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可不象龙牙变成士兵那样，会在敌人的土地上冒出来。他们必须由人物色、加以训练、备好行装、给予任务，把他们伪装起来、安插进去，还得和他们进行联系，付给他们报酬，有时又要把他们撤回来。必须分析他们的报告，然后再把报告递上去。一定要把他们的档案保存起来。这一切，就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这两个庞杂的组织机构存在的理由，也是它们的工作内容。
它们一开始当然是招收特务。这个任务有时比别的任何任务都使间谍头子伤脑筋，因为事实上，秘密接近公众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这两个情报机构各自形成了一套招收特务的办法，这些办法达到希奇古怪的地步。
谍报局刊登广告。战前，德国在国外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向领薪水的人，特别是政府雇用人员，提供贷款。
一些债台高筑的人向谍报局申请贷款，谍报局从这些人中间挑选出它最感兴趣的人——通常是军官、军士、或者军事机构中的官员——向他们提供贷款。如果有人不能按时还钱，谍报局就提出以提供情报作为延期偿还贷款的条件。许多人同意了这样的条件。他们陷得越深，谍报局提出的要求越高。有一个法国骑兵中尉，因为他的情妇挥金如土，最初他只提供他那个旅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情报。当他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而无法偿还债务时，谍报局要他参加选拔参谋的考试。他考上了，不久就提供更高级的材料，例如有关比利时武装部队的年度报告。后来他争取调到了巴黎，在那里，他靠向德国人提供更多的情报来供养他的女朋友。只是战争的爆发，才中断了这种关系。
谍报局还雇用侦察员去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人。谍报局汉堡站的经济学专家同时又是侦察员。当他经过被占领的欧洲时，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地物色合格的人物，他发观几个人，认为他们可以作为纳粹主义的难民而获准进入英国。战争开始以前，在国外的一些德国同情者，自己不能够或不愿意进行间谍活动，同样也在物色有可能成为特务的人。比如在威尔士，许多人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憎恨英格兰，就有一个德国机械公司的经理、一个工厂经理、一个到加的夫大学讲学的人向谍报局报了名。一九四四年侵犯法国期间，前线侦察单位的成员，从亲纳粹运动的支持者，如法兰西人民党、保安队以及比利时法西斯党人等那里招募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有两个特别精明而有成就的招募人员，他们的代号是“马雷夏尔”和“夏利”，他们在法国劳动营和维希法国“流亡”政府总部所在地德国南部的西格马林根，找那些有希望成为间谍的人谈话。
战争期间，在法国的德占区和未被占领地区的边界上，有时哨兵把企图违禁到德占区探亲的法国兵带到谍报局。波尔多谍报站帮助这些士兵成行，条件是必须保证带回情报。
几年以后，当同盟国的入侵开始逼近时，这个谍报站雇了一个在军事机关中工作、并同公众有接触的人，要他：只要在川流不息的来访中发现有希望成为特务的人，马上给谍报站打电话。然后由谍报局的一位军官去见这个人，对他进行试探。这些人中间，有许多本来是前外国军团的成员。
特殊的环境有利于招募间谍。战前，在德国和法国、卢森堡交界处，谍报局经常抓到法国间谍，然后把他们放了，条件是给德国当双重间谍。一九四零年，当德国军队入侵海峡群岛时，他们至少说服了被监禁在那里的一个犯人为他们做间谍工作。
数量最多的，要算来自战俘营的特务。当谍报局需要派五百名特务到北非进行大规模活动时，它发现了曾经在法国军队中服役、而今在法国战俘集中营里奄奄待毙的阿拉伯人。谍报局表示，如果他们愿意进行间谍活动，就把他们空投到他们的老家。在东方，谍报局从俄国战俘中收买了数以百计的特务。
党卫队保安处的做法也是这样。舍伦贝格的大规格的“策佩林”行动，把几百名前战俘空投到俄国当间谍。由于其中许多人，一回到祖国就向当局自首了，一九四三年德军在库尔斯克受挫，战争的发展情况变得明显之后，尤其如此，于是德国人只吸收那些因为犯罪（如逃兵）而断了回路的人充当间谍。如果有的候选人证明不了自己断了回路，德国人就强迫他们：为了表白自己，大批屠杀苏联公民；然后把这些刽子手同死者一起拍摄下来。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吸收他们当特务。由于党卫队保安处的规模较小，成立时间较短，有时不得不从国内情报部门调个别特务到对外情报部门去。例如，一个叫海因里希·施利的人，先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国内情报部门工作了几年，接着在维也纳为党卫队少校阿道夫·艾希曼工作，后来又调到维也纳党卫队保安处第六组组长威廉·赫特尔上尉领导下的对外情报部门。舍伦贝格还从来自瑞典、瑞士和芬兰的党卫队志愿军小分队里物色特务。在森海姆的外国人党卫队军营里，他的第六司的一个官员，冒充政治哲学教官，物色有可能充当特务的人。另外一个官员，表面上是书信检查员，阅读他们的信件，以寻找另外的线索。
党卫队保安处没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那么拘谨，它能采用比较富有创造性的方法。舍伦贝格打算利用妓女的想法，算不上是创见。德国保安总局第五司（负责侦探）
司长指示给姑娘发许可证的各分站； “我要求你们在所在地区周围物色……合适的妇女……要非常漂亮……举止有风度……聪明、老练，懂点外语更好。……把她们报告给……
第六司。”但是他是否找到了这样斜倚在第三帝国的路灯柱上的完人，却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谜。
希姆莱的招募计划更加富有想象力，这种招募计划既冷酷无情又不顾一切。他设法强迫未婚夫们给他当间谍，如果不同意，就不允许他们结婚。 （他作为内务部长，对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有这种权利；作为党卫队队长，对党卫队队员也拥有这种权利）。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他要求舍伦贝格考虑一下：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弗里德里克·多伊奇是否能当党卫队保安处的间谍，弗里德里克·多伊奇准备和意大利贵族西佐一诺里斯伯爵乔万尼·恩里科结婚。同时，他命令舍伦贝格建立一个小组，为了同样的目的专门审查类似的结婚申请，舍伦贝格告诉他，这个主意看上去颇有成功的希望，他把有关多伊奇和另外四对人的材料寄给分站，要它们进行调查。
有一对；男方是哈扎尔·哈扎里安，二十九岁，保加利亚人，在党卫队的一个旅部当翻译，女方是埃纳·丹格莱尔，四十四岁，德国人，同他一起住在维也纳。哈扎里安宣布他准备当特务，以便离开军队。但是他不肯在保加利亚工作，因为他说在那儿太冒风险，可是正是在保加利亚，他的语言和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才用得上。同他谈话的调查人员报告，无论如何他“没有给人留下可信赖的印象”。柏林确定他不适合做间谍工作，批准结婚，了结这件事。只有一对看来有指望，这一对男方叫肖基·奥梅拉，二十六岁，外约旦人，曾经为争取阿拉伯的独立而同法国人作战，在谍报局当过短时期的电报员，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罗斯， 二十五岁，已经跟他怀孕七个月。虽然向他进行调查的人谨慎地避免提及他的情报联系，发现他对间谍工作是“有用的”，但柏林还是断定他并非真正合适。
另外两对也都不合适。一个男的被认为“胆小而又不可信”，另外一个男的因血液中毒而躺在医院里。最初的那个西佐一诺里斯伯爵决定等一等再结婚，到了意大利突然不见了。尝试了几个没有一个成功，也就不再尝试了。党卫队队长想使爱情为间谍服务的奇怪尝试就此告终了。
在为招募间谍而进行的努力中，武装卫队统帅部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自然都在寻求理想的间谍：他必须聪明、机智、情绪稳定、神经健全、体格强壮，透彻了解目标国家的风土人情、语言和军队。它们很少发现这样的完人。事实巳大部分的间谍只符合两个主要条件；年轻（几乎所有的间谍都是二十几岁或三十几岁）和愿意当间谍。
愿意当间谍本身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动机，其中有四种动机最为普遍。排在最前面的一种是挣钱容易的诱惑。未来的间谍总想着过一种轻松的生活。他将泡在咖啡馆里，正好坐在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的标语底下，猎取赢得战争的重要机密。他将溜达着走过一家工厂，或者走过一两个高射炮阵地，他将偶尔发回一封电报，或许甚至勾引一个在职的的秘书。他当然认为所有这些活动比在前线打仗或者在工厂里做工要愉快得多、有利可图得多，因为他将为这种相当清闲的工作得到报酬，还将得到现钱花销。
有的人喜欢冒险。前线的危险太平常、太令人不快，吸引不了他们。每当他们想到偷窃文件、拍摄防御工事、躲避反特人员，热血就沸腾起来。这种动机常常和第一种动机渗和在一起。在这两种情况下，内在的心理压力有时不如明显的动机来得强烈，如企图幕后操纵历史的狂人欲望，或者渴求因冒充他人而感到的病态的满足。
第三种动机是理想主义。有些间谍信仰国家社会主义。
更多的人憎恨统治他们的祖国的政府。甘当间谍的俄国战俘中的多数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反对共产党政权。许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看到他们的国家从法国人的手里解放出来。
最后，有些人说是要当间谍，事实上他们从来就不想当间谍。他们只不过想逃离德国。
一旦招募了这些人，不能马上把他们派到国外了事。他们首先必须知道需要了解哪些实际情况，如何去了解，如何把这些情况送递回来。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在间谍学校里教授这些本领。不论什么时候，至少有二十个这样的学校存在，它们的课程设置和外观大不相同。 为了安全起见，老一些的间谍学校是单独教授每个间谍学生的。他们把“教室”分散在全城各地，伪装成商业公司。谍报局斯图加特和汉堡站都是这样做的。斯图加特谍报站总是把它的办公室设在人来人往的大楼里，这样就更难于监视，而且它经常迁移办公室。汉堡站在合法但同谍报局有联系的工厂里给间谍讲授怎样安装无线电收发报机和怎样使用隐显墨水，这两个谍报站都让学生住在当地旅馆里，汉堡站喜欢一个名叫克洛普施托克的供膳寄宿处，这是用的十八世纪一个诗人的名字。
为进行反苏活动而训练特务的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大大扩展起来了，在柯尼斯堡、什切青、柏林和维也纳都设立了学校。战争爆发以后，作战区的大规模间谍活动，迫使谍报局改变它在东线实行的教学方法，从个别讲授变为上集体课，把不上无线电课的间谍的学习时间缩减到仅仅六个星期。谍报局之所以允许这样做，是因为绝大多数间谍以前是苏联土兵，熟悉苏联这个国家，熟悉红军的装备、徽章和规章制度。到一九四三年，德国人在占领的俄国领土上建立了九所这样的学校，共有一万名间谍学员和从事破坏活动的学员。其他的学校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在维也纳城外，弗朗茨·佐伊贝特少校教授四十至五十个罗马尼亚法西斯分子，他们要学习三个月，每天上课八至十个小时，为到俄国后方进行活动而作准备。
在西线，由于德国把越来越多的人力、物力投入防御，需要的情报也就越来越多，因此，间谍训练工作也同样有了发展变化。党卫队保安处和被它控制的谍报局（现在合称军事部）虽然最初有些勉强，可是最终还是放弃了个别讲授的方法。他们害怕不安全。例如，科隆站虽然承认对间谍要进行共同训练，但一堂课绝不超过五个人，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以后，安全上的反对意见没有了，担心却还存在。上大课的学校就象雨后春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二处的两个新的特务监督站——“瓦尔特”和“西格弗里德”——建立了几所学校。 “西格弗里德”专门训练比利时特务，它有两所学校设在它在马尔堡的总部附近。“瓦尔特”在康斯坦茨湖的迈瑙岛上建立了一所学校；在康斯坦茨镇建立了一所，训练从法兰西人民党招募来的特务；在西格马林根附近的韦尔芬根堡建了一所，训练从保安队招募来的特务；还在德国西南的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学校，训练从别处招募来的特务。一二零前线侦察指挥部和它的前线侦察部队在莱斯塔特、艾托夫、哈思、巴特诺伊纳尔、费尔堡和基希察滕等地及其附近地区扎了营地。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在维罗纳的一栋房子里训练它的意大利特务，表面看上去他们在为军备部长施佩尔工作。后来它把这个营房迁移到俯瞰梅拉诺的一个山顶房子里。给人的印象这是一所疗养院，而那些特务都是伤兵。
这些学校的教官大多数是德国军官。他们教授各自的专业。比如，通信军官教无线电。通常他们讲德语，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受训者的本国语言。有时由特务的同胞教课。谍报局斯图加特指挥报告区管辖下的三个营房里生活和学习的北非特务就有一个这样的教官，在梅拉诺的意大利人由一个意大利军官讲课。
在较老的学校里，训导是多方面的，也是彻底的，尤其是在汉堡，因为它担负着海外任务，也许它的学校最复杂庞大。特务们要学习莫尔斯电码、无线电的安装与修理，密码系统、隐显墨水、微粒、发现和摆脱盯梢以及辨认飞机类型。训练几乎总是个别进行的。这种训练太费时间，也很费钱，以致整个战争期间，大约只有二百个青年进过汉堡学校。
与此相比，比较新的学校里的训练质量下降了。受训的特务较多，课堂里的人数也就多，学习期限反而缩短了。他们所学的只不过是辨认基本军事装备以及各军兵种佩戴的徽章。但是如果他们的教官好，就能教会他们准确地进行观察。
佐伊贝特少校同他的罗马尼亚学生在树林子里走着，他问他们： “那是什么？”
“一只羊。”他们回答。
“什么？”他问得更严厉了。
“一只白羊，”他们赶紧改口。
“不对，”佐伊贝特说。“你们的报告必须更确切。你们必须这么说：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十六时四十三分，在从维也纳到布赖滕布龙的公路右边，你们看见了一只羊，它朝着你们的那一面是白色的。”
因不合格而退学的情况似乎极少。大概谍报局认为，既然训练特务花了不少钱，就把他们送到国外，希望他们能收集一些情报，把他们留在德国，就白白让他们受了那些训练，还多一张嘴吃饭。谍报局慕尼黑指挥报告区管理的营房把政治上不可靠或者话太多的受训者送回当工人。但是另外一个营房发现，它的受过间谍学校训练和未曾受过训练的北非间谍，工作起来效果一样。
间谍在受训期间，逐渐认识在他被派往国外后他在德国的主要联系人，这个人将指挥他，也就是他的间谍头子。有时候这个间谍头子就是招募他的人。间谍头子承担这样的艰巨任务：确保这个间谍在分配了任务以后还能继续为德国好好工作。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到了那时，间谍就不再受谍报局的监督和控制了，他可以随便撒谎，托病怠工，甚至叛逃。
间谍头子约束间谍的办法，主要是使间谍自尊自爱。他希望几乎总是比他年轻的那些间谍，以后不会使他痛苦，也不会使他失望，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和危险，不顾疲劳，不懒散，坚持不懈地进行活动。间谍头子是靠对间谍的热心关怀来灌输这种自尊自爱的。他以自己的行动，使间谍相信；他一定会让间谍得到所需要的证件和服装，在营房里得到优质食物和高级香烟；一定会使他受到良好的训练，将来能应付自如。
他送他到启程的地方。消极的制裁常常是不直截了当说出来的，但也起很大作用，那就是暗示要削减活动经费，或者对在德国控制地区的他们的家属进行报复。一旦间谍到了敌人阵营，间谍头子同他保持联系。当间谍发来电报时，间谍头子和电报员坐在一起，起草复电，给他奖章，需要时给他钱，不断去信鼓励他。这套办法，在理论上，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个人联系是确保间谍忠诚可靠的最好手段，而任务的胜利完成，十之八九依靠这种忠诚；从实践来看，它是常常很奏效的。但是间谍也常常陷于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所设的圈套之中，到那时，他对他的间谍头子也无能为力了，只好因为不得不背叛他而感到遗憾。
在受训之后、被派出去以前，间谍必须得到掩护身份。
这些假身份来自可以把间谍列入花名册的合法的或冒充的商业公司。在中立国家里，真正的德国公司和中立国家的公司可以这么做；在敌国内，只有中立国的公司才能这么做。德国企业中“雇用”谍报局间谍的有申克银行、国营铁路局、国营航空公司、若干轮船公司和法本化学托拉斯拜尔阿斯匹林制药公司。这些企业都巧立名目到国外开业。在西班牙，一九三六年曾经把佛朗哥的一封信送交希特勒，从而导致德国支持西班牙长枪党的德国商人约翰内斯·伯思哈特，把他的金融实业公司供党卫队保安处使用，后者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
冒充的商行大小不等，有大公司，也有一人经营的小企业。它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间谍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才设立的，只有从这种意义上讲，才能说它们是冒充的，因为这些公司事实上是在经商。比如在战前的法国，谍报局建立了一个公司，出版介绍铁路沿线风景区的小册子；这样就为间谍旅行、摄影和打听情况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它还让定居特务开设报摊和烟草店，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可以不引人注意地会见下级特务。在葡萄牙和南美，谍报局的比较重要的特务以进出口公司作为掩护。对于不太重要的旅行特务来说，谍报局发现在西欧冒充邮票商人是很奏效的。而在巴尔干国家，冒充旅行的烟草商人和羊毛商人会减少嫌疑。在未被德国占领的法国，一个特务假装香烟盒和化妆盒制造商，他带着这些产品的样品到处旅行，观察法国军队的驻地。
在拉丁美洲，大公司（其中有些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繁荣掩盖了德国广泛的间谍活动。在中立但亲纳粹的阿根廷，三个间谍头子都有自己的掩护公司。汉斯·纳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了德国国际情报公司，办公室设在雷孔基斯塔大街三三一号一栋楼房的一六二和一六三房间，他开会、旅行、打电话、寄信等，看上去都只不过是在办理公司的正常业务。事实上，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纳普作为南美最忙碌的间谍组织头子的真正工作。弗里德里希·塔德奥·冯·舒尔茨一豪斯曼也利用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莫雷诺街九七Ｏ号开设的布隆伯格Ｙ公司来掩护他的间谍活动。奥托马尔·米勒的间谍网把它在阿根廷收集到的情报送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掩护公司快速情报公司，以便用它的秘密电台把情报发往德国。在智利，设在瓦尔帕莱索普拉特大街八二八号的航运公司（以前是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的一个分公司），由于战争使德国船运停顿，几乎丧失了全部生意，但它一直让剩下的七名雇员积极收集情报——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它的邮政信箱送来的——并把情报传递给一个间谍电台，让它发往德国。
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拿出部分间谍活动经费，赔偿这些商业损失，不过有一个谍报局的掩护公司，即阿根廷的越洋公司，在进出口中赚了大量利润，所以它能够支付全部特务活动费用。
为证明间谍的假身份而伪造文件的任务，落到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和德国保安总局六司的专业部门身上了。谍报局的这个部门是一处Ｇ组，在整个战争时期由阿尔贝特·米勒领导。他是个矮胖的化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过同样的工作。一九三七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工作全面展开，谍报局在档案中发现了他的名字，由于他是个预备役军官，就让他重新服役。当时他是个上尉，五十岁。
谍报局总部里他的那个机构进行着谍报局的全部科学工作，包括远距离摄影和使用新闻检查时大量查找隐显墨水信件的设备。它的六个小组中，只有第一和第六小组办理假证件。第一小组制造证件、图章和邮票。第六小组是在战争期间从第一小组分出来的，它把假证件填好发出去；它还监督谍报局各分站制造假证件的工作以及在俄国的集团军群情报参谋的工作。
当米勒从事这种工作时，党卫队保安处也开始进行同样的工作，海德里希制造假文件使红军军官丧失信誉，这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俄国大清洗中也许起了一些作用。帮助实现这个计划的，是党卫队保安处里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他的部分工作是寻找一个可靠的伪造文件图章的雕刻匠，这个年轻人是基尔人，专门在街上打架鬼混，由于密告他的头头而受到海德里希的注意，他叫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当海德里希认为他在俄国取得了成就之后不久，决定建立一个机构，专门为他的特务伪造文件，并且在其他方面帮助特务。他把这个工作交给瑙约克斯，这时，瑙约克斯已经是党卫队保安处少校，他破坏了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反纳粹无线电台，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瑙约克斯精力旺盛地着手进行工作，他集中了必要的人力和物力，把他的机构设在柏林西南居民区德尔布吕克大街六号Ａ的一栋用灰石头盖的大楼里。如同谍报局一处Ｇ组一样，它不仅伪造文件，还研制供特务使用的无线电设备和微型照相机，用无线电同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务进行通讯联系，并且监督德国保安总局的小小的通讯情报机构。在大约一年之内，瑙约克斯使这个机构的工作进行得非常好，以致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这个机构的领导人，海德旦希却让他脱身出来去干别的鬼把戏；制造波兰袭击一个德国无线电台的事件，为希特勒进攻波兰提供借口，帮助舍伦贝格在文洛绑架英国情报机关的军官；建立一所妓院，名叫“小猫沙龙”，在里面装上***，窃听外交官嫖客的秘密。
德国保安总局成立后，他的单位变成六司Ｂ处，后来改为六司Ｐ处。但是一九四一年初，瑙约克斯接受了约斯特调他去海牙的建议，因为有一次海德里希逛妓院，瑙约克斯忘了关掉磁带录音机，惹得海德里希不高兴；瑙约克斯又不喜欢舍伦贝格，因为有各种迹象表明，舍伦贝格将成为他的顶头上司。接替瑙约克斯的是舍伦贝格的老搭挡瓦尔特·劳夫，他是党卫队中校，曾经参加海德里希试图说服舍伦贝格的第一个妻子走掉的活动。他担任这个新职务显然是暂时的，因为他保留了德国保安总局二司Ｄ处处长的职务。二司Ｄ处处理整个德国保安总局的技术问题，并且设计了一种大篷车，用这种车把犹太人和其他人运往大坟坑，在途中用车里排出的毒气把他们熏死。事实上，只不过一年多一点，劳夫就离开柏林去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在突尼斯和意大利兜捕犹太人。三十四岁的党卫队少校赫尔曼·德尔纳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接替他的职务，自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他除了战争初期有九个月在党卫队骷髅师指挥一个工兵排以外，一直在希姆莱身边工作。舍伦贝格认为他在工作中富于想象力，而且很努力。但是他根本当不了头头，一年半以后，他被调到前线党卫队的一个军里担任情报参谋。德国保安总局六司Ｐ处三组（破坏小组）组长、党卫队少校鲁道夫·拉西格担任这个机构的代理负责人。
这些选择和调动，也许说明了党卫队保安处间谍活动的琐碎之处，并没有怎么影响这个机构，一半是因为这个机构的各个小组相当各自为政，而且看上去都工作得很好；一半是因为瑙约克斯原来的主要帮手一直在为这个机构服务，这个助手能力强，经验多，各个小组的工作都能胜任。他就是伯恩哈德。克吕格尔，当过锁匠，有好几年曾为党卫队保安处管理一个无线电台。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他临时负责伪造文件的小组，即六司Ｆ处四组。
六司Ｆ处四组和谍报局一处Ｇ组的工作都包括如下两个方面：设法弄到具体的文件或证件，把它们印出来填好。文件、证件的来源基本上有三种。最理想的是空白原件。一九四零年左右，安特卫普美国领事馆里一个亲德国的秘书，把大量美国空白护照交给谍报局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把它们交给柏林。捣毁敌军司令部时可以缴获空白原件。但是它们一般很难弄到手，就是弄到手，数量也有限。第二种是已经填写过的原件。在俄国前线，这样的原件大多数来自战俘；在其他地方，则靠偷窃，或者从死者和被送进集中营的人的身上搜取。这样证件的好处是，它们是真实的，上面有持证人以前真正旅行时所盖的真正图章。它们的不足之处在于，为了适于特务使用而对证件所作的篡改，总是经不起仔细检查。
多数国家是用一种特殊方法往护照上贴相片的，取下原相片就会暴露破绽。证件上使用的墨水深深浸入纸里，如果用物理或化学方法涂掉墨迹，肯定会留下痕迹。由于这种经过篡改的证件不可靠，多半只能供给那些和大多数旅游者一样，只要把护照亮一亮就能通过的特务使用。
第三种文件或证件是仿造的。它不存在篡改和数量有限的问题。但是仿造这样的证件需要很长时间，也很麻烦。红军的文件和证件仿造起来可能没有多大问题，可是护照呢，由于纸上有特殊水印图案，封面是一层层压起来的，有时护照上还有秘密标记，因而仿造起来非常困难。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都有专用纸张。柏林东北约二十英里有一个名叫斯佩希陶森的小镇，镇上有一个造纸厂，党卫队保安处有一小撮人在那里用大缸煮纸浆。当弄护照封面的纤维涂层发生困难时，党卫队保安处也询问外界研究实验室。由于这一切工作有可能因为一个国家更换护照而成为徒劳，这两个间谍机构只为极少数特别重要和可靠的特务伪造这样的证件。比如，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柏林只给谍报局布拉格站伪造了两份护照，一份是保加利亚的，一份是土耳其的。
证件纸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印进纸里的复杂的背景花饰和压印在封面上的金色印记。谍报局有二十名雕刻师和美术师来复制这些东西。但是证件上的内容同样重要。
印在证件上的表格和盖在上面的橡皮图章，都要同敌国当时所用的完全一致。证件号码不能超过当时的编码范围。
为了确保这一点，谍报局一处Ｇ组在该局各分站设有下属对口单位，专门拍摄外国护照和其他重要文件，然后把照片寄回，并且注明墨水和纸张的颜色。六司Ｆ处还让党卫队保安处各分站拍摄警察从旅馆旅客登记处收集到的护照和身份证。谍报局和党卫队保安处的车间复制橡皮图章和颜色合适的染印台。谍报局一处Ｇ组有上千个图章，有的用来复制外国签证，有的是各边界过境站和其他有关当局使用的图章。
填写证件上所列各项内容，会遇到许多麻烦，填写不当，就意味着特务的死亡。填写时自然要用“发证”国家的术语。在伪造的美国或英国护照上，绝不能写某某特务的身高一百七十二厘米。因此，谍报局一处Ｇ组在各分站用来申请某种证件的表格上，特别指明要用那个国家的语言填写有关这个特务的每项情况。由于崭新的护照会引起过多的怀疑，谍报局一处Ｇ组就在护照上盖上许多图章。它必须谨慎地计划这些想象中的旅行，大部分路线是根据一份间谍头头必须填写的四页长的问题单上所提供的情况制订的。它不能填写一条不能通行的路线，比如，不能在护照上表明通过了在盖章日期已经关闭了的某个国境站。它不能在护照上没有签证盖章的情况下，填上已进入一个需要签证盖章的国家。
当事情太困难时，谍报局一处Ｇ组就故意把印章盖得乱七八糟，或者把印章盖重，使其模糊不清。
它的最大问题是要不断提供特务们所需的庞杂得无法想象的各种文件和证件。文件、证件是现代文明的祸根，战时繁杂的手续越来越多，象供应本这样的新证件不断应时而生，即使是合法的持有者也感到是个负担。谍报局一处Ｇ组和德国保安总局六司Ｆ处四组的任务不知加重了多少，它们不得不为每个特务准备多达十种证件。谍报局一处Ｇ组保存了一百四十六种伪造的红军证件，只要列举其中一部分，就能说明这个任务的艰巨性；俄文护照（只用俄文填写，没有编号），俄文一乌克兰文护照（有编号），俄文一乌克兰文护照（没有编号），军事驾驶员执照，医院出院证明，高加索地区交出的通行证的收据，共产党党证，国防工业部门的工人的缓役证明书，铁路工人缓役证明书，装甲部队装备管理总局、南部方面军作战部以及列宁格勒方面军政治部的信笺上端所印的字样，普通通行证（用的是普通纸和薄纸），沃罗涅日前线飞行员通行证（用的是黄纸和白纸），受奖证明书（战时颁发的），一张列斯吉涅尔和一张阿瓦尔的出生证，六种医院出院证明（普通的，白色小的，白色中等大的，棕色大的，又长又大又白的，阿尔汉格尔海军医院的），以及不下于十六种军官身份证（不能同四种军官个人身份证混淆起来）。
在许多情况下，谍报局一处Ｇ组和保安总局六司Ｆ处四组对这方面的工作是胜任的。六司Ｆ处四组为了检验一种已经用紫外线检验过的新的伪造护照，命令一位年轻土兵持这种护照进入瑞士。然后它提醒瑞土人，说有一个间谍可能打从那里通过。边防哨兵极其仔细地检查了这个青年土兵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然后放他走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一个特务携带着证明他是苏军上尉的假证件，奉命到一所空军学校上学。他在学校里呆了好几个月，一直向上级报告他所学习的东西。另外一个特务本来就是教师，一副病容，发给他的假证件说他不适于当兵，他是教师。他利用这些证件，在俄国中部的一所学校找到了工作，在那儿对红军进行间谍活动。
为了适应当地的需要，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各分站设有自己的伪造文件的小型机构。从一九四二年六月起，各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已设有这样的小型机构。通常他们只不过填写已经准备好了的空白证件。中部集团军群每月大约颁发五百个证件。战争期间，德国一共颁发了四十多万个假证件。
因此，伪造者有时忽略了某个细节就不足为怪了。有时俄国人发现了差错。编号在3 ，800 ，000 号以上的伪造的党证，留了一个空白填写党员交纳党费的年月日期，而真正的苏联党证上却印有这种年份日期。在另外伪造的党证上，“Ｃｈｌｅｎｓｋｉ' ’（成员）这个单词中的ｉ上面点了两点，本来只有一点。某些伪造的印章用的是紫色墨水，而真正用的是黑墨水。德国的橡皮印章一般比俄国的线条分明而且颜色深。
德国人用镀铬金属线装订证件，不留铁锈痕迹，这与俄国的装订不同。在为一个将去阿根廷的间谍准备身份证时，谍报局一处Ｇ组只在证件上面按上拇指印，而不是象应当做的那样用压印机压印上去，也没有填写照片的日期，而这本来被认为是身份证上重要的一项，在“Ｃｏｍｅｒｃｉａｎｔｅ" （商人）一词中多写了一个ｍ，纸上的水印图案很粗糙，而且位置太靠下。签证官员的头衔，应当是警察局长，却写成了警察总局局长，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关。
德国人必须在假证件上填写假身份，或者说是“传奇式的经历”。有一个特务被空投到爱尔兰，他就是京特，许茨上士。他冒充他的学友汉斯·马施纳的身份，马施纳在战争开始后一直呆在德国。他用的是一个篡改得很合适的南非护照。这样的经历是特务容易记住的。另外一些同特务自己的阅历相差较远的经历，比较难以想象，也比较难记住。此外，他们在被捕时并不总是能轻易顶得住。俄国人对于那些有特嫌的人，对照他们自称来自那个地区的方言来检验他们的讲话。他们把那个地方的居民叫来帮忙，就那个地区的地形讯问这些嫌疑犯。在同种族的英国遇到的类似的困难，使谍报局放弃以真正的特务冒充商人的企图，而是吸收真正的商人来做特务工作。
为了使特务们的假经历更加令人相信，德国人向他们提供恰当的家属照片、信件、帐单、收据、卡片、衣服和设备。间谍机构一般都能避免会使它的间谍暴露的差错。有时他们从敌人那里得到真晶。同盟国空投到法国给法国游击队的英制衣服有时落入谍报局的手里。
但是有时候德国人也要弄错。他们的俄国间谍所穿的伪造制服，在裁制上有错误。他们衬衫的两边是开缝的，而真正的俄国衬衫不开缝。他们裤子的臀部加了一块布，而真正的俄国裤子却不加这块布。他们过于求全，把肩上的垂片一直缝到袖子上。而俄国人却让这些垂片挂着。这些瑕疵是微小的，但对有些人来说却是致命的。
为了收集情报，德国的间谍必须呆在敌国领土上，但是他们如何才能到达那里呢？战线拦住了陆路。海港和飞机场控制严格，切断了从中立国进去的路子。然而可行的路子也只有这三种——陆路、海路和空中。希特勒的间谍必须寻找并利用小小的空隙从这三方面渗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而且成功地从空隙中渗入到目标国家。
和平时期的陆地国界，或者战时同象瑞土这样的中立国的国界，有时候很容易越过，只要间谍在法定的边界站出示假证件就行了。这样做并不都能行得通。也许他们的证件经不起一个眼光锐敏的官员的检查。也许他们必须经常越过国境，或者要携带钱或装备。在这样的情况下，间谍往往穿过“森林中的边境”。其中典型的就是同法国的边界。
从莱茵河到卢森堡的弯弯曲曲的边界线位于丘陵地区，树木茂盛，是不可能完全封锁得住的。谍报局的间谍头子从特里尔派出他们的间谍，让他们沿着羊肠小道蜿蜒穿过森林、越过边境到法国去——间谍并不是唯一要回避移民局和海关官员的人。德国人把这种办法叫做“开水闸”，意思就是“放（船）过闸门”。为了让特务渗入美国，谍报局给他们购买从里斯本到南美的船票；他们从那里到达墨西哥，到了墨西哥以后，再象那些未经合法手续进入美国的墨西哥流动工人那样，瞠水或游过格朗德河进入美国。整个过程时间很长：往往要一年以后才能收到特务打回的报告。在东线也使用开水闸的办法把特务送到敌后。在黑夜的掩护下，前线士兵把特务从他们自己的战线里带到无人区，然后指点他们绕过敌人的阵地进入敌后的路线。这些特务偷偷摸摸地溜过敌人的岗哨，然后悄悄地急速前进，离入境点越远越好。
当德国军队退却时，他们使用一种完全不同的办法：卷入法。特务留在原来的地方，让向前推进的敌军把他们“卷进去”。东线德军在冬季间歇退却期间和在西线“霸王”行动期间都用过这种方法。
用空投的办法，既可避免上述过程会遇到的危险，又具有纵深渗透的优点。
战争初期，罗韦尔的侦察中队为此提供了它的远程侦察飞机和有飞行经验的飞行员。空军上尉卡尔·埃德蒙德·加滕费尔德专门从事这项工作。随着在这方面的需要增加，特别是在德国入侵俄国以后，加滕费尔德增加了更多的飞行员和飞机，到一九四二年夏季，他建立了自己的中队——空军总司令部第二试验队。在后来的两年中，它扩增到一个机群，有四个中队，其中第一和第四中队配置在西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加滕费尔德的第二试验队和第一试验队合并，第一试验队是一个真正的研究单位。这个合并的单位叫做二零零战斗空军联队，由德国著名飞行员维尔纳·鲍姆巴赫中校指挥，不过这两个部分却奇怪地改变了番号：第二试验队变成了战斗空军联队第一组。差不多与此同时，阿道夫·科赫少校接替了加滕费尔德。
这个战斗空军联队根据需要，把它的飞机派到欧洲各地。它从辛菲罗波尔飞到伊朗、伊拉克和高加索，从雅典一卡拉马基飞到埃及、外约旦和利比亚，从马赛飞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从雷恩和巴黎飞到英国，在“霸王”行动之后，又从埃希特丁丹以及莱茵河右岸的其他机场飞到西线。它使用小型的菲泽勒公司的鹳式飞机以及福克一伍尔夫ＦＷ 200和容克Ｊｕｌ88式飞机。它并不小看缴获来的外国飞机。有一次召开飞机生产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在柯尼斯堡附近以机腹着陆的续航能力非常强的俄国四马达ＴＢ—7 型飞机时，一个官员说： “卡纳里斯发狂似地想多得这样的飞机……我们必须立刻把它们交给情报参谋。”在东线还有其他类型的俄国飞机在飞行。在西线，这个中队使用Ｂ—17飞行堡垒式飞机，在机身上涂上道尼尔288 Ｓ的标记，事实上德国并不存在这种类型的飞机。
间谍飞机主要根据气候选择飞行时间。它们经常不得不推迟两三次，使间谍感到更加烦恼。有时飞机已经开始飞行，只是由于恶劣的气候或敌人的行动而被迫返回。加滕费尔德的飞行员几乎总是在夜间飞行，而且宁可在没有月色、阴云密布的夜间飞行。这个联队把它的飞机涂成黑色，把特务们的降落伞染成深褐色。战争初期，特务们的无线电台还很笨重，不得不另外用降落伞把它们投下去。有时候特务们找不到它们，赫尔曼·格尔茨就是如此，当他降落到爱尔兰以后，徒然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寻找他的无线电台。这使得谍报局不得不把无线电台放入磷光袋子里，后来，无线电台体积缩小了，使特务在跳伞时能够随身携带。
特务们当然要被空投到尽可能靠近他将要工作的地方。
比方，有一个特务是英国人，他的目的地是伦敦，空投地点便被选在伦敦以北大约有两小时火车路程的威兹比奇附近，因为那儿是平原，飞行员在上面飞行比较放心，周围乡村人烟稀少，而且这个间谍熟悉这个地区。这个中队估计空投的准确度是离目标点不超过五英里，根据风力、飞行高度和敌人战斗机截击等情况的不同而不等。但是飞机可能飞得很偏。
有一次，加滕费尔德想把一个特务空投到都柏林附近，结果却飞到了都柏林以南六十英里的地方。爱尔兰人当场抓住了这个人。
飞行的时候，可怜的特务紧缩在一架从来没打算用来运送间谍的飞机的一个令人不舒服的角落里。他身上背着沉重的降落伞和设备，眼睛瞪着机身上的那个小洞，心想他从这个小洞跳下去，不是幸运就是死亡。如果飞往英国，驾驶员常常贴着英吉利海峡水面掠过去，免得被雷达发现。他越过海岸以后，被雷达发现的危险就过去了，然后陡直上升，以便不易被看到和听到。特务经常晕机。当飞机驾驶员躲避敌人的战斗机时，他就更晕了。有时候飞机驾驶员让他从高空跳下，有时飞机俯冲到低空，减慢速度，让他跳下去。有的特务在最后一刻迟疑不前，就要“帮助”他跳出去。有个特务遇到另外一种麻烦，他太胖了。当他发狂地向外扭动时，身子卡在洞口，两条腿在凤里拍打着，飞机飞离目标越来越远，机务人员用脚使劲踩他，才把他踩出飞机。
在整个战争期间，东线的空投活动一直没有间断。但是英国日益掌握着自己的制空权，迫使德国人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放弃用飞机把特务送到那里。他们转由海上进入英国。
莎士比亚说过，海“象一堵墙，也象一道护城河”那样地保卫着“英王的不列颠群岛。”但是正如荷马说过的那样，海也是神的路，虽然纳粹德国的间谍完全不是神，但他们也利用它作为渗入英国的通道。有些特务伪装来自被德国占领的欧洲的难民。他们偷偷地从荷兰启航，在英国公开登陆。然而，能够安全通过警惕性很高的英国港口保安机构的检查的特务，即便有，也是极少，英国港口的保安机构有时甚至把法国陷落后陷于困境、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返回国的本’国人保护性地拘留几个星期，直到他们的申辩被证实为止。
其他间谍乘汽船或拖网渔船穿过英吉利海峡或北海，快到英国海岸时改乘小船或橡皮筏。
如果被派遣到很远的地方去，例如到西半球去，唯一可行的是海路。有几次德国人利用潜水艇到北美。至少有两次，德国人利用中立国的轮船，在乘务员的帮助下把特务送到拉丁美洲。有一次，一个德国人因为在厄瓜多尔进行间谍活动被驱逐出境而回到欧洲，他同西班牙《蒙特安博托》号轮船上的一个乘务员混熟了。后来在西班牙，他说服这个乘务员帮助一个德国人偷乘他的轮船到阿根廷。这个间谍名叫汉斯·茨威格特，将成为当地极少几个德国间谍之一；他将潜入阿根廷社会，但在阿根廷未同德国断绝关系之前，他不准备进行活动，也不发无线电报。在整整七个星期的航行期间，茨威格特一直呆在一个装满了钢材的货轮里。在最初几天中，既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这个乘务员带着他的钱，安装无线电台的图纸，密码和其他指示的缩微胶卷。德国人正确地估计到，船上乘务员在特里尼达通过英国检查站时不会被搜查。一九四三年五月，轮船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茨威格特设法偷偷上了岸。但是警察已经多少得到了消息，逮捕了这个乘务员。他承认将在一两天后的下午八时，在五月大街一零零二号阿莫尼亚糖果店会见茨或格特，把他的钱和文件交给他。当茨或格特出现在约会地点时，警察把他逮捕了。
德国人也用他们自己的五十英尺长的帆船把特务送过大西洋。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勒阿弗尔站买了一只小帆船，名叫“白西姆”，是按照供私人游弋的扁长帆船的样式建造的。这条船航行缓慢，但是舒适，除了船长以外还有三个船员，船长是海因里希·贺尔斯中尉，他之所以被选上，看来是因为他曾在一九三八年独自横渡大西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