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六步兵师急需一名间谍，这个师正在保卫着第三帝国的边界，防御前进中的英军的进犯。时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英军已经占领了荷兰边界城镇锡塔德，这是一个平衍，开阔的城镇，镇上耸立着一座教堂，画有红白横条的教堂塔尖特别醒目。一七六步兵师刚刚给予英军以沉重的回击，英国兵说到圣诞节时他们再也守不住锡塔德了。但是，他们是真撤退，还是换班，或者仅仅是口头上讲要撤退？一七六步兵师需要了解这个情况，只有派遣一个间谍到敌后去，才能了解到这个情况。
在希特勒的德国行将没落的时候，间谍是由党卫队控制的。一七六步兵师向西线党卫队队长的联络官提出了紧急要求。十二月二十日，联络官作了答复，派出一个代号叫“潘”的特务，到锡塔德去侦察英军的动向。当天晚上，一名党卫队队员交给“潘”一个合适的身份证，带他到一七六步兵师。他们从团战斗指挥部来到锡塔德北面苏斯特伦附近的那个营，从那儿，“潘”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前往锡塔德的路上，他发现铁路线西面部署着三辆英国坦克。他在锡塔德和一位熟人住在一起，从锡塔德西面铁路沿线上的房子里，他数了数望见的中型坦克，共有三十二辆。他还发现在锡塔德至利姆布鲁克的铁路线南面有两个轻炮兵连。第二天上午，他两次骑自行车出进锡塔德。侦察两条铁路线两边的中型和重型坦克，他估计共有三百辆。他观察了停在所谓别墅停车场里的许多英国小汽车和卡车，然后潜伏在他朋友的家里，躲避英国在锡塔德对德国间谍的搜查。当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若无其事地向一名英国士兵打听部署在城镇北面的一门重炮，得知那是一门四十二厘米榴弹炮。
他向一七六步兵师报告了他看到的情况，还为他们画了一张草图。虽然他没有带回可以显示英军意图的具体情报，但他提供的情况，或许有助于情报参谋对敌人作了什么样的计划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该师“非常满意他的侦察结果。”
从许多方面来看，“潘”的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事间谍活动的缩影。德国的军事间谍活动，只是从战术方面来讲才是成功的，对德国武装部队的贡献显然很小。
德国的军事间谍机构，最后被它的竞争对手并吞。它的失败，或许同它的前身普鲁士一德意志参谋总部谍报处的失败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是直接继承这个前身的，不象军队的其他许多机构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中断。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战之后六天，陆军参谋总长将谍报处——此时已称为情报处——转交给柏林的代理或看守参谋总部。情报处的任务是从事谍报和反谍报活动。军队遣散之后，情报处缩小为情报组，隶属参谋总部外国军队处。原谍报处处长瓦尔特·尼古拉中校从此默默无闻，他的宣传活动使他在政治上不被人接受。情报组组长是谍报处的老资格弗里德里希·格姆普少校。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德国披上了许多伪装。参谋总部改为军队部。外国军队处变成军队部三处。情报组变成军队部三处谍报组（ＡｂｗｅｈｒＧｒｏｕｐ）。
“Ａｂｗｅｈｒ”一词丝毫没有情报或消息的概念。一Ｗｅｈｒ这一部分是由印欧语系的一个词演变而来的，近似于英语的" Ｗｅｉｒ" （堤坝）一词。它的实际意思是“防守、保护”，用在" Ｗｅｈｒｍａｃｈｔ' （国防军）这样一些词中。ａｂ—与意思是“脱离”的英语词“ｏｆ”为同一词源的词，在这里加强—Ｗｅｈｒ这一部分所含有的拒绝、抵制的意思。因此，“Ａｂｗ—ｅｈｒ”一词的意思是“避开、防止”。用它作为反谍报机构的名称是合理的。德国军队使用它，部分原因是谍报组确实在御防外国间谍，但是主要原因还是这个词掩盖了谍报组自己的间谍活动。这个词因而一直沿用了下来。
这个小单位的四名军官，首先谋求弄清东方的混乱局势，因为东方的波兰人，赤俄分子和白俄分子正在互相混战。
其次谋求建立一个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大概首先以法国为活动目标。谍报组还指挥陆军密码破译机构——密码中心——的情报活动，接受它破译的密码，虽然不负责它的行政管理。格姆普领导谍报组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他晋升为将官，方才离开这个职位。京特·施万特斯少校接替他。施万特斯原是一个骑兵，调到谍报组刚满一年。
这时候，国防部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很快就对谍报组的组织地位产生深刻影响。一位新国防部长上任了，此人颇受他的下级库特·冯·施莱歇的影响，施莱歇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朋友，精力充沛，野心勃勃，喜欢和人一起耍弄阴谋，眼巴巴地想当总理。施莱歇极力怂恿他利用部分下级机构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当然也就加强了施莱歇本人的权力。谍报组就是这样的一个下级机构。它的情报可以带来额外的好处。于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这位部长已经把谍报组和海军谍报单位分别从军队部三处和海军总司令部里抽调出来，联合组成谍报处，直接归他领导。后来密码中心也合并过来了。这位部长还命令，海军截收的全部情报材料都要送交谍报处。收集情报的活动如此集中，使他能够宣布谍报处是“国防部唯一的情报收集站”。自然这并没有满足施莱歇对权力的渴望。不到一年之后，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这位部长将以前直属他领导的几个机构，包括谍报处，集中起来组成部长部，部长不用说当然是施莱歇。由于部长部最终演变成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两项措施使谍报处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德国的陆、海、空三军处理谍报活动的超级机构。
施莱歇认识到完全控制一个收集情报的机构的好处，到了年底，他撤掉了施万特斯，换上他的亲密朋友费迪南德·冯·布雷多中校。布雷多在一九二一年是谍报组的校官，但是，这与其说是促使施莱歇让他负责谍报处的一个理由，不如说是一个借口。他是一个健壮、快活的男子汉，只要有聚会，他就准备参加，总想显露一下自己的重要身份，这与特务机关头目应有的缄默和谨严是格格不入的。他改组了谍报处，扩大了机构，到法国和比利时招募特务，尤其是吸收德国军火企业的代表当特务。但是，他的实际工作是为施莱歇服务，据说他通过他的妻子与报业巨头、右翼政治家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取得了联系，他为施莱歇效劳，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这个联系进行的。施莱歇后来终于当上了国防部长。他立即任命布雷多为部长部部长。三天以后，一九三二年六月七日，他打破了六十六年的传统，任命一位海军军官担任谍报处处长。
海军中校康拉德·帕齐希，是一个正直的军官，长着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一九二九年被派去领导海军谍报组。他是去接替另一个人的，这个人同布雷多合不来，而且使海军丧失了影响。在基尔一同服役时就认识帕齐希的海军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认为帕齐希和蔼可亲的态度将会消除这个问题。事实很快证明他的这个看法是对的。虽然帕齐希愿意继续呆在海上，他来到谍报处后，工作却很卖力。布雷多离开之后，帕齐希确实被认为比其他五个小组的负责人（全是陆军军官）更适合领导整个谍报处。帕齐希具有这个能力，再说施莱歇需要安慰一下海军，给它一个职位，补充刚被陆军夺走的一个，于是施莱歇就任命帕齐希为谍报处处长。然而，人们并不认为谍报处非常重要；它的领导不是一个要职，假若是的话，在一个大陆国家里规模最大、影响最甚的军种陆军就会把它留给自己，而给海军另外扔一点残羹剩饭。
帕齐希继续扩大谍报处。他的宽厚为人，使谍报处亲如一家。可是他每天向施莱歇提供的情报，通常只不过是密码中心截收的两三条可靠消息，而间谍的报告却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价值。此外，希特勒上台以后，帕齐希碰上了普鲁士的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他的长处也就不起作用了。
它们的权力之争过于短兵相接。帕齐希尤其同秘密警察的反谍报处发生了冲突。对此，希特勒一手挑选的新任国防部长、 “橡皮狮子”维尔纳·冯·勃鲁姆堡陆军元帅，是不会感到高兴的。接着，勃鲁姆堡得知，罗韦尔的高空侦察机根据谍报处同他们达成的协议进行飞行，拍摄了波兰的港口和要塞。这种行动如果被发现，就会危及希特勒在外交上迄今为止最高明的一着：同讨厌的波兰签订出人意料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希特勒在莱茵兰采取行动时，波兰是他的后方。
空中侦察队的轻率行动，为勃鲁姆堡安抚希姆莱提供了所需的借口。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解除了帕齐希的职务。帕齐希后来担任了新造袖珍舰《格拉夫斯皮》号舰长。雷德尔任命威廉·弗朗茨·卡纳里斯上校取代帕齐希担任谍报处处长，卡纳里斯后来成了传奇式人物。
卡纳里斯一八八七年一月一日出生于阿普莱贝克，当时那儿还是鲁尔流域多特蒙德市的一个郊区。虽然他后来喜欢说自己是十九世纪希腊独立战争的大无畏英雄康斯坦丁诺斯·卡纳里斯的后裔，他的家庭实际上是在十七世纪从意大利移居到德国的。他的父亲，一个铸造厂的厂长，把家搬到杜伊斯堡，卡纳里斯在那儿上的中学。十八岁的时候，卡纳里斯作为伺官生参加了海军。他身高只有五英尺四英寸，浅蓝色眼睛，纤细的头发。他的上级说他“虽然有些腼腆，却讨人喜欢”。他的“英语讲得相当流利”，后来又学了法语和一些俄语，在加勒比海巡航期间又学会了西班牙语，而且说得很流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德累斯顿》号轻巡洋舰上服役，这艘舰是在福克兰群岛海战中唯一没有被击毁的德国舰艇。它在太平洋上一路劫掠商船，后来被一艘英国巡洋舰追得无路可逃，只好在智利领海里放水把舰沉掉了。舰上人员被扣留在靠近那个菜豆形国家海岸的基里基纳岛。大约五个月之后，一九一五年八月四日，卡纳里斯取得了舰长的同意，扮作当地人，划船到达岸上。他凭着会讲西班牙语，上岸后就逃之天天了。他首先南下三百英里到达奥索尔诺，然后骑马奔了三百英里，越过安第斯山，到达阿根廷的内乌肯，他从那儿坐了六百英里的火车，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持着发给雷德·罗萨斯的假智利护照，搭上了荷兰《弗里西亚》号轮船。这次航行对卡纳里斯的神经是一个考验：到达目的地中立港口阿姆斯特丹之前的最后一个停靠港是敌国的法尔默思港。一九一五年十月四日，他回到柏林，离他逃走的那一天整整两个月。
第二年，德国海军部将他派回西班牙，他持的是同一护照。在德国驻西班牙海军武官的监督下，他挑选从事特殊任务的特务。在这一年中，他不仅取得了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而且打下了关系的基础，这种关系在二十年后被证明对德国的谈判大有帮助。但是卡纳里斯渴望参加战斗，雷德·罗萨斯便大胆地取道敌对的法国和意大利回国，他在意大利被捕了。有影响势力的朋友将他释放出来，让他回到西班牙。下一次他再也不冒从陆路返回德国的风险了；海军派出一艘潜艇接他。
他在一辆从马德里开出的火车上甩掉了盯梢，然后潜伏在地中海港口卡塔赫纳。一九一六年八月底，接他回国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海军第二次派出Ｕ—35号潜艇接他，约定时间是九月三十日晚上或者十月二日晚上，地点在距离附近的蒂诺索角灯塔五英里的一百八十度方位的海面上。卡纳里斯和其他几个也要返回德国的德国人，乘一艘小船前往约定地点，西班牙的巡逻艇没有阻挡他们。大约半夜里，他们携带着获准前往马略尔卡岛帕尔马的证件，换乘一艘较大的帆船，船员都是西班牙人。在两个半小时中；他用暗淡的灯光向海上发出了莫尔斯识别信号，但是没有得到回答。就在这时候，Ｕ—35号潜艇靠近了蒂诺苏灯塔，从索利特罗湾上许多点着灯火的渔船中，发现一艘渔船顶上的一盏灯闪着识别信号。潜艇离它有三百码远，向它至少发出了十次莫尔斯Ｋ信号。但是卡纳里斯没有看到信号。十月一日凌晨，卡纳里斯在船上挂起一面红色三角旗。过了不久，他报告道：我发现西边有一艘汽船，我立即辨认出它是敌人的一艘拖网渔船。它先停了一会儿，然后向我们开过来。我一认出拖网渔船， 马上降下红色三角旗，然后，为了装得不怎么可疑，便以缓慢的速度向马萨龙的方向驶去。拖网渔船迅速靠近。我们藏在船板下面的压舱内。拖网渔船在靠近我们那艘船的尾部停了下来。 由于他们只看到我们船工的西班牙船员， 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向东南方向，朝着那儿出现的一艘船只驶去……拖网渔船上的船员穿着法国海军制服。
卡纳里斯重新将船往约定地点开去。与此同时，Ｕ一35号潜艇从水下到达那里，发现并赶上了这艘帆船。帆船上有一个人发现离左舷船尾不远的海面上露出一个潜望镜。卡纳里斯把船调到朝西的方向，在船帆的后面亮出那面红色三角旗，以免让拖网渔船发现。他根据约定的办法，反复升降主帆。这时候，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Ｕ—35号潜艇从刚刚还是碧波一片的海面上冒了出来，那情景总是使人感到惊讶的。两艘船只靠近的时候，海水从潜艇顶上泼泻下来。早晨六点四十分，卡纳里斯和其他人跳上潜艇，钻进内舱，潜艇窜入水中，驶向德国。
卡纳里斯后来奉命指挥ＵＢ—128 号潜艇。但是这艘潜艇活动的地方——地中海——条件太差，为时也太晚，使他不能赢得任何荣誉。
在停战之后的德国的一片混乱之中，卡纳里斯坚定不移地奉行一条右翼路线。他曾经在一个军事法庭中工作过，这个法庭免罪释放了杀害共产党领导人卡尔·李》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大部分凶手。后来他帮助一个被判犯有渎职罪的犯人逃走。他担任国防部长助手的时候，站在反对国防部长的一边，支持沃尔夫冈·卡普博土领导的夭折的军事暴动。他为这件事坐了几天监狱。当国内局势稳定下来，尤其是当他在一九一九年结婚之后，他平静下来了。但是在重建德国海军的过程中，他仍然作为一名特务在神秘的走廊活动。二十年代末，他写了一篇关于使用鱼雷快艇的备忘录，西班牙国王对这篇备忘录很感兴趣，用德国的钱在卡迪斯修建了一个鱼雷快艇制造厂，使德国人更加提高了有关这个武器的技术知识。通过同这位国王和独裁者米格尔·普里莫·德里维拉的私人关系，卡纳里斯打下了在卡迪斯建造一种新型潜水艇的基础。后来他访问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试图说服阿根廷帮助德国实施制造潜水艇的计划。
在这些年中，他不断提升，轮流在海上和陆地服役，总是获得好评； “实属罕见，具有肩负要职的优秀军官的各种品质……不知疲倦……判断准确……能力最强”（—九二一年）， “出类拔萃”（一九二七年）， “他的下级信任他”（一九二八年）； “感觉最灵敏，很会动脑筋”（一九三一年）。一九二六年，他的一位上级说他在“海军、陆军和政治方面”有能力，夸奖说； “由于他能非常敏锐地洞察外国人的心理，具有非凡的语言能力，因此他在同外国人（从下层人土到社会名流）打交道方面堪称模范，能够很快地取得外国人的信任。假如他要负起这样的责任，他是不会遇到障碍的，任何不测都不能使他退缩，不管什么地方，无论封锁如何严密，他都能挤进去，同有关的人进行接触，这样他就可以凭着他那孩童般的天真面孔，在短时间内把局面操纵起来。然而，许多军官——包括未来的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并不喜欢他。他们认为他狡猾。
一九三二年十月，他担任《施勒辛》号战列舰舰长，希特勒一上台，他就开始向舰上人员宣讲纳粹主义的不朽。“他作了充分的非常认真的准备，讲解通常通俗易懂，在这方面起了模范影响，”他的上级写道。他不失时机地巴结纳粹新统治集团中的权力掮客：当他的下级军需官向希姆莱写信的时候，他顺致问候。 （这位下级是奥斯瓦尔德·波尔，后来是集中营的总管。 ）卡纳里斯在《施勒辛》号战列舰上服役了两年，但是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台阶，他却没有爬上去。他没有被提升为舰队司令。他的上级对他作了尽可能保留的正面推荐： “应该说卡纳里斯是称职的。”
即使这个推荐，也由于下面这条建议而变得没有多大价值了；他的“才智，使他更适合于向军事政治方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方面发展”。因为卡纳里斯虽然勇敢、能干，却根本不具备高级指挥官必须具有的冷酷无情的进取个性。再说雷德尔也不喜欢他。舰队司令的职位当然被别人抢走了，卡纳里斯只捞到一个闲职：波罗的海斯温明德海军站站长，就在那里等着告老还乡了。
但是，他到达那儿几个星期之后，帕齐希被解职了。帕齐希推荐卡纳里斯接替职务。卡纳里斯的级别相称，他的服役记录是优秀的。他熟悉外国。他的上级多次强调他在政治军事方面是有能力的，而且也有间谍工作的经验。他是亲纳粹的，这将有助于消除曾使帕齐希陷入困境的磨擦。从各方面来说，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职务，只有雷德尔不喜欢他。雷德尔拒绝了帕齐希的推荐。只是当帕齐希指出，不这么做，海军就得把谍报处交给陆军，因为谍报处里再也没有更合适的海军军官可以继任这一职务，雷德尔方才同意。一九三四年深秋，雷德尔把卡纳里斯从斯温明德召来，派他到柏林去熟悉他的新工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卡纳里斯上校担任了德国间谍和反间谍机构的领导人，那天他正好四十八岁。
他年纪不算很大，头发却过早花白了，人们因此称他“白发老头”。他的风度不象军人。他动作轻，不引人注目。在他的办公室“狐狸窝”里，他总是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没有听到他到来的动静。他不修边幅，喜穿便服，不爱着军装，即使穿军装，总是捡最旧的穿。他把他的勋章扔到抽屉里，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在一起。他的下级听说他曾经获得金质德国十字勋章，却无法从他那里得到证实。他晋升为海军少将、中将和上将，还是别人告诉他们的。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和他一样，不注重仪容。一天晚上，他参加大型招待会，会后穿着一身礼服回到家里，一个女儿见了就嚷开了： “瞧您这别扭1 ”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他的家庭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然而他很注重社会礼节，非常客气，遇有约会，总要提前到达。
他似乎一年四季总是感到不够暖和。即使在夏天，他也时常穿一件大衣。他打网球的时候，穿一件厚毛衣。他有点儿患失眠症和疑病症。他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在街上碰到他的邻居、钢琴家赫尔穆特·毛雷尔时，总要带点妒忌地问： “你睡得好吗？”而他自己需要服用大量的环巴比特鲁和溴异戊醯脲，才能安静地睡上几个小时。他总是劝别人服用他常吃的这种安眠药。他休息的办法是骑马和打网球，出其不意是他打球的致胜秘诀。
他的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虽然在战争期间，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巴伐利亚阿梅尔湖，而他却留在柏林，每年探家两三次。他秉性和蔼，关心手下的工作人员。有一个星期天，他请一位年轻女秘书替他打一份备忘录。她带上眼镜打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他便问： “孩子，为什么要戴眼镜？”她回答说她近视了，他说，这么年轻不应该戴眼镜。
谈话虽然不长，却使她看到：他在关心下级，把他们看作人，而不是一群仅仅替他卖命干活的劳力。他在和人打招呼时总是喜欢称“您”，更证明了他的友好态度。
他喜爱动物。除了家里养了一只鹦鹉外，他还有一对小猎狗，成天在办公室里跟着他转。他常常和它们说话。有时候，他关心它们似乎胜过关心他的下级和他的工作。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一次打电话到柏林，询问其中一只生病的小狗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以致一些意大利人认为他是在用暗语讲话，其实这是真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喜欢狗，那么这个人就不能信任。他本人说过，他相信动物甚至胜过相信人。希特勒也讲过类似的话。
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悲观的。他常常一脸忧伤。除了同朋友们在一起时外，平时很少讲话。为了养精蓄锐，应付极沉重的工作负担，他每到晚上十点整就撇开由他照管的一大堆事务。有一次，他向一位下级解释说： “晚上十点以后，谁也讲不了正经话。”这位军官轻声答道； “十点以前也是这样，上将先生。”他的文化兴趣广泛，手不释卷，尤其喜欢阅读外事方面的东西，但也喜好纯文学；他常常将哲学和史前学方面的书籍馈赠同事。谁都说他聪明。他善于迅速抓住别人的思想，讨厌开长会。
他的性格中也有令人不愉快的一面，不过并不伤人感情·他在每日召开的碰头会上，当一位下级汇报情况的时候，他总要挖苦地评论几句。当他和他的副手、非常讲究衣着的汉斯·奥斯特，在他家后面的网球场上比赛的时候，他喜欢把奥斯特逼到土质地面网球场的潮湿角落里，较量个没完，直到他最后使奥斯特滑倒了，把刚刚烫过的白色长裤子坐上一屁股泥方才罢休。他听下级口头汇报的时候，有时不停地追问细节，下级只好承认自己也弄不清楚。
但是，他的下级似乎觉得他的讥讽挖苦不带尖酸刻薄，反倒具有内在的幽默和善意，因为他们喜欢他，甚至热爱他。他们喜欢听他讲述如何对付爱发火的上级的故事。上级发火，就要骂人，他对付的办法，就是上级骂一句，他就重复这句中的最后一个词。上级骂“你们的舱面军官是个蠢猪！”卡纳里斯答道“蠢猪！” “这家伙干事恬不知耻！”
“恬不知耻！”一骂一答，上级的火气也就慢慢地消了。
这个方法是纯粹卡纳里斯式的。同他一样，它是在兜圈子和玩弄词义的细微差别，使上级的火气转到他自己身上。
卡纳里斯很少直截了当地说是或不是。他常常以反问来回答问题。他讲话总是半吞半吐，含含糊糊。他不喜欢强迫。他不适于当行政官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他不善于负领导责任。
他对不同的下级下达互相矛盾的指示。他在视察部下时常常招致混乱。他挑选的一些下级是很糟糕的，他能容忍那些不能胜任职务的人。当外面批评他们时，他却极力替他们辩护。然而总的说来，他的性格有些怪，他的一位直接下级说他是自当军人以来所共过事的上级中最难相处的一个。空军情报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说他是一个好的情报人员，但不是一位杰出的领导。
他在接替谍报处的领导职务时面临的头一个问题，就是曾经使他的前任丢掉了职务的那个问题：同纳粹党及其控制的机构的磨擦。他用简单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破除了帕齐希的观点，开始同希姆莱的人进行合作。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担任谍报处领导两个半星期之后，他和一个下级从下午三点至六点，在国防部会晤了海德里希及其三名军官，就谍报处、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分工达成了协议。五天以后，大概是在卡纳里斯的敦促下，国防部长勃鲁姆堡要求内务部长和财政部长采取一些安慰海德里希的措施。海德里希则撤掉了盖世太保里一位反谍报处的官员，换上一个比较讲究策略的人，这个人同卡纳里斯相处很好。两年以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签订了“十诫”，进一步划分了谍报处和盖世太保之间反谍报活动的权限。
这几个互相竞争的机构的上层，表面上没有磨擦，多半归功于它们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卡纳里斯在《柏林》号巡洋舰上当大副的时候，海德里希是该舰上的伺官生。海德里希在表面上至少总是尊重和亲近年纪比他大的卡纳里斯的。他们经常共进午餐。他们住在柏林西南的一个住宅区内，两家相隔不远。海德里希一家常常邀请卡纳里斯一家玩槌球游戏；卡纳里斯一家经常邀请海德里希一家吃饭，主人亲自烹调，作一些稀罕的佳肴，例如黑面包屑裹猪肋，还有红葡萄酒。卡纳里斯太太和海德里希一起拉过小提琴。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两家曾经在布拉格一块儿度过一个星期。
卡纳里斯还是意识到野心勃勃的海德里希所构成的威胁。有一天，他的邻居毛雷尔正往车站走去，突然从拐角处窜出一个人和一条狗。那条狗猛扑过来。虽然那个人吹了一声口哨，把狗唤回去了，毛雷尔却恼羞成怒，警告那个人：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但要开枪把狗打死，还要把人打死。几天以后，卡纳里斯把毛雷尔介绍给一个人，这个人恰好就是那条狗的主人“海德里希先生”。海德里希说他已经认识毛雷尔；他就是曾经想打死他的那个人。卡纳里斯立即问道， “是吗？什么时候？”但是这位满头白发的海军上将似乎缺乏个性力量去同魄力粗犷的海德里希进行斗争。有一次，海德里希告诉他，一位新教牧师（卡纳里斯的一位相识）还在继续进行反纳粹活动。卡纳里斯本当要问，这个人在集中营里怎么能进行这样的活动？但是他却保持沉默。另有一次，海德里希表白自己一直是反对砸玻璃窗那天晚上发生的反犹太人暴乱的， 自己参加那次行动，只不过是在执行他的命令，他听了以后照样一声不吭。
卡纳里斯面临的另一个紧急问题，是谍报处的机构在迅速扩大。卡纳里斯就任后不到十一个星期，希特勒宣布恢复征兵和扩军。军区数目从七个增加到十二个，每个军区设一个谍报站。不仅谍报站的数目在增加，每个谍报站的人数也在增加。在二十年代，每个谍报站只有一至两名军官。在一九三七年，仅慕尼黑谍报站就有十名军官。另外还有土兵，文职官员和雇员。
卡纳里斯还预见到，自从一九二八年以来一直是军队的“唯一情报收集站”的谍报处，将重新变成纯粹间谍机构。
在他上任的头一年，这个变化过程还未开始之前，谍报处共有六个组：一组，陆军谍报组。二组，密码中心。三组，反谍报组。四组，破坏和暴动组。五组，海军谍报组，包括驻海军通讯情报处联络处。六组，空军谍报组。密码中心和罗韦尔的空中侦察中队脱离谍报处，使这个机构不再起非谍报活动的作用。一九三六年的一次改组把几个谍报组集中起来，从而加强了这个机构在谍报方面的工作。这次改组将一，五、六组划归一组组长指挥。与此同时，六组重新编为七组，驻海军通讯情报处联络处编为四组。二组空缺起来。
一九三八年六月一日谍报处进行的一次新改组，使这个机构朝着专门从事谍报活动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达到顶点，因为经过这次改组，谍报处升为谍报局——级别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其他机构一样得到了提升，目的显然是使这个新指挥机构享有较高威望。谍报局一处专门负责武装部队的全部间谍活动，陆、海、空军的谍报组成为一处的组级机构。七组即破坏和少数民族暴动组成为谍报局二处。三组即反谍报组成为谍报局三处。原来的二组取消。第四组即驻海军通讯情报处联络处，并入纳粹党对外处，对外处在同一天划归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对外处最初处理涉及德国武装部队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后来它的作用逐渐加强。它主要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提供有关外国政治局势的情报，只要这种情报是涉及军事问题的。它为最高统帅部分析外国报刊，使最高统帅部同外交部保持联系，并且充当德国军队驻外武官和外国武装部队驻柏林武官的联络处。这个处的处长，从一九三八年夏到战争结束时为止是利奥波德·比尔克纳海军上校（后来升为海军中将）。一九三九年，卡纳里斯在总部增设一个中心组，从而完成了机构的改组。中心组组长是奥斯特上校，就是那个打网球时坐了一屁股泥的奥斯特，从此他成了卡纳里斯的参谋长。这个组处理人事、财政和其他行政问题。比如，它的一个小组集中保管特务的档案，这些档案装在大型金属桶里，桶顶有开口。每个特务都有一张档案卡，如果档案材料太多，一张卡片填不下，就立一个档案袋。
卡纳里斯的工作不仅仅是管理自己的机构，希特勒还利用他作私人使者和收集情报。卡纳里斯在布加勒斯特同罗马尼亚独裁者会谈，在马德里会晤西班牙参谋长和佛朗哥，在罗马会见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倒台后会晤意大利情报头子。
他为了维护自己机构的利益，同其他政府机构进行斗争。法国陷落以后，意大利人企图独霸法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卡纳里斯敦促德国参与霸占，因为那里的港口，为同北非和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联系提供了最优良的交通便利条件，他的这场斗争失败了，但是却赢得了另外一场斗争的胜利。在一次部际会议上，有人认为谍报局特务不应该扮作商人渗入北非，因为这种做法促使法国更加抵制德国的经济活动。卡纳里斯提出异议，他说收集盟军在德国以南地区活动的情报无比重要，外交部终于让步了。
在谍报局内部，那些并非从事收集情报的单位所承担的任务，使他不能专心致力于谍报工作。他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⑩磋商如何进行破坏。他亲自承担谍报局对外处在武装部队和外交部之间执行联络的任务，向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报告一位高级美国外交官访问罗马和柏林的情况。看起来，他提供间谍情报，的确还没有他做其他事情来得经常。他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频繁递交的报告，很少涉及间谍情报。他时常向哈尔德报告总的形势，他会见希特勒有几十次。他参加过讨论如何攻打比利时要塞，例如“坚不可摧的”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历时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他向执行破坏任务的部队介绍了荷兰军服是什么样子。在波兰战役期间，希特勒问西线有什么情况，卡纳里斯说法国正在准备进攻萨尔布吕肯，希特勒不相信这个消息。 “我不相信法军正好要进攻萨尔布吕肯地区，因为我们在那儿的阵地最坚固。”
希特勒猜对了。另有一次，卡纳里斯把一件不该泄露的事情，泄露给意大利人，被希特勒臭骂了一通。
卡纳里斯反倒觉得“同希特勒可以谈论问题，他是讲道理的，如果你说得得当，他是能够理解你的观点的。”这是因为，在一九三八年以前，卡纳里斯一直是拥护希特勒的。
卡纳里斯在那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半带自传体地写道：“正如战前军官必然是君主制度的拥护者一样……今天他成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自然就可以理解了……德国军队将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意志的发展工具。”希特勒并吞奥地利之前一个月，卡纳里斯亲自导演了一些欺骗活动，给人造成德国正在为这次入侵进行认真的军事准备的印象。几个星期以后，他对一群情报参谋官说，他希望他们按照纳粹方式行动，他还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脱离纳粹党，将会受到惩罚。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抛弃纳粹主义。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反对污辱犹太人的。他批评党卫队审问有同性恋嫌疑的陆军总司令的“卑劣作法”。后来他大概发现，迫使这位总司令辞职的上述指控，实际上是纳粹党的一次卑鄙陷害，目的是要让一个比较亲纳粹的人来代替他。最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是两个强烈反对纳粹党的军官（奥斯特是其中的一位）来到他身边，担任他的四名直接下级中的两名下级。
在英国对德宣战的那天晚上，卡纳里斯和三位下级正在访问一位负责反谍报的盖世太保官员的家庭。那位官员及其妻子担心战争将旷日持久；他的三位下级认为德国能很快赢得胜利。卡纳里斯没有说话。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他的同事明显看到他对战争深切地表示悲观，或许是因为他认为德国没有作好准备，注定要失败。这显然使他更加坚定地反对这场大规模破坏战争的制造者。不久人们就把他当成反希特勒抵抗运动的成员。
但是，他并没有做反对希特勒的事情。原因在于虽然他憎恶希特勒，却热爱德国。然而为德国效力也就意味着在帮助元首。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在折磨着他。他本来和蔼可亲，讨人喜欢，现在却变得郁郁寡欢，神色紧张，越来越向他的那对小狗寻求寄托，喝酒也比平常多起来了。他的绝望，如同他的处事方式一样，有时以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
每当他的下级向他汇报情况，他非常仔细地进行询问，弄得下级开始怀疑自己的消息是否可靠的时候，他总是说： “明白了吧，孩子，当你很仔细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就会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一九零五年，俄国一位海军上将明明知道注定要失败，还是毅然绕过半个地球，来到对马海峡同日本人进行海战，卡纳里斯经常拿自己和这位俄国海军上将相比，可是他从不敢正视自己的困难处境，他逃避它，不仅心里打退堂鼓，人也溜掉了。他抓住每个借口往外溜，跑遍了半个欧洲，从一个国家的首都来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从一个战地谍报站来到另一个战地谍报站。 “他怎么老不在家”，这样的批评也不能把他留在家里。因为只要呆在慕尼黑、马德里、威尼斯或阿尔赫西拉斯，他就不必天天参加会议，免得在是帮助希特勒还是祸害德国这个问题上作出痛苦的决择，免得在处理行政问题时碰到同样的麻烦，也用不着向元首递送报告，免却无论受到表扬还是遭到训斥时都耿耿于怀的自我憎恨。当他回到柏林，面临着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回避它们。到了一九四二年，他把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汇报形势的差事交给一位下级。他极力回避希特勒，自从战争中期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希特勒，甚至拒绝接受通常无法拒绝的宴会邀请。他遇事绕道走，避免作出重大决定。一位观察家说：“他直到最后还是犹豫不决。”虽然一位相识把他比作奥德修斯，另一位相识把他比作流浪的犹太人，一位独具慧眼的人却把他看得更透： “他是保守的德国的哈姆雷特”。
他优柔寡断，最终事败身亡，事败是由于他的迟钝，身亡则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虽然他的特务机关提供了无数机会，他却从来没有密谋暗杀希特勒，甚至没有密谋把希特勒撵下台。 （他充其量不过是庇护了一些反希特勒分子。 ）他从未向同盟国泄露机密。然而仅仅由于他同反对派有交往，就使他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密谋用炸弹炸死希特勒之后三天被逮捕。密谋败露后，那些积极参与密谋的人很快丧了命，而他的性命却保留了好几个月。只是等到第三帝国本身行将覆灭的时候，希特勒才把他送上了西天。他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在墓尼黑北面的弗洛森比格监狱被处决。临死前的几个月，他阅读了恩斯特·坎托罗维奇所写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威武雄壮的一生，这位中世纪最显赫的德国皇帝，反对罗马教皇势力的最坚强的斗士，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最好女色的男子之一，被人称作“声威震世”的伟人的一生，同卡纳里斯的一生比较起来，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他的麻痹迟钝毁了他的谍报局，他没有把它办成功，致使这个机构在一九四四年二月被德国保安总局并吞，他被撤职降级，调去领导经济战争特别委员会。卡纳里斯的那些品质，开始时显得难能可贵，可是从来没有发挥作用，简直可有可无。他机诈权变，很受众人称道，可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这种本领在敌人领土上策划过一起成功的暴动。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判断才能，遐迩闻名，可是在谍报局这个小圈圈内，尤其是在希特勒这么一个人的控制下，压根儿没有发挥‘出来。谍报局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的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和管理干才。它需要这样的一位头目、这个头目能与其他机构争夺最能干的人员，而不是让自己的机构成为政治反对派的避难所。他能认识到谍报对象重复所造成的浪费，而让每个谍报站只分管一个地区。他能检查手下特务的密码并加以改进。他将督促负责通讯工作的人设法缩小特务使用的无线电台的体积，增加无线电电波传播的距离。这些事情，卡纳里斯一件也没有做到，即使做了，也差得很远。相反，他对自己的机构听之任之，同积极进取的党卫队保安处相比，就尤其显得如此。结果，早在第三帝国覆灭之前，谍报局就遭到失败，在第三帝国覆灭的时候，它甚至已经不存在了。
在卡纳里斯担任谍报局局长的八年中，谍报局一处处长几乎一直是汉斯·皮肯布罗克上校，因此他是第三帝国通过间谍搜集军事情报的主要直接负责人。皮肯布罗克出身名门望族，是埃森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富家的后裔。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入伍，当了骑兵，凡尔赛条约签订后，仍然审在军队里，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在军队部三处工作。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他调到谍报局，担任老一组少校组长，当时这个组开始领导全部间谍活动。一年以后，他仍然怀着对谍报局前途的乐观展望，和骑兵团老战友、驻贝尔格莱德武官法贝尔·杜·福尔一起游览了地中海。战争爆发的时候，只差一个月就是他四十六岁生日。他高个儿，面色黝黑，头发稀少，双耳突出，聪明，快活，老于世故，宽宏大量。他的聪明才智掩盖了他精力的不足。他是卡纳里斯最亲密的合作者，很可能是他最好的朋友；卡纳里斯不对别人讲的话，却对他讲，卡纳里斯开玩笑，别人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却早就悟出了其中的奥妙。他称卡纳里斯为“阁下”，这是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德皇在位时只有将官才配享有的称号。看起来他是专心致志地在谍报局一处工作，把对外接触的事情留给卡纳里斯。在三年战争期间，他只有一次向哈尔德汇报过工作，只有很少几次参加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的会议。
他偶尔接受特殊任务。德国入侵挪威的前五天，他在哥本哈根会晤了维德孔·吉斯林。皮肯布罗克在一九三七年升为中校，一九四零年升为上校，但是要升为将军，就需要在前线指挥军队。因此，快到一九四三年三月底的时候，他离开谍报局，来到前线，首先指挥一个步兵团，后来指挥二零八步兵师，同年八月就获得了令人垂涎的将军头衔。后来他一直留在东线。
接替他担任军事间谍头目的是格奥尔格·汉森上校，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三十八岁，浅黄头发，又高又瘦，面目清秀，同性情闲雅的皮肯布罗克不一样，他同士兵弟兄们打得火热。有时候，他有些招摇，妄自尊大，声称自己无所不能。
有些人认为他野心太大，卡纳里斯的邻居赫尔穆特·毛雷尔就有这样的看法，这或许是由于一起事件造成的。有一次，毛雷尔被派去请汉森，在柏林皮肯布罗克的家里，汉森和司机坐在一起·正在大口大口地喝酒，突然他大声吼叫起来：“毛雷尔，我要开着车把你们全都撞死。”
汉森从一九三七年以来一直从事情报工作，首先在外军处，领导一个小组，研究英联邦、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后来在东线外军处。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他领导东线外军处一组，研究一些国家包括大多数巴尔干国家和近东国家的情况。一九四一年五，六月期间，德国空降兵入侵克里特岛，英军袭击维希法国控制的叙利亚，伊拉克反英国的部队举行起义，赢得了希特勒给予支持的诺言的时候，汉森访问了叙利亚和伊拉克，回来后直接向哈尔德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了多次汇报。一九四二年，他被调到重要得多的俄国战场，向哈尔德报告有关苏军战斗力的各项数字。他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判断力。在雅典庆祝德军突破斯大林防线的胜利的时候，他对谍报局的一位军官说： “还有多少道斯大林防线需要突破？”
他接替皮肯布罗克的职务以后，负责谍报局一处几乎达一年之久，直到卡纳里斯被撤换时为止。这时，谍报局正为它并入德国保安总局作准备，汉森被任命为整个谍报局的临时负责人，但仍然主管谍报局一处。一九四四年六月德国保安总局接管了谍报局以后，他留下来领导谍报局剩下的一部分人。但是汉森早就积极密谋暗杀希特勒。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六日，他和一些年轻的密谋者在一个人的家里开会。这个人四天后安放了一颗炸弹，炸弹在希特勒的会议桌下爆炸了。又过了四天，当汉森在维尔茨堡探望快要生第五个孩子的妻子的时候，他接到一封电报，要他立即回到卡尔滕布龙纳的办公室。他回来后只活了六个半星期。
柏林护城河北岸，有一条蒂尔皮茨沿河大街，街道两旁栽种着树木。谍报室的办公室，就设在这条街上原来的一排豪华楼房里。要进入这些楼房，必须穿过毗连的一座砂岩砌成的四层楼房，这栋楼房的门牌号码是七十二至七十六号，它就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所在地，也是自从德皇威廉二世即位以来历届国防部的所在地。所有的建筑物都有后走廊，和本德莱尔大街上的武装部队总部的凌乱建筑物连接在一起，本德莱尔大街南北走向，与蒂尔皮茨大街成直角。谍报局的楼房里有弯弯曲曲的过道，还有楼梯，过去的餐厅，厨房，女侍房间，卧室和起居室。这地方很不适合办公。
然而卡纳里斯从来不想搬走。他的办公室有—‘个面向护城河的阳台，外间还有一个办公室，供两个秘书工作。他自己那间办公室不大不小，稀稀落落地安放着一张办公桌，一个沙发，几个公文柜和一张帆布床。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他的前任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照片，照片上有一列长长的题词，还挂着日本武官送给他的一幅日。本油画，画的是一个凶神恶煞的魔鬼。卡纳里斯就在这儿工作，召开每日碰头会，有时也在这里午休。后来柏林越来越频繁地遭到轰炸，迫使谍报局和其他许多机构一起撤出首都。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谍报局搬到柏林南面大约二十英里的措森陆军司令部。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八日，战争爆发之后一个半月，谍报局总部完成了组织发展工作。它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部门。
它的三个处仍然是卡纳里斯的独立下属机构，但是人们一般把它们合称为谍报局。
一处（谍报处）最大，最重要。一九四三年三月，它在柏林总部有六十三个军官，而二处（破坏处）只有三十四个，三处（反谍报处）只有四十三个。一处的七个组负责敌区的谍报活动，根据谍报性质，这七个组分别取名为：一处陆军东线组和一处陆军西线组，这两个组是以挪威东部至意大利这一条线为界线，根据特务进行活动所在的国家，而不是根据谍报所涉及到的国家划分的；一处陆军技术组；一处海军组；一处空军组；一处空军技术组和一处经济组。除了特殊情况以外，一处不具体管理特务，一般也不指挥谍报单位的实地活动。它基本上只起协调作用。它向谍报局从事实地谍报活动的单位传达其他机关希望它们出去搜集情报的请求。情报搜集回来之后，它将它们送给请求机关。它除了把明显无用的情报扔掉以外，一般不分析估价情报，但它可以决定从事实地情报活动的单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如果一个间谍网的头目有陷入危险之嫌，它可以命令这个间谍网进行改组。有时它可以决定一个间谍网是否能买一辆小汽车。它可以询问某项工作是否已经完成，能否再接受其他工作。它还清查间谍网的帐目，或者确定从事实地情报活动的各单位特务之间的联络暗语。它负责处理这些单位提出的派遣人员和提供物品的要求。在进行后面这项工作的时候，它得到两个小组的帮助；一处机密组（伪造证件、制造隐显墨水、微粒和其他间谍活动设备）与一处通讯组。
真正负责间谍活动的，是在实地从事间谍活动的单位。
二十一个军区各有自己的谍报站，通常设在军区司令部大楼里，例如第十军区谍报站，就设在汉堡僻静的哈费斯图德住宅区，离两旁栽种了树木的索菲因大街尽头不远的那栋灰色三层钢筋水泥建筑物里。较大的谍报站有三种下属单位：谍报分站、前哨站和报告中心。谍报分站是真正较小的谍报站。前哨站的活动范围更加有限。报告中心是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它们帮助谍报站的特务到达活动地区，并且报告他们的活动情况。在战争期间，这种办法普及到德占区。新型谍报单位纷纷建立起来。战区谍报站称作谍报主站。非常小的谍报单位称作“前哨分站”。到了一九四二年春季，纳粹德国的征服取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功的时候，谍报局一共有三十三个谍报站{ 包括两个主站），二十六个谍报分站，二十三个前哨站。（这不包括当时拥有谍报局机构的唯一战区东线里面的由谍报局东线主站领导的机构。 ）在战争期间，谍报站的级别时升时降。瑟堡在一九四二年是一个只有三个人的反谍报前哨分站，到一九四四年面临盟军入侵威胁时升为前哨站。塞萨洛尼基曾经是前哨站，后来降为前哨分站。随着德国领土的丧失，这些谍报机构也就纷纷解散了。
谍报站和谍报分站的组织结构，是按照谍报局总部的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每个谍报站和谍报分站都有从事谍报、破坏和反谍报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同样有和谍报局总部相对应的分支机构。每个谍报站及其下属机构平均拥有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不过每个独处一方的谍报机构的人数有的多，有的少，多的像巴黎站有三百八十二人，少的像瑟堡前哨分站只有三人。
这些谍报站虽然在行政上属于所在军区，它们的活动却直接受卡纳里斯本人的指挥。任何个人都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能够有效地监督分布得很广的三十三个谍报站的工作，何况卡纳里斯也不愿意这样做，这就使这些谍报站实际上独立进行活动了。有的谍报站甚至不往下派遣特务，柯尼斯堡、卡塞尔、波森、但泽等谍报站就是如此。其他谍报站发挥了唯一的协调作用，是由于遵守了一条松散的原则，即各个谍报站以它面对的敌人领土为目标开展间谍活动。德累斯顿谍报站的活动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斯图加特和威斯巴登谍报站的目标是法国，汉堡谍报站的目标是英国和美国。但是，由于个人兴趣不同，即使这样松散的原则，也被打乱了。慕尼黑谍报站的军官只顾搜集巴尔干半岛地区的经济情报，其他情报几乎完全不管，尽管慕尼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都不能为该站的这种做法提供正当理由。在德累斯顿谍报站，精力充沛的经济组组长蒂洛·德内中校，从他在西班牙和土耳其的特务那里取得了许许多多的经济情报，以致他很快就得到了提升。他一离开，这个谍报站的工作就全垮 ’了。
这些波动，以及由于几乎完全缺乏集中领导而造成活动目标的重迭，妨碍了谍报站之间的互相配合。每个谍报站各干各的。
柏林（谍报站，而不是谍报局总部）：主要是犹太人和瑞士特务从事军事与经济情报活动，没有特定活动地区。特务活动目标广泛。该站一处处长活动积极，他在一九四四年调到巴黎之后，整个谍报站的工作迅速瓦解。
斯图加特站；能干的军官以及与外国有密切商业联系（斯图加特是旅居国外的德国人的“首都”）的当地企业界为它提供高级间谍。法国陷落以后，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从事经济和军事情报活动。
蒙斯特站：从事陆军和空军技术情报活动。它在位于法国和西班牙边界的昂代建立了一个谍报分站，收集在西班牙活动的特务提供的报告。但它同福克中校领导的集中从事经济情报活动的科隆分站相比，不免相形见绌了。
布雷斯劳站：活动目标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时还在巴尔干地区和土耳其从事一些经济情报活动。
汉堡站ｃ活动目标是大不列颠、英国的海外领地和美国，主要从事海军情报活动，其次从事陆军情报、技术情报和经济情报活动。它着重从事海军情报活动，有两个原因：一，它地处港口；二，该站站长，博学多才的赫伯特·维希曼上校，以及它的两个分站领导人都是海军人员。它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活动对象，是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形成的传统，同时也因为它的无线电人员擅长海外通讯联络。
它除了有特务在联合王国和美国活动外，还在下列地区建立了间谍网：拉丁美洲，报告同盟国的航运和战争活动；土耳其，报告英国在近东的军事部署；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后来在西属摩洛哥，巴利阿里群岛和法属里维埃拉。汉堡站的活动范围比其他任何谍报站都大，因而它的规模也就比多数谍报站要大。
维也纳站，活动目标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通过当地德国人渗入罗马尼亚政界和军界。在土耳其利用烟草公司掩护间谍活动。
萨尔茨堡站：几乎完全不起作用。
这个效力低、没有指导原则的组织体系只有一个优点：安全。你即使打入谍报站的某个特务网，并不能使你深入到整个组织的心脏。但这是由巨大代价换来的。 德占区的谍报站主要为其他谍报站吸收特务，很少自己派遣特务。它们的工作从不象国内谍报站的工作那么重要。
谍报局只在一个盟国里建立了谍报站，这个国家就是罗马尼亚，它名义上独立，实际上被占领，五十万德军呆在它的领土上，强迫它进行合作。（另一个特殊例子是维希法国及其殖民地和海外属地，尤其是北非，谍报局利用威斯巴登的德国停战委员会内的一个小组，以及在法国领土上的前哨分站对这些地方开展活动。）在所有其他盟国和中立国家，未设谍报站和从事公开军事间谍活动的分支谍报机构，这些国家的谍报站称作战争组织。第一批战争组织当中，有一个是卡纳里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正值西班牙内战中期——来到西班牙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谍报机构的时候成立的。中日战争爆发后，大约在那一年年底，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小谍报站。一九三八年在荷兰也设立了一个。但是多数战争组织显然是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
到了一九四二年五月，共有十个战争组织，分别设在葡萄牙、西班牙、瑞士、瑞典、芬兰、保加利亚、萨格勒布（为克罗地亚傀儡国）、北非（在卡萨布兰卡）、近东（在安卡拉）和远东（在上海）。同谍报站一样，它们的内部组织结构是仿照谍报局总部的内部组织结构建立起来的，它们直接受卡纳里斯指挥，在外地设有分支机构。西班牙战争组织共有三十个这样的分支机构，少数几个比较大，但多数是小的，设在西班牙各港口。 这种机构重迭的现象，典型地说明了谍报局工作的混乱和重复，因此，战争组织对它们所在国家的谍报活动没有完全的控制权。谍报站经常通过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把自己的特务派到目的地。谍报站的军官有时陪伴着这些特务。许多谍报站和前哨站在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设立常驻代表，他们以商业作掩护进行活动，科隆站在马德里和里斯本的代表，维也纳站在土耳其的代表，就是例子。有些代表同战争组织密切合作，有些代表保持独立，同他们的上级谍报站保
持着自己的联系。此外，无论是谍报站，还是谍报站一处——尤其是它们的经济组和空军技术组——都往建有战争组织的国家派遣商人，执行短期间谍活动任务。战争组织大概不会喜欢对它们领域的这种干涉，但是它们咽了这口气，尽量按照要求提供帮助。然而，在战争后期，它们越来越多地同谍报站发生冲突，迫使后者日益收敛在中立国的活动。
这是因为，战争组织面临一个谍报局所有其他机构不曾面临的问题：它们必须指望东道国的宽宏大量。卡纳里斯和外交部一致同意在驻外机构里“安插”战争组织的人员。他们有了公开身份，就可以享受外交豁免权和其他特权。比如战争组织可以设在驻外大使馆里。在西班牙，他们的大量人员住在享有外交保护的使馆建筑物内。战争组织里比较大的前哨站常常设在领事馆。西班牙战争组织的前哨站，以圣塞瓦斯蒂安、巴塞罗那、塞维利亚、摩洛哥的得土安和西属摩洛哥等地的德国领事馆为驻点开展活动。虽然它们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军人，却身着便服。
战争初期，这样做并没有造成困难。即使当地战争组织几乎公开地进行活动，东道国也不提出抗议，因为它们害怕德国。德国驻外使领馆对于小小的谍报机构也不介意。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当皮肯布罗克指出，美国的参战缩小了特务的活动报告区，提醒外交部谍报局可能要求安插更多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外交部一口应承下来。但是外交部没有料到后来人员增加得那么多。随着盟军进攻的威胁不断增长，谍报局的人员不断膨胀。后来西班牙战争组织仅在马德里就有八十七人，每人持一张外交护照。此外，其他各种机构，例如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无线电截听站、武官处和德国保安总局等，使安插在马德里的外交人员人数增至三百一十五人，几乎为使馆原有一百七十一名全体工作人员的一倍！
这就引起了磨擦，起初是在使领馆内部。一九四四年，德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抗议使馆内谍报局的人太多，理由是这将对他的工作带来危险。他说，战争组织的十名领导人走掉一半，也不会影响情报效果。其他地方使领馆的大使或领事，抱怨谍报局的人到来之前从不先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始终不知道谍报局在当地到底有多少人，从未见过谍报局的报告，而这些他们都有权知道和看到。
享受外交豁免权的不利的一面逐渐变得明显了：战争组织的工作人员没有掩护，他们同特务不一样，只要东道国提出要求，就能被驱逐出境。随着战争转移到德国的领土上，随着同盟国对中立国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驱逐出境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多了。战争组织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同东道国外交部争辩交涉，结果总是不妙。到一九四四年十月，西班牙将同盟国捉交的一百四十九人名单上的八十二人驱逐出境。
最后，战争组织在中立国领土上进行活动的主要有利条件已多半丧失了，这个组织已经没有多大的存在价值了。
谍报局的机构不仅包括柏林总部，各谍报站和各战争组织，它还在作战地区建立机构，指挥前线特务进行活动，在作战地带及其所分管的地区收集情报。
谍报局是在德国进攻波兰时建立这样的作战地区谍报机构的。它发现这些机构在波兰以及法国和南斯拉夫都能有效地进行工作，不仅监督特务，而且缴获敌人文件，审问战俘ｏ，但是在俄国战役期间，谍报局一般只限于进行间谍活动。卡纳里斯命令向每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分配一个由二十五人组成的特务部队，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近程侦察部队，另一部分是远程侦察部队。在前线附近活动的近程侦察部队，侦察敌后三十英里以内的地区，送回战术情报。另外一些特务，主要是波兰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身着敌军服装，驾驶缴获的车辆，携带无线电，在敌后三十至两百英里的地区行驶，搜集作战情报。
为了指挥俄国战线上的全部谍报工作，卡纳里斯建立了谍报局东线主站，任命赫尔曼·鲍恩担任主站谍报处处长。鲍恩当过骑兵，又矮又瘦，抽烟一支接一支。他于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敖德萨，既会说乌克兰语，也会说俄语，战争爆发时来到谍报局一处。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鲍恩在德军向华沙附近的苏莱奥韦克村发起进攻之前三天走马上任，他的工作岗位代号是“瓦利工”（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瓦利Ⅱ和瓦利Ⅲ分别处理谍报局二处和三处的工作。 ）“瓦利工”和德军一起前进，但是后来固定在林木茂盛的斯皮丁湖（今波兰斯尼阿尔德湖）畔一栋很不整齐的房子里，这栋房子原是一个假日供膳寄宿处，此地靠近元首在拉斯滕堡的大本营。“瓦利Ｉ”后来发展到五百人，其中包括俄国的志愿人员。
谍报局前线机构经过改组，已经演变成两级结构。每个集团军群有一个谍报指挥部，它主要指挥远程侦察特务，这些特务现在不是驱车进入，而是空降到敌部纵深地区，搜集集团军群情报官要求提供的情报，每个集团军有一个谍报队，指挥在前线附近进行活动的特务。它们的番号是一个三位数，头一位数是1 ，表示这个单位属于谍报局一处。（谍报局二处和三处单位的番号分别是以2 和3 打头的三位数。 ）
意大利（南部战区）和希腊（东南战区）后来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在法国（西部战区），由于盟军入侵威胁在即，卡纳里斯在一九四四年二月按照东线的做法，将固定谍报站和谍报分站改为流动谍报站。谍报局巴黎主站的名称后面加上“西线”二字，以便和“瓦利Ｉ”的正式名称谍报局东线主站相呼应，因此它被称为谍报局西线主站。在法国的谍报站，和前哨站改称谍报指挥部和谍报队。从巴黎谍报主站一直往下的谍报机构的活动，改由西线司令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这几级的情报参谋指挥。它们的特务分为两部分，在德占区活动的特务仍然由在法国的谍报机构指挥；在中立国或敌国活动的特务转归汉堡、科隆、威斯巴登和斯图加特谍报站指挥。在法国的谍报机构现在集中物色、训练和派遣特务，这些特务将深入敌后，在盟军经过他们所在地的时候，用无线电发回情报。五月中旬左右，随着盟军入侵在即，情报官命令各谍报单位进入战斗岗位。比如，集团军群Ｂ的一三Ｏ谍报指挥部，就从巴黎进入西边的塞纳河畔芒特拉若利。
一九四四年六月，谍报局的大部分机构也并入德国保安总局。然而各战区的前线谍报组织仍然由军队领导。它们的行政领导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参谋。最初它们属于作战部一处，后来由一个负责前线侦察和反谍报活动的比较富于幻想的军官领导—到了夏天， 盟军入侵开始，“Ａｂｗｅｈｒ—”这个含有防护意思的名称，改为中性的“Ｆ—ｒｏｎｔｔａｕｆｋＬａｒｕｎｇｓ—”（“前线侦察”）。于是在法国地图上总共有一个前线侦察主站，五个前线侦察指挥部和十三个前线侦察队。但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军队最后保存的这些谍报机构，同东线前线侦察部队一起并入德国保安总局，组成保安总局军事部六处。
这些谍报机构里约有九千二百名军官和土兵，加上谍报局总部的几百人，战争组织的一千人左右，以及各谍报站的五千人（在西线，由谍报局人员转为前线侦察人员的不到两千人），谍报局共计有一万三千多人，还不足军队的一个师，但肯定多于谍报局间谍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