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沙漠的居民，在回历一世纪中，以惊人的速度征服了文明世界的极大部分，如果有什么事情能与这种高速度相比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后裔的统治，在回历三世纪中叶和四世纪中叶，极快地衰落下去了。公元820年前后，集中在巴格达哈里发个人的手中的权力，比集中在当时活着的任何别人手中的权力都要多些；到了920年，他的继任者手中的权力，已经缩小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在他自己的首都里，也很难感觉到他有什么权力。到了1258年，那座首都本身，已成了废墟。随着巴格达的陷落，阿拉伯人的领导权就永远消失了；真正的哈里发帝国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总崩溃，有种种外部因素，野蛮人的突击(这里指的是蒙古人或鞑靼人的突击)虽然是惊人的，实际上只起了推动作用。在哈里发帝国的中心及其周围，兴起了雨后春笋般无数的王朝和准王朝，连这种现象，也只能看作是症状，不能看作是病根。
跟西方的罗马帝国类似的情况一样，在病人已经气息奄奄、命在旦夕的时候，强盗们才明火执仗地打进门来，把帝国的遗产抢得一干二净。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分裂，有种种内部因素，这些内部因素比外部因素还要重要。读者细心地看完前面各章，就一定会看出这些内因，而且注意到这些内因在几个世纪中所起的作用。最初的征服，有些是有名无实的。在那些草率的、不完全的征服之中，早已种下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祸根。治理的方法，又不能促进长治久安。压迫剥削和横征暴敛，是被认可的政策，是通则而不是例外。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新穆斯林之间，穆斯林与顺民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阿拉比亚人自己当中，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旧有的隔阂，继续存在。无论伊朗的波斯人、突兰的突厥人、含族的柏柏尔人，都没有跟闪族的阿拉比亚人结合成一个纯一的整体。没有同种意识把这些不同的分子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伊朗人念念不忘他们的古老的国家光荣，从来没有服从新的政治制度。柏柏尔人随时准备拥护任何分裂运动，模糊地表现了他们的部族感情和异族观念。叙利亚的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期望着有一个素福彦人起来，把他们从阿拔斯王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①。伊斯兰教内部的离心力，作用之大，并不亚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这种强大的离心力，十分活跃，积极地创建了十叶派、盖尔麦兑派、易司马仪派、阿萨辛派等等教派。这些集团中有几个不仅是宗教派别，盖尔麦兑人还曾用他们的几次狂风，震撼了帝国的东部，后来不久，法帖梅人就夺走了帝国的西部。伊斯兰教再不能把自己的皈依者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哈里发帝国也再不能把地中海地区的领土和中亚细亚的领土，结合成一个坚固的单元了。
其次，还有许多社会的和道德的瓦解力量。在几个世纪的期间，征服者的血液为被征服者的血液所冲淡，其结果是丧失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品质。由于阿拉伯民族生活的腐败，阿拉伯人的精力和道德，都被破坏了。这个帝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被征服者的帝国了。由于有无数的阉人，就有可能大量地蓄妾；女奴和青年男奴(ghilmān)对于男性的颓废和女性的堕落，起了最大的作用；皇室内漫无限制的偏房、无数的异母兄弟和无数的异母姊妹，不可避免地引起种种嫉妒和阴谋；再加上豪华的奢侈生活、经常的饮酒唱歌：这种种因素，耗尽了家庭生活的元气，难免产生一代比一代懦弱的王室子嗣。继任权又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这些子嗣的力量，由于互相争夺继任权，而更加薄弱了。
各种经济的因素，也不可以抹煞或低估。横征暴敛和专为统治阶级谋私利的地方政治，都削弱了农业和工业。统治者日益富足起来，人民却日益贫困下去，二者适成反比。大的国家里产生小的国家，这些小国家的首长，剥削人民，把他们当做农奴。连年的流血战争，耗尽了人力，以致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下美索不达米亚的泛滥，定期地造成巨大破坏，帝国各地区的饥荒，又加重了灾难的危害性。在鼠疫、天花、恶性虐疾和其它热病的面前，中世纪的人是束手无策的，这些传染病时常流行，使许多广大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自阿拉比亚人征服亚非地区四百年以来，阿拉伯语的编年史上，记载了四十次以上比较重大的传染病的流行。国民经济的衰退，自然造成文化的衰退和创造性思想的窒息。
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统率大军，离开蒙古利亚，决心要毁灭阿萨辛人和哈里发王朝。蒙古汗国的大军，象波涛一样，第二次汹涌而来。在花拉子模诸沙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小王国，被这支大军扫荡得一干二净。旭烈兀曾邀请哈里发穆斯台耳绥木①(1242—1258年在位)参加对易司马仪派的支派阿萨辛人的战役。这个邀请，没有得到反应。1256年，阿萨辛人大量的要塞，包括阿拉木图主要的城堡，毫无困难地被夺取了，这个可怕的兄弟会的力量，被彻底打垮了①。连婴孩都被残酷地杀死了。次年9月，这位战无不胜的入侵者，一面沿着著名的呼罗珊大路蜿蜒前进，一面送出最后通牒给哈里发，要求他投降，并且自动拆毁首都的外城。他的答复，支吾其词。1258年1月，旭烈兀的抛石机，对首都的城墙进行了有效的攻击。不久就有一个堡垒被打开一个缺口②。旭烈兀有一位夫人是基督教徒，所以由景教教长陪同大臣伊本·阿勒盖米出城来，谈判停战条款。旭烈兀不肯接见他们。后来，他们提出警告，引证先例，说明胆敢侵犯和平城或危害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者会遭遇什么命运，也同样无效。他们警告旭烈兀说：“如果杀害哈里发，全宇宙就要陷于紊乱，太阳就不露面，雨水就要停止，草木就不再生长③。”但是，他不信这些警告，这要归功于他部下的占星学家。2月10日，他的部队，蜂拥入城，不幸的哈里发率领着三百个官员④和法官，赶出来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十天之后，他们全被处死了。首都被抢劫一空，完全烧毁。大部分居民，包括哈里发的家属，被屠杀干净。遍街遍巷的尸体，发出极大的恶臭，旭烈兀被迫撤出城去，好几天之后，再重新进城。他可能打算把巴格达留做自己驻扎的地方，因此，没有象对其他城市那样，加以彻底破坏。景教的大主教，受到特别的优待。某些学校和清真寺，幸免于破坏，或者得到修复。金曜日(聚礼日)的祈祷词中不能提及任何哈里发的名字，这在穆斯林世界史上是破天荒的事件。
1260年旭烈兀威胁着北部叙利亚。他克服了阿勒颇，屠杀了居民五万人，此外，他还夺取了哈马和哈里木。由于他哥哥蒙哥大汗①的逝世，他被迫返回波斯，行前派遣了一位将领，去围攻大马士革。他留下来的部队，在征服叙利亚之后，1260年在拿撒勒附近的阿因·扎卢特地方(即歌利亚泉)，被埃及麦木鲁克王朝古突兹②的名将拜伯尔斯歼灭了。整个叙利亚现在又被麦木鲁克王朝收复了，蒙古人向西的推进，明确地被阻止住了。
后来，旭烈兀再到叙利亚，而且企图与法兰克人联盟，以征服叙利亚，但是，他的企图失败了。
波斯的蒙古王朝的版图，西自阿姆河，东至叙利亚边境，北自高加索山，南至印度洋，旭烈兀是波斯蒙古王朝的奠基者，是首先采用伊儿汗的称号的③。他的继任者都称伊儿汗，直到第七位继任者合赞汗·麦哈茂德(GhāzānMahmūd， 1295—1304年)，一概如此。在他在位的时代，十叶派伊斯兰教变成了国教。在伊儿汗国，或旭烈兀人统治时代，巴格达的地位降为省会，这个省区叫做阿拉伯的伊拉克。大伊儿汗(这是旭烈兀的尊号)对于臣民中的基督教分子，特别优待。在承平时，他喜欢居住在乌尔米雅湖东边的马腊格。他在那里修建了许多大建筑物，包括著名的图书馆和天文台。1265年，旭烈兀死后，就葬在那里，依照蒙古人的风俗，有许多美丽而年轻的婢女殉葬。他和他的继任者，象塞尔柱克人一般，很快就认识波斯人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并加以任用，如大学者朱威尼(1283年卒)和赖世德丁(1318年卒)，都是这个时期的史学家。波斯的伊儿汗王朝的国祚仅仅七十五年，在这期间，文学上的成就是很丰富的。
十三世纪初期，伊斯兰教腹背受敌，东方有骑马射箭的野蛮的蒙古人，西方有身穿甲胄的十字军，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似乎要永远灭亡了。到了同一世纪的末期，形势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最后一批十字军已被赶进了大海。历朝的伊儿汗，有很多人向基督教讨好，但是，第七位伊儿汗终于承认伊斯兰教为国教，这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所获得的一个辉煌的胜利。跟塞尔柱克人的先例完全一样，在穆斯林的武力失败的地方，他们的宗教得胜了。旭烈兀曾企图无情地摧毁伊斯兰教文化，但是，不到半个世纪，他的曾孙合赞汗，已变成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为复活同一文化，贡献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注定来恢复伊斯兰教的军事光荣，把伊斯兰教的旗帜胜利地树立在广大的新地域的却不是蒙古人。这个任务留给了他们的亲戚奥斯曼土耳其人①，他们是阿拉比亚宗教最后的捍卫者。他们的帝国在苏莱曼时代(1520—1566年)，从底格里斯河岸上的巴格达扩张到多瑙河岸上的布达佩斯，从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几乎到直布罗陀海峡。1516年1月苏莱曼的父亲赛里木，在北叙利亚摧毁了麦木鲁克的军队①，他在自己的战俘中发现一个不足取的人物，名叫穆台瓦基勒，他代表了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系统；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期间，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便把他们这个系统当做了傀儡。他们的始迁祖是哈里发穆耳台绥木的叔父。显然他在巴格达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1261年，麦木鲁克王朝的第四个统治者拜伯尔斯(1260—1277年)以隆重的仪式，把他捧上哈里发的宝座，上尊号为穆斯坦绥尔②。后来不久，穆斯坦绥尔曾做过一次卤莽的尝试，企图替拜伯尔斯收复巴格达，他的企图没有成功，却被人杀死了。阿拔斯王室的另一个苗裔，1262年被用同样的仪式捧上了宝座。素丹赛里木把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带到君士坦丁堡，但是后来准许他返回开罗，他于1543年死于开罗。在埃及似有非有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可以说就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了。有人说，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曾把哈里发的称号和所有的权益，全盘让给奥斯曼的征服者，或者是他在君士坦丁的继任者。我们在同时代的历史资料里却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