。大部分人带来了自己的被褥，在露天席地而卧。一些机灵鬼把他们的床安置在水平悬挂的德国国旗下面，德国国旗是为防日本轰炸而备的，这个地方被看作是“防弹地带”！炮弹和炸弹在不停地呼啸着，越来越密集，越来越接近。南面的整个地平线变成了火的海洋，到处是山崩地裂的声响。我戴上了钢盔，给我的中国助手、好心的韩先生也戴上了一顶，因为我们两人是不进防空洞的，再说那里面也已经没有地方了。我像只猎犬一样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在人群之间穿梭，在这儿训斥两句，在那儿安抚一下，最后大家都乖乖地听我的话了。
快到半夜的时候，我的院门前发出了一种可怕的沉闷的响声。我的朋友、礼和洋行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我们的财务主管，安全区的财政部长)来了。“克里杉(译注：对克勒格尔先生的呢称)，我的天，你来这儿干什么？”“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他告诉我，主要街道中山路遍地是逃跑的中国军队扔下的军服、手榴弹和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还有一件事，”克里斯蒂安说，“刚才有人愿意出手一辆尚能使用的公共汽车，只要20元，您说要不要？”“克里斯蒂安，都什么时候了！” 克里斯蒂安接着说：“我已经和他约好，让他明天到我们办公室来。”半夜时分，炮火声有所减弱，于是我便躺下来睡了。在北面，漂亮的交通部大楼正在熊熊燃烧。我感到浑身的筋骨都在疼痛，我已经有48小时没合眼了。我的客人们也都睡觉了，办公室安置了30人睡觉，储藏煤的地下室安置了3个人，有8个妇女和孩子睡在佣人的厕所里，剩下的100多人分别在防空洞里，在露天，在院子里，在石子路上！
晚上9时，龙先生秘密告诉我，根据唐将军的命令，中国军队在晚上9时～10时撤退。后来我听说，唐将军实际上在晚上8时就已经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乘船到浦口去了。同时我还听龙先生讲，他和周奉命留下来负责照顾伤员。他恳切地请我在这方面提供帮助。存放在我这里的3万元只能用于此目的。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笔捐赠，并答应提供帮助，因为那些急需各种医疗救护的伤员们的苦痛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
我入睡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过去了！
12月13日
一大清早，当我再次被空袭惊醒时，心里感到很失望。炸弹又一次冰雹般地落下。日本人在昨天晚上只攻占了几座城门，他们还没有推进到城内。
到达委员会总部后，我们在10分钟内便建立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我成为该组织的理事会成员。约翰·马吉担任红十字会主席，数周以来他一直计划成立一个红十字会。委员会的3个成员乘车前往设立在外交部、军政部和铁道部的几所军医院。通过他们的巡视，我们确信了这几所医院的悲惨状况，医院的医护人员在猛烈交火的时候撇下无人照看的病人逃走了。于是我们迅速弄来了一面红十字旗挂在外交部的上空，并召回了相当数量的人员，他们在看见外交部上空飘扬的红十字会旗后才敢回到军医院。外交部的进出口道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伤亡人员。院内和整个中山路一样满地抛撤着丢弃的武器装备。大门口停放的一辆手推车上摆放着一堆不成形的东西，仿佛是具尸体，露出的双脚表明他还没有断气。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大街往前开，时时刻刻都有碾过散落在地的手榴弹而被炸飞上天的危险。
我们转弯开进上海路，街道上到处躺着死亡的平民，再往前开迎面碰上了向前推进的日本兵。这支分队通过一名会讲德语的医生告诉我们，日本军队的指挥官要过两天才能到达。见日本人是经新街口向北挺进，所以我们的车就绕过日本人的部队，快速地开了过去。沿途我们通过缴械救下了3个分队约600名中国士兵。有些士兵不愿意执行放下武器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不远处日本人已经逼近时，最终还是决定放下武器。我们将这批人安置在外交部和最高法院。
我们委员会的另外两名成员则继续往前行驶，在铁道部碰到了另外一支约400人的中国部队。我们的人同样也要求他们放下武器。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有人朝我们射击。我们只听见子弹呼啸而过，但是不知是从哪儿射来的。最后我们终于发现，是一名中国军官骑在马上拿着一枝卡宾枪四处扫射，可能是他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必须承认，从他的立场出发，他这样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经过考虑仍然坚持我们的做法，我们别无选择！如果在安全区的边上发生了巷战，那么逃跑的中国士兵毫无疑问会撤进安全区，这样安全区就不是一个非军事化的区域。它即使不被日本人摧毁，也会遭到日本人的猛烈射击。因此我们一直希望这些完全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除了被日本人当作战俘之外，不会有其他危险。那个朝我们射击的中国军官后来怎么样，我们无从得知，我只看见了我们的汽车专家哈茨先生夺下了他的枪。
回到总部后，我发现大门口非常拥挤，这里也涌来了一大批无法渡江撤退的中国士兵。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缴械的要求，然后被安置到了安全区的各个地方。施佩林站在大门口，脸色非常严峻，他手里拿着毛瑟手枪，当然子弹没有上膛。他监督武器是否排放整齐，并清点数目，因为我们打算过后将武器移交给日本人。
我们担心日本人会驱散或者以其他的方式袭扰或惩罚难民区内聚集的人群，因此发布了如下公告：
致难民收容所难民的重要通知
1．紧急呼吁所有的人尽可能不要在街上逗留。
2．在最危险的时候，建议躲在房子里或不会被看见的地方为好。
3．我们提请注意，难民区是专为难民设立。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难民区无权为中国士兵提供保护。
4．如果日本人来难民区检查或巡视，必须予以通行，不得向他们实施任何抵抗。
12月14日
我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草拟了一封信，准备面呈日本指挥官。下面是这封信的
译文：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7年12月14日
致指挥官先生
驻南京日本军队尊敬的指挥官先生：
请允许我们在此表达对贵炮兵部队的谢意，他们遵守纪律的行为使得安全区幸存。为了维护中国平民的利益，我们想就未来的计划安排与您取得联系。
国际委员会已经承担了在安全区安置滞留城中的中国居民的责任。米面已有储备，可暂时接济难民。委员会还同时接管了安全区内的中方警务管理工作。
委员会现提出下列请求：
1．恳请在安全区各通道口派驻日军岗哨。
2．安全区由区内平民警察保护，平民警察只携带手枪。请予以批准。
3．批准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出售米面并设立粥厂。委员会在其他城区有粮食储备，请准予我们的卡车通行，运输粮食。
4．在难民全部返回原住处前，请准予委员会继续保留目前对房屋的管理权(即便能够返回，仍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无家可归，必须得到照料)。
5．准予委员会与贵军合作，尽快恢复水电供应和电话通讯。
昨天下午，出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局面，大量逃跑的中国士兵在城北无路可退，其中一部分来到我们办公室，请求怜悯，救他们的命。我方代表为此试图和贵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只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大尉。以上提到的那些中国士兵，我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安置在安全区的房子里。
现恳请您能宽恕这些士兵，考虑他们的愿望，准予重过和平的平民生活。
在此，我们想向您介绍国际红十字会，约翰·马吉先生(美国人)为该会主席。该会已经接管了外交部、铁道部和军政部的几所原军医院，于昨天解除了院内全体人员的武装。该会保证负责这里的建筑物将来不得用于医院以外的其他用途。如果地方够的话，我们建议将所有中国伤员安置在外交部。
为了中国平民百姓的安康，我们期盼着能有机会和您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原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秘书宋(音译)先生还承担了翻译的工作，60岁的宋先生也是我们下属的红卍字会成员。我们找了约6名日本军官，他们让我们和明后天才抵达的日本陆军谷寿夫将军①联系。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开100米～200 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被人从后面击中而死的。
日本人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估计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食物。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斯林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上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一些日本士兵成箱成箱地拖走掠夺来的物品，还有一些士兵征用了人力车，用来将掠夺的物品运到安全的地方。
我们和福斯特先生去看了他的圣公会在太平路上的英国教堂。教堂旁边有几所房子，其中有一所被两枚炸弹击中。这些房子都被砸开并洗劫一空。几个日本士兵正打算拿走福斯特的自行车，见到福斯特和我们，他们楞住了，随后便迅速溜走了。我们拦住了一个日本巡逻队，向他们指出这里是美国入的地盘，请他们让抢劫的人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只是笑笑，并不理睬我们。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的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那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我们被这种做法惊呆了。
我们安置伤兵的外交部已经不允许我们进去，中国医护人员也不许离开。我们成功地抢在日军下手之前，将一批125名中国难民迅速地安置在空房子里。韩先生说，他家隔壁的一所房子里有3个十四五岁的姑娘被抢走了。贝茨博士报告说，甚至连安置在安全区内房子里的难民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也被抢走了，就连仅剩的1元钱也逃不出闯入者的手心。几队日本兵也来到了我的私人住宅，在我出现并向他们出示手臂上的国社党卐字袖章后，他们就撤走了。美国国旗非常不受欢迎，我们委员会成员索恩先生汽车上的美国国旗被抢走了，车里的东西也被盗了。从清晨6时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奔波，以便准确地了解这种暴行。韩先生不敢离家半步了。日本军官多多少少还比较客气，举止也还得体，但是一部分部队的行为确实可恶。飞机上抛撒着宣传品，向平民百姓通告，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会受到人道的待遇。
我们疲惫不堪，近乎绝望地回到了位于宁海路5号的总部。城市的许多地方出现了饥荒，我们用自己的私人汽车给司法部大楼送去了成袋成袋的米，因为那里有好几百人正在挨饿。外交部里的人和那些伤员靠什么活下来，对我来讲简直是个谜。在我们总部的院子里，有7个重伤员已经躺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最后终于被救护车送到了鼓楼医院。重伤员中有一个约10岁的男孩，他的小腿被子弹击中，连发出呻吟的气力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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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时任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据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载：“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26年12月12日傍晚，攻陷中华门，先头部队用绳梯攀垣而入，即开始屠杀。翌晨复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26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其残酷之情状，尤非笔楮所忍形容。”
12月14日，晚上
我不想说自己对艺术一窍不通，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在生活中我很少把时间用来阅读诗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总觉得这和一个汉堡正派商人的职业协调不起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教育的缺陷”最终令人难堪地表现出来时，我便开始时常从“女性”书目中选出这本或那本书来，以弥补我知识上的缺陷，当然我首先不免左顾右盼，确定不会被人发现。但是不知是谁听到了风声——女士们已经发现了一切，她们面带沉静的微笑对我们的过失并不理会，对我尤其如此。但是不管怎么样，台历背面的那些格言警句变得越来越美好。某些特别有诗意的东西在我不知不觉、因而也就没有提出非议的情况下，被塞进了我的每日笔记本里，塞进去的纸条常常还露出点边。今天又有一张纸条摆放在了我的面前：
生 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生命。
死亡吓不住我们——
每一个沉寂
都萌发出生命的
意志。
我们切齿痛恨
虚伪、半途而废。
我们真切热爱
自由、光明。
这就是我们的生命。
脉搏的每一次跳动——必胜的信念
日光的每一次来临——不尽的奋争。
父辈和大地的神圣遗产
这个生命，人民和国家的造化。
我将这张纸条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而且每天都放在我的面前。如果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读起这些来便有特别肃穆的感觉——谢谢你，妻子！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值得称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
上海西门子洋行(中国)，本电文签署人和当地办事处的全体职员到12月14日晚上9时为止一切都好。请通知 D．拉贝夫人(天津，马场道136号)和柏林的施莱格尔先生。
拉贝
我刚刚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经返回，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遗憾！
12月15日
上午10时，日本海军少尉关口来访，他向我们转达了海军“势多”号炮舰舰长和舰队军官的问候。我们把致日本军最高司令官的信函副本交给了他。
11时，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来访，我们同他商谈了我们工作计划的细节。福田先生明白，尽快使发电厂、自来水厂和电话局恢复正常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也符合日本当局的利益。有关这一点，我们，或者说我，可以向他提供帮助。韩先生和我对这3个地方的情况非常了解，我相信我们能够让工程师和工人们将工厂重新运转起来。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日军司令部)我又遇见了福田。在拜访当时的指挥官时，他作为翻译帮了我们很多的忙。
由于昨天，也就是12月14日，我们没能和日军指挥官取得联系，因此为了澄清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问题，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一封信，信文如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7年12月15日
致福田德康先生
日本大使馆参赞
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命运深感震惊。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力争做到安全区没有中国军人，到星期一，也就是12月13日的下午之前，这方面的工作成效良好。但是在这一天的下午，有数百名中国军人接近并进入了安全区，他们(出于绝望)请求我们帮助。委员会明确地告诉他们，无法提供保护。但是我们同时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放下武器，放弃对日本人的一切抵抗，我们认为，他们可以期待得到日方的宽待。那天晚上，由于匆忙和混乱，再加上有些士兵已经脱下了军装，委员会未能将已经解除武装的士兵同中国平民区分开来。
委员会当然认为，这些中国士兵，一旦验明身份，根据法律就应当被看作是战俘，但是同时又希望，不要因此而殃及中国平民。
此外，委员会还希望，日军能够根据有关战俘的战争法律规定，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给予这些过去的士兵以宽大处理。战俘适合充当劳工，他们自己也会因为能够尽快重新过上平民的生活而感到高兴。
顺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作为对这封信和12月14日我们给指挥官信函的回答，我们现在收到了指挥官以纪要的形式给予的回复，回复由福田先生翻译，纪要如下：
与日军参谋部参谋长在南京(交通银行)的会晤纪要
1937年12月15日，中午
翻译：福田先生
委员会出席成员：
约翰·拉贝先生，主席斯迈思博士先生，秘书施佩林先生，总稽查
(前面提到的12月14日和15日两封函件经过福田先生的翻译，递交给了指挥官。指挥官此次会晤是要对此表态，而不是要回答问题。)
1．在城内搜索中国士兵。
2．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日本岗哨。
3．居民应尽快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4．如何处理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您交给日军办理，您可以相信日军是有人道主义的。
5．中国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巡逻，但必须解除武装，仅携警棍。
6．贵委员会在安全区储备的1万担米可以供难民使用，但是我们的日本士兵同样也需要米，必须允许他们在区内购买粮米。(关于区外储备的粮米，没作明确表态。 )
7．电话和水电供应必须恢复。我们定于今天下午和拉贝先生视察这些设施，我们将在视察后制定相应措施。
8．从明天起将对城市进行清理，我们急需劳工，请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帮助。我们明天需要100个～200个劳工，干活付酬。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
我们同指挥官和福田先生告别时，原因将军走了进来，他当即表示要我们带他去安全区转一圈看看。我们约好下午去察看下关发电厂。
遗憾的是我错过了约定的下午察看时间，因为一队日本士兵要带走一部分已经放下武器逃到我们安全区的原中国士兵。我以德国人的身份向他们担保，这些难民已经不会再战斗，应将他们释放。我刚回到委员会总部还没进办公室，杂工就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日本人又回来将所有1300名难民捆绑起来。我、斯迈思和米尔斯3人试图再次将这批人解救下来，但是白费口舌。大约100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将这批人围起来，捆绑着拖走，准备拉出去枪毙。我和斯迈思又一次开车去找福田，替这批人求情。福田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办，但是希望渺茫。我向他指出，如果这样处决人的话，我将很难为日本人招募到劳工。福田也深以为然，安慰我并答应明天去办这事。我的心情悲痛极了，把人像动物一样强行拖走，这是很残酷的。但是他们声称，在济南中国人枪毙了2000名日本战俘。
我从日本海军处听说，负责安全接运美国大使馆官员的美国“帕奈”号炮艇被日本人误炸沉没，死亡两人。一人是桑德利，意大利一家报社的记者；另一人是查尔森，“梅平”号的船长。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肩部和膝部受伤，斯夸尔的肩部也受了伤，加西的一条腿断了，安德鲁斯少尉受了重伤，休斯艇长也断了一条腿。这段时间里，我们委员会也有一个人受了伤。克勒格尔拿着一盏油灯靠着一个几乎是空的汽油罐太近，结果把双手给烧伤了，我把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黑姆佩尔抱怨日本人把他的饭店完全摧毁了。基斯林糕饼店看来也已经片瓦不存了。我急切地盼望着这段动荡不定的日子能早日过去，我们现在对生存的忧虑的的确确要大于南京沦陷前的那段时间。人们对手榴弹和炸弹已经习以为常，现在要做的是同占领军搞好关系。对一个欧洲人来讲，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对委员会主席来讲，要胜任这一点，并不简单。
今天下午“帕奈”号炮艇的幸存者们要被运送到停泊在下关港的美国炮艇“瓦胡”号上。据说日本的舰队凡是能够航行扬子江航道的也已经驶入下关港。我估计，美国“瓦胡”号炮艇能够而且会驶往上海，因为受伤人员几乎是不可能安置在南京的。
我们再次写信给日本人，正式提请他们注意我们成立的红十字会分会。全文如下：
国际红十字会分会
南京宁海路
1937年12月15日
致福田德康先生
日本大使馆参赞
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目前已经有大量士兵和平民受伤，为了能够应付由此形成的困难局面，我们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我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便该分会能得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国际红十字会的承认。
现在我们恳请您，帮助我们获得南京日本军事当局的批准，以便我们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随本函附上委员会名单。
谨致良好的问候
签名：欧内斯特 H．福斯特
秘书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宁海路5号
电话：32346，31641，31961
约翰 C．马吉牧师 主席
李春南先生(音译)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南京)
洛先生 副主席
欧内斯特 H．福斯特牧师 秘书
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先生 财务主管
保罗·德·威特·特维内姆夫人
明妮·沃特林小姐
罗伯特 O．成尔逊大夫
P．H．门罗-福勒先生
C．S．特里默大夫
詹姆斯·麦卡勒姆牧师
M．S．贝茨博士
约翰 H．D．拉贝先生
刘易斯 S．C．斯迈思博士
W．P．米尔斯牧师
克拉·波德希沃洛夫先生
沈玉书牧师
12月16日
上午8时45分，我收到了菊池先生给我的一封函件，菊池是一位谦逊可亲的日本翻译。他在信中通知我们，从上午9时起在安全区搜寻中国士兵。
前一段时间我们所经历的狂轰滥炸和连续的炮击同我们眼下所经历的可怕时期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安全区外已经没有一家店铺未遭洗劫。现在掠夺、强奸、谋杀和屠杀在安全区也开始出现了。安全区里的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旗子，都被砸开或洗劫了。下面致福田先生的信大体描述了目前安全区的局势，信中所提到的15 起事件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许许多多事件中的几起。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7年12月16日
致福田德康先生
日本大使馆参赞
南京
尊敬的福田先生：
昨天在交通银行的会晤中，我们已经向少佐先生强调过，应当想方设法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这是很有必要的。
日本士兵昨天在安全区的暴行加剧了难民的恐慌情绪，许多难民甚至不敢离开他们所待的房子去旁边的粥厂领取每日的定量米饭，因此我们现在面临着向收容所运送米饭的任务，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向大众提供粮食方面工作的难度，我们甚至找不到足够的脚力来装米和煤运送到粥厂。结果今天早上有数千名难民没有得到食物。为了让中国的平民能得到食品，国际委员会中的几个外国委员今天早上想尽一切办法避开日军巡逻队，把卡车开到安全区来。昨天，我们委员会有好几个委员的私人汽车被日本士兵拖走了。
现随函附上日军在安全区的各种暴行。
不结束目前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活动，例如，不可能找到劳工去修复电话局、水厂、电厂和各种商家店铺，甚至都找不到人去清扫街道。
为了弄清并改善局势，国际委员会冒昧地向日本皇军建议，立即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1．所有搜家活动由负贵军官指挥，率领正规组织的小分队进行(制造麻烦的大多是四处游荡的士兵，他们3人～7人一伙，无军官带队)。
2．夜间，最好也在白天，在安全区的所有通道口安排日军岗哨(昨天我们已经向贵军的少佐先生提过这项建议)，阻止四处游荡的日军士兵进入安全区。
3．立即发放汽车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以免我们的卡车和私人汽车被日军士兵扣留(即使在城市保卫战的最艰苦的时期，中方司令部还是向我们提供了通行证，虽然此前已有车辆被扣，但在递交了申诉后，所有车辆都在24小时内物归原主。此外，当时中国军队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但仍然提供给我们3辆卡车为平民百姓运送粮米。与此相比，日本皇军具有更好的装备，而且已经控制了全城，城内的战斗也已经全部停止，因此我们坚信，在目前中国平民百姓需要得到日军的关心和保护的情况下，日军会表现出更高的姿态)。
日军最高指挥官于昨天抵达南京，我们原以为市内的秩序和安宁会由此而得到恢复，因此昨天我们没有提出任何指控。但是昨天夜里的情况比前天还要糟糕，因此我们决定向日本皇军指出，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相信，日军最高指挥官是不会赞成日军士兵的暴行的。
谨致崇高的敬意
签名：约翰·拉贝
主席
签名：刘易斯 S．C．斯迈思
秘书
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
1937年12月16日
(在给我们的所有报告中，我们在此仅举几起，均是已经仔细核实过的事件。)
1)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的6名街道清扫工在他们位于鼓楼的住所里被闯进的日本士兵杀害，另外一名清扫工被刺刀严重刺伤，日本士兵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如上所述，这些人是我们安全区的雇员。
2)12月15日下午4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口附近，一辆载有大米的卡车被日本士兵抢走。
3)12月14日夜晚，安全区第二区的全体居住人员被赶出房子，然后被洗劫一空。第二区区长本人被日本人抢劫过两次。
4)12月15日夜晚，7个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拖走7名中国妇女，其中3名妇女被当场强奸。
5)12月14日夜晚，许多人向我们诉说，日本士兵闯进中国居民的房子，强奸或强行拖走妇女。安全区内由此产生恐慌。昨天数百名妇女搬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几栋建筑物，我们委员会的3名美国先生昨天夜里整夜守候在学院，保护那里的 3000名妇女和儿童。
6)12月14日，30名显然没有军官带队的日本士兵搜查了大学医院和女护士的寝室，医院的职员们遭到了有组织的抢劫。被偷走的物品有：6枝自来水笔、180元现钞、4块表、2卷医院的绷带、2只手电简、2双手套和1件毛线衣。
7)昨天，即12月15日，不论是收容所、公共场所，还是大学建筑物内，从各个方面都传来报告，日本士兵在各个地方强行闯入，多次抢劫中国难民。
8)12月15日，美国大使馆遭破门盗窃，若干小物件丢失。
9)12月15日，日本士兵翻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后墙，砸开一扇门，闯入学院的医学系。由于该系在12月13日就已经将可移动的物品全部转移，所以没有东西被窃。
10)12月14日中午，日本士兵闯入锏银巷的一所房屋，强行拖走4名姑娘，强奸了她们，2小时后将她们放回。
11)我们在宁海路的米铺于12月15日的下午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搜查，他们买走3 袋米(3.75担)，只支付了5元钱。米市的现行价是每担9元，这样，日本军队共欠国际委员会28.75元。
12)12月14日夜晚，11名日本士兵闯入钢银巷的另一所房屋，强奸了4名中国妇女。
13)12月14日，日本士兵闯进美国女传教士格雷斯·鲍尔小姐的住所，抢走一双皮手套，喝掉了桌子上的所有牛奶，然后又用手把糖罐全部掏空。
14)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入美国医生 R．F．布雷迪的车库(双龙巷1号)，打破福特汽车的一块窗玻璃，然后又带来1名机械师，试图发动汽车。
15)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进汉口路的一个中国居民住家，强奸了一名年轻妇女，强行拖走3名妇女。其中2名妇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的后面追赶，结果这2名男子被这些日本士兵枪杀。
如前所述，我们委员会的外国成员已经对以上事件进行过核实。
签字：刘易斯 S．C．斯迈思
秘书
德国顾问的房子几乎也都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抢劫。已经没有人敢出家门了！为了让汽车出入，有的时候要打开院门，这个时候外面的妇女、儿童就会涌进来，跪在地上磕头，请求我们允许他们在我的院子里露宿(我已经接纳了100多名极为困苦的难民)。眼前的悲惨局面是常人很难想象的。
我和菊池一起开车去下关察看发电厂和几个剩余的大米储备点。发电厂外表看起来完好无损，如果工人们对日本人的保护持信任的态度，那么估计发电厂可以在几天内恢复供电。我很乐意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但是由于日本士兵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行为，要想把必要的40名～45名工人募集到一起，可能性非常小。在这种形势下，我也不愿意冒险通过日本当局从上海调一名德国工程师来。
我刚刚听说，又有数百名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了。其中有50名安全区的警察也要照军法执行处决，据说是因为他们放进了中国士兵。通往下关的中山北路上横尸遍地，到处是遗弃的武器装备。中国人放火烧了交通部。招江门被炮火打得干疮百孔，城门前到处是成堆的尸体。日本人不愿意动手清理，而且还禁止我们组织所属的红卍字会进行清理。我们估计可能是要在枪毙那些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之前，先强迫他们来清理。我们欧洲人简直被惊呆了！到处都是处决的场所，有一部分人是在军政部对面的简易棚屋前被机关枪射杀的。
今天晚上来访的总领事冈崎胜雄解释说，虽然有一些士兵被枪杀，但是剩余的人都将被安置到扬子江心的一个岛上的集中营里。
我们原来的校工也被子弹击伤，现正躺在鼓楼医院。他被强征苦役，干完活后得到一份证明，在回家的路上他被人莫名其妙地从后背击中两枪。原先德国大使馆给他开具的证件现在就摆放在我的眼前，上面浸满了血迹。
写到这里，后院里响起了日本士兵的砸门声。见佣人不开门，几个日本士兵就在院墙边探头探脑，看见我突然打着手电筒走了过去，他们立即就一溜烟地跑掉了。我们打开大门，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一段距离，直到他们消失在一个黑黢黢的巷子里，这个巷子的下水道里3天来也已经塞满了好多具尸体。见此状况，人们不禁恶心地浑身颤抖。在院子里，许多妇女和儿童瞪着惊慌失措的双眼沉默地相互依假在一起，一半是为了相互取暖，一半是为了相互壮胆。他们大家的希望是，我这个“洋鬼子” 能驱赶走凶神恶煞！！
前面提到的日本总领事冈崎胜雄在他今天的来访中还提请我们注意，虽然日本人没有承认我们的委员会，但是我们将受到的待遇就如同被他们承认了一般。我们接着向负责接待我们在日本大使馆谈判的福井喜代志先生递交了我们致日本大使馆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南京宁海路5号
1937年12月17日(译注：此信作者放在了12月16日的日记中)
致福井喜代志先生
日本帝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南京
尊敬的先生们：
昨天下午总领事冈崎胜雄先生指出，从法律角度来看，国际委员会的存在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此问题作出若干说明。
我们从未考虑寻求某种权力，与日本当局进行政治上的合作。在这里我们要指出的是，1937年12月1日，南京市政府马市长将城市在特别时期的几乎所有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这其中包括管理警务、看管公共机构、消防、管理和支配房屋住宅的权力、食品供应、城市卫生等等。1937年12月13日，星期一的上午，贵军获胜进城的时候，城市的管理权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是唯一尚在运行的机构。当然，我们所获得的全权不能超出安全区的界线，而且我们在安全区也无权享有主权。
日本驻上海当局曾向我们保证过，只要安全区内没有军队或军事设施存在，贵军就不会蓄意攻击安全区。鉴于我们是唯一的城市管理机构，贵军进城后，我们立即试图和先头部队取得联系。12月13日下午，我们在汉中路遇见了一位贵军大尉，他正率部进入预备阵地。我们向他作出了必要的解释，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了安全区的界线，此外我们还恭敬地向他指出了3个红十字医院的位置，通告了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的情况。他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配合和平静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即：我们得到了贵军的完全的理解。
当天晚上和次日早晨我们起草了12月14日的函件，并让人译成日语。为了将这封信转交给日本当局，我们的拉贝先生、斯迈思博士和福斯特牧师3人一直在忙于寻找贵军高级军官。关于这一点，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先生可以证明。我们一共和5名贵军军官进行了接洽，但是他们都指出，此事要等到第二天最高指挥官抵达后和他联系。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日本帝国大使馆福田德康先生和关口先生来访，关口向我们转交了“势多”号舰长和舰队军官的致意帖。我们向福田先生递交了12月 14日的函件，并向关口先生保证，我们愿意为电厂恢复供电提供帮助。
同一天中午，我们荣幸地在交通银行和特别长官(参谋部和特务机关长官)进行了会晤。对我们12月14日的函件，他给予了口头正式答复。他告诉我们，日本岗哨将布置在安全区的入口处，平民警察可以在安全区内执行巡逻任务，但是只能装备警棍，委员会在安全区内储备的1万担大米可以提供给难民，准予将原城市管理当局指定给委员会的粮米储备运进安全区，尽快修复电话设施和水厂、电厂，此事至关重要。
关于12月14日函件的第4点，只作出了如下的答复，即：难民应尽早返回原住所。
有了这个答复，我们便鼓励我们的警察继续他们的工作，向居民们保证，经过向贵军军官的必要解释，他们将会受到良好的待遇。我们并且开始了粮米的运输工作。
但是恰恰从这个时候起，只要没有欧洲人陪同，我们的卡车在街上就会被扣留。从星期二早晨起，我们领导下的红卍字会开始派车在安全区收硷尸体，但是他们的车不是被强行拖走，就是被企图扣留，昨天甚至有14名该会的工人被拖走。我们的警察在执行警务时受阻，昨天在司法部执行警务的50名警察遭逮捕。据在场军官称，要带走他们枪决。另有45名我方的“志愿警察”昨天下午也同样被带走(这些“志愿警察”是委员会于12月13日下午组织起来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安全区内的 “着装警察”尽管必须日夜执勤，但靠他们仍然不可能完成安全区内的譬务工作。这些“志愿警察”既不着装，也不拥有任何武器，他们仅仅佩戴臂章，而且从性质上看不过就如同欧洲的童子军，他们临时承担一些小型服务工作，例如帮助维持民众秩序，做一些清扫工作，在急救时帮帮忙等等)。
12月14日，我们的4辆消防车被贵军征收用于运输。
我们力争让日本大使馆和贵军明白这样一个事实：人们为了南京平民百姓的利益，将城市的管理职能赋予了我们。一旦日本当局成立新的城市管理机构，或者其他的组织机构，我们将移交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职能。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对于我们为了平民百姓的利益，为了维持安全区的秩序所进行的工作，贵军士兵横加阻挠。这样做的后果是破坏了我们为维持秩序而建立的体系，从12月14日早晨起，扰乱了我们必要的公务活动。具体地说是这样的，12月13日，当贵军进城的时候，我们在安全区几乎集中了城市的全部平民百姓，安全区当时只遭受到轻微的炮击损失，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对安全区没有进行任何抢劫。完全可以说，我们为贵方和平地接过了整个安全区，在城市的其他区域恢复秩序之前，为使正常的生活能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作出了一切的准备工作。一旦秩序恢复，就可以在全城恢复正常的交通。但是到了12月14日，贵军士兵的抢劫、强奸和屠杀等等恐怖活动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留下来的27个欧洲人和中国居民一样震惊了。
我们一方面对此表示抗议，另一方面请求贵方首先在军内恢复秩序，只有这样城市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我们愿意为合作作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昨天晚上8时～9时之间，我们委员会的5名成员巡视了安全区。巡视过程中，不论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交界区域，没有看见一个日本巡逻哨。在贵军的威胁下，加上中国警察被拖走处决，我们自己的警察在街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只在安全区的街道上看到了两三个一伙四处游荡的贵军士兵。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安全区的四面八方又传来消息，这些四处游荡、无法无天的贵军士兵正在奸淫掳掠肆意蹂躏。
这表明，贵军没有考虑我们昨天(12月16日)函件第2点中提出的请求，即：在安全区入口处设置岗哨，阻止四处游荡的士兵进入安全区。
作为恢复安全区的秩序的第一个步骤，我们特提出如下建议：
1．日本皇军成立宪兵队，昼夜在安全区巡逻，对于偷窃、抢劫、强奸或强抢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