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一向是所有情报来源中最便宜、最充分的一个来源。因此战前谁都使用它。参谋总部外军处的军官们，整上午整上午地阅读目标国家的一般报刊和技术报刊。威廉街的外交官们，仔细翻看伦敦的《泰晤土报》和巴黎的《时报》。
纳粹党的机构也浏览外国报纸，寻找对上级有用的点滴情报。专门从事报刊情报工作的机构纷纷建立起来。
直到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在获取所需的报纸和收听所需的电台广播方面，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满腹才华、样子却象老鼠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拥有禁止德国进口外国报纸、并且命令盖世太保没收这些报纸的权力。战争开始以后，他更经常地行使这个权力。与此同时，德国政府禁止公众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泰晤士报》停止输往柏林，法国陷落以后，英国禁止向大陆出口任何报纸。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外国报刊情报的官方机构，不得不作出特殊努力，利用特殊机构来获取这些情报。设在科隆施托尔克街二十五号的外国报纸公司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它拥有进口外国报纸的垄断权。进口中立国家的报纸从来构成多大问题。比如，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拥有九种报纸，共五十一份，包括十七份《新苏黎世报》，十份《国民日报》，六份《巴塞尔新闻》，都是从瑞士进口的。
敌对国家的报纸虽然比较有趣，却难于弄到手。为了得到这些报纸，政府机关经常不得不依靠非正式的渠道。许多英美报纸是从葡萄牙和荷兰渔民那儿买来的。他们在海上从英国渔民那里把这些报纸买下，回到大陆后转卖出去，从中捞一大笔外快。一份《纽约时报》的最高索价达一百德国马克（四十美元），不过比较通常的价格是一点一零英镑（七点五美元）。德国驻葡萄牙大使馆设立一个专门机构，购买这些报纸。通过这个以及其他的渠道，英国报纸出版后一个星期能到达柏林，美国报纸需要四至六个星期。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保罗·Ｋ·施密特博士，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他把新闻司办成了一个消息总汇机构。他发现了一个能够更快更省地获得美国报纸的办法。美国国务院向美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提供许多报纸。由于原版报纸太占地方，份量太重，飞越大西洋的快速班机不便于携带，因此它们都被缩微。在里斯本，美国人雇用当地一个摄影师将它们放大。施密特得知这个情况后，买通这个摄影师替他另外放大一份，他在柏林收到这份报纸后，在本部门内复制许多份，分发给有关机构和个人。
战争的潮流发生了不利于德国的变化，对它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麻烦，获取外国报刊情报越来越困难了。间谍们帮了一些忙。他们从拉丁美洲送回了被缩成微片的技术刊物，例如《铁时代》。法本化学托拉斯在葡萄牙的一个子公司提供了许多刊物，该公司在国外的代理商搜集报纸和书刊。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数量有限的期刊，为了节省外汇，汉堡一家新闻机构向指定的订户出售外国报刊杂志的影印件。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也想方设法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外国出版物。最后，德国保安总局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它在柏林成立了德国文献编集社，将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以来德国所收到的各种外国出版物编了目录。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该社公布了它的第一份二十九页目录单，列举出《电子世界》那样的杂志的出版地址。当然，不会有人泄露自己的最有价值的出版物，上述办法也不能代替一期期的杂志的进口。到了一九四四年，盟军攻入法国，切断了里斯本对德国的报刊供应，德国人转而向瑞典进口英美两国的报纸。他们对报刊的渴望非常强烈，以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成立一个特殊机构，专门设法搜集这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同印刷品不一样，无线电波可以跨越国界， 自由地进行宣传，而且速度快如闪光。为了截收它们传播的情报，数目繁多的大大小小的官方监听站监听着外国的新闻广播。这样的监听站，仅仅陆军就有几十个。荷兰德占区第三帝国长官在海牙建立了自己的监听站。在柏林市中心附近一家私邸的两间低小、潮湿的屋子里进行工作的德国无线电公司，只提供该公司的消息材料。德国新闻局——德国的一家通讯社——向它的订户发行经过删节的油印监听材料。外交部新闻司监听站每天从早到晚发送报告，因为这些报告太重要，必须及时发出。它还用电话向官员们报告所收到的紧急短讯：外交部就是首先从它那里得知突袭珍珠港的消息的。研究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都有无线电监听站。此外还有其他的监听站。
到了一九四零年，有一个新机构参加进来了，表面上是为了填补监听的空白。上述监听站只是收听容易接收的、用普通欧洲语言广播的电台。新机构将集中力量收听遥远的、以及用汉语、阿拉伯语和兴都斯坦语这样一些比较稀有的语种广播的电台。但是新机构参加进来的真正动机是赤裸裸的野心。
首先捞到好处的是这个机构的缔造者。一九三五年，库特·亚历山大·迈尔从奥地利来到斯图加特，担任哈尔瓦格出版社社长。哈尔瓦格出版社以出版汽车驾驶方面的地图和书籍著称；迈尔本人写过两本有关小汽车的书。一九三八年，他自称当纳粹党在奥地利还处于非法的时候，他就为该党工作过，因而被接纳为纳粹党员，不久以后加入了外交部的无线电小组。一九四零年，他从宣传部的一位打算把许多其他监听机构合并在一起的官员那里，摸到了成立一个统一的情报监听机构的主意，并且把它兜售给里宾特洛甫。这位外交部长是争夺权力的第二个主要获益者，他想从戈培尔手里夺回这些权力，因为在一九三三年成立宣传部的时候，外交部的若干职权被戈培尔抢走了。
迈尔是一个漂亮的多面手，富有组织天才，眼界开阔。
他马上着手寻找新机构的合适场所，德国一些监听站的技术人员，在柏林市区和市郊的各个地方进行测试，寻找无线电接收效果良好的地方。在柏林西南一处丛林地带、汪西湖之滨（哈弗尔河的一个河湾），他们找到了一座以前办过饭店和旅馆的大型建筑物——瑞典阁，它坐落在大汪西湖畔二十八至三十号。一九四零年七月，迈尔把它租了下来，三个星期以后，监听工作开始了。这个新机构根据它的坐落，取名为湖滨楼特别监听所。几个月之内，它的雇员几乎增加到五百人。
戈培尔马上就要动手抢它了。官司打到希特勒那里，他命令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自己解决这场纠纷。因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他们商定成立一个联合机构——德国联合对外广播公司。这个公司将主要从事宣传广播，但也将把湖滨楼作为“部际机构”合并在内。大概由于合并的结果，湖滨楼先后吞并了外交部监听站和德国无线电公司监听站。
迈尔在湖滨楼总部安装了带有特别放大器的全向天线。
由于外国广播经常以几种不同的频率同时向外广播，以便让尽可能多的听众收听得到，每个监听者于是同时操纵两台短波收音机，这样他就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波长收听同一广播，减少由于干扰而造成的错误。为了更全面地接收，迈尔建立了前哨站。湖滨楼曾经先后在巴黎、布加勒斯特、马赛、罗马、格拉茨、普福尔茨海姆和梅拉诺设有大型监听站，在其他地方设有小型监听站，并且同奥斯陆、哥本哈根、海牙以及上海当局的监听站进行合作。一九四二年年初，湖滨楼经常收听三十三个国家、偶尔还有另外十四个国家的总共三十七种语言，包括一种南非公用语、冰岛语、兴都斯坦语、波斯语、盖尔语、马格里布语和拉丁语（对梵蒂冈）的广播。一九四二年二月，它收听到了五个新电台。比如，它在二月十二日收听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控制的纽约一家电台的广播，这家电台和另外两家电台同时在晚上九点四十五分至十一点，用波兰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以一万七千八百二十五千赫的频率向欧洲广播，以六千一百七十千赫的频率向南美广播。那年稍晚的时候，在海牙进行的一次检查证明，由于短波和中波耦合发射，湖滨楼收听到了全部英国广播，但它估计漏掉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的北美对海外的广播。
尽管如此，湖滨楼在一九四二年一月收听到了八千二百六十六则新闻广播，六百四十六篇政治家的讲话和重要评论。
监听目标不断增加，导致监听人员不断增多。一九四二年二月，湖滨楼有五百二十七个雇员。一九四三年三月有六百三十个，一九四四年八月超过了七百。监听者必须懂一门外语，熟悉它的现代表达方式，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能够将收听到的东西翻泽成德文。因此，湖滨楼尽可能地雇用曾经在国外居住过的德国人。
湖滨楼北美组有一个监听者，名叫弗雷德里克·Ｗ·林格，出生在美国泽西城，父母是德国人。大萧条期间，他们回到德国，因为希特勒正在重整军备，借以解决就业问题。
儿子也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前美国居民乔治·Ｗ·达奇也在湖滨楼从事监听工作，后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他抽调出来，派遣他乘潜艇去美国从事破坏活动，他到美国很快就被捕，审判后被处决。在国外呆过的德国人毕竟是少数，湖滨楼不得不另想办法解决人员问题。雇用外国人就是一个办法。达格马尔·盖斯勒的被录用则体现了另外一种办法。
商业美术家盖斯勒太太厌烦了为赫尔曼一戈林公司绘制生产图表的工作。她的朋友向她介绍了湖滨楼的工作，听起来比她自己的工作富有迷惑力，油水也多。在一次玩牌的时候，她同这个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见了面。盖斯勒太太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过国，对政治和外国事务不感兴趣，也没有从事过新闻工作。但她芳龄二十三，身材苗条，金发碧眼，同丈夫刚刚离婚。这位负责人答应在他的机构为她找一个工作，这个差事就是为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本人准备湖滨楼的简报。就这样，一个完全缺乏经验的女子，以完全不相干的理由，被雇用在湖滨楼的一个责任最重大的机构里工作。
正如有心的听众一样，湖滨楼熟悉外国广播节目的时间，它分配监听者收听主要电台的广播。它总是力不从心，满足不了各方面对它的要求。当戈培尔要求提供有关莫斯科用拉脱维亚文、立陶宛文和爱沙尼亚文进行广播的报告材料的时候，湖滨楼说它可以提供这些报告，但不得不放弃收听另外八种广播。控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可以进行调拨，让各个监听者收听即将开始的广播。监听者常常两人一起坐在一间旅馆房间里，各人收听自己的收音机。他们收听实况广播，还将它们录下来。遇到重要广播，监听者逐字逐句将它翻译出来，或者由他口授，让一位打字员把大意打下来。遇到紧急情报，就用电话报告情报分发中心。湖滨楼估计，一个监听者，假若在两则广播之间还有时间进行口授，而又不至于耽误新闻的时效，那末他在一天八小时的工作期间，就可以报告六条广播的收听情况。
达格马尔·盖斯勒在这座相当破旧的旅馆的二楼工作，这一楼有三间互相连接的房间，从窗口可以凭眺湖光景色。
两样东西使人们回忆起它们以前的用途：一把又大又漂亮的安乐椅，盖斯勒总是雍容风雅地斜躺在上面；一个反向信号器，有了它，楼底下的监听者可以传唤情报分析人员到某种语文监听小组去看紧急情报。她上午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接着晚上九点开始上班，接连工作五天，然后休息五天；如此循环反复。她每天到达后，通常要到餐厅去吃点东西，然后回到她的办公室，阅读上一班的监听记录。这能使她了解最新情况，免得把已经提供过的情报再递送上去。
有一个情报分析员和她同一个班次工作，万一两人中有一人病了，好有一个替手。两人的主要工作，是将一页页索然乏味的新闻广播、宣告和讲话的打印材料压缩成简报，送给里宾特洛甫。平均每天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将三份简报发给他的总部（总部通常和希特勒在东普鲁土的大本营呆在一起）。三至四页长的主要报告，早晨七点钟发出。稍短的报告下午三点和晚上七点发出。上述材料的文本还要送给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上面总是期望这些简报着重刊登正面消息。
如果有一则新闻断定： “德军兵力肯定没有枯竭，他们还有很多后备队没有投用，”这则新闻就要列在报告的头条。报告在递送之前，要经过达格马尔的顶头上司赫尔穆特·阿尔布雷希特这个曾经在美国居住过的纳粹分子的删改，他和其他地方的编辑一样，在删改的时候总要增添一些错误。这个单位的其他人，帮助情报分析员正确拚写盟军进攻的岛屿的名字，向他们介绍其他背景知识。整个报告组（盖斯勒太太小组的称呼）的负责人是马尔库斯·蒂姆勒博土，他是里宾特洛甫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他经常向情报分析员讲一些鼓舞土气的话。
报告组最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是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这是一个沉闷的夜晚。突然，信号器嗡嗡作响。意大利语监听小组在传唤他们。这就奇怪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盖斯勒太太和另一个情报分析员赶忙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那儿只有一位女监听员。她吓得脸色发青。
“墨索里尼辞职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两个情报分析员起初不相信这个消息；空中电波传播假消息，就像马厩牛棚里的苍蝇一样屡见不鲜。
“谁说的？”他们问。
“罗马，”女监听员答道。
两人怔住了——然后才恍然大悟。
“罗马！”他们惊叫了起来。慌忙跑回房间，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将这个消息报告里宾特洛甫，他们兴高采烈，因为他们第一次抢在新闻机关的前头获得了重要消息，而通常总是新闻机关首先得到这些消息。
蒂姆勒小组提供湖滨楼压缩得最短的报告。只有偶尔用电话向重要官员报告的紧急情报才更简短。湖滨楼还出版每日文摘《电台镜报》（只有几页厚）以及《每周电台镜报》，专供并不需要看全面报道的政府机关阅读，同时也出版单项问题报告。但是它的基本出版物，却是截听到的所有重要广播的全译或摘译的文本。这就是旅馆后面湖滨楼自己的印刷厂每天出版的《电台截听报告：外国广播电台的广播》。在战争期间的大多数时候，这份刊物每天都有一千多页。它共分六个部分，而且用不同颜色的纸张代表不同的来源：卷 标题 内容Ｉ 敌台， 第一部分 伦敦的英语广播（红色）。
Ⅱ 敌台， 第二部分 伦敦的广播以及其他敌台的各种不同语言的广播， 它们在第Ⅲ卷和第Ⅳ卷中没有出现过（红色）。
Ⅲ 敌台， 第三部分 俄国的广播（蓝色）。
Ⅳ 敌台， 第四部分 美国的广播（绿色）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
Ｖ 盟国和中立国的 意大利的广播（象牙色）， 西班电台 牙、 葡萄牙和拉丁美洲的广播（黄色），以及其他国家的广播。
（白色） .Ⅵ 外文原文 外文广播的如实记录（颜色同工至Ⅵ卷的一样）。
每一卷有一英寸那么厚，按照电台、语种和广播时间的字母顺序来编排报告的次序。报告多半是新闻广播，包括像爱德华·Ｒ·默罗和查尔斯·科林伍德那样的电台新闻记者向他们国内的广播网播发的无线电话广播。
每天上午，卡车将湖滨楼的报告送到柏林各政府机关。
一九四一年底，湖滨楼每天发行八十八套《电台截听报告》。每日文摘和每周文摘发至四百三十家订户。一九四二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迈尔被提升为湖滨楼负责人。 （后来发现他在申请加入纳粹党时，隐瞒了他在一九三二年由于犯有欺诈行为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的历史。他被开除出党，撤消职务。 ）湖滨楼监听所成立时的成员、四十一岁的律师汉斯·维尔姆斯接替他领导湖滨楼，但他只工作了两年，后来得了精神崩溃症。阿尔布雷希特接替他。
在维尔姆斯就任的时候，希特勒减少了有资格收听这种毒害人的外国情报的监听员的人数。拿戈培尔的话说，这些情报是地地道道的“失败主义”的源泉。外交部原来可以领到二十八套完整的《电台截听报告》，二百零四份每日文摘，现在分别降为十八套和一百零七份。后来，戈培尔将发给政府各部门的全套报告的数目降为十三套，并且具体规定了发给哪些部门。但是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发行的数量又回升到五十套。收者包括海军总司令邓尼茨，间谍头子舍伦贝格和日本大使馆。
一位订户总结说，同其他监听机构相比，湖滨楼的报告“没有德国新闻局的蓝皮报告（这家通讯社为可以信赖的官员提供的秘密报告）来得快，但比它全面；没有研究部的报告完整可靠，但也比它来得快。湖滨楼的报告是中不溜的，对于满足分析报刊的需要来说是很有用处的。”
许多机构进行这样的分析。每一机构根据它自己的利益阅读报刊。纳粹党的德国新闻中必有十五个人浏览二百份报纸和杂志，寻找“国内外报刊记者对党的工作的反应”。戈培尔和他的助手们废寝忘食地研究外国报刊，以便利用它们宣传中的弱点。无数研究机构、政府机关、专业协会和企业，从外国报刊中选取大量的经济情报。在外交部，施密特的新闻司第十组的十个选报人，剪呀，剪呀，不停地剪辑外国报纸。这些剪报都按国家和题目编入索引。拥有一百二十五位雇员的新闻司第十二组，向外交部认为需要这些情报的官员发送贴在专门表格上的这些剪报，以及《外国报刊报道》， 《政治情报特辑》， 《军事情报特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对外政策需要剪辑下来的。这些材料中，有些是每天都向国内寄送报告的驻外使馆新闻处提供的，有些是新闻司第十组提供的，有些是湖滨楼提供的，大量的是由德国新闻局和其他通讯社提供的，这些通讯社向政府机构提供新闻消息，不是象美国那样通过“滴答滴答响”的电传打字机，而是通过发送油印活页材料。外交部官员有时来到新闻司，索取他们所需的情报。一九四一年十月六日，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询问新闻司是否从外国报刊，尤其是美国的报刊上发现过有关“利用铀进行爆炸”的情报，原来他的儿子卡尔是一位核物理学家，正在从事研制德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施密特提供了一些从瑞典发回的报告，但是说他还没有从美国那里找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情报。
军队的机构也利用报刊材料。驻外武官就是其中的一部分。驻美国的武官伯蒂歇尔从美国报纸的报道中啜取了大量情报。在国内，卡纳里斯部门负责纳粹党国外组织的机构成立了一个外国报刊组，作为它所承担的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报告政治军事局势的职责的一部分。曾经当过记者的汉斯·冯·席尔勃兰特中校，在整个战争期间领导着报刊组的十五至二十名翻译和情报分析员。同外交部不一样，外交部处理比较广泛的问题，而他的报刊组强调速度。
每天上午送来三十或四十份报纸。席尔勃兰特将英文和法文报纸匆匆浏览一遍，将重要文章划上记号，然后交给组里的人翻译。其他报刊由各语种专家进行研究分析。席尔勃兰特还收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截收的情报。他将所有这些材料集中起来，让组员作出摘录，然后编成《外国报刊报道》。这份刊物出两版。较薄的一版只有两页，几乎是用电文体报告新闻，电头是新闻来源； “《世纪报》：几百架美国飞机星期一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飞行。”较厚的一版大约有十二页，将上述的简明新闻加以详细说明： “正在向西方列强提供飞机吗？葡萄牙报纸《世纪报》报道：一艘葡萄牙轮船上的乘客说，星期一早晨几百架美国飞机在亚速尔群岛上空飞行。”外国报刊组还提供下午版的最新消息。
有一次，席尔勃兰特得到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他奉命亲自向希特勒报告。一九四零年一月，两名德国军官携带着进攻法国和低地国家的作战计划，乘坐飞机时在比利时失事了。他们是否烧掉了文件是一个大问题。最初报纸上的消息使德国人放心。比如， 《安特卫普日报》在飞机失事的第二天，在中间一版快到最下面的地方刊登一条简短报道，说这两名军官当即烧掉了带上飞机的文件。可是第二天，这家报纸在显著地位报道比利时政府抗议侵犯它的领空，在这条主要报道的附注里，该报对头一天的报道作了更正。两名军官确曾企图烧掉文件，但比利时士兵将文件抢了过去，因此文件只被轻微烧坏。
席尔勃兰特把这份报纸带到总理府，把报上所讲的告诉他的元首。希特勒问席尔勃兰特是否以为文件真的被烧掉。
希特勒叫人递过来一叠打字纸，他想点火把它们烧掉，但是纸并不着火。希特勒谢了谢席尔勃兰特，把他打发走了。第二天，希特勒发布了第一号基本命令；除了工作需要以外，任何人不得知道更多的情报。这使第三帝国情报的传播受到了极大限制，也为战后许许多多的战犯声称不知道内情、以便开脱罪责提供了合理借口。进攻本身推迟了，即使到了五月终于发动进攻的时候，它的战术完全改变了模样。
席尔勃兰特通常只提供新闻，但有时候他附带提供重要文章的摘录。他对于邱吉尔要英国对意料中的入侵作好准备的那篇讲话就是这么做的。这位本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的这篇讲演的激昂慷慨的结尾，给德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显然打算将这段话全部译成德文，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作了一些奇怪的删节和压缩；
德文译文 原文我们想勇敢地承担责任，以 因此，让我们勇敢地承担我便英帝国存在一千年之后， 们的责任， 我们妥这样勇敢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他们最 地承担，以便在英帝国和它光辉的时刻。 的联邦存在一千年之后，人们也可以说： “这是他们最光辉的时刻。”
席尔勃兰特将上、下午版的《外国报刊报道》送给大约三十个军事机关，包括陆、海、空军三个总司令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但是希特勒限制报刊材料的发行也对这个刊物产生了影响：一九四二年以后，它只送给少数高级官员。
外国报刊组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另一个机构密码处的工作互相重复的。密码处第四组（后来的第二组）在四个监听站监听外国广播，将监听结果压缩成五、六页书面材料。这些材料编成《监听消息》，每天分两版出版，一版是关于军事的，另一版是关于政治局势的，分别于上午八点和晚上十一点出版。同《外国报刊报道》一样，这份刊物也送给三十个机关，其中部分机关同时得到这两种刊物。两个刊物经常刊登同样的新闻。比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两个刊物都刊登了俄国官方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报道，密码处认为这个报道是俄国情报机关写的，外国报刊组则认为是苏联军方写的。因为《监听消息》完全依靠的是电台广播，所以它们比《外国报刊报道》的消息更新，报道面更广，而后者的单项报道比较全面、比较具体。
海军和空军都有集中的报刊和广播新闻报道的分析机构。陆军此类机构更加普遍。东线外军处三组Ｈ小组收听俄国广播；三组Ｄ小组阅读俄国报纸。每次大型战斗以后，这些报纸几乎都要点名嘉奖立功的指挥员及其部队，这些名单便成了研究敌军战斗序列的专家们的意外收获。但是，毫无疑问从报刊分析中获益最大的是西线外军处。它从“疏忽大意的”美国报刊中可以挖掘情报。美国报刊上的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要鼓舞国内的民心和作战部队的土气。新闻检查官或记者本人多半已经把报道中的机密内容删掉。
《纽约时报》刊登的汉森·鲍德温关于伞兵训练的一篇报道，以及《华盛顿邮报》关于立体地图的一篇报道，未能使德国人得到真正的情报。
但是有些军事情报的细节透露出来了，例如关于五十英尺长的机械化登陆艇的细节，它有四名艇员，还有机枪手以及它的载重量的具体数字。陆军部长史汀生说，到一九四三年底，美军总人数将达八百二十万，这句话大概有助于西线外军处计算美国有多少个师。后来，英国广播提到护航运输队的到达，宣布蒙哥马利将军从地中海战区调回英国担任新职，以及一位美国官员关于增加登陆船只的生产的讲话——所有这些表明英国正在进行军事集结，准备登陆作战。
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也注意搜集外国报刊的情报，其结果有时候对它们的部队有间接帮助。同盟国报刊报道，英王乔治六世在视察卡西诺战场后，在一个加拿大军的司令部里进午餐，德国人正确地推断出这个军正在那条战线后方进行休整。当驻守意大利的第十四集团军的情报官从报刊上得知，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师已经到达，后来又从同一报刊上得知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访问过这个师的时候，他推断这个师很快就要投入战斗。
最贪婪地阅读外国报刊情报的人或许是希特勒本人。所有这些情报必须翻成德文，因为他不懂任何外文，当他想说外文的时候，也是乱说一气，别人无法听懂：有一次，希特勒象他惯常所说的那样，把美国（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一词的音发错了，变成了合众社（Ｕｎｉｔｅｄ Ｐｒｅｓｓ），弄得他的一位懂英文的下级哭笑不得。
许多人向他提供他最喜爱的情报：大型画报，例如《生活》杂志。这些画报经常刊登盟军装备的大幅照片，有时候。
是在刊登骆驼牌香烟的彩色广告的地方刊登这些照片，希特勒喜欢看这些照片，并且喜欢发表评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施密特知道，每当他拿着一本《伦敦新闻画报》到希特勒那里去的时候，就准能引起希特勒的兴趣。希特勒通常站着把它翻看一遍，让人把图片说明翻译出来。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一次形势会议上，邓尼茨既投合了希特勒的这种兴趣，也迎合了他爱听敌人失败的消息的癖好，他拿出了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一期的英国《图画邮报》，上面有一篇关于大西洋战斗的用图画加以说明的文章提到， “仓促建造的”自由轮“简直不能顶着风暴前进”。
另一方面，希特勒的一个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外国报刊消息，是通过一个单独的渠道向他提供的，这个渠道就是德国新闻首脑奥托·迪特里希。无论迪特里希是在柏林，在贝希特斯加登，还是在元首大本营里，这些报刊消息总是通过他非正式地建立的一个机构送给他先看。
一九三六年，迪特里希和希特勒一起出巡的时候，随身带着德国新闻局二十三岁的速记员海因茨·洛伦茨。洛伦茨的差事是记录德国新闻局用电话报告的新闻，把它打印出来交给元首。在战前，向元首提供材料的这个机构只是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活动，因为希特勒在首都的时候，有迪特里希向他提供材料。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材料数量的增加，迪特里希在柏林的时候也让洛伦茨和另外两三个人搜罗材料，然后送交给他。当他和希特勒在元首大本营的时候，洛伦茨通过电台和电传打字机向他提供情报。德国新闻局选择材料的根据是报纸上的一般看法和迪特里希想要的新闻：主要政治家的政治宣言、议会或国会的重要辩论以及严肃报刊的评论。迪特里希阅读这些材料，最后决定哪些应该送给希特勒。每天早上，他将这些材料送给希特勒的贴身男仆，男仆必须把它们放在元首的寝室外面，以便他一早醒来就可以看到它们。然而通常是在早饭后将新闻消息和报纸一块儿送给他。这些消息是原文的译文，不过有时候原文被删节。一天从早到晚，希特勒能够不断地读到最新消息。迪特里希不停地向那个贴身男仆送材料，男仆总是站在元首的附近，当元首要材料的时候就递过去，而元首是经常要看材料的。他经常每次阅读一百份。
这些新闻材料和画报为他提供了有趣味的、有时是重要的事实。但是他和他的下级一样，不能从这些报纸中得到关键的军事秘密或政治秘密。严格控制着自己的报刊的希特勒，承认战时报纸的报道是不全面的。
“比方说，如果在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英国的反对派的力量有多大，谁参加了这个反对派，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有一次他说道。“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所知道的只是我读报纸后所了解到的那些东西。”
而且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过份依赖报刊的严重危险。有一天，他在形势会议上谈到意大利战线的时候，指着地图上的某个地方说道： “英国人散布消息说，他们在这个地区作好了向我们这里进逼的各种必要准备。这显然是记者的胡说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