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是在夜间和清早送来的。当赫伯特·奥韦到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报告已经为他准备好了。这座象棚屋一样的木头房子，立在韦尔德尔鹿园的中央，附近就是波茨坦，柏林也离这儿不远；在一九四四年初夏的这些日子里， 奥韦凭着窗户，可以眺望外面碧绿的景色。战争有时似乎离得很远很远。
在这一天，秘书照样把文件送到他跟前，他开始阅读起来。奥韦外貌悦人，长得结实，中等身材，沉着、明智。他是一个职业军官，一九三六年加入空军，那时他才二十多岁。战争爆发时，他在一个轰炸机中队服役，可是不久，他驾驶的Ｈｅｌｌｌ式飞机在一次夜间起飞时坠毁了，他负了伤。他的飞行能力受到限制，被调到空军学院接受参谋训练。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结业，以一级参谋的身份，分配到当时正在俄国作战的第一空军师，担任情报参谋。这个师是由两至三个轰炸机联队和一个侦察机中队组成的。奥韦的主要工作，是向作战参谋报告敌方的情况，并告诉作战参谋为了轰炸目标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以便他（作战参谋）能发布准确的侦察命令。
奥韦迅速地掌握了情报工作的一套做法。他干得非常出色，上级司令部也知道了他的能力，不出一年， 他接到命令，要调他到“库尔菲尔斯特”。这是设在鹿园的空军参谋部的代号，意思是“（神圣罗马皇帝的）选帝侯”。一九四四年初，奥韦来到鹿园，不久担任西线外国空军处Ｄ组组长。
他领导着半打军官，三名文职官员，四或五个办事员和制图员，以及三，四个女秘书。虽然Ｄ组下设有土耳其、近东、法国空军，西班牙空军和葡萄牙空军小组，但它的主要精力是研究同德国作战的英国和美国空军部队。奥韦因此是空军里研究第三帝国的空中劲敌的专家。
奥韦在这个平常的上午阅读的文件中，有空军战俘审讯中心审讯战俘的结果，有无线电情报机构和间谍的报告，还有他的工作人员根据他们自己对这些情报所作的详细研究而写成的备忘录。大约在十点半，他开始为出席晌午的空军作战部部长召集的形势会议作准备。他作了笔记，同身边的军官进行了磋商。尤其是在诺曼底登陆以后，他们试图确定出盟军的主要突击点在哪里。他们的做法是对各机场拍摄的航空照片进行比较，从统计数字中看看哪些机场的飞机最多。他们根据自己部队的报告，分析了敌人的进攻战术。他们从被击落的敌机里捡到的文件中，挑选出有关敌军装备的最重要的新情报。奥韦带着所有这些情报参加形势会议。
外国空军处处长主要介绍了敌人的情况，他的下级，西线外国空军处和东线外国空军处的负责人，以及他们的下级，象奥韦这样的组长，回答了对一些具体情况所提的问题。但奥韦和其他人并不是只提供情报。他们还听取对整个形势的介绍，这些介绍有助于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中哪些方面最重要。
会议通常持续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随后有一段休息时间，奥韦和其他人午休一会儿。下午四点左右，他们开始阅读新的材料，准备晚上的形势会议，晚间会议在晚上八点举行。会议结束的时候，关于德国空军部队当天活动的大部分报告，以及谍报局、空军战俘审讯中心和其他机构的情报报告陆续送达，奥韦对这些报告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当天的活动，夜间他和他组里的人起草分发给部队的报告。报告的题目叫做“西线空军情报处专题报告”，每隔几个星期送出一次。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送出的第七十六号报告，长达十四页，还配有介绍图片，这篇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盟军伞兵和空降兵投入作战的新情况”，它详细介绍了美国和英国空降部队在阿纳姆空降，即“市场一花园”行动的一部分遭到惨败的情况。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和凌晨一点之间，奥韦和他手下的人完成了工作，下班回去了。第二天上午从头开始忙起来。
同空军的多数专业活动不一样，空军的情报活动在空军成立的时候就开展起来了。一九二零年三月一日，陆军总司令在军队部建立空军单位的那一天，同时指定一个人在军队部情报处对外国空军进行研究。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空军情报组撤出军队部情报处，加入正在扩大的空军机构，成为该机构的六组。六组负责人是希尔默尔·巴龙·冯·比洛少校，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退役军官花名册上有他的名字。他很快扩大了六组的规模。到了一九三一年，六组建立了轰炸目标档案。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经过长期复杂的组织酝酿，成立了空军参谋部，参谋部五处就是空军情报处，后来称作“外国空军处”。比洛在巩固了这一进展之后，离开了外国空军处，到罗马担任空军武官。接替他的汉斯·耶顺内克中校，任职不过一年，就在一九三九年二月被提升为空军参谋长。
一位情报官提升到如此重要的职位，在德国军事史上很可能仅只这一次，这大概反映了对空军的技术能力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陆军没有这种技术能力，因而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
这个态度还表现在这样一点上，即接替耶顺内克的人又来自空军参谋部作战部。此人就是约瑟夫（贝波）·施密德中校，他宽宽的肩膀，方方的脑袋。人们认为，与其说他聪明，不如说他狡猾，但他精力极为充沛，具有组织天才。他还具有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贵的有利条件。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当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店政变的时候，身着全副军装的步兵学校学员，行进在希特勒及其主要支持者、在大战期间指挥德国陆军的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后面。夺取巴伐利亚政府的政变企图遭到惨败，希特勒锒铛入狱，在狱中写了《我的奋斗》一书。参加了这次希特勒每年都加以纪念的重要政变的那些人，后来获得了特殊勋章。那些人中包括前步兵学校学员，其中有一个就是约瑟夫·施密德。这使他同元首之间建立了个人联系，这个联系既可以保护他，又可以使他进行特殊接触。
条令规定，施密德那个处的任务是“分析外国情报，估量这些国家的军事政治形势，尤其是要分析有关空军作战部队方面的各种问题”，还要进行“目标研究”。这个处还要从事各式各样的辅助性工作，这是因为空军的情报机构同所有其他情报机构一样，常常被当作“任人玩弄的少女”。
一九三九年，战争临近的时候，施密德有二十九名军官执行这些任务。多数是前军官，由于懂一门外文而作为“补充人员”召回部队。他们分为五组：一组负责行政管理，五组负责飞机型号，二至四组分管不同国家。 （在一九四零年以前不包括美国。）军官们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外国报刊和德国空军武官。二组（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组长佩特保尔·冯·多纳特少校经常声称，他的最好情报员是法国的隆热隆少校，这位少校在法国右翼日报《巴黎激进新闻》上撰写空军问题的专栏文章。隆热隆在报上透露的人事调动和提升，空军中队从一机场往另一机场的调动，以及关于新型飞机的情况，比在法国的所有德国间谍告诉多纳特的还要多。据多纳特解释，基本原因是因为隆热隆熟悉他所谈的事情，而德国的间谍却不懂。
五处的最有价值的工作在于建立了一系列的文件夹，这就是它的潜在轰炸目标档案。
部分目标“档案”是一些大幅灰色索引卡片，长约十二英寸，宽约十六英寸，上面列出轰炸目标，它的经纬度以及它的重要性，比如一个工厂就把它的产品列在上面。但是多数档案，包括全部重要目标档案，装在也是长十二英寸宽十六英寸的马尼拉纸信封里面，信封里除了装有介绍基本情况的卡片外，还装有轰炸目标的航空照片和一幅1 ：75，000 地图，地图上有时标出通往轰炸目标的道路、界标和敌人的防空设施。有些档案里还装有按照1 ：100 的比例尺画出的草图，上面标出牵动整个轰炸目标的关键设施——比如锅炉房和供水系统——的位置，只要摧毁这些关键设施，用不着轰炸整个工厂就可使它停产。每个轰炸目标有一个四位数字的代号，数字前面有一个或几个字母，表示这个目标所在的国家。有两套档案。一套按地区归档，一套按产品归档。
许多情报来自武官、已出版的工业手册、官方地图和报刊，有时来自间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提供了许多详细情报。多数航空照片是由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拍摄的。柏林主要图片中心用油光滑亮的图片纸印出了每个工厂或设施的照片。 并不是每个国家的每个工厂或防务设施都建立了档案。
根据对一个国家的统计，它共有四万个大中型工厂。五处必须把那些一旦遭到轰炸就会对这个国家的战时生产能力造成最大破坏的工厂选作轰炸目标。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五处选择了五百个工厂，准备了有关它们的档案。对于法国这个早就料到是主要敌人的国家，施密德的轰炸目标档案组到一九三八年秋天慕尼黑危机时，拥有百分之百的它的炼油厂和主要电站、百分之九十的机场、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弹药工厂和百分之六十的燃料储存库的档案。 所有这些情报，如果只是放在空军司令部里严加保管起来，就没有多大的用处。必须把它们分发到轰炸机机组人员。外国空军处复印了这些轰炸目标档案，最初复印了三百份，后来复印得更多，封在特大的信袋里，放在各机场的特别档案室，供轰炸机中队亲手挑选。除此以外，五处印刷了一些书，书上介绍了不同国家的主要轰炸目标，概述了其他情报。五处将这些书分发到各中队。
在战争期间，五处经常修改情报，使之符合最新情况。
比如，一九四零年十月中旬，在闪电战高潮的时候，五处印发了一期地图专册，介绍了73—20号轰炸目标，即离利物浦不远的克鲁市罗尔斯一罗伊斯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其他轰炸目标的新情况。一个月前首次对这座工厂进行了航空拍照，照片纠正了先前对发动机工厂厂址的错误估计。这本地图专册刊出了其中一张照片，用红线标出了这个目标。它还登了一幅1 ：10，560 的地图，这幅地图显然是从英国军械调查局按照一英寸比一英里的比例尺绘制的有名的系列图中选出来的。它显示了和照片上大致相同的一个地区，也用红线划出了目标。这幅地图的文字说明指出：“这座工厂的占地面积很大，是空军的理想轰炸目标。它座落在城市的最边缘，靠近大片的铁路设施，为寻找这个目标提供了方便。”
对于在色当的一座有潜在重要性的铁路桥梁，空军拍了一幅航空照片，复制了一幅画有这座桥梁的法国地图，还提供了一幅这座桥梁从哪儿横跨默兹河的极其精确的草图，后来德国装甲部队通过这座桥梁，发起闪电进攻，打败了法国。
当德国后来向苏联发起进攻的时候，施密德把他的努力目标转向了这个辽阔无比的国家。战俘的口供，东线外军处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拍摄的一幅航空照片，都告诉他巴库以南五英里正在兴建一座工厂；给这座工厂取的代号是ＳＵ 74—26. 类似的情报来源（这次没有照片）还告诉他，第二十九号工厂，一座飞机发动机工厂，已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从德军不久就席卷而过的乌克兰南部城市扎波罗热，转移到乌拉尔以东离莫斯科一千英里的鄂木斯克。这儿远在德国轰炸机的航程之外，因此没有为这个工厂编排轰炸目标号码。
确定敌国空军的规模、装备及其飞机生产速度，一直是外国空军处的主要任务之一。施密德在德国攻陷法国之后对他的数字进行了核实，发现这些数字相当准确。然而，他对英国皇家空军的估计远远没有那么成功，德国在大不列颠战役中失败，或许有他的估计错误的一份过失。敦刻尔克撤退之后，虽然无线电侦察提供了有关英国战斗机的很好的战斗序列情报，但是空战转移到英国上空，使德国空军情报机构失去了诸如被俘的驾驶员和被击落的飞机等等情报来源。谍报局的间谍实际上没有提供什么情报。结果五处大概是以慢得多的德国飞机生产速度作为依据，大大低估了英国补充战斗机的速度。与此同时，五处根据德国驾驶员提供的过分乐观的数字，高估了英国空军的损失。施密德的五处认为，快到八月底的时候，皇家空军只有三百五十架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而事实上它共有七百架。这个估计或许促使希特勒和戈林认为他们已经在空战中打败了英国，完全可以停止对英国战斗机中队的袭击。这种做法使他们在大不列颠战役中遭到失败。停止袭击使他们丧失了发动入侵所必需的空中优势，闪电战未能使英国屈膝投降，这个海岛王国生存了下来。它后来成了出动轰炸机对希特勒的德国进行空战的基地。
英美空军的大轰炸对德国空军最高指挥部形成了极大的压力。戈林和他的下级之间发生了磨擦。落在施密德肩上的是这样一些并不值得眼红的任务：报告红色空军的侦察活动，揭穿德国空军谎报被击落的敌机数字的欺骗行径，预报同盟国将有更多的轰炸机轰炸德国，证实英国所宣布的第一批一千架飞机对德国进行了空袭。施密德的报告没有受到欣赏。戈林的心腹们使用双关语，称施密德的形势判断是“谎言判断”（将“Ｌａｇｅ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德文形势判断）改为“ＬＳＳｅｎｂｅｕｒｔｅｉｌｕｎｇｅｎ，”（德文谎言判断））。施密德手下的一名军官，武官处小组的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中尉被当作共产党的间谍逮起来了，当然不会抬高施密德的威望。一九四二年十月初的一天上午，他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道命令：五处处长由约瑟夫·克格尔中校担任，施密德调去指挥一个防空部队。他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他从战前就一直苦心经营的一个机构。
克格尔自己也只呆了一年。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同盟国空军的战略进攻愈来愈猛烈。柏林正在遭到摧毁。汉堡在一场轰炸引起的风暴性大火中化为灰烬。美国的轰炸机把施魏因富特的滚珠轴承厂炸个稀巴烂，英国的皇家空军袭击了希特勒的宝贝工程佩内明德火箭研究基地，炸死了七百五十名科学家和工人，摧毁了大量设施。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受到希特勒和戈林的训斥，赌气自杀了。空军最高指挥部进行了全面改组。克格尔卷起铺盖走路了。
鲁道夫·沃达格中校接管了克格尔的机构，这个机构现在被普遍称为“空军作战部情报处”，虽然“五处”或“外国空军处”的名称并没有正式更改。沃达格原来是海军军官，一九三五年调到空军，事实上他从一九四Ｏ年以来一直担任五处副处长。但是他的工作同收集和估价情报没有什么联系。他充当宣传部的空军代表，向戈培尔提供有关空战的情报，并主办空军自己的报刊，领导空军的宣传单位。沃达格三十五岁的时候担任了外国空军处处长；有些下级不太喜欢他，但多数人认为他具有全面权衡的敏锐的判断能力。在一九四零年夏天戈培尔动身访问法国的德占区英吉利海岸的德国空军部队之前不久，沃达格对这位畸形足的宣传家说：“帝国部长先生，伦敦将是我们进行激烈空战的地方。”他果然猜对了。
沃达格以清醒的眼光透视敌人意图的迷雾。他面临的主要奥秘是：盟军将在什么地方登陆？几年以前，外国空军处曾对机场占用情况和铁路运输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即将来临的俄军进攻的主要突击点，外国空军处大概试图以这个同样办法来断定登陆的地点。但是，主要由于缺乏空中侦察，它不能够这么去做。
沃达格离开了，他的位置由前西线外国空军处处长瓦尔特·基尼茨上校填补。奥韦被提升到基尼茨原来的职位上。
他们仍然面临着预料同盟国的行动的任务。一种预料办法是判断敌人的潜在能力。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见诸敌人的生产。
为了知道同盟国的产量，五处利用了三个主要情报来源。一是分析被击落的同盟国飞机的零件的顺序号码。在空军军备局局长手下负责技术情报的工程师施文克上校，在雷克林敌机检验中心建立了一个三人“揭密小组”，从事这项工作。
他们显然提供了美国人和俄国人的飞机产量的确切数据，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号码是连着顺序的，但是英国飞机产量的数据却不那么确切，因为它的号码中留有漏洞。
五处的第二个情报来源，是以“约瑟菲尼”和“赫克托”的化名在斯德哥尔摩进行活动的德国特务卡尔—海因茨·克拉默尔。施文克认为克拉默尔的计算和他的计算是完全一致的；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克拉默尔间接地从施文克那里取得计算结果。五处将这两个情报来源提供的数字，同第三个情报来源即同盟国官员的公开讲话进行对照检查。
五处还将另外一些数字放进这些等式里，这些数字是空军特别战俘审讯中心的战俘提供的每个中队的飞机数目，以及从无线电情报中得知的中队的数目。随后进行总的计算。
但是原数据的误差导致计算结果出现重大错误。一九四五年二月，空军作战部情报处散发了一篇关于同盟国在欧洲的空军力量的报告。报告列举美国空军第八军的轰炸机和战斗队的总数是五千零一十架，其实只有四千三百零七架。
但是，波茨坦鹿园的情报官们认为，他们最糟糕的问题，既不在于他们必须进行的计算的复杂性，也不在于为了进行分析而获取准确的原始材料的困难性，而是在于如何小心谨慎地向空军作战部部长透露坏消息。作为西线外国空军处处长，奥韦经常在形势会议上讲话，但他很快认识到“有许多事情你只能一点一点地讲出来”。他总是在上午的会议上透露一点情报，在晚上的会议上又透露一点情报。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空军指挥部相信，同盟国已经有了续航能力很强的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可以护卫着轰炸机深入到德国领空，然后再返回去。指挥部总是怀疑情报单位上了敌人宣传的当。这些情报官自己对美国人修建前线机场的速度感到吃惊，他们常常在三、四天内削平整个山头，铺设钢筋网混凝土跑道。但是，尽管对前前后后的航空照片所作的比较使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指挥部还是不承认。有一次，戈林厉声训斥一个情报官： “我一瞧你的图表，就觉得上面只有敌人，德国力量根本就不存在！”结果他把这个人赶出了会议室。
快到一九四四年年底的时候，接替奥韦担任Ｄ组组长的阿尔布雷希特·蔡茨施克上尉，一个非常聪明、具有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明确判断的罕见才能的职业军官，对空军的情报工作提出了严厉的确凿有据的批评。他写道： “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年底，德国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失败了。”他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情报军官的年纪太老，挑选不严，人数太少，间谍欺骗了他们，工作重复（至少有十个不同单位从事高频无线电的工作），上级指挥部的过分乐观使军官们不敢在汇报会上发表他们的真正见解。他得出结论：指挥部“不把情报工作当一回事，”“实际上毫不重视情报机构的发现，”最后主观地“作出了他们自己对敌人的判断”。
或许这根本没有关系。到盟军登陆的时候，西线强大的德国空军，这些几年前以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震慑世界的骄横不可一世的银鹰，已经减少到只有几百架可以作战。空军情报机构——西线外国空军处的三十或四十人，西线战地指挥部情报站数目大致相等的一批人，总共将近一百人——就是为这几百架飞机工作的。也就是说，每个情报工作人员为两至四架现有的飞机工作。奥韦说； “我们有时不免觉得好笑。”
由刁：空战打打停停，短期之内，空军情报对作战的影响比陆军情报还要有限，海军情报的影响甚至更加有限。这部分由于一种类似空军的情况：任何人不能占有海洋。部分由于没有出现大型舰队行动，而且这种结果也是由海军总司令部内部情况逐步形成的。因为外国海军处敌不过陆、空军情报机构中的任何一方。
外国海军处伴随着海军作战指挥部于一九三九年底成立（海军情报活动当然早就存在），不久，海军情报就开始不值钱了。本当是外国海军处的一个主要提供情报的机构无线电侦察组，几乎立即脱离了该处。在后来直至战争结束的一段时期，海军通讯情报处成功地保持了它的独立性，成为海军作战指挥部的一个自成一体的与其他处平等的机构。与此同时，应当是海军情报的主要接收者之一的作战处，竟然自己承担一项基本情报任务：判断敌人的情况。由于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报提供者和接收者，海军作战指挥部三处外国海军处的作用，实际上已经缩小到微不足道了。可以肯定地说，它是陆、海、空三军情报机构中最不重要的一个情报机构。
除了向各舰队指挥部发行例如“美国海军和海军航空队在进行登陆作战时的任务”（五页，一九四三年）这样一些题材的简报外，外国海军处剩下的工作只不过是统计敌人有多少商船。这涉及到一个大问题：敌人船舶的总吨位是多少，被德国的潜艇击沉了多少，德国的潜艇多年来一直企图切断英国的供应线，使它不战而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小舰队指挥普劳泽海军上校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下，外国商船组统计出了数字。它的统计资料来源是海军通讯情报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处和空军研究部，但主要来自对外国报刊的仔细选材。有一篇报道讲，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提交美国国会众议院审批的一项拨款议案，要求拨出大约六十亿美元的款子来建造船只，这篇报道还透露了一个背景：根据这项船舶建造计划，将要建造四千四百零三艘船只，总吨位四千四百万吨。这为外国商船组提供了可以进行计算的可靠依据。这些计算是由该组的Ｈ0 ｌｌｅｒｔｈ计算机进行的，这些在计算时发出一片卡嗒声的计算机，最初放在蒂尔皮茨沿河大街七十二号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一座沙岩建筑物内，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遭到空袭轰炸后，搬到萨克森巴特劳特的一个疏散站，约有五十人看守着，他们占外国海军处的这个分遣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这些人使用机器跟踪他们所知道的每一艘远洋货轮、油船和运输船在海上的活动，这样的船只数以千计。这些机器还能作出统计，算出不同航线上——沿着美国大西洋海岸，抵达英国不同港口，横渡北大西洋或南大西洋——的船只的吨位。它们还能计算出同盟国已下水和正在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
在这方面，外国商船组的分析家们的计算是非常准确的。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外国商船组报告，一九四二年美国建造了五百九十二艘自由轮和六十二艘油轮。实际数目是五百九十七艘和六十一艘。但这是依据事实而作的报告。在预料时，他们就不那么准确——连美国的船舶建造者也不能精确地预料将会建造多少船只。最初，德国人高估了美国的造船能力。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德国估计美国在一九四二年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在七百二十万至九百三十六万吨之间。实际上有七百七十七万吨位的船舶交付使用。但是在那以后，德国人大大低估了美国的造船能力。至少有一部分原因似乎是外国商船组认为要保持所传每五十五天就建造一艘自由轮的速度是“不可能的”，该组认为建造这样一艘商船平均需要七十天。实际上平均建造时间降至五十天零几个小时。根据这样的推测，海军作战指挥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估计，美国在一九四三年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将达一千四百一十万吨，造船厂实际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几乎达一千八百万吨。
对美国造船速度的估计，大概对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部将领的头脑里常常打转的一个数字的形成起了帮助作用。这个数字就是“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德国潜艇平均每月击沉的船舶的总吨位，必须超过同盟国新建造的船舶的总吨位，这样才能赢得大西洋战役的胜利。这个数字一般在七十五万吨左右浮动，虽然在一九四二年，当时还仅仅担任潜艇总司令的邓尼茨，一时过分盲目乐观，把这个数字降为四十万吨。奇怪的是，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似乎同德国对同盟国造船速度的估计没有关系。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估计的数字，比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估计的数字还要高，然而所定的被击沉的船舶吨位数却降低了。原因似乎是这个数字仅仅是一个指标，一个适合于一时情况需要的指标，一个希特勒和海军总司令部的将领们在向来访的政治家或者下级作宣传时，或者在进行内部政治斗争时，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随意增减的指标。
这个数字对海战没有产生影响。此外，对美国造船速度的错误估计，同德国海军情报机构面临这个首要问题时产生错误的两个原因相比，是相当无关紧要的。德国情报机构试图确定同盟国在某一时期拥有多少吨位的船只，进行作战又需要多少船只，这是预料同盟国行动的基本情报。第一，轴心国声称击沉的船只总比实际数目要多。比如，海军总司令部相信，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潜艇和飞机在一九四二年九月击沉的船只的总吨位是八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七吨。实际上同盟国损失的船只的总吨位是五十六万七千三百二十七吨。第二，德国人大大高估了从海上运兵所需要的船舶吨位。外国海军处推算，运一个美国步兵师，需要三十万总吨位的船只，但实际只需要十二万二千吨位。换句话说，外国海军处估计的船只吨位，比实际需要的几乎高出百分之二百五十。这意味着它相应地减少了它认为可以运到登陆地点的口币的数目，从而危险地低估了敌人的战斗力。
这一次又一次地导致毁灭性的估计错误。 “Ｃ同盟国的）
船舶吨位……不能满足运输一支大型远征军及其后续供应的需要，”海军总司令部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日作出了如上的预料。三个星期之后，同盟国部队在北非登陆。雷德尔不得不向希特勒承认：这“证明同盟国尚不缺乏从事战略行动所需的船只”。但是几个月之后，德国人重犯了错误。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一份形势报告宣布： “目前的吨位情况无论如何表明，敌人极其不可能迅速地将大规模作战行动所需的大量人员和物资运出集结地域。”七个星期以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并开始向意大利半岛挺进，促成这个国家叛离轴心国集团。
海军作战指挥部作战处作出这些预料所依据的统计数字，来自外国海军处。在一九四二年被任命接替戈特弗里德·克吕格尔海军上校担任外国海军处处长的前驻莫斯科海军武官、圆圆胖胖的诺贝特·冯·鲍姆巴赫海军上校认为，虽然向作战处提供有关敌人情况的情报是他的最重要的工作，但只是他的工作中相当少的一部分。他的统计数字，总是得不到间谍或截收材料的纠正，如果间谍或截收构·料对同盟国的计划有较深刻的洞察，本来是可以作些纠正的。因此，作战处谋求根据一般战略原则，或者根据吨位数字，从地理角度上预测同盟国的行动。但是前一个根据由于同盟国出其不意的行动而站不住脚，后一个根据则已证明是灾难性的错误。
虽然希特勒式的估计逐渐渗透到形势报告中，非常亲希特勒的邓尼茨取代了雷德尔之后尤其如此，但并没有澄清海军对外界形势的看法。作战处在一九四三年说： “美国对德国和苏联采取同样敌视的态度。”但事实并不是如此。鲍姆巴赫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调到陆军参谋总部海军联络处（部分是为了保护这个反纳粹分子），以及比较投合邓尼茨心意的奥托·舒尔策海军少将取代了他，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倾向。
结果是外国海军处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产生了几乎完全消极的影响。它的虚假的吨位数字，尽管是它对了解敌人的情况所作的仅有的重要贡献，却使海军得出了致命的错误结论。要说外国海军处有啥最好的地方，那就是如果没有它，海军总司令部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这或许就是鲍姆巴赫在别人问他那个处对德国的战争努力作了什么贡献时，他的答复“贡献就在于有这么一个机构”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