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荷兰海岸，离大海两百码的地方，有一座改建的青年招待所，技术人员正在里面监听一批电子设备，这些设备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活动的最耸人听闻的成就：窃听到了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和温斯顿·邱吉尔的无线电通话。为了防止窃听，两人的通话改变了频率，电子设备自动快速地将变频通话还原。秘密通话的录音翻译出来后，立即送给元首本人。Hg3baima shuyuan=?V
这些设备属于德国邮电部研究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邮电部研究所一直在为德国邮局研究保密通话方法，·因为德国邮局同多数欧洲国家邮局一样，管理着自己国家的电话系统。战争开始时，德国邮电部长断定还原敌人的变频通话将对德国有更大的帮助。他将二十九岁的技师库特·Ｅ·费特尔莱因，从变频通话研究小组调到还原变频通话研究小组。费特尔莱因觉得英国和大西洋彼岸美国之间的无线电话联系最有趣，因此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方面。
为了防止他人用短波接收机窃听这条线路上的通话，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英国邮局在发射时故意将声音弄得含混不清，在接收时用一种叫做Ａ—3 的电子装置将声音还原。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Ａ—3 装置，安装在纽约沃克街四十七号一间锁着的房子里，所有无线电话在发射到大西洋彼岸前，都要先经过这间房子。
德国邮电部也有Ａ—3 装置，同美国进行无线电话通讯，因此，费特尔莱因知道这种装置的操作原则。但是他不知道笼罩着美国秘密通话的变化。费特尔莱因和他的助手们，在柏林环行街德国邮电部棕褐色大楼里，利用示波器、摄谱仪、滤波器，耐心地分析在法国德占区波尔多附近窃听到的美国发射的通话。到了一九四零年底，他们分析出了Ａ—3 装置的秘密参数——次能带的宽度、分频点和每隔十二分钟变化三十六次的频率转换。
为了解开日常变频通话的奥秘，费特尔莱因打算制造一种装置，这种装置能使变频通话正在进行的时候就把它们还原出来。这就要求要有一个极准确的时间标准，因为Ａ—3 装置在三十六次变动的变频周期中，每二十秒钟就变换频率一次，掌握准确的时间，是应付大量变频通话的唯一方法。
费特尔莱因在寻找设立截收站的地点的时候，发现荷兰海岸诺德魏克附近的接收效果最好。那儿既能接收英国发射机的地波，又能接收它发往美国的无线电波束的回波瓣。费特尔莱因接管了青年招待所，开始安装设备，这些设备足足摆满了两三个起居室；三四个单旁频带接收机、滤波器、调制器、转换器、磁带录音机和计时器。这些设备以一部石英晶体稳定计时器为计时标准，还原变频通话的功效非常接近于Ａ—3 装置，即使一整天没有通话，一旦通话重新开始，这些设备漏收的也只是一个音节的一小部分。
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费特尔莱因的单位——有时被称作研究站——已经开始截收和还原变频通话。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邮电部长威廉·奥内佐格，这个表面上和蔼可亲、持有四十二号纳粹党证的老头子，向希特勒报告了研究站在荷兰海岸的惊人之举，并且呈上一份截听材料样品。不久，费特尔莱因手下的十几个技术人员，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地监听同盟国的通话。罗斯福和邱吉尔之间的变频通话，是由两个菱形天线截收到的，当即被安装的设备还原出来，而且录了音。每日的通话常常多达六十次，从来不少于三十次。五六个颇能胜任的翻译监听这些通话，把其中有情报价值的挑选出来。最初他们当场翻译出来，将翻译的德文用密码发往柏林。但是同盟国的变频措施，使通话的质量下降，加上无线电干扰和偶尔翻译得不准确，导致后来的通话就按英文原文发往柏林。由于奥内佐格同党卫队戈特洛布·贝格尔将军要好，通话就直接发往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再由舍伦贝格转报希特勒、外交部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研究站与元首大本营之间还有直通电话线。
这个活动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有一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技术人员改变了波段，迫使费特尔莱因作了一些重复分析。一九四三年，同盟国突击队缴获了海岸线上的部分德国雷达，德国人担心研究站也有可能遭到类似的袭击，于是，它迁到荷兰东南部城镇瓦尔肯斯沃德。在城镇北面尼尤韦·沃尔雷塞韦格和德黑兹拉这两条街交叉的林地里，德国为研究站修建了一个直角形砖石和钢筋水泥坚实掩体。研究站的工作人员，在由一英寸厚的钢门防护着的工作室里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厨房里做饭，在安有老虎窗的房间里睡觉，在有壁炉的起居室里休息。掩体四周围着篱笆，篱笆上安着带刺铁丝网。一九四四年秋天，研究站撤退到巴伐利亚。那儿离敌人的发射台太远，大大影响了接收效果。
截收的电话，多数是同盟国中级官员讨论一般性问题。
很多通话是请求增派部队、飞机和其他供应品。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五十分英国商务部三位官员之间的通话。这三位官员是同时在华盛顿出差的负责工业供应的赫伯特·陶特次官和负责商业关系与条约的约翰·斯特林次官，以及在伦敦的负责商业关系与条约的拉尔夫·诺埃尔次官。英文通话的部分内容如下（德国人用Ｂ表示英国，用Ａ表示美国，在美国讲话的显然是斯特林）；Ａ：是我，我之所以要和你通话，是因为美国方面不出一个月，就肯定地认为英帝国是以如下的方法来估计根据租借法案提出的援助要求的。英帝国的每个成员国向伦敦提供一份该成员国对它的全部要求所作的估计的清单， 然后伦敦说能不能提供那么多的东西……如果不能提供那么多，就根据租借法案提出补助要求。你听明白了吗？
Ｂ：听明白了。
Ａ：……我想请你证实一下事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不久前的一天，我们给你拍了一封电报，关于提供补助的第917 号电报。你收到了吗？
Ｂ：是的，我收到了。
Ａ：你可以忘掉这件事。 Ａ：917.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桑德斯在我离开前给我一个条子，条子……讲的是物资委员会分配钢铁的办法。莱恩（？）在条子底下附了一句话，暗示不应把这张条子的事告诉另一方。
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告诉，……
舍伦贝格在致外交部的说明信中，将此事夸张了一番。他说， “美国方面充满了怀疑和不满情绪，因为这些国家既要根据租借法案要求提供物资，却又不愿提供有关它们自己产量的情报资料。”但是，即使舍伦贝格夸大其词，弄虚作假，截收的情报很难说是非常重要的。
高级官员的通话也没有提供比这多得多的情报。研究站截收了同盟国许多高级官员的谈话，他们之中有邱吉尔、罗斯福、马克·克拉克将军，英国驻美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
它窃听到了艾夫里尔·哈里曼在前往莫斯科担任驻苏大使这一新的职务，途径伦敦时与刚被任命主管对外经济事务的利奥·克劳利之间的通话。它收听到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同当时正在华盛顿、刚被任命为他的外交国务大臣的理查德·劳讨论货币问题的谈话。但是这些窃听的收效甚微。
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下午五点零五分，德国人窃听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最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同邱吉尔的谈话。
（邱吉尔使用约翰·马丁的化名，但德国截听者听出了他是何人。）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一直在讨论意大利即将对德宣战的问题，霍普金斯与邱吉尔谈的大概就是这件事，但是没有透露肯定的线索：Ｂ：我是约翰。
Ａ；什么事？
Ｂ：你能给我一个有希望的答复吗？
Ａ： 可以。
Ｂ：好。
邱吉尔接着说某件事“可以敞开来谈，并且……”霍普金斯回答说， “是的，”邱吉尔又不得不重复好几次。接着ｓＡ：报告（或纪录）还未发出，但即将发出。
Ｂ：我明白了，好。
Ａ：好吧，再见。
Ｂ；再见。
透露情况最全面的，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邱吉尔同纽约一位官员的谈话。谈话译成德文后，送给了希特勒。里面有一句最有意思： “你们会加快作出最大的努力。”
这些谈话缺乏实质内容，可以肯定，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承认变频通话并不安全。大西洋线路的话务员经常提醒通话者注意这一点。通话者多半是在需要迅速得到某一个问题的答复，或者在需要作些讨论、但又不至于泄露任何机密的情况下迅速解决某个问题，或者在他们有时只是想听听对方的声音的时候，才不顾安全而进行通话。
尽管如此，邱吉尔和罗斯福并不总是象他们应有的那样谨慎。事实上，邱吉尔酷爱打电话，一天到晚动不动就拿起话筒叫罗斯福，而罗斯福也是言谈轻率，使德国人感到惊讶。和较低级的官员不同，罗斯福、邱吉尔和其他几位高级官员在打电话时，电话员并不提醒他们通话保不住秘密。对德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迹象：当没有这样的提醒时，就是一位重要人物在打电话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部分由于邱吉尔和罗斯福的重要身份，两人之间的一些通话所透露的情况，比截听到的其他通话所透露的情况更为重要。有一次通话暗指的是为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陆而进行军事集结，证明登陆的日期更临近了。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一次通话，使德国人推测出同盟国一直在同墨索里尼下台后的意大利新政府打交道。虽然这仅仅是推测，截收的这份情报更加坚定了德国人的决心；要尽快地把军队派到意大利，不让同盟国因为意大利反戈而占便宜。德国人的这个决心坚持了三天。
但是，这些结果充其量是勉强的旁证材料。最后，就连这样的材料也越来越少了。窃听同盟国高级官员的无线电通话的绝技，实际上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德国人并没有非同寻常地洞察出·同盟国的计划。正如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在一捆截听材料上大失所望地批道那样： “一般来说，从这些材料中得不到多少东西。”
研究站只是德国通讯情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点不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时，德国从事这种活动的大型机构不下九个：1 ·研究站；2 ·赫尔曼·戈林领导的一个独立机构——研究部，从事窃听有线电话、截收无线电报、破译整个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密码情报；3 ·破译外交电报的外交部人事行政处；4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指导武装部队的密码工作，破译高级的军事和外交密码；5 ·陆军无线电情报机构，6.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7 ·海军无线电情报机构；8 ·德国保安总局六司无线电观察站，破译外交电报，一九四三年解散；9 ·信件电报检查机构。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机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个原因是情报分工；陆军破译陆军的密码，海军破译海军的；信件电报检查需要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同于截听大西洋两岸之间的无线电话的机构。另一个原因是贪权：戈林、里宾特洛甫和陆军死死控制住各自的情报机构，其实这些机构在相当大程度上提供同样的情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特勒不愿只让一个情报机构控制他的情报，他总是宁愿不怕重复，也要几个最好是互相竞争的不同机构为他提供情报。这样的重复工作，使通讯情报同其他形式的情报，例如间谍情报比较起来，就更加廉价、更加不费力气，而且更及时、更可靠。
尽管这些机构互相竞争，有时免不了算旧帐，因而关系一直比较冷淡，但它们在技术问题上却合作得相当好。
这些机构中最大的机构，对德国的对外情报活动的贡献却最小。在德国和德占区，有时有二十多个信件电报检查站从事检查工作，雇用数以千计的工作人员。信件电报检查站先由谍报局、后由德国保安总局领导。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检查站，专门启封检查德国和瑞士、德国和法国的德占区之间来往的信件。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该站有九十七个军官、一百二十个文职官员和二千五百八十个雇员，每天检查的信件达十二万至十五万封。到了一九四四年九月，每天平均检查的信件下降到不足二万封。工作人员数目也下降了。
对大量信件电报进行检查，从中挑选出零零碎碎的情报。信件中包括经过德国的中立国信件，最初是抽查，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改为全部检查。每个检查站将它认为对以后有用的信件电报送给柏林的一个中心估评站，中心站将它们分为政治、军事和经济几大类，然后把它们转给有关机构。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中心站告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经济情报处、卡纳里斯的对外情报处和海军情报机构：英国国防运输国务大臣接受了法国的《多里兹舰长》号轮船。中心站还报告了下述情况；葡萄牙向英国出口甜面包；美国并不缺水银，同盟国大麻供应面临严重困难。经济情报处说它从每天收到的两三百封信件电报中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
战争爆发之后三天，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组召见三十九岁的约瑟夫·戈特洛布谈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戈特洛布只有十几岁，就在前线担任电报员，后来在电子公司和其他公司任职，担任出口谈判代表，在工作中掌握了技术专长，学会了外语，取得了对外国的第一手的了解。这样的多面手是不可多得的。党卫队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他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就在好几个纳粹党机构担任翻译和语言教官。
党卫队要他建立一个无线电情报站。他照办了。由于几个星期以后成立了德国保安总局，他的情报站成了德国保安总局Ａ组六小组，后来的登记名称是Ｆ组六小组、Ｆ组七小组、Ｆ组二小组，但始终称为无线电观察站。戈特洛布本人从党卫队中尉晋升为党卫队少校。
这个单位的核心是由一批奥地利密码破译员组成的。为首的是安德烈亚斯·菲格尔上校。他被称为奥地利密码员的鼻祖。菲格尔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创建了奥匈皇家和帝国陆军密码破译局，为该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又为内务部长做同样的工作。鼻祖的称号是由另一个奥地利密码破译员阿尔贝特·朗格尔博土替他取的。朗格尔在奥地利被并吞后加入了党卫队。最后戈特洛布的单位共有四十七名专家和助手，单位地点在柏林雅戈夫大街十八号。
他们的截听破译材料来自宣传部设在海牙的一个监听站。一九四二年，该站每天提供十页外国外交电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朗格尔在一九四一年前后离开了观察站，调去伪造英镑。无线电观察站在破译一些小国家的密码术方面仍然取得了部分成功，尤其是当一些截收材料难住了其他人，憋得他们只好退到后屋，抱着一壶浓咖啡大喝起来的时候，菲格尔接过截收材料，一举将它们破译出来。但是观察站没有取得令人难以忘却的破译成果，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长瓦尔特·舍伦贝格不得不向其他机构乞求截收材料的破译结果。
此外，舍伦贝格不信任戈特洛布，许多人认为他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物。这些因素，加上戈特洛布不适合当领导，导致该站在一九四三年被解散。戈特洛布前往马德里；这些密码破译员由破译密码改为编造密码。
九个机构中最有钱、最机密、最纳粹化、最有影响势力的是戈林的研究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高潮时，它有六千雇员，其中一半是纳粹党员，在柏林有专门的工作场所，数以百计的线路向那儿提供原始截收情报。但是它在一九三三年开始活动的时候只有五、六个人，在一个顶楼上工作。
研究部的创立者是戈特弗里德·沙佩尔，四十多岁，小个头，红头发，精力充沛，容易感情冲动。他早就想为德国建立一个如实反映情况的中心通讯情报机构。他最早有这个想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接替德国陆军无线电情报机构创立者路德维希·福伊特、担任参谋总部无线电台及其密码破译机构的负责人的时候。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鲁登道夫，建议在战后办这件事，但德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使这一计划破产。沙佩尔本人经常失业，所有的心思用于谋生糊口，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被国防部密码中心雇用。他不喜欢密码中心多管闲事、从事政治密码分析。希特勒上台后，他看到实现他的梦想的机会来到了。沙佩尔憎恨犹太人，一九二零年加入纳粹党，一九二三年暴动失败后脱党，但在一九三一年又重新入党。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同纳粹密码中心另外两个雇员一起，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认识的戈林提出了他的建议。 他本来希望将这个机构附属于总理府，因为总理府缺乏部级的专门机构，但希特勒担心有人垄断情报，打破了他的这个希望。戈林马上意识到这个建议对他自己有利，接受了这个建议。他答应了沙佩尔提出的条件：使这个机构独立于政府各部，隶属不是作为部长而是作为个人的戈林本人领导。戈林喜欢沙佩尔将这个机构取名为“研究部”的建议，因为“你们确实是研究真实情况”。沙佩尔唯一感到失望的，是戈林要他提名一位负责人：他不好意思提自己，只好提汉斯·席姆夫海军少校。席姆夫性情开朗，讨人喜欢，曾经担任海军密码机构驻谍报局的联络官和所有德国情报机构的中心联络官，同戈林是老相识。戈林接受了沙佩尔的提名，席姆夫于是立即退出海军，加入纳粹党。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研究部开始在戈林的空军大楼的顶楼上工作。到了七月，它吸引了大约二十个电报员、电话技师、密码破译员和情报分析员。它开始使用一个邮局无线电台监听无线电广播，它从国防部那儿把窃听有线电话的那一摊工作抢了过来，国防部至少从一九二五年就开始从事这项活动。到了一九三三年底，它不得不搬到一个前饭店里，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又搬到一组经过改建的住宅建筑物——席勒柱廊，这组房屋座落在席勒街一百一十六至一百二十四号，但离街面有一段距离。以前的房屋变成了办公室，地下室里摆满了一排排电传打字电报机和充气管花彩。研究部一直呆在那儿，直到空袭摧毁了其中的许多建筑物，它又被迫向一些分散的地点作了一连串的搬迁。
研究部有六个处，到一九四一年，处升为局：一局，行政；二局，人事；三局，分发收到的请求信件和精选收到的报告；四局，密码破译；五局，情报估价；六局，技术设备研制和保管。研究部部长席姆夫在一九三五年因为一起恋爱事件自杀，继任人是克里斯托夫·冯·黑森亲王，他是戈林的一个老朋友的弟弟，基督教徒一个最老家族的成员。一九三九年他自愿服役，行政局局长沙佩尔担任代理部长。当克里斯托夫于一九四三年在意大利上空被击落后，沙佩尔终于实现了他的野心，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担任了研究部部长。
研究部的情报完全来自电讯。（短期冒险从事间谍活动，在遭到了可耻失败后，就没有作进一步的尝试了。 ）有些方面，比如新闻或外交无线电报，研究部尽可能多地收集，但在例如电话通话这样一些提供的情报的数量非常巨大的领域里，它只是挑选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的那些情报。有时这样的请求指名要有关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的情报，于是研究部就监听这个人或这个组织的通话。有时这样的请求比较笼统，比如，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情报处要求提供与经济有关的政治军事情报。其他机构请求提供窃听电话的情报时，需要得到戈林的批准。通常他在一天之内就批准了，在情报材料上写上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Ｇ，”，有时候，他不批准提供这些材料，在材料上写上“不能提供”。研究部搜集情报的机构有一部分在柏林，但有许多分散在全国各地，以便获得较好的无线电接收效果，或者窃听地方上各组织之间的通话。
研究部的电话窃听机构是它的Ａ号研究站。在战争中期，这样的研究站，在大德意志的城市有十五个，在德占区的城市也有十五个。仅在德国，他们就有一千个搭线***，一半在柏林，一半在外地。电线把各邮局的电话线同这些研究站联结起来，多数研究站设在租借的房屋里，但有一部分就设在邮局建筑物里。在柏林，Ａ号研究站设在席勒街，在科隆，设在康斯坦丁街一号；在杜塞尔多夫，设在邮局大楼的第二层。在但泽，设在警察局的三层。在有些被德国占领的国家，研究部干脆接管现成的监听机构，在巴黎和哥本哈根就是如此。
每个Ａ号研究站有若干监听站，每个监听站负责窃听的搭线最多达二十条。当电话通过搭线时，电灯泡一闪，监听员（被称作Ｚ员）戴上耳机窃听，并把通话记录下来。如果通话太快，他就录音。如果通话用外文，或者他太忙，他可让另一个Ｚ员来监听。监听完毕，他将记录整理成Ｚ员报告，通常使用间接引语，但特别重要或有疑问的部分就用直接引语。这些报告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往柏林的选报中心，选报中心再将报告送给合适的估价情报的单位。在晚上、星期日和假日，所有通话都被录下来，等工作人员上班时再放录音。
Ｂ号研究站是无线电接收站，归研究部租借的邮局所有，并由邮局管理。研究部最初只有一个Ｂ号研究站，设在贝利茨，后来数量增多，在德国国内有七个， 在国外有五个。它们集中截收三种无线电报：外交电报（只要能看得懂），新闻（美联社、路透社、哈瓦斯社和其他通讯社的电讯），以及经济电报（通常按照具体命令截收）。他们在截收经济电报时，集中注意大型国际银行、军工企业、商船和订有大宗商业协定的企业发出的无线电报。
Ｃ号研究站的无线电截收站监听广播，例如重要政治家的讲话。在研究公开政策声明方面，速度特别要紧：有时候，一篇讲话尚未收完，情报分析员就已经开始对它进行研究了。
在柏林的一个建筑物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大房间，里面的五十台电传打字电报机日夜劈劈啪啪地截收电报。它们联结一些专线，包括经过德国的英国——印度电缆，把通过专线的每封电报都打了出来。后来在维也纳和某些电话监听机构内部也建立了类似的单位。截收电传打字电报的是Ｄｌ研究站，它们几乎全部自动化，需要的人最少。截收普通电报的Ｄ2 研究站的工作人员，需要懂多种语言，他们多半在当地电报局内截收电报，根据研究部总部提供的一份名单进行工作。仅仅柏林每天仔细检查的国内电报约有三万四千封，外国电报八千至九千封，几乎所有这些材料都是为了进行经济研究。
密码材料交给四局破译。四局的老手比研究部其他任何部门都多。四局局长格奥尔格·施罗德，这个巴不得解开使许多人在蒙特卡洛倾家荡产的数学疑谜的人，是沙佩尔的两个最老的同事之一。这个单位当然主要破译外交密码电报，其次是私人密码电报。它的二百四十名工作人员，在霍尔瑞斯型计算机的帮助下，破译出了他们经手的全部密码的四分之三，使他们——在战前——能够看懂经过柏林的外交电报当中的一半电报。在战争期间，他们每月破译大约三千份截收的电报。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破译的密码中有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高级外交密码，不过英国的绝密密码并没有破译出来。研究部并不比其他单位更能破译俄国的外交密码电报，但它曾经破译出乌拉尔以东各军工中心之间使用的一种俄国密码系统，研究部把这看作是一次最大的成功，因为这个密码系统被破译后，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所有这些来源提供的大量材料，源源不断送到三局一个大的整理情报的单位，这个单位选掉没有价值的情报，将剩下的情报送给五局的各个处，进行分析研究，并写成报告。
十一处（国际政治处）在它的活动高潮时每月收到：二千五百份经过破译的电报，四万二千份明文电报，一万一千份广播记录，一万四千份Ｚ员报告，一百五十份报纸以及路透社和哈瓦斯社的电讯稿。十二处（经济处）每天收到大约十万份截收电报中的二万份。这几个处，加上十三处（国内政治处），每天向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提供大约一千条情报。他将这些情报压缩成六十至一百五十篇报告，其中有的是简短的单项截收材料，有的是几页长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力求客观，有疑问的地方都在括号里注明。在淡褐色纸上套套印紫色字体的报告用于对外发行，这些报告成了研究部的有名的褐色活页报告。褐色当然是纳粹党的颜色。 一”这些报告首先送给戈林，除了特别长的以外， 他都要看，包括有关他的笑话，这些笑话常常是很伤人的。然后送给要求提供情报的机构和其他可能用得上这些情报的单位。
但是这些情报的供给有时发生困难。戈林本人有时不让提供这些情报。在德国保安总局，舍伦贝格想以纳粹党对外情报头子的身份，用他的情报换取研究部的报告。可是他什么也不拿出来，而沙佩尔觉得舍伦贝格太年轻，野心太大，几乎也不向他提供情报。当戈林的机构向希特勒递交里宾特洛甫所没有见过的外事报告的时候，里宾特洛甫的心里是很火的。有时候，他将褐色活页报告上的材料重新打印在白纸上，盖上外交部的图章，表明是它提供的！褐色活页报告的运送受到严格的监督。研究部的信使将它们装在邮袋里锁好，送给政府各部，由研究部指名的官员签收。一个月后，材料送还研究部销毁。
这个大型机构收集的情报，有很大一部分是经济情报。
它截收的关于外国工业活动的情报，有助于空军；断更新有关未来轰炸目标工厂的档案。空军关于苏联四四七飞机工厂的档案中有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根据研究部的一份报告写的，而研究部的报告又是根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该工厂要求提供工厂预制构件的电话写成的。研究部的情报还有助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估计敌人的生产能力。
在研究部的所有情报产品中，经济报告大概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它们的趣味性或重要性比不上截收的外交情报，沙佩尔估计两者的这种比率是一比九。
在一九三八年的捷克危机中，当希特勒要霸占苏台德区的时候，研究部利用伦敦和布拉格的电话线经过德国来截收英国和捷克外交官的通话。它经常监听捷克驻伦敦大使扬·马萨里克同他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磋商的电话。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四分，当一九一八年以来最尖锐的国际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研究部窃听到两人之间的下述谈话：马萨里克；我在这里说过，为了和平，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且准备进一步作出各种努力。但我们绝对不能从我们的立场后退。
贝奈斯：我们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劝告对方注意身体：贝奈斯：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忙。
马萨里克：真没办法，你睡得还好吗？
贝奈斯：还好。
马萨里克： 要紧的是睡好觉，大便正常。
戈林把截收的这份情报交给柏林，显然试图散布同捷克人的不和，由于有些话似乎表明马萨里克正同执政党的反对派进行接触，马萨里克否认了这次谈话，但研究部同时监听到了英国特使的评论，评论暗示英国撤消了对捷克人的支持，将允许德国占领军事要地苏台德区。马萨里克对记者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全完了。”当希特勒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对捷克人嗤之以鼻，可心里乐滋滋的。由于他心中有这个底，便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逼着内维尔·张伯伦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以便实现“我们时代的和平”。
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希特勒对波兰提出的要求举行的紧急谈判，使研究部有机会洞察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外交手腕。
它窃听柏林的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住宅和外国记者的电话。它窃听到英国大使同本国外交部的谈话，同法国大使的争论，以及他心急火燎地想同波兰大使进行接触。它还窃听到法国大使会见希特勒后对和平表示的悲观，以及他向他的总理表示的决战信心： “如果德国人发动进攻， 我是相信（法兰西）民族的力量的。”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窃听电话的机会几乎完全消失了，破译的密码电报填补了空白。战争期间，破译的密码电报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然而，研究部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却是在和平的最后时刻最富有戏剧性地得到了证明的。
瑞典企业家和非职业外交官比耶·巴莱鲁斯，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德国与波兰、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分歧。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当他正在戈林的乡间别墅卡琳宫同戈林会谈的时候，一个送信的人拿着一个红信封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红信封信件是通报紧急国家大事的。戈林拆开信，念了里面的一封被研究部破译的电报，这封电报是波兰政府在一两个小时前拍给它驻柏林的大使的。电报命令他不得进行任何实质性谈判。虽然戈林意识到表露这封信将毁了“一个实际而又重要的情报来源”，他还是让巴莱鲁斯看了这封信，好让他转告英国大使，因为正如他所大骂的那样，这封信证明波兰人不讲信用，证明德国人的态度是正确的。这并没有影响希特勒的计划，反倒为他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论点。
研究部最重要的破译结果必须送给希特勒。因此，他看到了邱吉尔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向日本外相呼吁和平的信件，同一天，这封信也送到了应当接收这封信件的国家德目。他读到了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就伊朗、英国和苏联结盟的计划同伊朗首相进行讨论所写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看到了土耳其驻莫斯科使馆关于军事形势以及苏联的计划和所作的准备的报告。几个月之后，他还看到了研究部的秘密人士编写的、有关同盟国在中东的外交和军事形势的报告。
有时候，研究部提供了未来活动的线索。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收到了研究部的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证明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罗斯福正计划在某个地方会见斯大林。应当说这个情报仍然相当缺乏事实根据。这个报告或许是根据罗斯福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就举行这种会晤的可能性同邱吉尔和斯大林进行没有结果的通讯写出的。它或许使德国人更加警惕到三巨头会晤的可能性。有时候研究部清楚地看出了问题。 “我从研究部得到了有关邱吉尔访问华盛顿的目的的材料，”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戈培尔写道，当时会谈仍在进行。 “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出，邱吉尔的意图是要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进行斡旋。但是，即使研究部的强有力的通讯情报，也不可能窥探出同盟国的战略计划·虽然研究部在报忧时不费踌躇——比如，它告诉戈培尔，在俄国的外交使团对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接受它的情报的单位总是挑选它们愿意看到的使人高兴的情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同盟国军队在北非登陆后一个月，戈培尔写道： “我在阅读关于达尔朗事件的综合备忘录，里面从头描写了这个法国海军上将的变节行为。”但这不是事实。亲纳粹的达尔朗，只是在看准风向后改换了门庭。
因此，尽管研究部作了种种努力，尽管在编写褐色活页情报方面如此谨慎和客观，尽管这个机构受到了纳粹党的信任，当它的材料违反希特勒和纳粹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时，它就被忽视。负责估价情报的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说；“我觉得它们（褐色活页情报）确实有人读，但是它们并没有作出合适的结论。”
外交部也破译出了外交密码电报。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发现这些密码电报是非常有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我记得，我们是如何知道在柏林的某个国家的大使，表面上总是极力表示尊重和羡慕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实际上，他在向自己的政府报告时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更有甚者，他报告的情况不准确，在某些事情上故意歪曲事实。我们知道了他的报告的内容以后，就明白应该对他讲些什么，并据此确定我们的指示；这还有助于我们确定向德国驻他那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发出什么样的指示。我们也知道了在同他那个国家的外交部谈话时需要特别阐明或强调哪些论点。而且，如果事前知道一个外国代表得到了什么样的指示， 当他按照这些指示拜访我们的外交部时，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这自然是大有帮助的。
外交部是根据德国总理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签署停战协定后不到一个月发布的一项命令进行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负责人，是已经退役的通信兵上尉、三十二岁的库尔特·泽尔乔，同研究部部长沙佩尔一样，他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接替福伊特担任参谋总部无线电台的负责人的。他是一个能干的组织家。一九三三年，他的单位大约有三十个文职工作人员；一九三六年，在外交部的一次改组之后，这个单位的名称是人事行政处Ｚ组（Ｚ或许表示机密和密码破译人员同该处其他人员的隔离）。
在战争中期，人事行政处Ｚ组雇用的工作人员最多，约有三百人，在柏林西南达勒姆区的一个花园公寓和附近的一个女子学校里工作。大约只有五十人是密码破译人员；其他人是办事员和支援工作人员。后者当中有一个由一位牧师领导的情报组。它根据无线电广播、外交部备忘录、同盟国的报纸和人事行政处自己收集的情报整理资料，当密码破译人员向他们提出问题，比如“星期四在ＰＯ——这个地方同——Ｎ这个人谈话的那个Ｗ——是个什么人”，它就可以提供答案。
人事行政处Ｚ组存在期间，破译出了三十四个国家的密码，虽然不是那些国家的全部密码。它们包括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主要国家——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美国、梵蒂冈。最初它集中破译法国的密码电报，在一九四Ｏ年法国被打败时大约破译了一万五千份。后来破译法国密码电报的工作放松了，尽管法国及其在北非的领地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意大利密码电报的破译加快了速度。从开始计算时起到一九四Ｏ年十一月底，人事行政处Ｚ组虽然只破译出了大约六千七百份意大利密码电报，但在后来的十六个月中，它又破译了三千七百份——耐人寻味地标志着一个独裁者对另一个独裁者的不信任。美国密码电报的破译一直处于第十位的水平。奇怪的是，人事行政处Ｚ组破译的美国密码电报，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四个月比在这个事件之后的四个月耍多得多——五百四十份对一百二十九份。后面这个数字表明每天只破译一份，而美国国务院每天发出的电报肯定是大量的。
在破译数量上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在破译质量上显然比其他密码的破译质量要高），是人事行政处对土耳其密码电报的破译。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国入侵俄国之后，截收的土耳其电报占了外交部呈送希特勒的人事行政处材料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土耳其人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这个强大而又危险的邻国，他们在莫斯科驻有第一流的外交官和武官，为他们提供了有关苏联所发生的事件的具体而又准确的报告。破译这些电报，就可以使德国人了解在这个敌对的国家里一个敏锐而比较不带偏见的观察站的观察。
土耳其人从俄国发回的、被德国人截收后送给希特勒的电报包括；关于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节军事检阅中展出的作战装备的报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德军的进攻在莫斯科城前被制止之后不久，斯大林对前线形势感到满意的情况，斯大林艾登会谈的结果；苏联关于召开莫斯科会议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苏联在斯摩棱斯克周围发动进攻（实际上那场进攻己在展开）的计划；以及美国的坦克和飞机运抵俄国的情况。
一九四零年，人事行政处Ｚ组开始破译美国国务院的一种主要密码。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它能够全部破译当时正同北非的法国人进行微妙谈判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非拍发的电报，并把破译后的电报送给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有一份电报的内容是，在法属北非担任指挥官的法国将军马克西姆·韦冈的一位助手，要求美国保证提供军事援助。德国人知道韦冈不是他们的朋友，但是只有当他们握有维希政府一位人士所说的他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真凭实据”之后，他们才迫使维希政府撤了他的职。因此，人事行政处Ｚ组的破译结果破坏了美国的外交活动，为德国赢得了时间和有利条件。
一九四一年秋天，人事行政处Ｚ组破译了涉及到最高级国务活动家的两份美国电报，并把它们送给希特勒。在一份电报中，伊朗国王在一次特别会见中对美国驻伊朗大使说，他“对德国人不抱同情”。然而，希特勒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仅仅几个星期之前，英国和苏联军队实际上占领了伊朗，使德国在那里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发挥作用。第二封电报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罗斯福致斯大林的加急密码“私人电报”，罗斯福在这封电报中向斯大林保证： “将会找到办法来提供在各条战线上同希特勒进行战斗所需的物资和供应品。”十月八日，希特勒看到了他的主要敌人之间的这次通信之后两天，德国的新闻机构大概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利用这次通信掀起一场宣传攻势。它发表了这封“从可靠人士那里”获得的电报，借以揭露“美国总统把整个欧洲，因而也就是把整个欧洲文化和宗教信仰双手捧给布尔什维克的意图”。
这个事件无疑表明德国人破译了一种美国密码，但美国国务院并没有改变它的密码系统。因此，德国外交部人事行政处Ｚ组继续窥探美国的外交机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之后五天，人事行政处Ｚ组向他提供了一封罗斯福六天前拍给维希政府首脑亨利·贝当元帅的电报，这封电报谈的是大西洋海战。罗斯福敦促贝当亲自下令禁止法国船只从西半球法国殖民地的任何港口开出。第二天，当时担任代总理和法国海军部长的达尔朗同意下达这样的指示。但是罗斯福后来的一次尝试就没有这么成功。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他警告贝当，如果贝当把强烈亲希特勒的皮埃尔·赖伐尔重新拉进政府，美国将“断绝现存的关系”。当华盛顿的某个人在这封加急电报上盖上“此电报用密码拍发，在无论向任何人拍发之前，应仔细将它译成密码”的印章之后四天，希特勒就读到了这封电报。这个威胁既没有吓唬住他，也没有吓唬住贝当，因为几个星期之后，赖伐尔当上了总理。美国撤回了大使，但没有断绝关系；最后反倒是维希政府在同盟国军队进攻北非之后同美国断绝了关系，赖伐尔还大大方方地告诉美国驻维希代办：美国“暂时还有使用密码的自由”。
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人事行政处Ｚ组的破译数量下降了。虽然土耳其的电报仍在破译，从瑞典发出的详细报告苏军编制的那封电报就是一例，但美国人以所谓滑片式密码系统代替了原来的密码。人事行政处Ｚ组设法破译了这个系统，但花的时间太长，当密码破译出来以后，它已经过时了。当密码改变以后，人事行政处Ｚ组就完全傻眼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没有关系。因为纳粹领导人常常不理睬讨厌的情报。虽然人事行政处Ｚ组在送给元首的非常重要的电报上标上一个绿色的Ｆ，里宾特洛甫并不总是把坏消息送给他看的。即使是希特勒看过的截收电报，他也并不总是欣赏它们的。在一封详细介绍俄国农业状况的长长电报上，希特勒拦腰潦潦草草地批道： “这不可信。”正如人事行政处Ｚ组的一个密码破译人员后来哀诉的那样： “即使我们有一份最好的情报，别人也不把它当好情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