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个极其普通的人，成为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的第一个成员和第一任领导人。
他中等身材，五英尺六英寸，体重一般， 一百五十四磅；相貌并不讨人喜欢。性格也不突出：有点含蓄，但却友好。他容易受影响，不敢顶抗上级。他的创造能力不显著，没有很大的野心驱使着他。他除了有这些局限性以外，还有一条，那就是从未出过德国。
他就是海因茨·马里亚·卡尔·约斯特， 三十岁，律师。他出生在法兰克福以北大约六十英里的霍尔茨豪森村，他的父亲在那儿开了一个药店。当第一次世界大战骤然爆发，德国举国称快的时候，他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当德国遭到惨败，他的梦想化为泡影的时候，他已经十四岁，成了思想容易接受影响的青少年了。他后来说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那次战争的失败，以及战后艰难的岁月，唤醒了我对我的祖国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兴趣。”约斯特的政治思想，是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定型的。他得出结论：工人阶级，这个据他自己说在中学与他们一起从事体育活动时逐渐认识了的阶级，一直被他自己那个“孤傲清高的”资产阶级排除在德国社会之外。在他看到这个裂痕的同时，他开始认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其他政党早就看出了德国社会的这个弊病和其他种种弊病，但是约斯特没有接受它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温和方案，而是信奉了希特勒的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反犹太人的纲领。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他加入了纳粹党，党证号码是75946 号，说明他入党相当早。
他在几个城镇的法庭从事法律工作的时候，同时为纳粹党进行各种志愿性事务活动：散发传单，管理现金，处理地方问题，主持地方宣传。当希特勒担任总理的时候，他通过了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仍然留在黑森从事文职工作。六个星期以后，纳粹夺取了黑森州的权力，约斯特有一个纳粹党员朋友，担任了黑森州高级警察官员，这位朋友任命约斯特为小小的历史古城沃尔姆斯的警察长。不久，这位朋友把他调到吉森，离他的家近多了。但是这位朋友在同一个地位更高的纳粹党徒的斗争中失败了，被解除了职务。后来，他的许多朋友，包括约斯特，也被解除了职务。约斯特被撤职的借口，是他未能镇压一九二九年他所加入的纳粹党街头队伍褐衫队与警察在吉森发生的一场冲突。不久，纳粹党在柏林德国劳工阵线为他找到了一个工作。
这时候，约斯特的那位朋友来到纳粹党情报组织党卫队保安处工作。这个组织的头目是阴险毒辣的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当时，他正以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头，火箭般地往纳粹权力顶峰上蹿：一九三四年夏天，在约斯特来到柏林之后不久，他为党卫队保安处赢得了纳粹党唯一情报机构的垄断权。他的下一步是要扩大自己的权力，为这个纳粹党机构夺取政府中的情报部门。他首先选择的夺取目标，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渗透的反间谍部门。谍报处和他自己的一个机构——普鲁士秘密国家警察局——已经在从事这项工作，这个情况并未使他有所顾虑。他正在物色一个人来领导这项新工作，他从约斯特的那位老朋友那里听说过约斯特。约斯特受过大学教育，是一名律师，恰好是正在招兵买马、自称是国之精萃的党卫队保安处所要雇用的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可以随便让他加班加点地干。在纳粹党还未掌权时，他就参加了这个党，他讨人喜欢，非常聪明。但是，他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创造力，更没有在国外工作的经验。那末为什么海德里希选中了他呢？原因恰恰在于约斯特缺乏这些东西。他对海德里希的威胁比较小：当时海德里希的机构还未变成后来那样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恐怖力量，他不愿冒把控制权丢给别人的风险。因此他要把这个差事交给一个极普通的人。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党卫队少校约斯特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处，毫不费劲地开始了一番最重要的事业。
最初，他的公开任务并不是向国外派遣间谍，而是防止外国情报机关进行活动。为此，他需要研究“它们的历史，它们的组织，他们的方法，工作的分配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工业被认为是最有吸引力的情报目标，最需要得到切实保护，防止这些假定存在的敌特的破坏；党卫队保安处只是提提建议。它的工作还相当薄弱，但这并没有阻止海德里希在一九三六年前的某个时候建立了党卫队保安处三组，即对外情报组，由约斯特担任实际领导，后来担任了正式领导。党卫队保安处的工作之所以不得力，或许是因为它需要依靠纳粹党的金库，而纳粹党的金库从来没有政府的金库那么满。工作不得力还表明，海德里希的兴趣，与其说在防止外国特务进行活动，不如说在国内积聚权力。因为他还向约斯特分配了其他任务。他交给约斯特一个盖世太保总部的政府职务：反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朋友）。他任命约斯特担任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前往西班牙，与佛朗哥的警察部门缔结了合作协定。后来，他命令约斯特负责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一个联合组织，这个组织是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成立的。固然约斯特担任这些职务，需要他把全部时间花在反间谍活动方面，但这样做巩固了他的地位，也等于巩固了海德里希的地位。
约斯特以全付精力进行内部权力斗争，在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组的最初五年期间，它没有对外国展开重大活动。
最多不过是在靠近德国边界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一些前哨站建立了情报通讯网，由熟悉德国的外国人进行工作。比如，三组在斯图加特就建立了一个小组。三组在这方面的各种协调工作，都是由约斯特的主要助手阿尔弗雷德·菲尔贝特博土负责的，菲尔贝特是约斯特在法学院时的同学，也是党卫队保安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成员。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入侵波兰。海德里希立即派遣约斯特去执行另一项特殊使命：担任被占领地区的行政长官，和一个集团军参谋部一起工作。但是，战争的爆发，使间谍工作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并且暴露了三组工作的不适应。虽然海德里希本人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他却严厉批评了三组。在波兰战役期间，有一次菲尔贝特代表约斯特出席党卫队保安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海德里希对菲尔贝特说，外国报告只不过是一些剪报和广播报道的可怜的大杂烩。他要求改进这项工作，只有直接经过情报活动搜集起来的情报才能送交给他。
约斯特在十月中旬回到德国的时候，他发现反情报活动已经停止了，他的盖世太保的职务也不再存在了，三组已经成为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保安总局是一个半纳粹党（党卫队保安处）、半政府（保安警察）的机构，由海德里希领导。
那时候，约斯特在战争爆发的推动下，由于卸掉了盖世太保的职务，新的机构加强了他的地位，希姆莱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一项协定使他免受外交控制，海德里希给他以鞭策，因此他在战争中期便开始从事一项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非常艰巨、使人心碎的任务：建立一个对交战国展开间谍活动的间谍组织。他改组了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将它分成互不协调的组和小组。他用第三帝国神秘莫测的数字编号法给这些组和小组编号。比如ＶＩＧＺ指的是美国小组——ＶＩ代表德国保安总局六司， Ｇ代表六司西北组，Ｚ代表该组的美国小组。约斯特有五个地区组，菲尔贝特领导的Ａ组进行监督、联络和无线电情报活动，Ｂ组处理技术问题，例如通讯和制造假证件，Ｈ组侦察“外国的假想敌”——犹太人，共济会会员，政治教会、马克思主义者和移居国外的德国人。
六司的支票——自从它成为纳粹党机构以来是由纳粹党财务处签字的——比同级政府机构的支票要小。六司中经验丰富的情报负责人员，都在不同的警察部门担负着政府职务，他们不愿放弃这些职务，去干拿钱少的工作。约斯特只好在他的部门中雇用聪明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由于受纳粹’哲学的蛊惑，受党卫队保安处知识分子环境和似锦前程的引诱，愿意为理想而不是为金钱工作。许多这样锐意求进的青年，在三十年代纷纷来到党卫队保安处，约斯特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菲尔贝特也是一个。
然而，由于他们年纪轻、资历浅，缺乏经验和管理训练，而又目空一切，因而党卫队保安处的对外情报活动开展得并不好，不能适应要求。党卫队保安处人员除了要解决从国外获取符合实际的情报这个棘手问题以外，还要符合希姆莱在一九三八年就为他们规定好了的三个条件： “一，日耳曼血统或类似血统；二，具有德国公民身份；三，政治上绝对可靠。从来不捉要客观地分析估价情报。海德里希后来更加顽固地坚持这个态度，他宣布训练的目的是“要在言论和行动上坚持党卫队的立场”，而“纯科学的军事训练是次要的”。情报活动要想取得成功，除了遇到这些障碍以外，还面临着时间、人力和资金的不足，以及战争所造成的不利条件，例如边界被封锁，敌国掀起间谍热等等，最后，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头子约斯特本人的个性也成了问题，海德里希最初希望他具备的那种消极性格，不可能取得海德里希现在所需要的积极效果。那些消极性格，也不可能在第三帝国内部争夺控制权的生死搏斗中取得胜利。尤其是约斯特在争夺里宾特洛甫的地盘时不能给海德里希以足够的支持。海德里希刚刚撵走了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保护人，这个保护人墨守成规，阻碍了海德里希的权力斗争。现在该轮到约斯特倒霉了。
这个情况逐步变得明朗化之后，德国保安总局的那些坐山雕开始啄食了。盖世太保头子、保安总局四司司长海因里希·米勒企图让六司为四司工作。约斯特拒绝了，说那不是他份内的事。米勒指责他是一个“分裂主义者”， “政治上不可靠”。一九四零年六月，盖世太保头子见了面总是称“您”的德国保安总局人事司司长来到约斯特的办公室，宣布停止供给资金。海德里希支持这一打击行动，因为他有一个心腹，他想把这个人安排在约斯特的职位上。一九四一年二月或三月，当约斯特仍在坚守着岗位的时候，海德里希对他说，如果他连他老婆（非纳粹分子）的政治可靠性不能予以保证，他肯定也不能保证他的部门在政治上是可靠的。约斯特受到这样的攻击，工作更难以开展，健康进一步恶化。
海德里希和其他人就是这样告诉他的。他确实想走开。离开海德里希，他无疑是愿意的，但是他不愿放弃权力。在入侵俄国之前几天，海德里希说约斯特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负起沉重的工作负担，派遣自己的一个年轻心腹充当约斯特的副手和六司代司长。约斯特就这样完蛋了，虽然他暂时还是六司名义上的司长。后来他离开柏林，指挥党卫军的一支特遣队，为德国清洗被它占领的东方领土，消灭了成千上万的劣等人——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游击队员。
取代约斯特的海德里希的那个心腹，是瓦尔特·舍伦贝格。他三十一岁时担任了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的头目，是德国保安总局中最年轻的司长。他是党卫队保安处的宠儿。
他是什么人？他是怎样取得这样的权力的呢？
一九一零年一月十六日，瓦尔特·舍伦贝格出生于德国西南角与卢森堡毗连的萨尔布吕肯。他是一个钢琴制造商的儿子，排行第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协约国占领了萨尔，把他的一家赶到了卢森堡，经济萧条严重损害了他父亲的生意，年幼的舍伦贝格不得不放弃学医，改学法律，因为学好了法律，就有希望在政府中找到一个职业，能够较快地领取比较固定的薪水。同约斯特和未来的党卫队保安处年轻一代的其他人一样，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的失败及其灾难性的经济后果，对他产生了深重的影响。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他没有在纳粹党掌权之前加入这个党，这个耽误在后来玷污了他的名誉。只有当他谋求一个政府支持的职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当一个纳粹党员的重要性。他既向纳粹党申请当一名党员，也向党卫队申请当一名队员，他认为两者是“上流人物”的荟萃之所。奇怪的是，他首先被接纳为党卫队队员，一个月之后，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他被吸收为纳粹党员，党证号码是3 ，504 ，508.他在上波恩大学的时候，经常在纳粹党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次，他讲演完毕后，穿着党卫队制服的两名教授吸收他加入了党卫队保安处。他在大学作的“职业联合会、政治联合会和私人联合会”的报告，引起了海德里希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梅德里希把他带到柏林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最初他还是希望为鲁尔区的一家大型企业当律师，处理各种经济法律问题。后来他逐渐认识到从国外获取情报的必要性。
他开始收集间谍书籍，还想担任党卫队保安处对外情报机构的头目。但是只比他大几岁的约斯特占据了那个位置。舍伦贝格只好进了反间谍机构。这是一个政府警察机构，他在里面担任中级文职人员。然而他仅仅把这当作一种训练。一九三四年，他接到头一项对外情报活动任务：到巴黎去核查一位教授的政治观点。三年后，他前往意大利。虽然这一趟是执行警察任务——他负责墨索里尼即将对柏林的访问的安全保卫工作——舍伦贝格却利用这个机会收集了一些有关意大利外交政策的情报。在墨索里尼访问期间，他的安全保卫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第二年，他建立了一支部队，供海德里希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使用。这支部队在纳粹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将政府人员和纳粹党员联合在一起。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约斯特就率领了这样的一支部队。这个做法大概使海德里希受到了启发，几个月后他下令大规模地推广这个原则。把党卫队保安处和便衣政治警察以及刑事警察合并成为一个保安总局，必将大大增强他的权力。他让舍伦贝格提出如何组织这样一个新机构。舍伦贝格拿出了他的安排：先成立了一至五司和七司，后来又成立了六司。
这项工作也为舍伦贝格提供了一个系统考虑情报工作的机会。比如，有一次他写道，党卫队保安处的情报活动包括三个方面。收集情报：通过“党卫队保安处前线”特务进行，要求党卫队保安处人员具有“控制人的特殊本领”。估价情报：要求“首先政治上成熟，富有经验”。科学研究；聘请专家对某一领域进行纯调查研究，而且要非常客观地进行这样的调查研究， “不要把政治情报活动的意图和目标告诉他们。”舍伦贝格写的备忘录，行文流畅，结构谨严，文笔清新，既没有海德里希和卡纳里斯文章所特有的罗嗦累赘，也没有纳粹语言中所常见的尖声厉气，他写的反犹太人的那些话，几乎只是为了应付。
这时候，舍伦贝格在婚姻上却遇到了困难。当他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大学生的时候，他认识了克特·科尔特坎普，这姑娘是个女裁缝，长得很甜，比他大三岁。他们开始同居，她做针线活供他上大学。七年以后，他们终于结婚了。
可是，舍伦贝格正在平步青云，不会交际应酬的妻子当不了他的帮手。他抱怨她邋里邋遢，写的字不但难看，而且拚写错误很多，语法不通，他还说她故意怠慢他。他说，由于她，他的同事的妻子起来反对他。她自己也有满腹牢骚。一九三九年三月三日夜晚，两人终于大吵起来了。他事前对她说过，那天晚上他要开会，晚上十点半左右才能回家，要她准备点吃的。他回到家里以后，桌上什么也没有。他走到厨房，打开冰箱，取出一盘西红柿。突然，他的妻子猛揍他的胁部，大声喊叫：“你这个臭东西，今天我和你拚了！”
这个未来的德国情报头子，一言不发，重新穿上大衣，准备离开家。她强行闩上了门。他们吵了半个小时，最后他总算让她安静下来，听他把话讲清楚。他坐在床边上，明明白白地讲两人婚姻不和谐。她终于同意离婚。舍伦贝格在扶手椅上熬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两人又吵了起来，舍伦贝格太太威胁着要自杀。他答应为她买下一家服装店，这个店是从犹太人店主手里抢过来归“雅利安人所有的”，这才算平息了她的愤怒，同意和他离婚。
两人还是老吵架。海德里希发现，舍伦贝格——“我的最好的……最值得信赖的一位支持者”——由于吵架而只上半班。几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下午，他叫他手下的一个人把舍伦贝格太太接到他的办公室，和她谈了五十分钟，他劝她离开柏林，她根本不听，最后他说他要把舍伦贝格调走。突然她说她自己愿意离开柏林，她已经为她丈夫作了种种牺牲，何况这一次呢。
“你们谁也不了解我丈夫，”她哭喊着。 “他太自私。
他说话从不算话。”几个月之后，她向希姆莱本人写信，问能不能和他当面谈谈这个问题。希姆莱没有理她。两人离婚了。不久，正在发迹的小伙子娶了一个较会交际应酬的女子，她叫伊雷妮·格罗塞一舍内保克，一家保险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可是他又碰到了麻烦。他沮丧地对他的同事说，新娘子已经怀孕了。
他开始迅速地往上爬。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负责四司Ｅ组。四司是盖世太保，Ｅ组对付外国情报机关。 （约斯特的那位来自黑森的老朋友做过这个工作，约斯特担任过他的副手。）舍伦贝格在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策划了一次漂亮行动：绑架了两名英国特务军官。在他向上爬的过程中，这次成功的行动给了他迄今为止最大的推动。
他与这两名军官见了几次面，见面的时候，他自称是“舍默尔少校”，是一个密谋反对希特勒的将军集团中的二个成员，这个集团想推翻元首，与英国媾和。他麻利果断，对他们的问题对答如流，完全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最后，他安排在荷兰文洛镇附近的巴克斯咖啡馆同他们举行会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上午，当两人乘车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舍默尔”在巴克斯咖啡馆的二层平台上，荷兰一德国边界线就从这个咖啡馆的后院穿过。他挥了一下手臂，两人以为是叫他们上楼，可是突然爆发一阵喊叫声和射击声，一辆大型绿色汽车闯垮边界栏栅，向咖啡馆冲过来。从车上翻下一队德国土兵，喀哒一声用手铐把这两个吓得目惊口呆的英国人铐上，一面用手枪同其中一个英国军官的副官展开枪战，一面将这两个人和“舍默尔”迅速带过边界，进入德国境内。虽然这次绑架未能使海德里希粉碎刚刚兴起的反对希特勒的势力，但它几乎使英国在德国的间谍活动陷于瘫痪。它极大地提高了年轻的舍伦贝格的威望，几个星期以后，阿道夫·希特勒亲手授与他一级铁十字勋章1 大概由于舍伦贝格在文洛事件中取得了成功，里宾特洛甫召见他，要他到葡萄矛去执行一项类似任务。然而这一次所涉及到的人或许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物：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这位国王为了娶他心爱的女人而放弃了王位，现在只是一个温莎公爵。
公爵在一九三七年访问德国期间，发表了一些亲希特勒的讲话，战争爆发以后，英国和德国政府都认为他可能是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和平运动对希特勒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已经征服了波兰，但对英国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英国正是因为波兰问题而对德宣战的。英国政府因此任命公爵到遥远的巴哈马群岛担任微不足道的总督职务。英国人要他到大西洋的彼岸去，而德国人却要把他留在欧洲。于是，当他一九四零年夏天取道西班牙和葡萄牙去加勒比的时候，舍伦贝格前往伊比利亚半岛阻止他成行。他建议采用在文洛十分奏效的绑架办法，同时对公爵施以“巧妙的心理影响”，据说公爵担心英国的情报机关和他作梗，德国将利用这一心理，并且劝他留在欧洲，日后就有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根据舍伦贝格的计划，当时正在葡萄牙的公爵和公爵夫人，·将被邀请到靠近西班牙边界的地方打猎。欠了西班牙某位部长的情的一位葡萄牙边境官员，将被争取过来。德国人计划，公爵夫妇将在“指定的时间和精确指定的地点”越过边界进入西班牙。舍伦贝格的一队人马，将在西班牙武装部队的协助下，保障公爵夫妇的安全。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显然可以看出，公爵已经决定不回西班牙。舍伦贝格于是设法至少要阻止公爵上船。他想尽了各种办法。他开列了将乘同一条船的犹太人和移居者的名单，让葡萄牙反特警察机关证明他们不能保障公爵的安全。他请一位葡萄牙官员的妻子打电话给公爵夫人，恳求她不要走，因为万一出了事，她的丈夫就要丢掉职务。他向公爵夫人寄了一束花，里面藏着一个匿名警告条子。，他贿赂了公爵的英国司机，让他在公爵面前叼唠船上的危险，还让他拒绝前往巴哈马群岛。他说服葡萄牙警方虚张声势地搜寻船上的定时炸弹。但是这一切都不管用。公爵和公爵夫人忠实遵守命令，按时登船启程。 这个事件没有帮舍伦贝格的忙，但也没有对他带来多大的损害。他有扩充权力的其他途径。他有意亲近海德里希。
他和他一起击剑——俩人都酷爱体育。他陪着他彻夜痛饮。
他经常到他家串门，和他的妻子讨论文化方面的事情。他替海德里希回信答复约斯特的那位保护人，这个保护人的讼棍般的辩论妨碍了海德里希。他替海德里希处理棘手的任务，例如同陆军谈判，争取陆军支持党卫队行刑队在后方的屠杀活动。
他处理这些问题是很得力的。他的性格文静，态度温和，没有党卫队多数成员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他讲话斯文，几乎有点害羞，但声音清晰，语意准确，还带有一股孩子气，这是他的最大资本之一。据一位研究他的人说，这是因为“他不相信武力，也不相信胡诌，而是相信机智、敏感，他认为自己是机智敏感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
党卫队里有些年纪比较大的、喜欢在街头打架斗殴的人说他软弱无能，瞧不起他；有些官员认为他太厉害。但他的确博得了许多高级纳粹领导人的欢心。他们大概从他轻快的步伐和活泼的手势中，看到了他的克制的举止中所蕴藏的沸腾的精力。他们大概喜欢他的“纯北欧日耳曼”的种族类型，喜欢他脸上决斗后留下的伤疤，虽然这些伤疤并不能为他那苍白的脸增添几分虎气。尽管如此，他那五英尺九英寸的身驱是很匀称的，他穿着党卫队的黑制服是很威武的。他是聪明的、敏感的，见过他的人常常留有这样的印象；他能够根据几件重要事实，对人和事件形成明确的看法。他工作努力，是一个好上级。
然而他的最大资本是海德里希信任他，偏爱他。舍伦贝格的野心是很大的，但他从不过问对内情报活动，因而不会使海德里希有一丁点儿的担心。他的欲望严格限制在对外情报活动方面。虽然约斯特同样值得信任，但他不象这个新的年轻的心腹那样显得出众。与德国保安总局其他成员相比，舍伦贝格显得比较老练。他可以应付自如地同外国人共进午餐，能够同外交部和宣传部的年轻官员交朋友。人们认为他熟悉夕咬事务。所有这些能够使海德里希的对外情报机构创造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光彩形象。早在一九四零年年中，海德里希显然已经决定让舍伦贝格担任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长。
虽然把约斯特撵走花了一年时间，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在征服东方的大战爆发之前的一天，党卫队少校瓦尔特·舍伦贝格终于实现了“多年为之奋斗的目标”，被任命为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代理第一把手。海德里希带他到柏林一家上等饭馆，和卡纳里斯共进午餐，以便让那位约模五十岁、态度和蔼但对自己有些把握不定的海军上将，能够和年纪要小二十三岁、对人恭恭敬敬、甚至有点怕人，但却野心勃勃，专心致志的新的对手互相认识认识。
第二天，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舍伦贝格从海德里希那里领受了三分钟的指示之后，正式就任新职。约斯特为了帮助他，在原职位上留了几个月。由于面临着在战争高潮期间重建纳粹党对外谍报机构的任务，舍伦贝格没有操切从事。 “我决定首先亲自摸索一下这个机构的日常工作，然后逐步接触大一点的问题。当然我考虑这些问题已经很久了，而且从理论上找到了明确的解决办法，但要把这些办法付诸实行，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访问了党卫队保安处的一位老上级，这位老上级当时正在统治着被德国征服的东方领土。他在波兰的一个大庄园里呆了几天，骑马、钓鱼、思考问题。他为六司制订了一个十点规划。第一条规定： “机构和人员进行重大变动是必要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重建只能是有限的。”在尔虞我诈的纳粹党内的生活经验，使他变得如此机灵，万一他遭到失败，他就可以用这一条来替自己开脱。最后一条对于竞争对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来说是一个凶兆： “我的工作的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秘密情报机构。”中间的九条多半是一般的规定：“（2 ）工作人员的配备十分重要……（3 ）行政管理应分成两个部分： （ａ）收集情报……”（ｂ）估价情报……（5 ）特务机关应当成为国家的一个受尊重、受重视的部门。”
他执行这项规划的进展相当缓慢。譬如，第七条是比较简单的； “应当建立档案制度，归档既要按照主题的类别，也要按照人名。”可是为这一条发布一项指示却花了一年。
他运用条顿人的精确性，替这一条作出了具体详细的规定：设立每个特务的个人档案，一份所有特务的卡片索引，一份按照人名和活动领域排列的重要人物档案，一份类似的重要人物卡片索引，以及按照主题归档的档案。每个特务的个人档案开头写的是他的秘密代号，其中包括一个大写字母Ｖ（代表“特务”），这个特务进行活动的国家的编号（根据一个编号表填写，表中阿富汗是一号，也门是一百八十二号），一条斜线号，以及地区小组为这个特务所编的个人号码。比如，一个在英国进行活动的特务的秘密代号可能是Ｖ45／85. 他的档案将包括一份简历，对他的保安审查的结论，他的任务，他提供的报告的简短记录，以及根据五个等级对他作出的评价；一，优秀；二，良好；三，一般；四，较差；五，废物。按主题归档的档案分五大类，例如Ａ类，外交政策；Ｂ类，国内事务。每一大类中又分成小的类别，用拉丁字母编号（在Ｂ大类中，Ⅳ类是政治影响），进而分成更小的类别，用三位阿拉伯数字编号（215 是军界人士，216 是贵族人士）。这个复杂的规划，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实行。六司的每个组都各自建立自己的档案，它们没有按照舍伦贝格所设想的那样分门别类地归档。’舍伦贝格还改组了六司。他赶走了监视他们的约斯特的代理人。他将五个地区组减为四个，重新用拉丁字母编号。
他将技术组的编号更加靠后，亲自督促将六司的无线电小组扩大成为正式的特务通讯机构，即所谓的哈韦尔研究所。
他增设了几个新组：Ｇ组协调第三帝国各研究机构的工作，ｗＩ组负责经济情报。到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六司的机构最庞杂的时候，它一共有十二个组，四十八个小组。
舍伦贝格还把他自己的人安插到六司。安插某些职务是容易的，因为约斯特将五个组长职位中的三个完全空缺起来。在安插其他职务的时候，舍伦贝格的行动比较谨慎。约斯特的助手菲尔贝特一直呆到一九四三年。但在舍伦贝格的领导下，他的职责范围严格限制在行政管理方面，他在这方面已被证明是不得力的。于是舍伦贝格调来了在德国保安总局一司已经出了名的一个人来管理Ａ组，即行政管理组。这个人就是马丁·赞德贝格尔博土，三十二岁，曾经在德国南部当过助理法官和行政官，十九三一年加入褐衫队，一九三六年加入党卫队保安处。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在一司工作了一年半，负责训练，干得很出色。同俄国交战以后，他离开柏林，前往爱沙尼亚，从事特遣队反游击活动。快到一九四三年底，舍伦贝格召他回国的时候，他已经晋升为爱沙尼亚保安司令和党卫队保安处首脑。他颇为能干，野心勃勃，卓有成效地改组了Ａ组，在同其他组发生人事纠纷时，他往往要占便宜，他一直管理着对内对外使用的大量资金的复杂帐簿，直到最后一个芬克使完时为止。
约斯特手下的其他人比菲尔贝特消失得要快。约斯特的英美组组长，主要资格是会讲英文的花花公子汉斯·道费尔特，继续呆了不过一年。舍伦贝格撤掉他，换上大学时的老同学、三十二岁的特奥多尔·佩夫根。吸收吉姆佩尔和科尔波去美国执行任务的，就是这个佩夫根。佩夫根， “北欧日耳曼血统”，法律博士，不容易激动，不太活跃，但善于“‘有条有理地’工作”，知识“远远超出一般人”，他的政治哲学观点“正确”。他在波恩大学和舍伦贝格是同学，舍伦贝格一九三八年吸收他参加党卫队保安处，他在德国和德占区担任一系列职务的的·候，舍伦贝格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一位上级指出，佩夫根同一个党卫队特遣队在俄国执行反游击队任务期间，并没有“完全完成领导上交给的任务”。
其实，他领导六司Ｄ组的技术资格，一点也不比他的前任强。但是，战前他在波尔多和日内瓦学习了一年，在爱丁堡学习了一个暑期，这为舍伦贝格重用他提供了合适理由。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舍伦贝格撵走了道费尔德之后，换上了佩夫根。
从舍伦贝格对英国小组的人员挑选中可以看出，如果他觉得某个人非常好，他能够作出非正统的选择。有一天，他的一个主要助手的助手，在柏林地铁遇到一位朋友，此人就是奥托—恩斯特·许德科普夫博士，历史学家，二十九岁，讲话飞快。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论述英国海军政策的书，当时他正在波茨坦空军司令部工作。他既不是纳粹党党员，也不是党卫队队员，可是他的资格看起来是挺不错的。他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了，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他开始为六司工作。同一天，他加入了党卫队，少尉军衔，比他在空军时的下士军衔高得多。但他从未加入纳粹党，这倒象盖世太保头子，后者也是没有加入纳粹党的党卫队队员。许德科普夫到达德国保安总局不久，就向舍伦贝格捉出了一连串完全合理但有些不切合实际的建议：建立一个中心情报分析组，下设许多小组；每月提供一篇关于英国政治局势的报告（报告前面要有详细内容介绍）；成立一个舍伦贝格工作班子。但是他很快就泄气了，不仅开始意识到多数特务的报告一钱不值，比较起来公开情报反倒有些价值，而且意识到在强烈的纳粹党派气氛中搞出来的情报毫无意义，于是他干脆埋头干他的小组的工作。
对另一个人物的选择典型地体现了所谓的“希特勒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使没有特权的人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政治上的诚实可靠而得到晋升的机会，比德国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欧根·施泰姆尔证明自己是六司中最能干、最有天赋的组长之一。他是农民的儿子，和赞德贝格尔一样，来自德国西南部。一九三二年，他二十岁，正在攻读德文和历史的时候，加入了纳粹党。不久他担任了他那所大学的纳粹学生联盟主席，后来又担任了整个省的纳粹学生联盟主席。有一天，他在斯图加特的一个广场上碰到一位纳粹官员，这位官员劝他加入一个刚成立的、很有前途的组织，他同意了，从此他开始了党卫队保安处的活动。事实证明施泰姆尔非常能干，党卫队保安处异常迅速地提拔他担任斯图加特站站长。这个站离法国和瑞士都比较近，它有一个对外情报小组，在战前那些年里，这样的小组是屈指可数的。一位上级当时为他填写的鉴定，几乎成了后来填写类似鉴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 “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非常坚定……施泰姆尔确实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功，他（在党卫队保安处中）建立了第一流的部门。关于敌人的各种问题，数他最了解，他还赢得了整个省，尤其是省长和老纳粹党员的尊重……希望尽快提拔他。”一九四一年，他没有到战地服役，而是奉命指挥一支党卫队特遣队，接着他返回斯图加特工作，然后再度前往俄国指挥一个行刑队。他在那儿表现出了“领导和管理的杰出才能”。一九四三年二月，听说他工作出色而又见过他的面的舍伦贝格，将他召回国，让他担任六司Ｂ组（西欧组）组长，原来的组长由于舍伦贝格不满意而被撤换了。施泰姆尔很快就使他的上司感到满意。“他具有超出一般的智力，灵活的谈判才能，无瑕可击的风度。凭着良好的政治本能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活动能力，他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解决秘密情报机构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能够解决收集情报的困难。”
他并非十全十美。舍伦贝格认为他过分直观，需要直接监督，还认为他有些盛气凌人。但他在舍伦贝格眼里是太好了，以致离规定的三十六岁的年龄还差两岁，他就被提升为党卫队上校。
由于调动、解职和死亡而造成的正常的人员空缺，有助于舍伦贝格将他自己的人充实到六司里面。ｃ组（俄国和近东组）组长在一次车祸中死亡以后，舍伦贝格理所当然地任命了一位自己的人来接替他。类似的事件使六司的人员在将近六年战争期间大部分被更换，虽然基层的人事变动或许比组长一级的人事变动要大得多。舍伦贝格比较多地撤换了基层工作人员，组长们都是他的直接下级，撤换得较少。
这些组长都在三十五六岁左右，全是党卫队校级军官：少校、中校和上校。他们是按照党卫队内部晋级规定提升到校级的。这些规定当然要求被提升的人“具备无可指责的品质，过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生活，”而且要在前线服役过。但是，规定说，由于德国保安总局成员都是可以缓役的必需工作人员，因此他们可以用完成党卫队特遣队的任务来代替服兵役。事实上，为了得到提升，许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例如佩夫根、赞德贝格尔、施泰姆尔、阿尔贝特·拉普（六司ｃ组第二组长，脸瘦得象一把快刀），以及拉普的继任人卡尔·契尔施基。许多刽子手就这样地钻进了六司。只有真实的不带偏见的情报，才能保证情报获得成功，然而纳粹党却依靠这些寡廉鲜耻的唯命是从之徒来获取这样的情报。
六司花名册上的工作人员，并不全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将德国和德占区划分成许多地区，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靠近敌人的那些地区，党卫队保安处的机构有六司的代表。比如，在巴黎，六司的机构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六司Ｄ组二小组主管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情报活动， 自然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小组，它有一个小组长，一个管理人事的副小组长、一个收集和编辑情报的主编、两个编辑、两个情报分析员及两名办事员，以及三名负责情报题目、情报人物和情报档案的办事员。
这些前哨站负责间谍的活动。战争中期，在柏林工作的四百至五百人，主要处理文件——阅读报告并对报告进行分析和注释，答复信件，研究报纸，审批资金，转达提供设备的请求，吸收人员。在前哨站的六司工作人员，大概和在柏林的人数相等，因此纳粹间谍机构总共有一千人。
柏林中心区和西南区的主要街道霍亨索伦河堤大街的拐角有一条贝克尔街，六司就单独设在这条街三十二号的一座四层现代派钢筋砖石建筑物内。 （党卫队保安处的其他机构 设在市中心威廉街一百零二和一百零三号，盖世太保机构设在威廉街拐角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八号。 ）舍伦贝格在这里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大言不惭地说，他的办公桌里暗藏着两挺机枪，有谁胆敢莽撞暗杀他，就会当场被击毙。
他在这里白天黑夜地工作着，有时一连工作达二十小时之久。约斯特耕耘在先，他现在收获于后。他掌握着每天收到的大量情报，看来每份情报报告他都阅读过，然后把它提供给有关用户，并且附上一封说明信。有时候，他亲自将情报送给用户；他偶尔出席希特勒的军事形势会议。他同组长们和各个小组的军官频繁地进行磋商。重要的间谍在德国的时候，他找他们谈话。他审批各种重要经费开支。他巡视六司的前哨站——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和德国的一些城市，给它们打气。他豢养了一批自己的特务，以便牵制常设的特务网。他同外部的机构进行接触，以便改进六司的情报。他和德国新闻通讯社的一位负责人共进午餐。他请求空军研究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为他截收和破译某些密码电报。他访问奥斯陆，同第三帝国驻挪威总督会谈。他的一位下级认为他“耳听八方”。
不同机构和领导人员之间的内部斗争，花费了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表面上装得和卡纳里斯极为要好。他们一块儿骑马。两家互相往来。他们发誓在这些场合不谈本行的事情，可是没有做到，不过这根本没有关系，因为双方都不向对方提供重要情况。两人在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态度是不一样的。卡纳里斯象个父亲，牵挂着这个年纪比他小的人，极力劝他服用他自己经常服用的药片。舍伦贝格呢？一九四四年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后，奉命逮捕卡纳里斯的就是他。
与此同时，他在纳粹统治集团内加强自己的地位。约斯特的遭遇总是隐隐呈现在他的面前。但是出现的一种新形势使舍伦贝格的日子要好过一些。海德里希上任几个月以后，设法使自己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总督。他处理外国情报的时间减少了，他本来就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感兴趣，因此他把越来越多的工作交给舍伦贝格。海德里希的新职位，还使他能直接接触希特勒。他可以把点点滴滴的情报亲自交给元首。这本当是海德里希的上司希姆莱份内的事，希姆莱因此感到很不高兴。舍伦贝格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故意讨好希姆莱，帮助希姆莱恢复失去的影响：他将自己的外国情报不是送给经常呆在布拉格的海德里希，而是送给希姆莱。这个办法很成功。他赢得了帝国元首的信任，他从来没有丧失这个信任。
舍伦贝格卓有成效地取得和保持了权利。不过第三帝国精通这种奸诈游戏的，还数海德里希。在希特勒手下那些杀气腾腾的部长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残酷无情地、死心塌地地去掌握这种权术。党卫队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火上加油，帮助党卫队，使它扩充为国家的最有权势的机构，这个机构比其他任何机构更好地体现出了希特勒的德国的独特形象。如果说其他德国领导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赢取战争的胜利，那么海德里希却只把他的全副精力放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冲突方面：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
他四面出击，尤其是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他向希姆莱和希特勒指出，有新的迹象表明谍报局和卡纳里斯同反对派同流合污。谍报局中了他的圈套，摔了胶。德国在英吉利海峡布伦瓦尔设立了一个雷达站，英国袭击了这个雷达站，使德国丧失了拥有新式机密雷达的优势。这一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大发雷霆，斥责卡纳里斯没有及时提供有关英国雷达的情报。他要求希姆莱提供一部分，但海德里希也没有这方面的情报，这使党卫队当时不能继续保持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利用这些事件，以及党卫队保安处和谍报局之间继续不断的磨擦来搞垮卡纳里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达成的一项协议中，海德里希获益很多，让步很少。三个月之后，当他差不多要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一命呜呼，被捷克民族主义者暗杀了。
在希姆莱除了担任其他职务外，还亲自主管德国保安总局的半年中，对谍报局的威逼放松了。接着希姆莱任命恩斯特·卡尔腾布龙纳担任保安总局局长，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正式就任。卡尔腾布龙纳最初采取的行动中，有一件就是在二月二十四日将舍伦贝格从六司代司长提升为司长。由于巩固了实力，卡尔腾布龙纳恢复了海德里希对谍报局发动的进攻。谍报局同样中了他的圈套。
谍报局的两名官员由于进行非法货币交易被逮捕。盖世太保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倾向反对势力，这两个人——卡纳里斯的参谋长奥斯特上校和谍报局的另一名成员汉斯·冯·多南伊——被迫辞职。谍报局在土耳其和梵蒂冈进行和平试探的消息，传到了希特勒的耳朵里。一九四四年一月，盖世太保说卡纳里斯部门的一名军官是反对派集团的一分子，把他逮起来了。盖世太保获悉，谍报局外国组织的一位官员和谍报局三处的一名军官提醒这个集团说，研究部在窃听这个集团的电话。要不是谍报局在预报敌人的行动时屡次遭到失败，上述背叛活动本来是可以容忍的。同盟国一次又一次的行动使德国人完全感到意外。北非、西西里，安齐奥——谍报局没有预料到同盟国军队在这些地方登陆，大大损害了它的声誉。而党卫队保安处却洋洋得意：它拍摄了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秘密文件，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间谍活动的最大一次成功。
党卫队保安处需要同谍报局决裂，这种决裂在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发生了。谍报局伊斯坦布尔谍报站成员埃里希·弗尔梅伦博士，是反对纳粹政权的，他的妻子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比他大十三岁，他接收了妻子的极大影响，叛逃到英国人那儿去了。二月十日，英国正式向新闻界证实了这件事。
希特勒肺都气炸了。两天之后，他签署了一道命令，取消了谍报局这个独立机构，将它附属于德国保安总局，纳粹头子们想完全控制对外情报机构，现在元首授予他们这种梦寐以求的控制权。这道命令如下：高级军官绝密军事文件：只供军官传阅：元首大本营：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1 ／44号： 高级军官绝密军事文件。
共二份：第一份：我命令：一、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谍报机构。
二，我授权党卫队（希姆莱）指挥这个谍报机构。
三、军事情报和反情报机构因此会受到影响，党卫队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互相磋商采取必要措施。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六天以后，卡纳里斯被撤消了担任了九年的职务。谍报局一处处长汉森上校负责谍报局的解散工作，同时继续领导谍报局一处。三月初在措森开始举行谈判，讨论如何将谍报局并入德国保安总局。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办公室主任奥古斯特·温特尔将军代表凯特尔，协助他的是汉森和谍报局二处处长和三处处长。代表德国保安总局方面的是卡尔腾布龙纳、舍伦贝格和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米勒，盖世太保将把谍报局三处（反情报处）并进去。
马上出现了困难。还没有谍报局一处四分之一大的德国保安总局六司，面临着一只老虎想吞掉一只大象的同样问题。卡尔腾布龙纳认为谍报局一处应该立即解散，完全并入保安总局六司；舍伦贝格和汉森希望他能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暂时存在—个时期。谍报局的许多工作人员是军官和土兵。
他们会失去军人的地位吗？谍报局前线单位同作战部队密切接触，机构的转换会妨碍它们的工作吗？就上述具体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花了好几个月。
五年中旬，谈判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希姆莱和凯特尔将德国保安总局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成员召集到萨尔茨堡米拉贝尔城堡开了两天会，让他们适应将要发生的情况。出席会议的军官和官员，保安总局的有三百名，谍报局的约有四百名。会议的高潮是谈判的胜利者希姆莱两个半小时的讲话。
希姆莱首先回顾了历史，赞扬了情报机构，雅利安人要想征服远至印度的大片领土，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机构。他说，俄国现在拥有仅次于英国的强大的情报机构。 “德国的情报机构，却同我们的不幸的、分裂的、老是自我破坏的德国历史和我们的历史前进步伐一样，显得非常可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十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时代在变化。
“请注意‘谍报局’这个词！它是根据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时的形势取的名的……因为当时我们正在保卫自己……将来呢，那就绝不是我们的座右铭了……根据元首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的命令，一个适应强大的第三帝国、适应今天战争的巨大要求、适应未来德意志一欧洲伟大和平使命的统一的庞大的情报机构，即将建立起来。”
希姆莱重申了情报机构“必须建立在同一种族、同一血统的民族基础之上”的理论，然后对出席大会的专家们提出了“我对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的期望”。最要紧的不是如实报告情况，“而是要无条件地忠于元首……。”他还希望“无条件地服从……结成同志关系……绝对准确……报告清楚……坚信德国的力量和德国最终会取得胜利。”讲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向他们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对特务说话要算数。他说： “说话算数，我们就会拥有最可靠的支持者，甚至能在有色人种和劣等民族中找到支持者。”
希姆莱如此这般地强调了他的新的情报机构将要建立在坚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然后公布了他同凯特尔在五月十四日签订的协议。协议写了四页单行打字纸。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命令谍报局一处和二处组成军事部，军事部“逐步并入”保安总局六司“是可以预见得到的，而且要为此作好系统的准备”。合并的最后限期将由凯特尔确定。谍报局在德国、德占区和中立国家的谍报站同样归党卫队保安处领导。但谍报局的前线单位仍然属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由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情报官具体领导。军人仍然是武装部队的成员，但文职人员转归党卫队保安处。谍报局的预算转入保安总局。
一个星期以后，卡尔腾布龙纳公布了谍报局实际并入保
安总局的详细规定。第一条就判了七十八年前成立的德国军事谍报机构的死期。这一条命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从一九四四年六月一日起解散”。这一条重申了下述规定：谍报局一处和二处组成军事部，舍伦贝格将逐步把它并入保安总局六司。谍报局下属谍报站改名为指挥报告区，前面加上指挥部所在地城市的名字。党卫队地区监察官和指挥官监督它们。情报渠道建立起来了。一般性报告送给卡尔腾布龙纳；单独的军事报告像以前那样直接送给军事指挥部，同时复印一份交给卡尔腾布龙纳。这两种报告都要经过舍伦贝格。
汉森担任军事部部长。但是他任职还不到两个月，就被当作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谋杀希特勒的密谋者而被捕。舍伦贝格接替他担任军事部部长。
这个新部门的主要机构是Ｂ处和ｃ处，Ｂ处主管西方，约有五十人，Ｃ处主管东方。每个处划分为几个情报收集组和情报估价组。军事部Ｂ处有四个情报收集组。每个组主管一个地区，比如，二组通过科隆指挥报告区和威斯巴登指挥报告区收集法国和比利时的情报。Ｂ处的情报估价组又划分为陆军、海军和空军情报小组。它整理收到的情报，挑选有用的，扔掉无用的，然后送给各军事指挥部。它还接受军事指挥部提出的情报要求，把它们转达给情报收集组。军事部各单位负责人来自谍报局。比如，ｃ处由维尔纳·奥勒茨中校领导。Ｂ处处长则由保安总局Ｂ组（西欧组）组长、能干的欧根·施泰姆尔担任，他同时兼任原职。军事部其他处有；Ａ处，负责组织、计划、人事和训练；Ｄ处负责破坏和颠覆（原来的谍报局二处）；Ｅ处负责无线电通讯（原来的谍报局一处ｉ组）；Ｇ处负责隐显墨水和伪造证件（原来的谍报局一处Ｇ组）。
半年以后，这个新组织成立了。纳粹党最后征服了军事情报机构。根据希姆莱一凯特尔协议的补充规定，原来仍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指挥的谍报局前线谍报单位，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并入军事部，组成军事部Ｆ处。同一天，格奥尔格·邦特罗克上校就任Ｆ处处长，负责前线侦察，他是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参谋军官，具有在东线工作的丰富经验。
这个新机构是一个完整的指挥系统，上有总理、纳粹党领袖、武装部队总司令、实际上的陆军总司令希特勒，中间有党卫队队长、内务部长、德国警察首脑、当时还任补充部队指挥官和上莱因集团军群司令的希姆莱以及纳粹党情报首脑和政府保安警察头子卡尔腾布龙纳，下有党卫队少校舍伦贝格，他是政府文职人员，不仅领导着纳粹党对外情报机构，而且领导着武装部队的部分成员。德国间谍机构混乱的改组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