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翻译猫着腰，全神贯注地收听着耳机里俄国人的谈话。谈话是从电话窃听小组的成员为了截听苏联战地电话谈话而在两个星期以前埋设的一根电话回线传出来的。
这是一九四二年初的一个冬日，在他的周围，德军更加紧紧地从四面八方咬住黑海主要港口塞瓦斯托波尔。但是俄国人坚韧顽强地守卫着他们的克里米亚堡垒。象一只能用爪子猛抓折磨它的人一样。他们向德军发动了一系列反攻。在过去一个星期里，这个翻译所在的部队第二十四步兵师。就遭到俄军许多次反攻的打击。
在这场阵地战中，电话窃听小组的主要职责，就是窃听敌人的将会暗示俄军意图的谈话。从而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电话窃听小组的成员在德军暂时停止了对塞瓦斯托波尔发动的首次系统进攻，预料俄国人可能展开反攻的时候，于一月七日偷偷爬到俄军前线，埋了一根电话回线。这是所埋的三根电话回线当中的一根，它实际上没有和敌人的电话线连接上，而是接通地上的电话回路，就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监听电话的阿伦特装置一样。因此，这根电话回线截听到的不是一条线路上清楚的谈话，而是大约二十个电话站串在一起的谈话声和嗡嗡的响声。在第一个星期里，它提供了关于敌军的装备、补给、补充兵员、命令、观察活动、土气、伤亡情况以及战斗措施等一般情报。它曾经两次使德军得以保全他们的侦察兵的性命，一次免受敌军的火力袭击，一次免受包围，因为它将俄军发现这些侦察兵的情报预先报告了德军。
一月十五日，俄军开始为期一周的一系列进攻，主要目的是夺取可以俯视德军后方的观察哨所，并且牵制和削弱德军。德军的这些电话窃听者提供了线索，帮助他们所属的那个师密切注视俄国人的动向。他们听到一个打电话的人问：“我从哪儿可以搞到一些杜松子酒？”还听到另一个人保证从机枪掩体里“扫射，拚命地扫射1 ”一月二十一日凌晨，俄军开始发动进攻。两军在主要堑壕沿线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有一个地方被俄军突破，但很快就把他们打退了。晌午之后，双方停战。步兵们在等待着，心中没有底，不知道这天的仗是打完了呢，还是俄军突然间就要向他们发射密集炮火，接着再次发动进攻。
下午四点，这位翻译听到俄军第二十一号指挥所呼叫各连连长收听电话。他刚开始的时候听不清楚，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听到第二十一号指挥所的指挥官清楚地喊道；“还剩四十五分钟。”
十分钟以后，一个俄国人在电话上问另一个人；“乌西纳！我们什么时候再次开始Ｙ”
回答说：“三十五分钟以后。”
这个翻译将这段谈话报告了师部情报官，后者正确地判断出敌人准备再次发动进攻。德军有了戒备。当俄军正在集结各连兵力的时候，第二十四步兵师和邻近的第五十步兵师的炮兵，以及军部直属炮兵部队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当他们最后成营地发起进攻的时候，只有少数主力部队才接近了德军的主阵地。步兵用轻武器将他们击退。俄军接连发动了几次配合得不协调的进攻，每次都被打退。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们终于放弃进攻，撤回原地，德军因此牢牢控制了主阵地。
第二天，第二十四师情报官宣布； “电话窃听侦察在一月二十一日敌人的进攻中再次取得了重大成果，为胜利击退这些进攻打下了基础。在防守中，电话窃听侦察可以发挥重要控制作用，这一作用得到了作战部队的普遍承认。”
同政界不一样，军方欢迎通讯情报。实际上，在战地，通讯情报是获取敌军情报的最重要渠道。
为了获取通讯情报，陆军、海军、空军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根据各自的需要建立了自己的通讯机构。其中最老的，从理论上说协调所有同类机构的，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瓦解了德军的通讯情报机构，把这些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抛到街头。为了保存这个有价值的工具，为了使人们就业，一位只有二十四岁、骨瘦如柴、开朗坦率的中尉，在同德国和来自俄国的共产党人作斗争的准军事组织——自由军——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情报机构。这个中尉就是埃里希·布申哈根。他从一九一五年起就担任电报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陆军总司令部负责通讯情报分析，还在意大利前线同奥地利人一起从事无线电情报工作。他所在的志愿人员情报分析所，是在一九一九年初开始工作的，这个所设在柏林腓特烈大街二零三号那栋房子的顶层。起初，它只是翻译从俄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无线电通讯中截收到的普通文字材料和电台广播。一九一九年春天，密码分析人员参加进来了，到了五月，这个机构开始提供密码分析结果，俄国的一种野战密码被部分破译就是一例。不久以后，防务部门接管了这个机构。陆军为了把收集情报的机构集中起来，作了一次值得称道的尝试，将这个机构附属于军队部三处（情报处）。它取名为密码中心，搬进了本德莱尔大街陆军总司令部。
到了一九二五年秋天，布申哈根离开的时候，密码中心的工作人员增加到三十二人。他的继任人都是一些军事行政管理人员，除了一两人之外，并不大懂通讯情报工作。长期的专职负责人是威廉·芬纳。他高高的个头，一副温文尔雅的教授气派。一八九一年，他出生于彼得斯贝格，在那儿上过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俄语翻译和大本营几个参谋机构的情报官。后来，他在近东当了短时期的德国特务，被英国人抓获，关押了一年。凭着他同情报机关的联系，他在一九二二年加入了密码中心，第二年担任了密码分析组的负责人，是一个对工作胜任愉快的技术领导。他虽然富有组织天才，但还是过分强调了他的密码分析组的工作的重要性，从而损害了整个机构。他的一个下级认为，他之所以拒绝合作，是由于他的态度基本上是消极的。这个下级把他比作歌德笔下的“否定一切的魔鬼靡非斯特”，但也把他誉为德国密码分析人员的“灵魂和灵感”。
一九二八年，一位新任国防部长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将谍报局划归国防部，将所有情报机构交由谍报局集中领导。早就为国防部和陆军破译密码的密码中心，同谍报局一起从陆军总司令部搬到国防部。密码中心成为谍报局二处。
同国防部没有工作联系的海军密码破译机构，只在谍报局建立了一个联络处。这种安排持续的时间不长，到了三十年代谍报局改组的时候，就把这两个联系统统取消了。密码中心虽然同谍报局保持独立，但仍然留在国防部。海军保留了它的密码破译机构。陆军则正在建立自己的通讯情报总部，因此，密码中心可以集中精力为国防部工作了。一九三八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接管了国防部，密码中心成为武装部队通讯机构的一部分。快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它已经扩编为密码处了。
密码处办公楼的大门在蒂尔皮特楚费尔大街八十号——武装部队在这条大街上占领的许多私人住宅当中的一家，这条大街毗连两岸树木成行的兰德韦尔运河，就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附近。这栋楼被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一次大空袭摧毁之后，密码处总部搬到波茨达默尔大街五十六号的一座半圆形现代化办公大楼里。这座大楼的名字引起了许多难听的笑话，因为它的德文名称Ｈａｕｓ ｄｅｓ Ｆｒｅｍｄｅｎｖｅｒ—ｋｅｈｒｓ，不仅可以当作旅游问讯处讲，也可以当作同外国人发生男女关系的房子讲。
密码处在柏林以外的地方设立了截收站。有的特别秘密，例如藏在马德里、塞维利亚和索非亚的私人住宅里的那些截收站。每一个这样的截收站里都有十几个工作人员；战争期间，在德国和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上纷纷建立了许多辅助截收站，但是主要的截收站设在柏林西南二十五英里的特罗伊恩布里岑，以及汉堡附近的佩格尼茨河畔劳夫镇。在这里，一座漂亮可爱的中世纪城镇外面，有一处被宽阔的田野环绕的山坡，山坡上面耸立着六个围成圆圈的无线电接收塔。总共一百五十个无线电人员坐在绿荫遮蔽的低矮房子里，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戴着耳机，收听指定国家的广播，这些国家是埃及、阿根廷、巴西、法国、意大利，梵蒂冈。瑞士，西班牙和美国。特罗伊恩布里岑监听大不列颠和俄国的广播，并且帮助劳夫收听埃及、美国和瑞土的广播。
密码处极盛时期大约有三千名雇员，比战前计划动员的三百七十四名多百分之八百左右。多数在截收站工作，其他的人在总部工作。总部工作人员分为八个组。中心组负责行政管理，一组负责筹划指导，六组负责分析外国广播和电讯，七组负责材料的分发、归档，二组和三组合并为Ａ室，负责研究德国密码术，四组和五组负责密码破译。四组研究新的破译方法，五组由二十二个分管小组组成，真正破译外国密码的，还是这些分管不同国家的小组。四组和五组合并为Ｂ室，由芬纳领导。
芬纳不断设法扩大Ｂ室的力量。早在一九三七年，他就开始使用ＨｏＬＬｅｒｉｔｈ密码机（一种穿孔卡分类机），使工作实现机械化。战争期间，他利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子零件制作出了特殊的机器，这种机器在分析电报中不规则的数字时，发出响亮的卡嗒卡嗒声。他让光线透过凿有小孔和画有密密麻麻的交叉阴影线的半透明方格纸；最亮和最暗的光点的位置所显示的数理关系，可以帮助破译超级密码。他请来数学家研究新的密码破译技术。拓扑学家沃尔夫冈·弗朗茨根据排列不规则的字母之间的距离，破译了美国驻伯尔尼大使馆使用的一种密码。他破译的第一份电报，是告诉华盛顿伯尔尼没有香烟了，请他们再运来一批。
密码处所承担的任务，要求它破译“外国政府、武官和特务”的密码。军事密码电报看来是它的专门破译领域，但它除此以外还破译外交密码电报。这可以追溯到战前同外交部达成的一项协定。密码处破译外交密码电报是为了备战，外交部人事处破译它是为了获得当前情报。这项协定掩盖着两件事实。只有外交密码电报才能被大量截收，供密码处破译人员进行破译练习，其次是历届国防部长喜欢得到这些情报。战争期间，习惯势力、不想失去这块官僚主义地盘、以及希特勒不愿只看到一个情报渠道提供的情报，这三种因素使密码处不断破译出外交密码。鉴于优秀密码破译员极其少见，密码处象这样重复外交部人事处和研究部的工作，明显是整个德国情报工作中最浪费人力的一种活动。
密码处最大的成功是破译了美国武官使用的一种密码。
美国人称这种密码是“黑”密码，因为这种密码本的颜色是黑的。意大利人从美国驻罗马大使馆中偷走了一本，利用它破译密码电报，但他们没有送一本给他们的轴心国伙伴（虽然他们有时候提供破译的密码）。德国人经过分析自己破译了“黑”密码（反过来他们也没有将它送给意大利人）。到了一九四一年秋天，他们怀着特别的兴趣，用这种密码表破译美国驻开罗武官邦纳·费勒斯上校发出的密码电报。
当时，英国军队和隆美尔率领的德国军队，正在北非大沙漠上进行激烈的拉锯战。费勒斯上校作为英国迫切希望对它提供援助的国家的代表，能够知道英国作战计划的各个方面的情况。正如一位称职的武官应做的那样，他跑遍了各地，看到了一切——并且用长长的电报向陆军部作了详细汇报，以便它能吸取沙漠战的教训。
但是，当莫尔斯密码电波在空中传播的时候，在劳夫绿荫遮蔽的监听所里的一位德国监听员，以及为了保证这样有价值的电报丝毫不被漏掉，因而在另外一个截收站里被指定同时监听的一个监听员，正在收听它们，将它们译成文字，然后记录下来。截收的电报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发往柏林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密码处迅速将它们译成英文，再译成德文。为了安全起见，通常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将它们从柏林发往各个情报站，包括隆美尔司令部的情报官，这些情报在隆美尔司令部里是“很吃香的”。
这是有道理的。费勒斯的电报，为隆美尔提供了整个战争期间所有轴心国指挥官所能得到的有关敌军情况的图画中最全面、最清楚的一幅图画。在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二月期间，当他在沙漠中撤回三百英里的时候，他从费勒斯的电报中得到了如下的情报：一月二十三日：从北非撤走二百七十架飞机和大量高射炮，增援远东的英军。 一月二十九日：英军装甲部队完全精疲力竭；仍然可以使用的装甲车辆的数目，损坏车辆的数目，现有车辆的数目以及所在地；前线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位置和战斗力。
二月一日：即将采取的突击队行动，英军各部队的战斗力；在二月中旬以前还不可能使用美国Ｍ—3 型坦克的消息。
二月六日； 第四印度师和第一装甲师的位置与战斗力；重述英军在阿克鲁马—比尔哈希姆防线固守的计划。
二月七日：英国部队在艾因贾扎拉—比尔哈希姆防线稳定下来。
五月，当隆美尔的装甲部队轰隆隆地前进、正在作出最大努力，以便征服埃及、直捣巴勒斯坦，同将从俄国挥Ｕ币南下的德国部队会师的时候，截收的电报告诉他英军原来准备在什么地方建立防线，以及他们后来改变计划的情况。
但是，如果没有燃料，即使最勇敢的将军也不能前进。
对他的生命线的最大威胁是马耳他。这个棘手的小岛，英国在地中海上位于西西里与北非之间的一座堡垒，成了英国舰船和飞机袭击他的供应船只的基地。轴心国打算日夜空袭马耳他，把它炸个稀巴烂，使它屈服；英国则要加强它的防务、使它武装起来。虽然德国人非常清楚这个小岛的重要性，当他们听到费勒斯在四月底发的一份报告的时候，却感到高兴。这份报告说，由于缺乏弹药，一半的高射炮不能发射，空袭使岛上居民死伤殆尽，如果德国继续进行空袭，护航运输船队又不能到达的话， “马耳他的陷落指日可待。”
一九四二年六月，英国决心进行大规模尝试，解救这个岛屿。他们计划同时从东面和西面将护航运输船队开往这个小岛。 （那年春天早些时候，罗韦尔空中侦察中队的西格弗里德·克内迈尔拍摄了集结在苏伊士运河的部分船‘只的照片。 ）为了消灭可能袭击这些船只的轴心国部队，英国轰炸了一个关键的海军基地，并且计划轰炸一些空军基地，组织突击队进行袭击。六月十一日，东面的那支护航运输船队驶出亚历山大港的那一天，费勒斯起草了他的第11119 号电报：六月十二日和六月十三日晚上，英国破坏小分队计划使用连续投掷炸弹、对轴心国的九个机场同时进行袭击。计划使用伞兵和远程沙漠巡逻队接近目标。
这种袭击办法极有可能摧毁敌人目标， 同可能取得的成果相比， 所冒的风险是较小的。如果袭击成功， 英国将准备立即动用全部皇家空军，支援陆军的协同进攻。
今天，英国正从叙利亚往利比亚大量调兵。
费勒斯：他把电文译成密码，让开罗埃及电报公司发往华盛顿。
六月十二日上午八点，劳夫截收站从空中截收了这份电报。
九点，一位密码破译员开始对它进行破译；十点，它被破译出来；十一点三十分，隆美尔收到这封破译的电报，他还有充足的时间通知他的机场作好戒备。
十三日晚上，果然不出所料，突击队的飞机从东面的北非轰鸣而来，另外一些突击队员在克里特附近下了潜艇。正在等候着的德国和意大利部队把他们消灭了。有些飞机被摧毁，但总的说来，英国的这次行动失败了。第二天，由于得·到及时警告而免遭摧毁的飞机，对护航运输船队疯狂轰炸，迫使它调头回窜。通往马耳他的海道仍然被封锁。隆美尔的燃料供应线依然畅通无阻。
两三个星期以后，德军几乎兵临亚历山大城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下令攻克该城。又过几天，希特勒在一次晚宴之后说： “新加坡丢了，只会使有钱阶级提心吊胆，亚历山大城丢了，将会激怒所有的英国人，（迫使他们）起来造邱吉尔的反。现在只希望美国驻开罗的武官，通过他那容易被破译的电报，继续乖乖地向我们报告英国的军事计划。”
但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多少已经听到轴心国破译了费勒斯电报的风声的美国人，用一种新密码代替了“黑”密码。密码处作出了种种努力，也没有把它破译出来。隆美尔失去了这个主要情报来源，又没有足够的补给，无法赶完到亚历山大城的最后六十英里的路程，只好转入防御。英国开始秘密地集结部队。隆美尔由于没有了原来的“吃香的情报”，对英军的集结一无所知，竟然跑回家休息去了。当他正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的上千门大炮向一个叫做阿拉曼的铁路枢纽站开火了。这是后来邱吉尔所说的标志着盟军命运转折点的一场进攻的开始。
这也是密码处的转折点。同盟国加强了密码保密措施，密码处破译的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电报也就越来越少。自从三十年代初期以来，密码处从未破译过苏联的任何高级密码。
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它破译的情报——称作“ＶＮ”，由印在每页上端的两个大红字母而得名，这两个字母代表“Ｖｅｒｌ—ａｓｓｌｉｃｈｅ Ｎａｃｈｒｉｃｈｔ' （可靠消息）——只是些区区琐事·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可靠消息》，可算是一个典型。它是六天前破译的美国国务院的一封电报。这封印有“机密”（最低的保密级别）字样的电报，只不过是一道旅行命令，它告诉美国驻突尼斯领事馆，该馆工作人员马塞尔·Ｅ·马利奇被任命为美国驻伦敦波兰流亡政府的经济事务参赞，并且具体指示如何付给他旅行费用。如同对待所有的《可靠消息》一样，密码处将它升级为“绝密”，命令这份情报的接受者看完后立即将它寄回。
虽然这封电报似乎不值得破译，其他电报却被证明比较有价值。墨西哥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告，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准备承认波兰临时政府。日本外务省将中国新内阁的情况通知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然而这些破译结果几乎不可能对德国的战略方针产生影响。
凡尔赛条约只有一处提到情报机构。它开列的德国步兵师兵力表，允许通信兵建立截收情报的单位。德国陆军没有让这些人从事原来打算要做的低级工作，而是把他们分配到陆军的十二个大型无线电台。一九二五年，随着德国越来越不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陆军成立了六个专门截收站。每个截收站有三至四部接收机，大约二十个无线电人员昼夜二十四小时在那里工作。这些截收站的地方是固定的，难以截收外国机动的无线电情报，因此，一九二八年在边界附近架设了流动测向器，两年以后成立了流动截收班，后来发展到流动截收连。指导这一工作的，首先是密码中心，后来是陆军总司令部大约在一九三六年组织的一个新机构：中心截收站。 ’截收机构是通信兵的一部分，领导通信兵的是埃里希·费尔吉贝尔将军。战时他是参谋总长的下级；他同时负责武装部队通信兵，因而也是密码处的上级军官。费尔吉贝尔是前密码中心负责人，五十刚出头，离婚后又结了婚，戴一副眼镜，为人和气，是一位深受喜爱的军官，博得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高度赞扬； “目光远大，富有组织天才，精力充沛，是他那一行的著名领导人物……甚至能够满足最出乎意料和最困难的要求。”但是凯特尔又说，费尔吉贝尔喜欢对纳粹主义“乱加批评”。的确，费尔吉贝尔参与了一九四四年那一次谋杀希特勒的行动。炸弹爆炸以后，他犹豫不决，没有封锁元首大本营的通讯联系，致使阴谋破产，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密谋者也因此丢了性命。他在通信兵和密码处的职务都由艾尔贝特·普劳恩将军接替。普劳恩矮个头，和颜悦色，是一位极其能干的通信兵军官，曾经率领过一个步兵师，参谋长古德里安说他是：- 个，严优秀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在这两个人，尤其是费尔吉贝尔的主持下，德军通讯情报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显著的发展。它为情报组织如何为了响应情报接受单位的要求而得到发展，以及在满足它们的要求方面如何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事例。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集团军通讯情报工作在四个方面展开活动：设在措森的中心截收站，向措森和各集团军群提供情报的十个固定截收站，集团军所属的七个流动截收连，以及师内的截收排。但是，在波兰战役期间，通讯情报机构只取得了微小的成功。费尔吉贝尔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中心截收站离战场太远。但是，使通讯情报控制离前线近一些，意味着控制将会分散，而无线电侦察的种种教训告诉人们，高度集中对于取得成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费尔吉贝尔作了妥协。他在截收部队中设立指挥官来处理已经准备好了要入侵法国的三个集团军群中每个集团军群的通讯情报工作。
在法国战役和俄国战役期间，这样的组织工作在上面几级是很奏效的。但战术效果仍然较差。因此，在一九四二年，费尔吉贝尔将这项工作集中起来。他将各师的截收排的人员调出来（每排只留一个班），集中组成近程通讯侦察连。每个集团军司令部分配这样一个连。每个连将其所属排分散到集团军的各个防区：两个排截收电报，两个排近程测向，五个排从电话或电报线路上截收情报。费尔吉贝尔重新定了合理的名称：集团军截收连叫做“远程通讯侦察连”，中心截收站叫做“通讯侦察中心站”，截收部队指挥官叫做“通讯侦察指挥官”。 ’每个集团军于是就有一个近程通讯侦察连，外加一个远程通讯侦察连，或者一个固定截收站。再度集中对改善情报截收工作带来了希望。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费尔吉贝尔将每个集团军的通讯侦察机构统一起来，组成一个通讯侦察营。现存的十七个通讯侦察营组成八个通讯侦察团，每个团由集团军群或战区司令部的通讯侦察指挥官领导。最后，在一九四四年初，唯一没有自己的通讯侦察机构的军一级，建立了只有十个人的小单位，分析估价师级和附近的近程通讯侦察连中各排提供的材料。
一九四四年秋天，普劳恩使所有这些组织工作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终结。他在最上层封了一个通讯侦察将军来协调各单位的工作，改善工作人员和设备的条件。富有魅力和广泛的文化兴趣、一度担任过密码中心负责人的弗里茨·伯特策尔将军，被任命担任这一职务。这使通讯情报机构有了第六级，也是最后一级，从而完成了它的演变过程，变成一个很有系统的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组织卓有成效地为各个部队服务，为德军将领提供了有关敌人的最有价值的情报。 在许多这样的通讯站中的许多军官，是怎样工作的呢？
一位年轻中尉的日常工作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中尉尽管级别低，实际上却担任了通讯侦察二团——为中部集团军群服务的那个团——的团长。他就是弗里茨·内布，一个五短三粗、天性聪明的维也纳人，十几岁的时候就对破译密码感兴趣。他阅读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里他所能找到的有关这方面的全部书籍，破译了朋友们为他编的密码。由于德军的一个草率的决定，他反而遇上了他最适合的一种工作。在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和俄国战役的第一阶段，他在通讯机构中工作。在俄国战役初期，当他还是一三七通讯营的一名成员的时候，他在敌后二十英里的地方俘虏了一百三十名俄国人。
有一天，他的少校上级会见了一位老朋友——中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团上校团长，上校对少校讲了一些碰到的问题。少校回答说，他有一个年轻的中尉，在自己的通讯营内解决了上校所碰到的同样的问题。三天以后，内布来到了团部。团部的化名叫“东方海因里希”，设在斯摩棱斯克前俄国秘密警察所的一栋楼房的两层楼里。内布起初只是几名能干的情报分析人员之一，但是，当最先来的一名、接着又是另一名军官离开了、最后头头本人也被调走之后，内布实际上成了拥有四百名工作人员的“东方海因里希”的指挥官，每天向中部集团军群情报官鲁道夫—克里斯蒂安·巴龙·冯·格斯多夫上校递送报告。
内布在晚上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这时候所属各连的最重要的报告已经送上来了。他浏览一遍，指示如何处理它们。从凌晨三点至五点，他综合各方面的材料，准备每日报告，他或者口授，或者只是综合所属各 ·连报告的修改稿。早晨五点至七点，这些报告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传给通讯侦察中心站和所属各集团军通讯侦察连。五份或六份送给他自己集团军群的情报官和其他军官。如果没有紧急问题，内布可以在早晨六点或六点半左右就寝，否则就在七点半。约摸晌午时分，他醒来一次，到军官食堂吃点东西，出一份只有四、五页最重要的新情报的所谓《报告清样》，然后准备下午参加集团军群情报官格斯多夫在他自己办公室里召开的形势讨论会。会议下午四点开始，有时持续三个小时。在会上，各专业侦察机构领导人提交他们的通讯侦察结果，并且进行比较。讨论常常是很有生气的。内布只好完全依靠自己来提供通讯情报，无法求助于任何其他情报来源。大约六点或六点半，有时是七点，他回到家里，随便吃点东西，然后抽空睡一会儿觉。
有时候，内布不去睡觉，而是去上课或者教课，因为他认识到，对他和上同一个班次的其他人来说，天一黑就想睡几个小时的觉是划不来的。他还为未来的密码分析员准备测验题目，在这段时间内，为了找到他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他对一千五百多人进行了测验。 他曾两次在睡梦中打电话报告情报，他醒来时记不清这件事，但别人告诉他了——他发现报告的情况是正确的，方才松了一口气。从此以后，他在他的电话机上接上一台钢丝录音机。
通讯情报的产生，是从情报官布置任务开始的。有时候这只是要求提供笼统的情报，有时则要求提供具体的情报，，比如关于炮兵或装甲部队的情报。通讯侦察指挥官布置所属各单位获取他为了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原材料。在西线，比较高级的通讯侦察指挥官马克西米利安·巴龙·冯·厄尔上校（说他“比较高级”，是因为他领导着两个通讯侦察团），干脆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英美部队的情报。盟军在法国登陆之前，他手下的第十二通讯侦察营，集中收听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同美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盟军在法国登陆之后，他让设在奥伊斯基申的第三固定截收站的十部接收机转收英国的无线电通讯。他让两个固定截收站分担收听英军无线电通讯的任务，一个是设在马利港的第二固定截收站，它专门收听四千五百至七千五百千赫的广播，另外尽可能地收听七千五百至一万千赫的广播；另一个是设在卢夫西恩的第十二截收站，专门收听三千至四千五百千赫、同时尽可能收听一百至三千千赫的广播。在每个截收站或通讯侦察连内部，指挥官可能把人员分成更细的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大约三十六台接收机当中的一台。监听员慢慢地上下调整频率，有时同时收听两个频率，直到听到发报为止。他通知测向队，如果他们告诉他，这家电台现在不向这个截收地区发报，他就继续寻找其他电台，如果正在向这个地区发报，他就继续收听。他留心发报机的语调和发报员的“指法”——发报员发报的习惯手法，和笔迹一样地清楚可辨。仅仅这些就往往可以辨别出是哪个发报员发的报，因此他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的调动——也就是他的部队的调动——是可以跟踪的。监听员在记录截收的情报的时候，还注意其他的细节，例如发射波长、发射台的呼号、接收台的呼号，以及密码识别组等等。
监听员戴着耳机坐在收报室里收报，截收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收报室送到分析中心。各级部队都有这样一个中心，规模同它的工作量和工作复杂程度相适应。分析中心分若干小组，分别进行通讯分析，测向分析，内容分析和最后分析ｊ原始材料往往透露很多情报。长波往往是军以上部队的情报，短波则是军、师两级的情报，超短波是装甲部队的情报。由于并不是每个单位拥有各种密码，因此密码识别组可以帮助弄清敌方的通讯网，并进而弄清敌方的指挥机构。
方向的测定起了补充作用。分布得很广的监听员，转动着他们的专用接收机的活动天线，直到听到敌台最清晰的发报。经过计算可以知道它在哪个方向。他们把这个方向报告给测向分析小组。后者在地图上标出几位监听员提供的方位。这些标线的交叉点就是敌台的位置。
然后，通讯分析员将使用某一频率的所有电台、被某一呼叫信号呼叫的所有电台，以及所有已知的各个电台的位置，全部列在卡片上。他们用图解法表示这些关系，看看出现什么样的格局。一部电台向很少互相通讯的其他许多电台拍发电报；测向队就可以证明这部电台是在遥远的后方。分析员们推断这部电台代表指挥着其他部队的上级指挥机构。
某条线路上通讯突然频繁起来，可能预示着一场进攻，或者是一次撤退，一次换防，或者只是一次训练，但几乎肯定预示着某件事情。分析员跟踪敌台的动向。他们的跟踪往往是非常准确的。有一次，俄国人将一个装甲集团军调往斯大林格勒，而把这个集团军的部分无线电人员留在原地，以便造成假象，似乎这个集团军仍然在原地。但是在行进中，一个随队的电报员由于疏忽而拍发了电报。德国人截收了他的发报，认出了他，从而得出结论，这支装甲部队正往南调，很可能是向斯大林格勒。
尽管从通讯格局中作出的这些推断很有价值，它们却很少象敌方电报的实际内容那样能够提供有关敌人的内部情况。许多这样的电报是没有译成密码的。的确，被截收的此类明文电讯，约占通讯情报的百分之九十五。有时候，它们透露了敌人的态度，使人感到震惊。在俄国，第十七装甲师于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在一千九百六十千赫的频率上收听到了一则谈话： 罗科特； 三十分钟以前，我的巡逻队从十月市巡逻回来报告，那儿没有任何人， 只发现我们自己的伤员。
托斯卡： 为什么向他们开火？你们这群狗杂种，叛徒。
罗科特：炮兵连长没有命令就开火了。
托斯卡：把他抓起来， 用他自己的手枪把他枪毙掉。
罗科特；是。
有时候，明文电报提供了有用的背景情报。一九四三年五月，对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南安普敦附近的一次登陆演习所作的无线电侦察，清楚地显示了它的两栖作战战术。德国人获悉，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师，于黎明时分在十英里的正面展开登陆，以三个旅作第一梯队发起进攻。尽管遇到“敌人”的强烈反击，该师在下午五点到达了托顿一林伍德防线，完成了原定目标突入内地十二英里的三分之二的路程。最难得的是，截收的明文电报透露了敌人的真实意图。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意大利的第二十六装甲师，截收了一道布置轰炸任务的命令，命令明文点出的所要轰炸的村庄，是邻近的二七八步兵师师部所在地。第二十六装甲师发出了警告，二七八步兵师因而只受到轻微伤亡。在俄国发生的类似事件，导致一位通讯侦察指挥官在一九四三年年中宣布；“监听无线电广播（近程情报报道）产生了有价值的效果”。
窃听电话比截收无线电通讯所获得的情报要少，而且除了前线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谈话之外，很少能听到任何别的东西。德国军队从自己的堑壕爬到敌人的堑壕，或者把电话线直接接在敌人的电话线上，或者埋上电话回线，接收地线的回路电话，然后加以放大。
在俄国战役期间，第七十二步兵师的电话窃听队，深入到克里米亚，将电话线接在主要道路沿线固定电线杆上的电线上。在德军的一次进攻期间，窃听队通过这些接上的电话线，听到防守的俄军接到这样的命令；务必坚守某阵地，援军正在路上。谈话中还涉及到俄国大炮及其阵地的细节。所有这些使得德军能够迅速派出增援部队，夺取了那个阵地。
类似这样的明文电报的数量，几乎总要超过密码电报。
比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意大利的第七通讯侦察团团长，截收了二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份明文电报，一万四千三百七十三份密码电报。两者数量如此悬殊的原因，在于一个师的内部简短的电报特别多。越往上面，命令生效的时间越长，因而允许有更多的时间把电报译成密码，密码电报的数量自然就多，到最高一级，实际上所有的电报都是密码电报。它们显然比明文电报重要得多。为了弄明电报的内容，德国人需要对它们进行破译。随着敌人在战争期间加强了密码的保密措施，并且扩大密码电报的范围，德军的破译力量也相应有了发展。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心截收站只有很少的密码破译员——比如破译所有英国密码电报的只有五人。到了一九四二年，它发展到二百人，分成各地区国家组，以及类似霍尔瑞斯型计算机分报组和档案组那样的服务组。它不仅破译敌方高级指挥系统的密码电报，而且破译野战部队破译不了的密码电报，因为野战部队只破译敌方同级部队的比较简单的密码电报’最初德国人在破译俄国密码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北部集团军的密码破译员在一九四四年说，被破译的电报中，“包含有战斗报告，有关集结地域和指挥所的陈述，关于伤亡和补充人员的报告，关于指挥系统和防备进攻的阵地的报告（比如一二二装甲旅二月十四日和二月十七日的电报）。”这些结果只是来自一小部分截收的电报。从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十三个月里，北部集团军截收了四万六千三百四十二份俄国密码电报。它破译了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二份，或者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个集团军的通讯侦察指挥官解释了原因：“要想从同一通讯网里得到足够多的按照同样的密码译成的电报，从而能够破译出当前的密码系统，是极少可能的。”后来他又引出另外的理由： “……敌人使用的密码系统越来越复杂……将电文译成密码时更加细心……（避免同样的地址和署名，结尾和形式独特的名字与短语，如果必须用密码形式、并且用单个字母或单音节表示出来的话，那么或者把它们缩成密码，或者穿插在明文中）。”
换句话说，随着俄国密码的结构越来越复杂、保密措施越来越严格，德国密码破译的成功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北部集团军的密码破译者，从一九四三年的五月至八月，破译的电报总是占截收的全部密码电报的百分之三十四以上，而从一九四四年一月至五月，尽管每月截收的密码电报的数量增加了，可是他们破译的电报从未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三。
这些破译的电报中，几乎从不包括最高级指挥系统的密码电报。对西方同盟国的密码电报来说也是如此。总之，德国人没有破译出敌方高级指挥网中拍发的密码电报。
密码破译员将他们的破译结果送给内容分析员，后者又把他们的结论送给最后分析员。最后分析员将这些结论和通讯分析员所作的结论合并在一起。这些分析常常能够得出宝贵的意见。第七通讯侦察营三连的密码分析员，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为第十一集团军提供过这样的宝贵意见：为了征服克里米亚，第十一集团军发动了大规模强攻，把那个半岛上的俄国部队分割开来了。它在半岛西部的塞瓦斯托波尔包围了一部分敌军；但它还没有消灭半岛东部的敌军，东部是细长的半岛，末端就是刻赤市。由克里米亚方面军指挥的半岛东部上的这些俄国部队，继续集结兵力，准备反攻。第七通讯侦察营第三截收连集中很大一部分力量来确定这些部队的组成，因为这将有助于德军知道他们自己需要多少部队才能击退俄国部队对他们后方发起的进攻。
这就是该连在三月十三日早晨七点十六分截收到一份电报时的形势。这份电报发给一个以前没有听说过、呼号是ＳＯＴＯ的电台，它是拍给“第四十四集团军通讯指挥官”
的。由于该连的记录证明：测向队测定ＳＯＴＯ电台是在刻赤附近发报的，因此该连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向第十一集团军情报官报告； “第四十四集团军肯定在刻赤半岛。”这使情报官对敌军情况又有新的了解。
虽然这一系列的假设似乎有可能导致经常性的错误，但不断的观察随时纠正了大胆的推理，并使推理结果越来越接近事实。第三截收连确定第四十四集团军就在刻赤半岛之后几天，它同样根据一份电报的地址，断定呼号是ＯＰＷＣＨ的电台是敌人第五十一集团军空军参谋机构的电台。但是第二天，它辨认出呼号是ＯＰＷＣＨ的电台所属的通讯网，实际上就是第四十四集团军的一个通讯网，这是“根据这个通讯网的结构、频率通知和监听员的陈述”得出的结论。因此ＯＰＷＣＨ是第四十四军团的一个电台，它接收这份电报，或许只是为了把它转发给第五十一集团军。
通过这些细致的而且常常是令人厌烦的活动，德国无线电情报机构为德国的战术情报和作战情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些低级或中级情报，预告了敌人的进攻，提供了有关敌军战斗序列和敌军弱点的确切情报，既识破了无线电静寂，又识破了无线电诱骗。
比如在俄国，通讯侦察中心站每天发表一篇报告，列出通过通讯情报而被识别或得到证实的敌方所有部队的名单。一份典型的这样的报告，有十四页谈到了苏联的陆军部队，两页谈到了游击部队，两页谈到了空军部队。这份报告从南到北介绍了漫长的俄国战线，列出了一直到师一级的主要部队。
“第五近卫集团军。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测向队测定该集团军司令部在斯塔斯宗夫（波兰）东南地区。根据八月二十五日早晨七点三十分的一份电报，这个司令部正在转移驻地，”报告中有一条目这样写道。另一条目根据莫斯科嘉奖英雄部队的一则广播，列举出了二十个师及其师长的名字，这些师的位置及其所属部队。这份绝密报告印了三十七份，送给东线外军处。根据这份报告和其他一些情报材料，东线外军处就能掌握德军所对付的苏联部队的情况。
一九四四年在法国，通讯侦察部队高级指挥官在确定美军的战斗序列方面，同样达到了极高的准确性。从盟军进攻发起日至六月二十五日，通讯侦察部队确定了美国第一军团、四个军和十五个师（或者是这些师的部分部队）的位置。比如，它正确地列出了第八军所属的几个师：一零一空降师、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九十步兵师的部分部队。这些情报中很大一部分后来写进了西线总司令情报官的战斗序列报告中。临近一九四四年六月底的时候，一位名叫费里。康特罗尔的高级军官在诺曼底英国第二集团军所在地区使用的一部后勤密码被破译出来，使德国人掌握了为建立桥头堡而运抵那里的人员和装备的确切数字。比如，他们获悉，从七月一日下午六时算起的二十四小时内，同盟国卸下了四千三百七十一吨供应晶，一千二百三十二辆车辆，还有一千七百人的部队运抵该地。
更加具有直接价值的，是那些透露了敌军即将采取的措施的通讯侦察结果。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在诺曼底的德国通讯侦察部队证实了美国第十九军的到达，并于第二天得出了如下的结论：该地区将爆发一场大规模进攻。进攻果然发动了——但由于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而于当天就停止了，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六月十九日，通讯侦察部队截收了要求盟军空军部队至迟在六月二十五日以前在卡昂的西面和西南面进行航空拍照的命令。这等于告诉德国人盟军可能要发动进攻以及进攻的地点；他们作了相应的准备。不出所料，盟军果然发动了进攻，但同样遇到了强烈抵抗，结果，三个星期之后，盟军差不多还是呆在他们发动进攻时的阵地上。
在法国的前线部队最欢迎那些预报敌机将要进行轰炸的通讯侦察结果。德国人截收并破译了英国要求空军支援地面部队的电报。然后他们根据截收的情报，用密码播送警报。
在每个师的司令部里，有一名军士经常守在专门收听这些广播的收音机旁。当他收听到一则密码广播之后，立即交给一位军官，这位军官在半小时之内将它译出，并送到他的指挥官或作战参谋手里。例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下午九点，西部战区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如下警报： “（位于法莱期西北十五公里的）索伊格诺尔斯西南两公里的装甲部队将马上遭到轰炸。”这样的警报每天要广播二十至三十次，由于轰炸通常恰好在预报的时间，或者不出一小时左右发生，德国情报——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的正确——大大减少了伤亡和损失。一位通信兵军官从前线报告， “这些广播警报极受重视，”它们“受到了衷心的欢迎”。 在西线，通讯情报产生了最有价值的作战效果，是在凸出地带战役期间。
希特勒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在阿登地区发起进攻之后，美军赶紧调运部队，以便击退德军。美国第一集团军驻防地区的宪兵营指挥很大一部分调兵工作。调兵是根据上级当局确定的路线进行的。德国人很快发现，这个宪兵营用密码向它的所有控制点广播这些路线——德国人知道了三十五个这样的控制点，确定了其中二十二个的位置，它们多数设在法国两条全国公路的交叉点上。广播介绍了调运部队的名称、出发时间和地点、路线，平均速度、车辆数目、行军纵队数目、目的地和到达时间。通讯侦察部队估计，它截收了百分之九十的这样的广播，几乎百分之百地识别出了所有按照预定路线调运的部队。通讯侦察部队说，没有预定路线或者绕过这个地区的那些部队没有被发现。这使西线德军司令部准确地掌握了敌军有哪些部队将被调来，从何处调来，使哈佐·冯·曼特菲尔将军能够转移他的第五装甲集团军，避开了盟军的打击。
但是，通讯情报并不是总能使德国人赢得胜利。有时候它的情报在递送的时候虽然是正确的，但当敌人的计划改变了，它却没有察觉出来，情报就变成过时的了。比如，一九四三年，北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指挥官报告： “六月二十五日察觉出俄国打算对旧鲁萨发动进攻，进攻将于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三时发动，参加进攻的有六个装甲营和其他部队。然而进攻并没有实行，大概因为气候条件不利。”
通讯情报还经常由于许多决定战斗成败的非情报因素中的任何一种因素而变得无效。一九四四年八月九日，通讯侦察中心站在它的一份报告中透露； “第十一近卫集团军奉命改善服装和衣着用品，领取新的内衣，检修全部飞机并准备飞行，改善伙食，每日三顿热腾腾的饭菜。”第二天，正准备换斑的德军从无线电情报中获悉，第十一近卫集团军的两个师，奉命在下午五点以前作好反击敌人进攻的准备。当德军在八月十六日发起强攻的的时候，第十一近卫集团军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进行了反击。但是这次预先警告并没有使德军能够阻挡得住俄军的进攻， 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这支俄国部队第一次使地面战争的战火在第三帝国的土地上燃烧起来。
有时候，通讯情报完全遭到失败。它所依靠的证据是虚无飘渺的——只是监听员耳机里听到的东西——而且可能被隐瞒，或者是捏造的东西。德国人偶尔上了无线电静寂的当：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在法国的第七集团军情报官宣布，无线电静寂意味着盟军在准备进攻，但是在北非，英国人在离前线很近的地方成功地隐藏了一个师，他们使用的办法就是在几个星期之内完全停止无线电通讯。无线电静寂还使盟军多次出其不意地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无线电诱骗也被用来愚弄德军。俄国人每隔几个星期就要使用一次这样的方法，但德国人似乎都把它们识破了。而英国人在诺曼底战役期间，却成功地利用无线电诱骗将三个装甲师从前线的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
最常见的失败或许是分析错误。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参谋总长约德尔认为，一份截收到的关于司令部转移的电报，可能意味着英国人即将占领整个爱尔兰，以夺取西部港口。
他完全错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北部集团军群通讯侦察指挥官在列宁格勒前线报告： “五月的头几天， （俄国）第八集团军只有少量的无线电通讯，不久就完全停止……除了第八集团军的无线电静寂之外，第二突击集团军的无线电通讯没有规律，电报比较隐晦，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转移了……所有这些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俄军即将发动大规模进攻。”
可是进攻根本没有发生。
但是许多成功的例子抵销了偶尔遭到的这些失败。除此以外，通讯情报提供了大量的有关敌方部队的存在、位置和动向的情报，敌军的这种战斗序列基本情报，透露了许许多多关于敌方力量和意图的情况。一九三九年，野战部队指挥官不信任通讯情报，当这些情报不是来自电报的内容，而是来自根据电报的数量和来源所作的推测的时候，就尤其不予信任。可是由于上述原因，到了一九四三年，他们反而把通讯情报当作他们最好的情报来源了。第四十装甲军情报官指出，该军通过一九四三年二月提供的“非常出色的”通讯情报， “几乎始终确切地掌握了敌人的态势、位置和实力。这些了解对全部消灭波波夫的装甲集团军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诺曼底战役期间，西线情报官获得的情报中，百分之六十来自无线电情报，百分之四十来自所有其他情报渠道。
西部战区参谋长称通讯情报是“弄清敌人情况的最重要手段”·西线外军处的一个头目称它是“所有情报人员的宝贝”，东线外军处负责人格伦把它列作他的最重要的情报来源。哈尔德则直截了当地宣布它是“最丰富最好的情报来源”。
实际上整个德国空军是迫不得已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参加了这个魔术般的演变过程。一九三四年五月，当官方仍然替空军保密的时候，空军已经设立了通讯主任一职，任命沃尔夫冈·马蒂尼少校担任这一职务。他在自己的部门内成立了三处（无线电处），三处Ｃ组处理无线电情报。组长是库特·戈特施林。他的第十项工作就是建立一个无线电情报机构。
到了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建立了十个流动截收连和十四个固定截收站。后者的掩护名称是“气象台”，通常是在一栋石头平房里进行操作，平房附有汽车库和营房。底层是无线电收报室、测向控制室、资料分析室、通讯室和行政管理处。顶楼是会议室、应急厨房、休息室和储藏室；地下室里安装着动力和供暖系统，还有车间和作坊。平房顶上耸立着一座高高的木塔，支撑着闪闪发亮的蜘蛛网天线。每个固定截收站监听一个指定地区。比如，德国西南角的特里尔截收站，监视着法国、比利时和荷兰。
空军通过它的四个大机群执行作战任务，每个大机群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群。每个大机群配备一个无线电侦察营，每个营由两个流动连组成，和大机群一起在战地进行操作。每个大机群在德国有一个支持性的固定截收站。战争期间，无线电情报越来越有价值，以致有三个无线电侦察营扩充为无线电侦察团。三五三团侦察俄国，三五二团侦察地中海——该团的一个连在阿蒂卡的最南端苏尼翁角设立了一个监听站，在这儿的海岸峭壁上，有一座破旧的海神庙，在波涛汹涌的爱琴海上显得巍然高大。三五一团集中对付西线的盟军空军。
该团多半在夜间工作，各营有具体的分工，比如三五七营，专门监听重型轰炸机方面的无线电情报。
指导整个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的是三五零营，它包括空军总司令的密码中心和无线电侦察战地中心台，前者设在波茨坦新宫前皇家马厩里，后者设在特罗伊恩布里岑空军战斗机第一军附近。这个营的营长，因而也就是整个五千人的空军无线电情报机构的负责人，首先是乌尔里希·弗罗伊登费尔德少校，他后来在斯大林格勒战死，死前由于作战勇敢而获得铁十字勋章和令人垂涎的骑士十字勋章，一九四二年之后是鲁道夫·弗里德里希上校，他业余时间酷爱打猎。
这个机构的基本任务是谋求弄清敌方空军的机构、补给和作战活动——这在西线的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意味着预告盟军的空袭。德国人通常是靠监听盟军轰炸机上的无线电人员在飞机起飞前测试仪器设备来判定他们是否进行空袭的。
比如，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晚上，监听员打开一套德国监听设备，对准皇家空军轰炸机的频率，逐渐听到多重的尖啸声和嘁嘁喳喳的声音。德国人很快判断出，约有十六架轰炸机将从赫姆斯韦尔起飞，约有二十四架从沃丁顿起飞。他们立即通知了夜间战斗队大队。
同盟国时而企图用不只是在将要起飞的飞机上调试仪器的办法来欺骗德国人。但是德国人通常识破了这一手法。无线电人员的谈话有时候暴露了目标；测向仪每隔两三分钟进行一次测向，将每个测定点串联起来就是敌机的飞行路线。
有一个无线电侦察连，让无线电监听员坐在挪威沿海远程巡逻机的空中射击员的位置上。这些飞行监听员及时预报了皇家空军的许多次空袭。但是伤亡率很高，必须不断地训练每架巡逻机上十名机组人员的伤亡补充人员。
在美国轰炸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期间，空军无线电侦察取得了一次最大的成功。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一百七十八架四引擎解放者式飞机在班加西隆隆起飞，进行一次航程最远，从潜在意义上讲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空袭，因为普洛耶什蒂是希特勒饥渴的战争机器的主要石油来源。在希腊的一个德国空军无线电侦察单位察觉了这个行动，向所有的防空部队发出了警告；一大批轰炸机自从凌晨以来在班加西地区相继起飞。这使普洛耶什蒂的防空部队（欧洲最强大的防空部队）有充足的时间作好准备。当轰炸机贴着油田的井架，飞过油田及其油井、炼油厂和储油罐的上空的时候·遇到了美国轰炸机在战争期间所遇到的最猛烈的高射炮火。五十三架飞机，或者几乎是每三架当中的一架被击落，几十名美国飞行员丧生，而油井照样出油。 德国空军无线电侦察机构预告了盟军的许多次空袭，空军所收到的有关敌人的情报，百分之七十的确是由它们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敌人情报也的确是由它们提供的。可是德国的高射炮和战斗机的威力往往太弱，对付不了没完没了倾泄而来的盟军轰炸机。空军无线电情报最终只不过再次证明了这样一条道理：没有实力，情报一钱不值·许多高级军官对军事通讯情报的夸奖，只限于它的战术和作战效果。因为在战略方面，德国通讯情报遭到了彻底失败。同盟国能够破译德国各级密码电报，直至元首本人的指挥密电，而德国人呢？虽然他们有时破译了罗斯福和邱吉尔的外交电报，但从未破译同盟国的机密或绝密军事密码。同盟国常常知道德国全面指导战争的计划，而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始终不知道同盟国的这种计划。对同盟国机密电报的探查证明，它们是无法破译的。对所有这些电报进行统计检查，找出密码员可能犯有的一处错误，从而破译出十几份这样的电报，是有可能的，但这样做势必要把过多的密码分析员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抽调出来，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比较低级，取得成效的把握却比较大。因此，德国人并不谋求破译这些机密电报，而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甚至放弃截收这些电报。他们默认在秘密战争的这个最重要的领域遭到了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