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陆军航空队少尉霍华德·Ｇ——把他的雏鸽式飞机，停留在德国西南部里特尔附近离地面一千英尺的空中。他正在转发无线电报。突然，一阵还不算厉害的高射炮火打坏了他的飞机。Ｇ——好不容易才在两军前线之间着陆了。他用火柴点燃了那架小型单翼机，然后向美军方面奔去。在到达一处无线电哨所的时候，他向他的部队发出了呼叫，然后在路上等着吉普车把他接走。这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一个德国巡逻队，把他抓起来了。几天以后，这位三十四岁的得克萨斯州人被送到空军过渡战俘营。空军过渡战俘营是所有德国武装部队中管理最好、最巧妙、而且是最成功的审讯中心。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以北数英里的丘陵乡间，有一个名叫奥伯鲁泽尔的小镇，那儿有一排排低矮的营房，这就是空军过渡战俘营。它有两百个单独牢房，每个都是隔音的，都有单独的电暖设备，而不是使用串连的汽暖系统，以防战俘轻叩汽暖管道，互相传递信息。在战争期间，它的正式名称是西线情报分析中心，但大家仍然叫它空军过渡战俘营，因为战俘在送往永久性战俘营之前，都要暂时关押在这里。正如审讯红色空军战俘的东线情报分析中心一样，它隶属于空军的外国空军处。西线情报分析中心在布达佩斯和维罗纳设有分站。
但它的奥伯鲁泽尔站更是最重要的一站。
俘虏被击落之后几天至几个星期便被送到这里。Ｇ——是在被击落之后十八天才到达的。一个飞行员，在被击落和被俘获的时候，通常要被立即带到空军基地，进行初步检查和审问，如果他是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德国人的兴趣与其说在于索取情报，不如说在于邀功请赏：德国飞行员巴不得杀他报功。不过，对轰炸机机组人员的初步审问，往往能得到即将进行的空袭的直接情报。
俘虏连同从他身上和他的飞机上搜出的各种文件和证件，往往由空军过渡战俘营直接支配的车辆，从他被俘的地方一直送到过渡战俘营接受审问，交代范围比较广泛的和技术性的问题。他被接收后，关在一间单独牢房里。他在这儿要填一张表，表的上端印着红十字，下端有“瑞士印制”字样。这不是红十字会的正式表格，而是德国人耍的圈套。有些战俘拒绝填写。一九四二年在法国北部上空的一场混战中被击落的战斗机驾驶员Ａ·ｐ·克拉克中校，就是这样的一个战俘。再说他身上也没有带证件，因此使审问者无法得到可以帮助他们打破俘虏的顽固抗拒的许多线索。他的经历在许多处于同样境地的战俘中具有代表性：我进入牢房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走我的皮夹克和粉红色裤子，说它们不是军服。他们让我穿一条带吊带的英国战地军裤，这条裤子大约是五十号，非常不合身。我在空军过渡战俘营被关押了大约三个星期，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磨破嘴皮子要他们交还我的军服。拿走我的军服， 当然是他们玩弄的鬼把戏， 目的是要挫伤我的士气和自尊心；他们还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试图从我这里获取情报。
我对第一轮正式审问有了思想准备， 因为有人事前已经告诉我，一位戴红十字袖章的小个子工作人员将要见我，他真的不是在为德国人工作， 而“完全是为战俘服务”。他对我说，红十字会将通知我的家属，说我还健在。他有一张通常的卡片（事前已经告诉我们他有这样的卡片），上面填写的项目比许可我们填写的项目还要多， 包括中队的番号和其他项目。我照例说了一通我们没有奉命填写此表的话。他反驳说，每个战俘都填了这张卡片，还说我交待了这些情况对我有利，这样就能保证红十字会的包裹能够迅速邮寄和收到。战俘们最担心的事情，是他们不晓得他们的家属是否知道他们还健在；红十字会提这个建议，就是相当苯拙地企图利用这种担忧心理。
这种担忧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每一个战俘来说， 刚开始被关押的那段时期，的确是一段非常困难的再调整时期。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我真的成了一名战俘。
这种认识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 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个战俘……
后来，我遇到一些非常老练的审问者，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获取情报。这些专业军官中， 有一个名叫冯·席林的人，他性情温和，想方设法和战俘建立一种随和的亲密关系。战俘断然拒绝他的提问，他不计较，仍然平心静气地追求他的目标。我记得有一天他问我知道不知道“包列罗舞曲”这个名称的意思。 “包列罗舞曲”是第一批美国空军联队飞往欧洲的行动计划的代号……我只是耸了耸肩膀。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紧紧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
一般说来，德国人不硬逼着不愿开口的战俘讲话。他们审问许许多多的战俘，总能找到一个愿意开口的，这比纠缠一个死活不讲话的俘虏要划得来。何况他们觉得刑罚是不会产生效果的。因此，他们总的来说遵守了一九二九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第五条的规定。德国，英国和美国都在这项公约上签了字：“每一战俘，当其受询问时，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或其部队编号。……对俘虏不得施以任何胁迫的方式借以获得有关其军队或国家的情报。对拒绝答复的俘虏不得加以威胁，侮辱、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
德国人偶尔违反这条规定。他们威胁部分战俘，要把他们当作间谍枪毙掉，或者一连几天不给他们饭食，不让他们洗漱，或者让他们受轻微的刑罚。当英国一级准尉罗伯特·特朗布尔·Ｌ——在他那份假红十字会表格上划一道横杠的时候，审问者恼羞成怒，他离开之后，Ｌ——的牢房热得叫他受不了，他不得不只穿内衣裤，躺在地板上，脸朝着门，试图呼吸一丝清凉空气。他终于向一位审问者讲出了他的中队的编号，他房间的暖气也就关小了。但是德国人没有采用任何比这更强烈的手段。他们拥有更讲究和更能奏效的方法。
他们首先从战俘身上或他的飞机上搜出的任何文件、或者从他所填的假红十字会表格提供的情况着手。负责审问的情报处长海因茨·容格根据这些情报，把战俘交给他的审问者审问。他的审问者都是行家里手。有的是战斗机专家，有的是研究轰炸机驾驶员、轰炸员、炮手和无线电报务员的行家；有的专门研究过四引擎飞机；有的专门研究过战斗机。
容格根据战俘的这些专长，或者类似的背景，或者所担负的文职，分别交给相应的审问者审问。空军过渡战俘营的成功，有容格的很大一部分功劳，因为他把整个审问过程组织得非常严密。容格的一个下级认为他“极富幽默感”。他快五十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是飞行员，在一九一八年被击落，先后被法国人和英国人关押过，后来担任德国航空工业部门驻南美洲的代表，战争期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过短期的空军副武官，一九四二年，应一位曾是他战前好友的司令官的请求，他被召到奥伯鲁泽尔。
审问者收到战俘填写的假红十字会表格（现在表格上面有被击落的飞机的号码）的时候，把它送到伤亡登记处。
他在那儿将会看到空军过渡战俘营里是否还有其他战俘也是这架被击落的飞机上的人员，还会看到伤亡登记处能否向他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然后他来到证件检验处，向它提供被击落的飞机的号码，同时也向它索取情报。他从证件检验处来到情报室，情报室将证件和审问结果进行对照比较。审问结果和分析报告的案卷就放在桌子上面。显示最近空袭办法和参加空袭的机组人员名单的图表就钉在墙上，审问者阅读了所有有关的情报。如果他怀疑某位战俘属于某个中队，他可以到中队档案处查找这个中队的档案。档案里记载有这个中队历任中队长的名字，它发生过的事故、曾经驻扎过的具体地点，以及通常是报刊处的剪报上刊登的有关这个中队的杂七杂八的情报。
每天晌午，容格向六十五位审问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作简要介绍。他告诉他们晚间轰炸袭击的情况，他平均每天收到的一百封电传打字电报向他报告了这些情况。他告诉他们要问哪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空军总司令部、战斗机中队和高射炮部队的情报官提出的。工业部门有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比如，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一日，西线外国空军处告诉奥伯鲁泽尔，根据特务提供的报告，英国第八十五战斗机大队配置在沃什，已编入战术空军建制，配备有台风式、喷火式和野马式战斗机。需要通过审问战俘来证实这个情况。
简要介绍完毕，审问者分头同战俘谈话。多数战俘只审问一次，极其巧妙的刺探，往往先从所收集到的有关这位战俘及其中队的大量情报人手。审问者显然莫名其妙地熟悉战俘的个人情况，战俘感到惊讶，骤不及防地承认一些无关紧要的项目，比如他父母的姓名或者他家庭的地址属实。一旦他开口讲话，审问者首先只是让他证实已经知道的情况，然后逐渐地让他提供新的情况。于是战俘们常常觉得他们多讲一些也没有关系，因为德国人反正已经知道了全部的情况。
他们很少问自己；为什么德国人在这时候还提问题。这种办法是很巧妙的，在审问发生困难的时候，如果有必要就反复使用这种办法，这种巧妙的办法解除了俘虏的疑虑，加上战俘觉得有人在问他问题，是有求于他，尤其是在单独禁闭了几天之后，同对方的一个了解情况的家伙聊一聊，是有乐趣的，所有这些产生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关于Ｇ——的报告有五页单行打字纸那么厚。这份报告介绍了炮兵观测飞机驾驶员的情况，简述了他的个人经历、他受的训练和被派遣到欧洲的情况；然后详细介绍了炮兵观测飞机驾驶员的编制，任务、无线电设备以及飞机的情况。报告还额外用了几段介绍Ｇ——对德国野战炮的评价（“在射击控制方面大大劣于美国的野战炮”），以及Ｇ——凑巧知道的他在得克萨斯老家附近的一座战俘营的情况。审问者不放过任何事情； “雏鸽’式飞机安装有600 型军用无线电台。
这个设备是用石英晶体控制的，有Ｂ、Ｃ、Ｄ三个频道。频率在四十至五十千赫之间。审问者说应当是四十至五十兆赫，这位战俘则坚持他的意见，但又补充说，他是驾驶员，毕竟够不上无线电专家，不敢担保说的完全对。”
另有一次，审问者利用Ｇ——来证实他从一份文件中所作的推断： “根据这位战俘的交待，每个步兵师配备一个联络机中队，有十架‘雏鸽’式飞机。尽管审问者根据缴获的炮兵观察员小册子的分发名单给了一个暗示， （根据分发名单，每个军只能得到十份，）这位战俘仍然坚持说每个步兵师配备一个联络机中队，拥有上述型号的飞机十架。”这份报告油印以后，发给西线外军处，那里的一个读者看了这份报告后，在每师配备有十架雏鸽式飞机那句话旁边的空白处批道： “正确！”
许多其他报告同样非常详细。副排长威廉·Ｆ·Ｃ——交待了他那个空降师的战斗序列情报，甚至供出了反坦克火箭炮队的人数，以及他那个伞兵营的编制表。一份报告的摘录具体介绍了美国的炮兵观测飞机如何以动作来表示必须作出的射击修正（昂一次机头等于缩短射程一百码）。有一次，一位战俘解开了德国空军无法解开的一个奥秘。什么战斗机武器在非洲上空将德国飞机的装甲板打穿一英寸半的洞孔，为什么总是打穿一个洞孔？通过一次审问，方才知道英国皇家空军部分台风式战斗机安装有机翼固定机枪，但为了减轻重量。卸掉了重新装弹设备，每挺机枪只能射击一次。
空军过渡战俘营每天准备了一百份报告。它为空军作战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情报，空军对它的工作看起来是满意的；戈林在一九四三年圣诞节亲自表扬了战俘营的指挥官。
西线外国空军科的一位军官在一份备忘录中阐明了空军过渡战俘营审讯的价值：敌人的新的作战方法以及新式飞机和武器的使用，几乎完全是通过审问战俘而了解到的。这种了解在德军的作战活动和防空中立即得到了考虑。它增加了我们在防守上获得成功的机会， 节省了部队的人力和物力……
一次彻底的审问可为空军提供有关调动和集结变化的可靠情报， 有了这种情报，就可以对敌军在改变主要突击点和攻击准备这两个方面的意图得出结论，根据以此种方式获得的对敌军的判断，最高方面就可为全军领导集团作出决定性的结论。
空军过渡战俘营作为空军的一个重要情报来源，获得了十分显著的、越来越大的成功。但是，伴随着成功的是一种使人痛苦的反常现象。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往的战俘和文件的多寡。过往战俘的数目，从一九四一年的五百人，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三千人、一九四三年的八千人，最后在一九四四年达到二万九千人。这一年的战俘太多，只有一半受到了审问。同样，审问者的人数，从一九四一年的四人，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大约六十五人。对于空军来说，战争已经转移到德国领空。只有当盟军的轰炸机对德国摧毁得越多的时候，空军过渡战俘营才能提供较好的情报。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形势同前线的审问结果明显不同。较好的情报不是在战争的后期而是在战争的初期获得的，因为在战争初期，前进的德军俘虏了成千上万的敌人，吸引了许许多多的逃兵。审问者不是依靠煞费苦心的花招来瓦解俘虏的抗拒，而是依靠一种更为厉害得多的溶剂：怕死。由此获得的情报很少具有广泛的、长远的或背景性的价值，而是常常只能直接应用于当前的战术情况之中。逃兵伊万·科茨乔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夜晚，他和一个朋友离开了他们的哨所，向德军投诚。党卫队第四师第一团第三营接待并讯问了他们。他的朋友只是说他们属于二九六步兵团四连。科茨乔夫讲得比较详细。他说他一直驻扎在纳粹以前不知道的一个前方哨所里。三营营长科恩少校派出了一个巡逻队，巡逻队发现了这个哨所，证实了科茨乔夫的话。第二天上午，科恩把这两个俄国人带到前线，观察俄军前方哨所的情形。然后他组织了一个战斗巡逻队去摧毁这些前方哨所。科恩主要根据科茨乔夫的交待，辅以自己的观察，向战斗巡逻队讲清了这些哨所的兵力，接近它们的最好路线，以及向它们发起进攻的办法。战斗巡逻队晚上十一点出发，科茨乔夫随队而行。
他们身着风雪大衣，默默地前进，穿过两个星期以前被击毁的俄国坦克，在茂盛的灌木丛中行进了半英里，找到了俄国人走出的小路。他们割断了一段电线，抄到哨所的背后。十一点五十分，一座俄国机枪哨所问他们的口令，科茨乔夫和一个会讲俄语的德国兵用俄语回答： “巡逻队！”机枪手们不再作声。德国兵用刺刀结果了他们的性命，没有遇到抵抗。但是在通过后来的三座掩体时，发生了短时间的交火。德国兵迅速战胜了骤不及防的俄国人，打死了十个，俘虏了六个。他们缴获了武器和文件，炸毁了掩体，然后返回，人员装备无一损失。
这个插曲说明了俘虏和逃兵提供的情报的主要特点：非常具体详细，但极其狭窄。多数俘虏鼠目寸光。整个部队的调动，上级指挥官的计划，军事工业技术的发展，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知道他们的部队单位，他们的阵地，他们的指挥官，他们的作战经验，他们的武器，他们通往前方的路线，他们在和平时期的职业和工厂，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
但是，他们知道的情况并不全是同样重要的紧急军情。因此，德国军队——同其他国家军队一样——是在各级部队分别审问战俘的，每一级榨取对它那一级有价值的情报。
在战争期间，随着德国人认识到或者重新认识到迅速审问战俘的重要性，随着可以得到更多的翻译，审问工作一直向下扩展，直到接近于战场。战前的规定，以及进攻俄国之前的那些规定，预料主要的审问工作将在集团军司令部一级进行。在一九三九年，只有它们才拥有真正合格的翻译。师一级的翻译，虽然具备语言能力，但缺乏军事知识。波兰战役后举办的三个月的训练班纠正了这个缺陷。到了俄国战役的时候，事实证明师司令部的审问产生了最有用的效果。这大概主要由于审问与俘虏被俘之间的时间间隔更短，其次是由于到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翻译力量，而且有情报官的指导。
在整个战争期间，最重要的审问是在师一级进行的。师以下各级指挥部更接近于战场，在战争初期，它们通常太忙而顾不上审问战俘。即使它们有时间，审问也很仓卒草率，由团部，营部或连部随便哪一个懂点俄语的人应付了事。但是，当一九四一年征服了大片领土，提供了更多的翻译，前线稳定战事减少了之后，德国人把不太合格的翻译分配给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而且常常往那里派遣一位副官或特种任务执行官，收缴文件、指导审问和分析审问结果。同师一级的审问比较起来，这些审问的次数是有限的，但从战俘被俘到受审问的时间间隔却要短得多。
如此强调迅速审问战俘，是因为担惊受怕将使战俘开口讲话，而一位俘虏被俘后活的时间越长，这种担心就会越来越少。当他被俘的时候，他最害怕不过了。一想到他可能当场被刺刀刺死，就觉得不寒而栗。片刻之后，恐惧仍然笼罩在他的心头。他跌跌撞撞地走着，刚才还想杀死他的凶狠的士兵动不动就推他、戳他。这时候，他唯一的念头就是： “他们现在要拿我怎么办？”他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敌人手中，这些敌人几分钟以前拿枪威胁，将他从睡梦中猛然推了起来，或者将他骂得狗血喷头，或者开着庞大的装甲车碾过他的战壕，或者用步枪和机枪向他开火。如果他稍微不顺他们的心意，他们很有可能马上干出他们刚才错过了机会而没有干成的事情。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他离开了炮火纷飞、硝烟滚滚的战场，来到比较安静的司令部，他毕竟还能活下去的信心重返他的心头，有了这种信心，赶快交待以图保全性命的强迫念头就会慢慢消沉。
迅速审问还有其他好处。好处之一是这样得来的情报有用途——只有及时的审问才能使俘虏供出可以及时利用的真实情报。好处之二是这样得来的情报准确。俘虏刚刚被擒，惊魂未定，他意识到他在敌人面前毫无防备，亲友和他天各一方——一个人处于这种境地是不能充分控制自己而编出一套谎话来的。他离前线很近，因此他的招供容易得到检验，更加使他不能编造谎话了。在意大利战区，情报官认为师一级对战俘的审问而得到的情报，百分之八十是可靠的。在东线，战俘提供的情报同样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
一场战斗打下来，通常能够得到足够的可以提供情报的俘虏和逃兵。当前方静寂，没有战斗的时候，德国人利用袭击队或宣传来获取所需的情报。 俘虏被抓的时候，德国人统统将他们缴械，将军官、军士和士兵分开，并且没收他们的文件和证件。在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里，选择少数战俘加以审问；他们属于哪些单位，反坦克阵地、机枪阵地和地雷区在哪里，前线是否有坦克，有什么样的重炮，哪儿有这样的重炮，以及有关战斗形势的其他问题。这些指挥所并不记录审问结果，不过它们将重要情报用电话报告师司令部。然后它们将俘虏和他们的文件证件送给师部。
在师一级，才开始有一位情报官，才开始进行彻底的、系统的审问。除了负担过重时以外，师一级通常要对所有的战俘进行相当彻底的审问。根据情况或个人爱好，或者由情报官和他的助手，更经常的是由翻译，对俘虏和逃兵几乎总是个别地进行审问。双方通常坐在师司令部的一间屋子里。
审问方法因战区而异。
在东线，用不着讲究方法：俘虏的担惊受怕解决了问题。俄国人清楚地知道，日内瓦战俘公约不会保护他们免受侵略者的暴行，纳粹蔑视下贱坯俄国佬，因而对俄国俘虏虐待、毒打、施以酷刑，在作战地带枪毙、在后方集体或个别屠杀。因此，在俄国战役初期，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俘虏坦白交待，希望求得宽大，不会使人感到奇怪；同样，另外一些俘虏打着不同的算盘，起初闭口不言，希望拖迟意料之中的处决，也不会使人惊讶。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当战争潮流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俄国战俘才真的保持沉默，也只有到这时候，德国人才注意讲究审问的方法。
在西线，多数战俘的担心似乎在被俘后不久就消除了，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人道的待遇。同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平等的感情使他们得到了这种待遇。因此，在西线，德国人遵守了他们签了字的规定： “每一战俘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他可以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情况。”甚至党卫队的一个师下过这样的命令： “必须严格遵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处理战俘。许多同盟国俘虏只交待自己的姓名、等级和军号。英国士兵爱德华·乔治·贝斯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非告诉第十装甲师的审问者，他的军号是6922109 ，一九四一年入伍，但“没有作进一步的交待”。军号是6916635 、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步兵戴维·梅尔纳， “根本拒绝讲话。”
但是有些人讲了话。对于他们来说，大概是担惊受怕的铁拳头粉碎了他们的抵抗，而审问者表面的温和消除了他们的紧张，使他们提供出情报。有时候，审问者递给他们食品或香烟，让他们放松。虽然审问者的方法因他们和战俘的性情不同而各异，但多数审问者一致认为，温和的客观的口吻效果最好。严酷的惩罚使许多战俘负隅顽抗；而过分的友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审问者偶尔巧设场面，或者玩弄花招。
有时候，他们和俘虏一道散步，开始谈些“我们都是一块儿当兵的”或者“穷人打仗，富人赚钱”之类的话题，慢慢地话题转到盟军和德军作战方法的比较上面来了。邀请一位俘虏军官赴宴，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口讲话。俘虏们会听到这样的劝告：如果他们不愿讲出他们的部队单位，就不可能通过红十字会把他们被俘的消息通知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些计策只是偶尔奏效。直接审问则是常用之策，开始时可能只谈些个人问题，以便俘虏开口讲话。审问者借其优越得多的地位——俘虏的生杀予夺，由他决定，他的智力通常要强得多，知识丰富得多，他心里是相当镇静的——足以利用俘虏的弱点，让他们供出所需的情报。
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师级情报官是根据陆军总司令部颁发的内容相当简单的标准问题单进行审问的。一九四一年十月，第五十步兵师有一张表格，询问姓名、等级、参加的党派、所属团、所属师、以前所属团和所属师的番号、初次参战的地点、所属团通往前线的行军路线、所属师的行军路线、装备、战斗任务、土气、补给、服装以及其他种种问题。
然而这个师从战俘瓦西里·克拉斯尼钦那里得到的情报只是他的等级（土兵）、所属团（第二十骑兵团）、所属师（第二骑兵师）、行军路线（出发地敖德萨）以及参谋部地址。
当下级参谋机构承担了战场初步审问的任务以后，师一级便扩大了审问的范围，从一九四二年夏天，格伦担任东线外军处处长之后不久起，审问就根据东线外军处的非常全面的问题单进行。问题单开头的问题是俘虏的家庭生活、职业、入伍时间以及他整个的作战活动，不仅涉及一些基本问题，例如部队的任务、编制、兵力、条件、补充人员、指挥官、指挥系统，以及炮兵阵地、火箭阵地、地雷区、弹药堆集所和燃料库的位置，而且询问德军的火力效果、每次战斗部队的伤亡情况，以及毒气战的准备情况。西线外军处也印制了这样的问题单，但没有这么详细。除此以外，许多部队留有它们要求俘虏回答的问题单。
这些审问主要弄清了战术上和编制上的问题（通常是敌军的战斗序列），这些情报对于师一级具有重要价值。一九四三年夏季防守奥廖尔的第五十六步兵师，从审问一个俄国中尉逃兵中得知，四七五追击炮团在俄军第三集团军二六九步兵师附近投入了战斗。德军二九九步兵师发动的一次进攻抓获了一百六十五名俘虏，这些俘虏证实了一零二步兵团和其他部队的存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在北非，入伍前是田纳西州农民的二十六岁的二等兵詹姆斯·Ｓ——，供出了第一装甲团他所在的那个营的编制和装备情况。他的战友、二十四岁的俄亥俄州二等兵罗伯特·Ｄ- 一说，该团属于第三十四步兵师。这是假的——是证明战俘的情报大约只有百分之八十可靠的例子之一。但这个二等兵可能没有撒谎。无论是第三十四步兵师，还是第一装甲师（第一装甲团的实属单位），都分散驻扎在同一地区。要末发生了临时改编，要末第三十四步兵师离得比较近，这位二等兵就认为他所在的那个团属于这个师。
一九四三年一月，驻北非的第十装甲师的情报官报告了“美国的一种新式反坦克武器”。他说，这个情报是一月十五日审问一个被俘的美国军土时获得的。这个战俘说他自己所在那个防区的美军，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迈杰兹巴卜北面的二九五高地战斗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的。这位情报官写道： “这显然是一种火箭炮，可由单个步兵发射，据说有极强的穿甲能力。这个武器有一根大约一·二米长、八厘米口径的又薄又轻的钢管。”他不仅作了详细的描述，而且画了草图。这就是火箭筒。俘虏提供的这个情报，是德国所知道的关于美国这种使人感到惊讶的强大武器的最初消息当中的一部分。
每个师通常将每次审问口供印制五份。自己保存一份，另外四份寄走或送走。军和军团各收一份；集团军收两份。
师一级的彻底审问实际上排除了就战术问题进行进一步审问的必要性。军部很少审问。军团司令部大体上只是审问特别重要的战俘，比如高级指挥员、一般参谋和专家。军团情报官常常亲自参加这些审问。由于这一级翻译的语言能力高超得多，加上这一级所掌握的在审问中可以加以利用的情报要全面得多，因此军团司令部战俘情报的可靠性增长到百分之九十。集团军接受和分析这些情报，一般来说很少自己进行审问。
然而，在法国，指挥着两个集团军的西线总司令，在盟军入侵之后，在马恩河畔夏龙建立了一个审问所。它能容纳六千战俘，但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头几天，它只关押了大约四百名战俘。战俘们是在这个所的三十间单独牢房里分别进行审问的。总司令情报官手下的审问者，就军事和战术问题对他们进行初步审问。十月十二日在亚琛被俘的三十四岁农民，中士阿诺德·Ｆ·Ｃ——详细供出了第九步兵师第九侦察队的人员装备：五名军官、一百五十名士兵，两部半履带式车辆、两辆吉普，一辆载重量为两吨半的军用卡车，第一侦察排有九辆吉普，三挺零·三英寸口径机关枪、三门两英寸口径追击炮，三部火箭筒，以及其他侦察排的诸如此类的装备。
有专门知识的战俘交由专家审问者审问。专家审问者有四名，两名来自外交部，两名来自纳粹党对外情报部经济情报处。当盟军的推进迫使夏龙战俘营转移之后，西线总司令在科布伦茨附近的迪茨成立了一个特别审问队，由三十六人组成——十名行政人员和情报分析员、十二名翻译和十四名警卫。
在这一级以上，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建立了它们自己的审问单位，获取对它们有特殊用途的情报。东线外军处三组Ａ小组有一个小型审问营，约有八十名重要战俘，例如高级军官或被降级的军官，原来设在勒岑（今波兰的吉日茨科）附近，离东普士元首大本营不远，后来设在柏林附近的卢肯瓦尔德。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它的八名德国工作人员和十九名俄国工作人员进行了六十三次审问。部分战俘就他们所了解和德国人想获得情报的问题写了详细的交待。谢尼克夫少校列出了一个步兵补充团的编制表和一份情报人员的名单。鲍罗丁下士描绘了红军的医疗工作和训练情况。iXb白马书院SE9
西线外军处宁愿建立流动审问队。有一个这样的审问队，提供了一份关于一九四三年在突尼斯的英军土气的报告。另一个名叫弗里茨分遣队的审问队，提供了有关美国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它审问了战略情报局彼得·Ｓ——中尉，让他交待如何执行从德国在意大利的俘虏营中救出盟军俘虏的任务。三十二岁的纽瓦克林木护理师Ｓ——，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和他的小队空投到大萨索地区，携带的物品除了一枚美军中尉徽章以外，还有一个假身份证，两卷烟纸（德国人对它们作了隐显墨水检验）和大量意大利钞票。OCYbaima shuyuanpS*
按照计划，他和他的小队将把救出的战俘带到亚得里亚海岸。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战俘营，十月底，ｓ——命令他的小队化整为零，各自穿过前线。他自己在山中住了六个月，睡在小棚屋里，吃的是面包土豆，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当他前往比森蒂的时候，被德军俘虏。除了弗里茨分遣队以外，还有三个流动审问队在盟军入侵诺曼底的初期，在阿朗松的一个俘虏拘留所里审问过盟军俘虏。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共有四个这样的审问队，直属西线外军处处长领导，在西部战区进行活动，每个军团司令部分配一个。
在战争初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审问战俘以获取作战情报当作它的一项职责。在法国战役期间，当德军正在埃纳河休息的时候，谍报局的一位军官在审问两名战俘时发现，法军在它们的阵地里坚持了十四天，一直没有换防，已经疲惫不堪。这个情报促使德军作出了立即前进的决定——三天以后他们渡过了埃纳河。
后来，为获得作战情报而进行的审问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寻求经济和技术情报的审问。一九四三年，谍报局在俄国有四个战俘审问队（每个集团军一个），为了进行这项工作，在离哈尔涅科普大约一英里的地方设立了一个俘虏审问营。俘虏审问营里有一个藏有大量参考材料的图书馆，有德国空军的轰炸目标档案（里面载有敌国具体工厂的详细情报），还有一些可供撰写审问报告的房间。俘虏审问营把这些报告提供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和军备部的外国情报处，该处在东线也有自己的专家审问队。有一个专家审问队是由罗伊斯亲王少校领导的，罗伊斯亲王是十二世纪德国中部一个皇族的后裔，人们传说这个皇族的家系就和它的小小的领地一样地复杂。这位殿下的审问队和另一个审问队为战时经济和军备部提洪了最有价值的情报。
在西线，为了获得经济情报而进行的审问成果较少。意大利人将战俘关押了一年多以后，才第一次允许谍报局经济处的一位军官对他们进行审问。多数战俘对于他们经过的港口和道路，要末没有注意，要末忘记了。即使地图也不能唤起他们的记忆。后来，在突尼斯被俘的一百零八名美国俘虏被押到卡普亚俘虏营，事实证明他们太年轻，太低微——都是农民、工人、学生，提供不了有用的情报。
战俘提供的情报对上级司令部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它的最简单的情报；证明他们是敌军哪个部队的。个别来看，这些证明意义不大。说实在的，在整个战争中，似乎从来没有哪一次审问提供过对高级司令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但是，许多个别的证明集合起来，却帮助了情报官和东线外军处与西线外军处掌握敌军的战斗序列。
在多数情况下，这只能使他们了解敌军刚刚在干什么，并能使他们推断出敌军能够干什么。比如，从一位俘虏那里了解到，美军第八十八步兵师不是像德国人想像的那样在法属北非洲，而是自从一九四四年三月中旬以来一直战斗在意大利。这就能证明美军在意大利的实力和潜力比原来估计的要大得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战斗序列情报帮助德国人得出了战略结论。一九四四年三月，一位战俘透露，美军第一步兵师正在大不列颠。把一个久经战斗考验的师从地中海战区调到英国，再次表明盟军入侵在即。但是即使在作出这种决定中，战俘提供的情报对于高级司令部来说仍然是第二位的情报来源。一九四零年法国战役期间，被西线外军处确定了位置的盟军的一百二十三个师中，只有五个师是通过审问战俘确定的。在希特勒的形势会议上，同其他情报来源相比，战俘提供的情报是不大被人提起的。
那末为什么要对它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呢？原因之一是它在战术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帮助作用。东线部队指挥官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敌军情报来源。另一个原因在于它同其他情报来源相比具有特殊的优点。
所有的情报来源取决于敌人让你掌握多少物质的东西。
无线电情报取决于敌人发射了多少无线电，航空拍照取决于敌人伪装得是否巧妙。战俘情报同样受到这些限制。它不能超过俘虏所知道的东西。但是审问所受限制的伸缩性要大得 多。同电台监听或航空拍照不一样，审问者可以向敌人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