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打敌人，他们在战争中的整个目的就是消灭那些敌人。因此乍看起来，似乎指挥官主要考虑的是敌人。似乎他们脑子里反复琢磨的是关于敌人的情报，似乎情报官实际上控制着参谋部。
但是不论军队有多少关于敌人的情报，如果没有部队去打仗，就取不了胜。因此指挥官的主要任务是让部队进入阵地，指挥他们进行有效的射击。他的考虑和决定，针对他自己军队的问题的，比针对敌人的兵力和意图的要多得多。情报只是次要因素，一九四一年八月，当参谋总长哈尔德的军队胜利地长驱直入俄国时，他在同下级讨论后记在日记本上的一百五十条事项中，只有二十五条是专谈情报的，另外还有十一条部分谈到了情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不久，在法国的德国高级军官之间的电话谈话，有二百零六次谈的是德国部队，只有六十四次谈的是敌人。同样，部队指挥官比情报军官更重要。难怪一位师长曾经说，如果一定要他选择的话，他宁可要一个优秀的上校来指挥他的三个团之中的一个，也不愿要一个优秀的情报参谋来为他的师工作。
原因在于指挥自己的军队远比了解敌军重要得多，作战总是支配着情报。而德国军队比别国的军队更相信这一点。
它不仅象别国的军队那样，认为情报同作战相比是次要的，情报只是为作出决策提供参考材料。它还明确地规定情报从属于作战。这就损害了别国军队参谋部的情报部门所享有的那种独立性。
德国军队在一九三八年颁发的第九十二号基本条例《战时参谋部工作手册》把情报工作的从属地位表达得最为赤裸裸。它首次指出：作战参谋处理德军作战问题，在司令官和参谋长不在时，可以负责一切。接着关于情报官即情报参谋的那一段的开头说： “情报参谋是作战参谋在判定敌方情况时的助手。”德国军队用另外许多更微妙但更加彻底的办法来进一步表明它对情报工作的轻视。比方说，德国军队同法国或英国军队不一样，它从来没有就情报工作出过一·本手册或条例，直到打了一年半仗以后才有。而当它发下条例时，这个条例又没有改变情报工作的从属地位。好象是为了赢得在仍然不信任情报工作的军队里对情报工作的承认，这个条例不仅肯定了传统的观点，而且过分强调了这种观点：情报参谋从属于作战参谋，在了解敌人情况时是作战参谋的助手。
估计敌人的情况，是司令官在参谋长或作战参谋的合作下所做的事情。
对敌方形势的判断， 总是来自指挥当局，而不只是来自情报参谋。
事实上，这个条例的意思是说，情报参谋只不过是对作战参谋大体上已搞清了的敌方情况补充一些细节而已。
这种情况代表了德军对情报工作的态度演变过程的中间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和平时期，德军没有指派过任何军官从事全面分析情报的工作。它只认为指挥官和作战重要。但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德军在它的参谋部里接纳情报工作人员。在战后的和平时期，德军在所有司令部设立了全面分析情报的机构。不过它还没有完全放弃以前的看法。它仍然夸大指挥官的意志在透视战争的迷雾时以及进攻行动在澄清混浊的局势时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就使它不能把情报工作哪怕是在形式上摆在和作战平等的地位上：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协同工作，都向参谋长汇报。别的国家的军队就是这样做的。例如法军和美军规定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都直接受参谋长领导，把情报参谋排在作战参谋的前面，虽然在作战时，作战参谋的作用自然更加重要。德军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它设立了情报职位，但是将情报从属于作战。
这些情报职位设在凡尔赛条约允许德军野战部队的师和军司令部拥有的小小的参谋部内。情报官获得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统一的、在军一级就已经有的唯一的一个称号，大概因为情报是战前德军的一个始终存在的重要因素。这个称号就是第三参谋官，即情报参谋。后来一直都是这样称呼的。
由于情报工作受到抑制，它没有能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活动，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在一个主要阐述战术和参谋部工作等最重要问题的条例中，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对它下了定义。这个条例就是第三百号条例——《部队指挥》，是一部三百一十九页厚的灰色封面袖珍小册子，它被亲切地称作“弗里达姨妈”（“Ｔａｎｔｅ Ｆｒｉｅｄａ”，取自“部队指挥”（Ｔｒｕｐｐｅｎｆ~ ｈｒｕｎｇＪ的两个缩写字母Ｔ·Ｆ·）。这个条例为德军指挥官规定了行军，进攻、追击，防御和其他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它说情报工作同指挥官作出决定有关联，指挥官根据他的任务和情况作出决定；他对情况的判断包括对他自己兵力和敌方兵力的了解。
“自己的任务具有决定作用，”这本手册说，首先表示了必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这是取得胜利的必具条件。
接着在谈到掌握情况时，手册说，指挥官判明己方的情况，就必须知道“自己所属部队的各个部分部署在什么地方，哪些部队可立即调来实施自己的意图，哪些部队可以在晚些时候调来， 自己能否指望增援部队和友邻部队的支援，还是这些友邻部队自己也需要帮助……。对敌人情况的判断，也必须根据这样一些考虑。”
讲清楚敌人在干什么，是对指挥官的“不言而喻的要求”。《部队指挥》解释说，有关敌方的情报，最初送来时只是一般性情报，是一些互不相连的暗示，需要以空中和地面侦察来加以充实。每个司令部将向一名军官详细介绍如何处理收到的大量情报。这些情报中有不完整和错误的报告，也有准确的报告，因此就出现了对敌人的形势普遍捉摸不定的情况。要想确定敌人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指挥官必须考虑“敌人能在何种程度上阻止他实现自己的意图， 自己处于敌人的地位会怎么办。这样一些考虑绝不能导致偏见；倒是应该把敌人所能采取的最能破坏自己意图的行动当作考虑的基础，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眼下没有特殊理由证明敌人更有可能持另外一种态度。”把最能破坏自己意图的敌人行动当作考虑基础这一原则，是德国军事情报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不同于法国军事情报的原则，后者是要始终力图判定敌人最可能采取哪种行动。法军的这种态度是要利用情报官；而德军事实上是免除情报官，因为指挥官自己就能判断出最能破坏自己意图的敌人行动。
《战时参谋部工作手册》笼统地规定了情报参谋在参谋部内的职责。他必须不断了解德军的情况和意图。他负责所有提供情报的单位的共同工作。他有一张敌人形势图。他当着参谋长的面向作战参谋报告重要情报。他按次序就报告中关于敌军情况的一段提出建议。 （这一段总是放在最前面——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第二段阐述总的目标，以下各段介绍每个个别部队的具体任务）。情报参谋还就报告中下令进行侦察的那几段提出建议。
战争期间，西线外军处处长利斯上校，根据他在法国战役的经验写的关于《敌人情报工作》的新条例（第八十九号），其内容不外乎推广了上述笼统规定。它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各种情报来源的性质，就各级指挥部的情报机构的组织工作提出了建议。它列举了情报参谋必须承担的非情报任务。它再次强调了“师以上指挥当局的情报工作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免受参谋训练。”它只有两点同战前的条例不同。它不象战前的条例那样要求指挥官考虑如果他处于敌人的地位时将怎么办，而是告诫说，敌人不是按照法律的原则，而是按照它自己的原则作战的， “敌人的民族特点和种族性质也影响敌人的军事行动。”它还允许高级参谋部的情报参谋直接向参谋长报告情报。就这样，情报官的重要作用开始以适度的方式得到提高，提高的过程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没有停止过。
由一般参谋组成的参谋部，只在德军的四个级别中存庄，即：师、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因此，只有在这些级别上才有情报参谋。然而在战争期间，随着德国越来越被迫转入防御，情报机构也逐渐向下级扩展。到一九四四年，它扩展到营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扩展到连级。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是在前线，情报工作是极为原始的。
营长通常指派自己的副官处理情报，把这当作他应做的几项工作中的一项工作。在有些营里，由一名懂敌人语言的军土向俘虏提问题，浏览缴获的文件，并且把他从步兵、前沿炮兵阵地或工兵和反坦克部队那里得到的任何敌方情报送回团部。另外一些营甚至嫌麻烦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太疲动，不想写报告，而且他们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已够多的了。
在团部，上校团长的副官处理作战问题，只剩下助理副官处理情报和供应。他有几个翻译帮助审讯战俘。同在营部一样，他们来得及问的只不过是正在向我们射击的那些大炮放在什么地方？你们的部队企图干什么？在团一级，团长和他的副官对面前敌人的了解不亚于情报官：战斗使他们熟悉敌人。
师是德军的基本作战单位；它是诸兵种合成部队的最小单位。能够独立存在，还能相当独立地进行作战。这就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参谋部，其中包括一个专职的情报官。师级情报参谋由一名低级军官作助手，称作情报参谋助理。在他们的领导下，有一、两名翻译，一名军土和几个充当办事员的士兵。师基本上只须注意与其对峙的敌军。师以上单位负责的地域更广、任务更重，必须对敌军有更多的了解，因为即使是较远的部队也能影响他们的作战。结果，越是高级司令部，它的情报参谋部就越大。在集团军和集团军群里，情报参谋正式享有谍报局情报参谋官的头衔，因为在集团军和集团军群里，情报参谋指挥着前线的谍报局部队。在高级指挥机构，情报参谋有两名助理副官作帮手——在军和集团军里，情报参谋有助理情报官和一名助理之助理，在集团军群里，有一名助理情报官和一名助理之助理，在集团军群里，有一名助理情报官和一名比助理之助理的级别稍高的情报官。
通常有两名翻译，一、两名制图员，六名办事员。这些人只处理敌方情报。
但是所有的情报官，除了敌方情报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占去他们的时间。陆军总司令部把各种各样的任务都交给他们，从宣传工作一直到用演电影和演节目来维持军队的土气。在有些地区，他们的任务还包括同党卫队行刑队合作，告诉他们犹太人躲在什么地方，有时候他们自己下令把犹太人送给党卫队。他们还接收有关在他们地区被杀死的以及被党卫队和他们自己的战地秘密警察放逐的人数的报告，他们定期提供这些报告和其他军事文件。
在战争的前半期，战地情报的中枢是在集团军这一级。
但是到了一九四三年，本来只指挥所属集团军的集团军群司令部，在指挥上取得了优势，因而在情报工作上也取得了优势。它们的战地情报参谋的地位变得最重要，它们的情报机构规模最大，也最发达。
集团军群的谍报局情报参谋官，通常是参谋部的一名上校或中校。他的助理级别较低，是中校或少校，他的比助理之助理的级别稍高的那位情报官是上尉或中尉。他把他的情报处划分为五个组。第一组由他自己领导，由助理协助，处理真正的敌方情报。空中和通讯侦察官属于这一组。第二组指挥谍报局部队；第三组负责信件电报检查；第四组指挥战地秘密警察；第五组管宣传，每一个组有所属部队。情报参谋班子只有十三个军官和十八名军土，总共三十一人。同美国第六集团军群的情报部相比较，后者有五十三人，几乎比德军集团军群情报参谋人数多一倍，还有一名准将担任领导。
德军虽不能说是迷信，却是非常相信参谋部人少的好处。在高级指挥层，他们觉得不需要更大的参谋部，因为军事学院对参谋军官的完全相同的训练，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如此的一致性，以致他们中的一个人凭最简短的命令或报告，就知道别人脑子里想些什么。他们的参谋部向来是小的。他们相信，参谋部越小，工作速度越快，效率越高。他们让较少的人做较多的事情。他们直接处理实质性的问题，不在不必要的琐碎事情上浪费时间。他们不鼓动情报参谋在形势会议上详细叙述他的情报，而是让他讲得短些，这样，司令官就能省下时间处理其他更重要的任务。盟军高级参谋部有一名气象专家；德军的高级参谋部里却没有。 “你自己能感觉到（气候）如何，”一个情报参谋说。 “有了气象专家只不过给参谋部增添负担。只不过使参谋长会议开得时间更长罢了。”这个观点同德国人在素质和质量上的自我优越感是一样的。他们暗自说，我们的军队可能比俄国军队少，武器可能比美军的少，但是我们军队的素质和武器的质量比他们的好，结果，我们量少的等于敌人量多的。
事实上，建立小参谋部的主意，只不过是使军队中的这些精华不想让更多的人加入参谋部这一愿望合法化而已。大参谋部比小参谋部做的事情多得多。当盟军正计划在西西里登陆时，最后人数达到数百人的一个情报参谋部，估计出敌人对盟军登陆的四种可能反应，并且断定哪种可能性最大。
它估计敌军俘虏的大概数目，这样盟军的计划人员就知道应当派出多少部队去看管这些俘虏。当巴顿将军正计划沿着西西里海岸进行一次“包抄”以围歼守敌时，他的情报参谋部认出敌人可能的布雷区和掩体，准确判断出敌人的机枪阵地和高射炮阵地，选择了伞兵的降落地区——这一切正是情报参谋所应做的事情。但是美军并不到此为止。他们研究登陆海滩的浪潮，订出黎明和天黑的新的时间表。情报参谋本来可以把这些看成是不必要的琐碎细节，他可以解释说，当天色黑下来的时候，指挥官们无论如何是会“感觉得到的”。但是知道和估计之间是有差别的，而一个将军的工作中不可估计的事情够多的了，总想尽可能多地把它们甩掉。大参谋部也不一定浪费司令官的时间。在西西里，巴顿问他的情报官奥斯卡·Ｗ·科赫上校：如果他攻打阿格里琴托，是否会引起大规模战斗而违反他自己的命令。科赫有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作后盾，他并没有详细介绍敌军的位置和兵力、公路和地形情况，也没有详细陈述敌人可能抱有哪种意图的理由。他只是说： “不会的，先生。”
担任情报参谋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在战争初期，他们都是参谋部的参谋，他们是军中一小撮骄傲的贵族，在德国军队中，只有他们有资格穿令人羡慕的“红裤子”——两根深红色宽条直到灰色马裤下端，消失在擦得雪亮、有刺马钉的高统靴里面。即使最初预定的参谋职位中只有一半是由参谋官担任的，但情报参谋的职位却完全由参谋官担任。但是在一九四Ｏ年，上过情报训练课程的后备军官开始被任命为师的情报参谋。虽然他们做的是参谋工作，却不许穿令人羡慕的有两根宽条的裤子：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监督不许他们穿。不久，只有后备军官担任师情报参谋的职务，不出一年，大多数军里的情报参谋也是后备军官。他们常常是在担任师情报参谋时工作得很好：另外一些人担任集团军或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助理。许多这样的后备情报参谋（大多数是少校级别），在一个岗位上服务几年，取得了宝贵的专业知识。
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情报参谋的级别比作战参谋的低。但是后来，由于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承认，情报参谋的级别规定同作战参谋的一样，以便提高情报参谋的地位，虽然这个地位自然绝不可能同作战参谋的地位平等。
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都是一般参谋。集团军情报参谋必须具有在一、两个参谋岗位上工作的经验；集团军群情报参谋则需要在三，四个参谋岗位上的工作经验，其中之一至少是师作战参谋，如果可能，则要担任过军或集团军的作战参谋。从一九四二年年中到一九四四年八月担任西线总司令情报参谋的威廉·迈尔一德特林上校，在被提升为中校而且第一次被任命为情报参谋以前，曾经担任过两个师的作战参谋。鲁道夫一克里斯蒂安·巴龙·冯·格斯多夫上校在担任中部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以前，曾经相继担任过一个集团军的情报参谋助理、一个军的情报参谋和一个师的作战参谋。虽然迈尔一德特林担任了两年的情报工作、格斯多夫担任了三年的情报工作，他们最后都高升到作战部的岗位上。迈尔一德特林升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格斯多夫最初升任一个军的参谋长，后来升任一个集团军的参谋长。大多数参谋官都希望得到这样一个职位，因为只有担任这样的职务，他们才能做他们当初参军时所要做的事情：发布争取胜利的命令，由此会带来各种满足和荣誉。这份光荣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人不可企及的。
战争期间，被分配到情报工作岗位上，但又没有情报工作经验的一般参谋，通常要先到东线外军处或西线外军处工作两至八个星期。当他来到情报参谋工作岗位时，他的前任通常只和他一起继续工作几天就离开了，因此这个新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情报参谋助理来熟悉业务。以前受过的各种情报训练只是一个机会或兴趣的问题。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隐蔽和分散的参谋训练班开设了情报分析选修课，还作了一些根据各种报告来了解敌人的总的情况的练习。一九三五年重建的军事学院，同样开设了一些讲授情报，谍报局工作以及外国军队的课程。然而并没有开设情报技术必修课。全部的讲授都强调战术。教官只是说情报工作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当哈尔德拟订战时新的参谋官训练条例时，命令高级参谋部的训练“重点应放在情报参谋身上”。
然而，还没有涂上参谋成员的圣油的后备军官则要听专门课程。从一九四零年以后，这些课程要上六个星期，课堂设在集团军群司令部。但由于课程不统一，而且难于使一个地区的经验用于另一个地区，因此东线外军处于一九四二年决定在波森（现波兹南）建立一所情报学校。每期三个星期，既学习基本技术，也了解当前军事形势和敌军情况。八十二讲当中，有二十四讲是通过实例进行的。此外，在作战前线，集团军群举办讲授最新课程的短期训练班。
在西线，集团军群Ｂ开办情报参谋训练班。第二期的两个星期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中举办的，下级部队和友邻部队的四十一名军官参加了学习。讲授的课题有：作为作战参谋助手的情报参谋，情报参谋的报告，英美军队在战术、技术和编制上的革新，航空摄影以及航空照片分析，无线电侦察入门，纳粹领导以及海军问题。几乎每天都有一次图上对抗演习。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四月十五日，星期六，课程安排如下；时间———————题目————教官：9 ：00—10：00——英美大机群的编队和战术要求——第三机群基尔希上校；10：15—11：00——侦察要求——西线总司令情报参谋；11：15—12：45——图上对抗演习（实例二，第三）——西线总司令情报参谋；14：00—16：00——部分； 16：15—17：00——简要介绍间谍工作的活动范围——谍报局西线主站一处瓦格中校。
虽然有些军官是在学了这样的课程以后成为高级参谋部的情报参谋助理的，但是军和师的情报参谋助理，只是凭经验学习。东线外军处发行的大约有十二页的情报手册——一九四三年的《军和师情报参谋手册》和一九四四年的《东线部队情报参谋工作》——以及关于《敌人情报工作》的条例，进一步指导了这方面的工作并使它标准化。到一九四四年，军队认识到情报专家的价值，禁止为了别的目的而使用受过训练的师情报参谋和军情报参谋。
在俄国的几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情报参谋的日常事务彼此都很相似。这是因为各参谋部的活动都一样。所有的司令官都在每天上午十时左右，在他们的参谋部所驻扎的办公楼或学校或旅馆或农舍里召开形势会议。情报参谋通常从他自己的房间走出来参加会改，他的房间靠近作战参谋的办公室，房间墙上贴满地图，桌上摆满文件。他通常只在要他说话的时候才说话，此外，所有的情报参谋每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上级当局递呈两至三次报告。上午的报告基本上是讲头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它并不作任何分析估价。各师必须在清晨五时以前将报告送给军部。各军选出最切题的情报，加上它自己的侦察机构侦察到的情报，在上午六时三十分以前向集团军递送一份综合报告。各集团军重复这个过程，各集团军群也重复这个过程，于是它们的报告于上午九时到达东线外军处。各师又在下午四时开始这样的程序，于晚上八时在东线外军处结束。这些晚间报告的综合性更强。
它们往往概括了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敌人的活动。低级指挥部的报告，一般谈的是由德国军队观察到的最重要的敌人活动，这些报告通常得到对峙敌军的俘虏和逃兵的证实。高级司令部的报告，往往根据情报参谋对他所看到的敌方形势所作的总的估计得出结论。然后在作战中，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加上一份第三个报告，即每日报告。这份报告中有对当日形势的最后估计，于午夜和凌晨一点之间送到东线外军处。
这些报告和会议规定了情报参谋一天的生活节奏。当南部集团军群情报参谋汉斯一阿道夫·冯·布卢姆勒德尔上校大约在上午七时或七时三十分到达他在扎波罗热的办公室时，他发现写字台上有三、四份集团军情报参谋的报告。他阅读这些报告，然后开始给情报参谋们打电话。在你的报告递上来以后情况有什么变化吗？报告上的某某某某句子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认为形势是这样的；你认为怎样？接着他在电话分机的耳机上倾听他的参谋长同集团军参谋长之间的类似谈话。然后他同手下的各种专家——空中侦察联络官，无线电侦察联络官，战斗序列专家、谍报局头目以及其他人——一起开会。他们向他报告最新情报；他告诉他们他需要什么情报。这个会常常开一个小时，有时甚至开几个小时。
当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情报参谋助理撰写上午报告并把它发出去。然后布卢姆勒德尔把他的敌人形势图（制图员刚刚在地图上做上新的记号）收集起来，他先把报告送给作战参谋，然后送给参谋长，这两个报告都是很详细的，然后再送给司令官曼施泰因，曼施泰因希望这些报告尽量短些：布卢姆勒德尔的报告读起来很少超过五分钟。
回到办公室里，他打电话给邻近的情报参谋、中部集团军群的格斯多夫交换意见，并且给东线外军处负责他这个集团军群的情报官打电话。上午剩下的时间和午后的一段时间，他多半用来批阅文件和处理非情报事务。布卢姆勒德尔很少飞到很远的前线，也很少到下级部队；而格斯多夫常常视察前线部队，一直下到营，实地了解情况，考察下级参谋部情报参谋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收到他们的侦察机构送来的报告时，有些人过于轻信，有些人过于谨慎；此外，有的指挥官夸大敌人的活动，以便得到更多的物资。了解了这些情况，就能使高级情报参谋更敏锐地判断他们的报告。
大约从下午三点三十分起，布卢姆勒德尔又开始打电话，阅读报告，开会。然后就去完成一位情报参谋说是所有任务中最艰难的一项任务：把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迹象概括为一份报告，对敌人正在干什么，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对敌人的意图作出全面的估计。这就是下午的报告。情报参谋必须在这份报告送交东线外军处以前送给他的参谋长。如果要写一道第二天的作战命令，情报参谋草拟第一段，即“关于敌人的一段”，概括当前敌人的情况。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布卢姆勒德尔还要打电话了解最重要的情况，检查一下他的各个收集情报的机构是否工作得很顺利，并把当天的报告发出去，最后在大约十一点或十一点三十分离开办公室去睡觉。
情报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分析、估价情报——确定敌人各种行动的含意。情报参谋如何进行这项工作呢？他怎样把数百个单独的观察结果综合成一份预测敌人将在何时何地采取什么行动的报告呢？他基本上是把各种观察综合起来，再把它同不同时间和地点所作的观察进行比较。其中不同之处就是敌人意图的线索。在基洛夫逮捕一个俄国间谍并不能说明许多问题。在情报参谋所在地区四处逮捕了许多俄国间谍也没有很大意义。但是如果情报参谋注意到这些逮捕集中在基洛夫，而不是在他那个地区的其他地方，那么他就能推测出俄国人对收集有关基洛夫的情报感兴趣，大概是要准备对它发起进攻。
为了便于把个别情况自动联系起来并进行比较，情报参谋把个别情况都在地图上做上记号。他有许多地图，这些地图以不同方式说明敌人情况，这样的地图有时多达二十五幅。最重要的是敌人形势图，上面标出了敌人的阵地。其他——些地图显示了：敌人的巡逻活动，白天空中侦察结果，夜间空中侦察结果，无线电侦察结果，敌特的活动，敌军空军情况，敌军炮兵情况（眼前的和每十天一个间隔的），敌人的铁路情况，敌人的布雷情况，敌人的桥梁状况，以及欧洲的形势。比方说，如果白天侦察地图表明开往基洛夫前线的火车比开往维亚兹马的多，那么可以推测出进攻基洛夫的可能性更大（其他一切也是这样估计的）。
虽然敌人行动的地点和时间可以用图表这个最有效的方式表示出来，但进一步的情报却来自另外一种资料库。每个情报参谋部都保存有关敌军部队、敌军将领和敌军野战邮政编码（从缴获的文件来辨认部队）的卡片索引。布卢姆勒德尔把这方面工作的负责人称作“我的最重要的伙计之一”。
部队卡片索引不仅包括某个德国集团军或集团军群对面的部队，而且包括被确认在整个东线上的所有部队，一直到团和独立营。每个部队的卡片记载着它的最新位置，它的历史、兵力、指挥官，上级司令部，所属部队，装备，对它的战斗力的评价，等等。每个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根据在它的前线新发现的情况随时更新卡片，并把这些情况通过情报参谋的定期报告和各地区指挥官之间的电话谈话通告给别的单位。
他们在这种战斗序列情报——所有情报中最基本的情报——中最有价值的一种工具，是一本鲜红封面的比较厚的册子，书名叫《红色圣经》。这本册子列举了敌军中所有已知的高级部队。不同的敌军有不同的册子，东线外军处或西线外军处不断出版这样的新册子。一九四四年八月出的关于苏联红军的那个版本共五百八十四页，它是更换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那个版本的册子里所要包含的详尽内容，说明了战斗序列情报工作的复杂性，册子里记载着已被消灭的部队（这些部队的番号可再次使用），以及重新编了番号的部队（册子既载有这些部队的旧番号，也载有它们的新番号）。战斗序列情报主要是要确定苏军在整个东线的总兵力。许多其他单位源源不断送来这方面的资料。所以说几个司令部和东线外军处重复了这项工作。不过卡片也能帮助每个个别的司令部。
如果有一些部队突然出现在这个司令部的作战区域前面，而卡片记录着这些部队是苏联的突击队，情报参谋就可以认为敌人有可能即将发动一场进攻。
情报参谋确定能够从一个情报来源那里看出敌人行动的迹象。但是他不愿意凭这么一点点根据就向他的司令官预言敌人的行动。他通常只在一个情报来源的分析同另外一个情报来源的分析相吻合的时候才作出预报。这就是情报的相互印证。布卢姆勒德尔亲身经历过一个算得上是典型的例子。
那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南部战线一个大转弯向西伸向罗马尼亚的喀尔巴阡山脉。德军预料苏军会发动夏季攻势，但是将向哪里进攻呢？他们是要夺取斯坦尼斯拉夫和山脉那边的匈牙利呢？还是要从他们在特尔诺波尔的基地出击，进攻稍稍靠北的利沃夫和波兰？这两种可能性在作战上都是行得通的。正当布卢姆勒德尔苦苦思考这种形势的时候，某军情报参谋报告了对俄军战线后面一小段铁路的部分目视侦察结果。德军从斯特雷帕河上的一个观察站往外看到载满军人的列车向北开，空车南返。
“啁哈，”布卢姆勒德尔自言自语地说。 “他们正从那里把人拉到特尔诺波尔去。”调兵的证据相当可靠，但是它只来自一个情报来源，而且关于特尔诺波尔的结论完全出于猜测。突然新的情报来了。德军击落了一架苏联的军邮班机。经过查核证明这架飞机属于第三十八集团军，飞机里的炮手和他携带的文件都证明，俄国人的确正在把第三十八集团军从斯坦尼斯拉夫对面的南部战线调往利沃夫对面的特尔诺波尔。七月份，当俄军进攻时，德军由于确信已经得到证实的情报，已经作好了准备。第三十八集团军在最初两天只前进了十英里，后来在德军的反攻下，它甚至后退了一段距离。
这种确定，这种证实，就是情报参谋所谓他们的工作是“拼拼凑凑的工作”的意思。把零碎分散的各种材料拼凑成一幅连贯的图画。最有价值的情报来自口头证据。在作战指挥部，这是战俘情报。在战斗指挥部，这是无线电情报。但数量最多和最肯定的情报来自前线部队的亲身观察。东线外军处在它的《东线部队情报参谋工作》手册里，列举下列各条苏军发动进攻的迹象：越来越多的侦察和袭击队的活动试探德军前线；游击队、侦察队和间谍在德军战线后面进行侦察；敌军各部队战线的收缩（根据对换防的观察、站岗路线的改变和俘虏的供述作出判断）；作为进攻出击点的堑壕系统向前延伸；不断增加空中活动（夜间战斗机扔伞投照明弹，轰炸个别目标）。更高级的观察提供了苏军意图的更多线索。无线电的沉寂，突击队的出现，某些地区空防的加强等等，都暗示准备发动进攻。已知部队的消失，佯攻，大炮射击、空中活动、游击队活动、特务和逃兵的减少显示了防御意图。任何一个地区的任何活动的任何加强——无线电通讯网特别密集，部队准备地域纵深的扩大，尤其是大炮、追击炮和坦克阵地的密集——表示这个地区大概就是发动进攻的地方。德国的情报参谋甚至常常能从俄军的活动格局中大致推测出俄军发动进攻的时间。俄军在发动进攻前八至十天开始威力侦察，侦察兵力多达一个团。在进攻前四至五天，无线电打破沉寂。进攻前两至三天，重武器运到阵地。同时逃兵大量增加。如果发酒给苏联士兵喝，那就是马上要发动进攻了。
情报工作并不是枯燥无味的。不同的情报参谋根据同样的迹象能得出不同的结论。一九四四年夏，陆军最高司令部要北部集团军群调一些后备部队给正受到俄军威胁的中部集团军群。北部集团军群司令和参谋长倾向于同意，因为他们看不出有俄军立即发动进攻的危险。苏军在进攻拉脱维亚中已经遭到三次失败，大概不会再进攻，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在进攻别的地方，而且取得了部分成功。此外，空中侦察表明，敌军全线后撤了六英里。
但是情报参谋对这些迹象有不同的解释。俄军后撤了相当短的六英里，说明他们并不是根本撤出战线，而只是在那里休整他们的军队。在其他地方发动的新攻势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没有调更多的部队去进行后续作战。这说明他们只是佯攻，或者是以进攻来牵制德军。情报参谋还觉得，俄军发动三次进攻，说明他们非常急于达到他们的目标——拉脱维亚的主要港口里加。他认为俄军即使在失败了三次以后，也不会放弃这个目标。经过许多次讨论以后，情报参谋说服他的上级接受了他的观点。于是集团军群司令获准把后备部队再留一个星期，然后再派他们走。第七天，俄军发动了进攻。北部集团军群把它打退了。
情报参谋是根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同样的逻辑归纳法来进行预测的。这就在于可能性，是要凭经验体会的。
根据逻辑归纳法，当一再发现一个事物同另一个事物有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从不割断时，那么这两者在将来很有可能也会联系在一起。一百只象、一百万只象的皮肤都是灰色的，那么第一百万零一只象的皮肤可能也是灰色的。某些迹象常常表明俄军要发动进攻；当情报参谋看到上述迹象时，就预料会有进攻了。当德军俘虏了两名从一个团里开小差的逃兵时，他们就推测出有一整个俄国集团军在那里，因为他们原来已经发现，俄军一般是要保持他们作战部队的完整性的，因此各师（和所属各团）和各军在一段长时期内是共同呆在一个集团军里的。
但是归纳法推理有漏洞，对情报参谋构成了危险。敌人的欺骗就能钻这个漏洞的空子。哲学家戴维·休姆第一个分析了归纳法的问题。逻辑理论中没有哪一条要求将来的某件事情必须同过去的一模一样。因此差别总是存在的。第一百万零一只象可能是白色的。归纳法只是表示了可能性。诚然，事物之间的联系在过去出现得越经常，那么在将来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并不是肯定的，例外情况往往会从归纳法的漏洞里钻出来。
情报军官虽有可能不知道休姆的理论，却和别人一样了解形势。他们知道未来并不完全因袭过去。因而他们碰到许多例子时，就不知道某些情况是重复过去的模式还是有所不同——特别是，是否是一种欺骗。
他们察觉到什么吗？俄国人愚弄了他们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主要的理由是，俄国人似乎从来不进行大规模的欺骗活动。他们没有装甲部队和人力来进行无用的行军去愚弄德军；他们宁可使用部队发动进攻。当然，他们经常成功地伪装他们的部队和坦克，但这不同于欺骗。俄国人确实经常用无线电进行欺骗。但是锐敏的德国无线电情报机构也经常识破它们的欺骗。情报参谋相信，即使监听队没有听到，配合得很好的德国情报机构，由于发现本来认为应该出现的部队调动和供应品的运输而没有出现，就可以察觉到这是欺骗。
虽然绝大部分情报参谋的工作是为上级服务，是向司令官报告，但有些情报送给下级军官和士兵。这些情报预先告诉他们敌军是什么性质的。一九四四年年初，第二装甲师从俄国前线调到西线后不久，该师情报参谋向下散发了《敌人情报活页材料》，介绍英国军队情况，一共八页。他是根据西线外军处和德国空军情报机构的出版物重写的。 “英国土兵勇敢、坚强，不怕挫折，”他在开头写道。接着他评价了英帝国其他成员国的部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太好；内部纪律比英国军队差得多。”这位情报参谋说英军高级军官领导“有方”，下级军官比较“灵活”，还谈到英军诸兵种和诸军种的编制情况。然后他又介绍了英国军队的进攻战术。对一个步兵师来说，进攻“是经过慎重准备的”，而且“哪里有可能在黎明前开始进攻……坦克分几次攻击波出动。第一次攻击波的主要任务是摧毁敌人的反坦克武器。如果可能，它和跟进步兵的距离不应超过一千码。
……如果进攻在某个地方受阻，部队就放烟幕把自己掩蔽起来，在这种掩护下改变攻击方向。”这些详细的说明，是为了使德军在英军进攻前面不致惊慌失措，使他们能更有效地打击敌人。用同样的方法，也为了同样的原因，第十五装甲师的情报官给他的战斗部队散发了如何打美国坦克的示意图，指出了应该打哪些部位，不应该打哪些部位。
当然，情报工作的很大一部分效果取决于情报参谋自己。并不是所有的效果都是好的。一九四四年在诺曼底视察的一个军官报告说，至少在作战中，第二装甲师情报参谋的工作“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地图不充分，没有敌军各部队的卡片索引。”驻扎在意大利的二三八步兵师的情报参谋只不过保存了有关敌军资料的书籍；真正的情报分析是由作战参谋和师长做出的。格斯多夫本人以前就是一名情报官，盟军登陆期间，他担任驻法国的第七集团军的参谋长，他不得不开除三名情报参谋，然后才找到一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情报参谋。其他的情报官是极为令人满意的。在诺曼底视察的那位军官，表扬了党卫队第十七装甲坦克师情报参谋的“出色工作”。关于第四十七装甲军情报官的工作， 他写道：“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可靠的，给人印象良好。有着非常详细的和悉心保存的情况卡片。情报参谋准确地了解了他那个防御地段的一切情况，而且对桥头堡其他部分的敌军表现了极大的兴趣。”
情报参谋工作效果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他同上级的关系，特别是同司令官的关系。单是情报参谋的工作，就使他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他比参谋部的任何人处境都难，因为他要报告坏消息。司令官基本上想听的是没有敌人来打他这样的话，而情报参谋的工作恰恰是告诉他相反的消息。司令官常常觉得，情报参谋把事情说得比本来的更坏，这样就有可能削弱或破坏最为重要的战斗意志。此外，不象作战参谋的报告那样，要么是好消息，要么是坏消息，情报参谋的情报则是不肯定的，象沙一样地游移不定，象雾一样地虚无缥缈。然而，司令官在判断形势时，仍然要部分依靠情报参谋的情报来作出决定。事实上，情报参谋常常比别的人更能使司令官的愿望遭到破灭，他能迫使司令官放弃一个周密思考出来的计划。他的情报是消极的、悲观的。法老杀死送噩耗的人。司令官拒绝或不理睬他的情报参谋。
在希腊战役期间，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在——个时期干脆一连好几天不让他的情报参谋到他的跟前去。其他司令官暗自说： “情报参谋又带着他那一套材料来了。可我还是要照我的干。”然后他们基本上是要情报参谋证实他们对形势的看法。不过，一个好的情报官常常能够荐举自己，从而也把他的情报兜售了出去。在中部集团军群，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最初对格斯多夫的情报不感兴趣。但是当这位情报参谋以内行的方式递交了几次材料以后，克卢格就定期要材料了。毫无疑问，被训练得用同样思想思考问题的参谋军官之间的共同谅解，对接受情报参谋的情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情报参谋的性格和能力也起了作用。这最终导致司令官之所以使用情报材料的最重要的因素，即他对于给他材料的这个人的信任。
当一个司令官相信他的情报参谋，因而也相信这个情报参谋送交给他的情报的时候，结果往往产生军事效果。一九四三年二、三月间，布卢姆勒德尔同他的司令官曼施泰因就是这样的。那是发生在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大败之后，德军正在他们最后一次成功的攻势中进行反击的时候。曼施泰因，这个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战术家中最杰出的一个，对布卢姆勒德尔说： “告诉我那里发生的情况，我好据此采取行动。”他就是这么做的。他倾听了布卢姆勒德尔的五分钟的汇报。然后，他利用这个情报，把他的军队从敌军力量薄弱的地方撤出来，把他们投入到向南部大平原推进时需要这些部队的地方，他的运筹指挥是如此的神妙，以致不仅他自己的参谋部，就连俄军也惊讶得目瞪口呆。
但是情报参谋也知道，单靠情报并不能取胜。它需要部队和枪炮。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即使是最可靠的情报，德军也将一事无成。一九四四年盟军的进攻发起日之后两天在诺曼底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四四年六月七日，当德军与登陆盟军展开激战，要把入侵者撵回大海（他们就从那里攻入了希特勒的欧罗巴要塞）时，九一六近卫步兵团接到命令：向已经占领登陆滩“奥马哈”上面的海滨村庄维埃维尔村的美国军队发起反攻。德军向前推进，在交火中，一名年轻的美国军官被打死了，他可能是参谋部的一个前进梯队的队员。德军在维埃维尔村的正东发现了他的尸体，他们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皮包里，发现美国两个主要突击部队之一的第五军的绝密作战计划。这个消息大约在晚上十点钟传到上级司令部。接着详细的报告就到了。六月八日大约凌晨一时，这些情况通过电话报告了第八十四军军长，然后又报告了第七集团军参谋长。当那份一百页的作战计划在当天晚些时候送到军部时，军部把它送到第七集团军，以便进行更仔细的分析。到了六月八日晚上，这份文件的最重要的内容，已经送到集团军群Ｂ和西线总司令那里。
这份油印的命令，把第五军的编制和目标告诉了德军：“第五军由第一、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步兵师组成，配属部队有第二、第五别动营及其他部队，它将袭击“奥马哈”海滩，削弱敌军的抵抗，占领维埃维尔一科尔维尔村滩头堡，向南朝圣洛方向推进，掩护其他部队的登陆和美国第一集团军的供应。”
正当德军仔细分析这一文件时，他们又意外发现了一个文件。六月八日凌晨，九一四步兵团的人员，在维尔河宽阔泥泞的人海口（它把“奥马哈”海滩同另外一个代号叫做“犹他”的美军登陆海滩分隔开）看见一只漂到岸上的小船。他们在船里发现了另一个美国突击部队第七军的绝密作战计划。
2 ·任务。ａ·第五军，由第一、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步兵师组成，配属部队有第二、 第五别动营及其他部队，将袭击“奥马哈”海滩， 削弱敌军的抵抗，占领维埃维尔一科尔维尔村滩头堡，向南朝圣洛方向推进，掩护其他部队的登陆和美国第一集团军的供应。前进速度将和英国第二集团军的前进速度保持一致，届时由第五军军部发出命令。 （见作战透明图——附件第十一号）。
到上午六点四十分，第七集团军参谋长便用电传打字电报机把美军作战计划的重要细节报告给集团军群Ｂ作战参谋：“任务；从科唐坦一基纳维尔桥头堡向北发起进攻，由陆路占领瑟堡。”这是绝对正确的。
就这样，在登陆开始后的四十八个小时之内，德军就掌握了美军在猛攻的第一阶段的整个战斗序列和作战计划。这是一次耸人听闻的发现，这样的发现，情报参谋一般只能梦想而已。但是这次发现的情报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很大。德军早已预见到占领瑟堡是美军的主要目标；第七集团军说，缴获的文件只不过“证实了集团军关于敌军作战意图的看法。”向圣洛进攻在战斗的第二天就被看出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地理条件和盟军的兵力使情报的效果等于零。美国空军优势使德军既不能调来新的部队，也不能迅速调动已经在那里的部队去阻止美国计划好了的行动。在美军东面的英军向巴黎挺进而逼近德国的危险，比美军向西部和南部运动所引起的关注要大得多：德军不得不以强大的兵力来阻止英军的前进。
这样，德国情报机构虽然几乎全部掌握了美军意图的情报，却不能、也没有影响德军在战争中这场最关键的战斗中的防御形势。情报是次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实力，它就一钱不值。最好的情报参谋也不如他的将军的最强大的一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