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军事情报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战败引起了骚乱，共产党揭竿而起，陆军参谋总长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于二月一日建立了德军在和平时期的第一个全面分析估价情报的机构。他将当时正在遣散的战时总司令部外国军队处并入重新建立起来的参谋总部。
当参谋总部在凡尔赛条约的禁止下，把自己乔装成军队部的时候，外国军队处也将自己隐藏起来，换了一个不太显眼的名称，叫做统计处，这个名称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那时收集外国的情报就叫做“军事统计”。统计处是军队部的第三处。
在过渡时期，三处处长仍然是整个大战期间该处的处长冯·劳赫少校。他在一九二零年六月被后来担任驻华盛顿陆军武官的弗里德里希·冯·伯蒂歇尔少校所接替。伯蒂歇尔首次将该处分为东方组和西方组。他的继任人中有一个是埃里希·库伦塔尔上校，也就是后来驻罗马的陆军武官，谍报局在西班牙的间谍的鼻祖。在最初的这几年中，军队部三处平均有十六名军官（不包括隶属于它的四人谍报小组）。几位军官后来晋升为高级参谋军官：汉斯·耶顺内克中尉后来担任空军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上尉后来在盟军进攻诺曼底期间担任隆美尔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尉后来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部长。但是，军队部三处没有一个成员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驰战沙场的将领而闻名的，有力地证明了参谋总部是如何把它最优秀的成员排除在情报机构之外。
希特勒上台之后两个月，卡尔—海因里希·施蒂尔普纳格尔上校担任了军队部三处处长。施蒂尔普纳格尔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虽然由于他毫无讳忌地陈述了他的一部分反希特勒的观点，因而被人认为是“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但他孜孜以求的与其说是哗众取宠，不如说是埋头自己的工作。
他同未来的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合作，写了一本正式小手册《部队指挥》，即“弗里达姨妈”，这本手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向许多指挥官教授了战术。希特勒入侵俄国的时候，施蒂尔普纳格尔指挥了一个集团军；后来他担任法国德占区的军事监督；一九四四年，他和贝克在暗杀希特勒未遂后都丢了性命。
施蒂尔普纳格尔为这个情报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这个处在几年前已剥掉了伪装，恢复了“外国军队处”的老名称。现在，在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夺回萨尔、废除凡尔赛条约、开始把自己的军队扩充三倍、并向莱茵兰进军的令人陶醉的年月里，军队部三处的规模也在扩大。
前德军军官，作为编外人员被三处雇用起来，帮助处理收到的情报，情报数量由于武官的派遣和谍报处以及无线电情报机构的扩大而大大增加。然而三处的大部分情报仍然来自日报和军事报刊，三处工作人员每天上午都阅读这些报刊。负责大不列颠及其联邦的军官得到《每日电讯报》、《联合军事评论》、《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季刊、《陆军季刊》、《皇家工兵杂志》、《皇家炮兵杂志》、《皇家陆军后勤部队季刊》，《骑兵杂志》，西方组组长负责阅读《泰晤士报》。三处收集人口统计资料；根据战前的原则，每一百万平民要提供两个师的兵员和支持力量，这些资料将有助于对敌军规模作出估计。军官们将这些统计数字和其他细节，例如军事预算数字，一一填入各国统计簿，每年春天，三处公布一批小册子，归纳了所有这些统计数字，评述了一些大国在同德国发生战争时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潜力。三处还注视着当前形势。在一九三五年萨尔举行公民投票期间，施蒂尔普纳格尔悲观地警告法军在边境地区进行活动的危险——尽管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第二年，施蒂尔普纳格尔晋升为师长，当了将军。接替他领导陆军参谋总部三处的是库特·冯·蒂佩尔斯基希上校（后来的第四副参谋总长）。蒂佩尔斯基希继续并加强了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外国军队处设有行政组、武官组、登记组和五个地区组，分东、西两个梯队。但是希特勒的侵略战争使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潜在敌人，他的重整军备使军队获得了额外的兵员。因此，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恰好是世界其他各国惊闻砸玻璃窗之夜（殴打犹太人、破坏犹太人财产、反映了当时德国情绪的一场大规模暴行）的第二天——新任参谋总长弗朗茨·哈尔德把他的情报机构的人数扩大了一倍。他成立了西线外军处和东线外军处，西线外军处保留了参谋总部三处的名称，东线外军处则成为一个新处——十二处。它们是第三帝国的关键情报机构，是进行最重要的情报分析和估价的两个机构。哈尔德任命蒂佩尔斯基希为第四副参谋总长，领导这两个机构。
哈尔德还任命乌尔里希·利斯中校担任西线外军处处长。
利斯身材魁梧，面色红润，四十刚出头，未婚，上午有点爱发脾气，当过炮兵，是一个优秀骑手，获过四十六次赛马奖。他对德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比典型的参谋官要全面得多。他喜欢英国人，几次访问过他们的国家，英语讲得很流利。他还懂法语和意大利语。他在一九三一年首次进入外国军队处，一直呆到一九四三年，中间破例没有到部队中服役。当他担任整个新处处长的时候，他已经升为西梯队负责人。他后来升为上校，这是处长通常享有的军衔。
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几天，参谋总部的多数机构撤出柏林本德莱尔大街它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其他机构共同使用的那座橙色粉墙的建筑物，搬到柏林南面二十英里的措森镇附近的野战司令部。西线外军处仍然留在柏林，靠近几乎是它的唯一情报来源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九月一日，希特勒要向国会讲话，宣布从当日上午五点四十五分起，德国开始还击波兰正规军头天晚上对德国领土的袭击，利斯前往他所喜爱的一家饭馆听希特勒发表讲话。他驱车经过威廉街，穿过勃兰登堡门。街上的情景同一九一四年时的情景迥然不同。当时，欢呼的人群涌往街头欢迎战争。现在，在利斯经过的整条路线上，只看见一队身穿黑制服的党卫队队员站在街上。在他们后面的动物园里只有一棵棵哑然无声的树木。一股恐惧的感觉涌上利斯的心头。
第二天，法国人封锁了边界。送过来的间谍报告的数量减少了，蒂佩尔斯基希允许西线外军处也搬到措森（东线外军处已经在那里）。利斯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带着卷宗，下午离开，傍晚到达。他们的可防毒气的钢骨水泥掩体，有一个陡峭的Ａ字形屋顶，这样的设计是为了炸弹扔在上面会滑下去；一米厚的钢筋水泥保护着的地下室，完全是按照第一层办公室的样子设计的，这样即使在空袭期间，工作可以照常进行。为参谋总部其他处修建的类似掩体，围成两个半圆形，这两个半圆形称作“迈巴赫一号”和“迈巴赫二号”；所有的掩体都由地道连接起来。整个营地，连同它的散布在这块长着松树的平原上的兵营、马厩和车库，有一个代号，叫做“策佩林”。利斯的那栋建筑物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当他那个处搬进来的时候，钻孔器还在作业，在屋子里发出回声，灰尘在夏季闷热的空气中飘荡。当天晚上，他在军官食堂碰见了西线外军处前处长施蒂尔普纳格尔，后者现在担任了第一副参谋总长，他向利斯介绍了最新情况。
在“虚战”期间，西线外军处令人尴尬地无事可做。每天上午十点，利斯和其他大处的处长集中在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办公室作“早祷”——召开形势会议。利斯总是首先发言，但他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他有时觉得他对敌军情况的描绘，就象十九世纪非洲地图一样地空白。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是凑在一块儿等着和哈尔德一起开会，哈尔德主要忙着指挥波兰战役。这使喜爱法国食品的利斯有时间去对措森的饭食大发牢骚。措森实行野战定量供应，利斯认为，这个主意在理论上不错，但在实际上非常不适合总司令部辛苦的脑力工作。直到一九四零年五月开始进攻法国的时候，上夜班的人甚至喝不到咖啡。利斯骂骂咧咧地说·世界上没有其他军队如此不顾影响刻薄对待自己的宝贝军官。
他花了一些时间扩充自己那个处。战争开始后两个月，他把军官干部的人数扩大到十六人。在招收办事员的时候，他以施蒂尔普纳格尔的那位入伍前是一位银行家的副官提出的一个建议作为衡量标准。他雇佣银行职员，他们至少要精通语言，习惯于快速准确地工作，而且能够用打字机把别人的口授打出来——这样的活很少是男人干的。招收后备军官时，利斯寻求眼界开阔而且具有国外工作经验的人，例如曾经在外国呆过的新闻工作者和实业家。他发现律师不大适合做情报工作，觉得他们的想法太呆板，太抽象。
但是所有的组长和关键岗位上的军官都是一般参谋。没有一人接受过特殊的情报训练。人们认为他们在军官学校的学习以及他们具备的一般军事经验，使他们适合于对每项情报的含意及其在作战上的重要性作出判断。他们一边干一边学习情报工作。这个过程一般要花三至六个月，准备担任组长的人花的时间更长一些。据估计，一个新来的人要想自己有所贡献，需要一年的时间。
最初几年挑选西线外军处一般参谋的主要考虑因素，是要懂得外语和具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这些条件，以及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常常还具有的不偏不倚和熟练完善的素质，有助于在情报工作上获得成功。但是这些条件和素质，在军队里理所当然地没有担任更重要职务的战场指挥官必具的条件和素质——果断、魄力和决心——那样地受到器重。因此，挑选来从事情报工作的人，常常是作战处挑选后剩下的那些人。然而，到了战争后期，西线外军处同孪生的东线外军处一样，雇佣了一些负伤的军官，他们可能不具备上述文化条件和素质，但确实具有作战经验。
一个人一旦进入情报界，他就很有可能一直呆在那里，因为花了许多时间才获得的对敌军情况的了解，是非常宝贵的，浪费了实在可惜。许多一般参谋最初讨厌情报这个行业，他们认为自己是军事上的多面手，担心象利斯所说的那样，他们将“只能得到优秀品行勋章，而不是骑士十字勋章和比较愉快的同志情谊。”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被情报工作吸引上了。洛塔尔·梅茨上尉一九四零年来到情报部门的时候是“很不乐意的”，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个工作“使我入迷””一半因为他搞情报比担任师作战参谋时对战争的了解要全面得多，一半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对高级指挥部的决策作出贡献。利斯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我离开东普鲁士来到三处，从来没有——而且，除了后来在伦敦担任武官的职务外，就再也没有——一项丁作象目前的工作这样使我感到非常满足。我每天可以使用我学会的三门语言，我可以运用多年来获得的全部技术知识和个人经验……最后，我们三处的判断常常可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旦情报这个行业抓住了你，就不会很轻易地放你走了。”
尽管如此，为了获得至少是比较广泛的经验，为了同野战部队人保持联系，而且首先是为了取得晋升的资格，西线外军处的一般参谋通常要离开该处一至两年，到前线服役。然后回到可以更好发挥他们的专长的地方。
利斯强烈抱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报告法军的部署，并因此被认为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在德军发起进攻之前的几个月里，利斯利用部分时间和这个间谍机构一起工作，以便改进它的工作。他和卡纳里斯一起出席了谍报局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会议。他在西线外军处为谍报局军官举办训练班，向他们讲解他们的间谍报告如何才能反映比较全面的情况。除此以外，他到前线访问了几次。他在杜塞尔多夫和威斯巴登召集了西线情报参谋会议。他告诉他们他需要什么，他们也告诉他他们想要什么。这次会议的更加令人难忘的结果是“西线鸡尾酒”。这种新的饮料是由西线外军处所研究的十多个国家的等量名酒掺和而成的——比如英国的杜松子酒，意大利的康帕里酒。
利斯一再说所有的情报参谋都喜欢这种新饮料。
他监督一些出版物的写作、出版和发行，其中包括关于几个西线敌国军队的新的备忘录，配有敌军坦克、武器和徽章的图片的新册子，以及敌军防御工事新地图。利斯认为，西线外军处的出版物，并不少于一个有利可图的出版社的出版物。
德国征服挪威以后，希特勒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利斯。（第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利斯向希特勒汇报了在凡尔赛举行军事检阅欢迎来访的英王乔治六世时法军给他留下的印象。）希特勒对英国俘虏感兴趣，他叫利斯将俘虏中会讲德语的军官和军士各一名带到总理府花园。希特勒审问了他们以后，起身要走，但又转身说道： “好吧，孩子们，当你们写信回家的时候，你们可以说这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
四十年代初期，利斯的主要工作是了解敌人的战斗序列。巡逻队、战俘和空中侦察提供了点点滴滴的情报。战争爆发时陷于瘫痪的间谍机构恢复了活动。无线电侦察，包括法国国防部密码电文的破译，提供的情报最多。西线外军处的军官收到这些详细的情报后，把它们拼凑成一幅清楚的格局。空白的敌军部署图逐渐地被填满了，就象巨大的法军编制装备表被逐渐填满一样。西线外军处为即将进攻比利时最现代化的防御工事之一的埃本·埃马尔堡的德军提供了立体图画。但是仍然有错误和空白点。西线外军处把法国第九集团军列为第一集团军，而且不能回答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法军在凡尔登周围是否有足够的后备兵力，可以朝北对计划中的自阿登发起强攻的德国装甲部队的翼侧发起反攻。
德军发起强攻之后，战斗帮助西线外军处澄清了许多这样的问题，该处的军官们认为他们这次的情报活动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为了靠近参谋总长（他已搬到离前线较近的地方）而在战地司令部工作的西线外军处，发现在法国的一百二十三个法国师和英国师之中的一百二十二个。该处的地图显示出这些师当中的大部分部署在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等待着德国装甲部队的致命打击，而且显示出凡尔登周围的敌军很少，不大可能发起反攻。这个情报并非尽善尽美：西线外军处一度找不到整整一个比利时集团军的五十万人。况且，从更深的意义上讲，这个情报是不需要的，因为曼施泰因和希特勒早在有了这个情报以前就准备好了这次镰刀砍草式的进攻。
而且，西线外军处的地位几乎没有提升，它还是象战前那样的半资料统计性质的机构。它的形势报告只是列举了敌军部队及其位置。它几乎从未总结形势，更少预言敌人的行动。它把这个任务让给了作战处。这项基本任务的让出，进一步证明在德军中情报完全从属于作战。
只有当西欧的战斗已经停止、利斯的观点再也不会同指挥一场战斗的某个作战处的观点发生冲突时，利斯才敢预言敌军的行动。比如，一九四一年底，他提供了一份十七页长的关于“中东英军作战指挥部在一九四二年的可能的活动”
的报告，报告得出了如下结论；由于缺乏兵力，英国人恐怕连“保住他们对这个地区的占领”也保不住。
利斯以自由的方式领导着西线外军处。如果某人表现出对工作胜任愉快，利斯就让他独当一面。否则他就密切监督下级的工作。他对书面报告删改甚严。 “我不能发表这个报告，”他常常这样地对他手下的年轻参谋说。 “你可以只用一半篇幅就能说明问题。重写吧。”他们果然重写了。他本人就是一个擅长用日耳曼语所少见的简短整齐的句子写出清新流畅的散文的语言大师。法国战役之后，他使用这种文体写出了秘密文件第八十九号军队条例，即《敌军情报工作》，这份四十三页的文件构成了德军的第一份正式情报手册。他碰到一些组织问题。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之后，他丧失了美国小组。这个小组调到东线外军处去了，一半因为西线外军处缺乏人员，一半因为日本专家都在东线外军处，而且第四副参谋总长认为， 日、美这两个国家必须放在一块儿进行研究，因为德国人预料美国人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太平洋。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美军和英军在北非登陆之后，美国小组又匆匆回到利斯那儿。算上美国小组，西线外军处共有九十七个军官、士兵和雇员。
一九四三年初，利斯离开了他亲手定型和大大加以扩充的西线外军处。为了得到提升，他需要到前线服役。新上任的参谋总长蔡茨勒让他在俄国指挥一个团。不久利斯升为将官，指挥一个步兵师。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他受伤后被俄国人俘虏。
接替他的是以前的一位下级。面部瘦削、头脑敏捷的亚历克西斯·巴龙·冯·伦内中校，在德军闪电般地攻入法国的光荣日子里，负责填写巨大的法军编制装备表。他四十出头，出生在俄国拉脱维亚众多的日耳曼族贵族家庭当中的一个家庭；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一九四二年初，他被调到东线外军处，当时该处全力应付俄国战役。伦内担任三组的新组长，这个组分析缴获的文件，他迅速地提高了工作质量，不去翻译过时的文件，而是集中力量积极处理有用的材料。东线外军处的新处长赖因哈德·格伦不久就让他担任自己的作战参谋。利斯听了这个情况后说道， “这正是他天生所就的职位。”利斯离开西线外军处以后，由于取消了第四副参谋总长而奉命关照这个处的伦格，极力推荐伦内担任这个处的处长。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他果然担任这个处的处长。作为处长，他管得很细，甚至有些刻板；他可以在下级面前俨然以上级自居，并且讽刺挖苦下级；但是在他的无框眼镜和紧锁的双唇后面，有一副象玻璃一样清晰的头脑在工作。
利斯没有预料到盟军进攻北非，第二年，部分由于受了漂到西班牙海岸上的一具尸体身上的假文件的欺骗，伦内对盟军进攻西西里也感到意外。后来，盟军出乎意料地在安齐奥和内图诺登陆，使他非常尴尬。希特勒完全清楚这些失败，因为几个月后他异常恼怒地说； “他们搞的几次登陆，我们一次也没有发现。”现在伦内面临着德国情报官从来没有接受过的最困难的任务：弄清盟军何时越过海峡大举进攻欧陆？
将在何处登陆？
他和他手下的军官将各种现有的迹象归纳在一起，他们虽然充分意识到有些特务可能是双重特务，但他们尤其感到恼火的是间谍的报告。
“这个人的报告有十次是正确的，”曾一度领导美国组的里夏德·奥伊勒中校常常暗暗对自己说。 “这第十一次也是正确的吗？还是恰好相反？是否为了迷惑我们而做了有利于他的事情？”奥伊勒说，判断这些问题常常“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总是在开始的时候就假想“这不是真的”，然后再慢慢找出哪些或许是真的。而不是倒过来：倒过来太危险了。”
即使如此，结果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 “你必须坐呀，坐呀，想呀，写呀，然后你也只能说； “情况可能是如此。””
这样的工作不会使你有很大的成功把握。奥伊勒说，在战场上可能有这样的把握， “但在这种琐碎的工作上却没有。”
奥伊勒发现分析估价情报不仅是“奇妙的脑力活动”，而且是非常耗费时间的。有时候他连午饭也不吃，一直在办公桌上工作到晚上八点半或九点。
他的上级每日工作的时间更长。洛塔尔·梅茨中校（作战参谋）没完没了地会见向他提供情报的人和使用他的情报的人。他常常要到午夜或夜里两点才了结一天的工作。
梅茨还编辑每日《西线情况报告》。两三页长的报告主要讲述了敌人的活动，列举了新调来的并再次得到证实的敌军部队的位置。除了这个报告以外，伦内在需要的时候，还添写一种报告，这种报告是他在东线外军处从格伦那里学来的。这就是一至两页长的《西线敌军情况估计简讯》，这种报告的视野比较远，有时预料了敌人的意图。 ”
此外，西线外军处每隔较长时间发行若干其他报告。伦内到达之后三个星期，创办了评论英，美军队的两个半月刊。比如，评论美军的半月刊《美国调查》，通常有五、六页，内容包括关于新建立的师的报告、新式装备的细节、指挥官的姓名、向英国调兵的情况以及一张兵力表，表上开列了所有师及其驻地。伦内还出版一系列《西线情报参谋单项报告》。这些报告讨论了例如英国的登陆战术和盟军的手榴弹以及地雷等题目。这些报告发到下级部队，使它们能够准备相应的对抗措施。
然而，伦内的所有这些努力，对于阻止盟军进攻欧陆并没有起帮助作用。诺曼底登陆成功，从而决定了第三帝国的命运之后六个星期，一批军官企图暗杀希特勒。伦内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密谋，但他的反希特勒的情绪和与反希特勒的人的交往，足以使他走上断头台。
接替他的是维利·比尔克林上校。他是莱茵河西岸地区一个种葡萄酿酒的富有家庭的一个成员，他作为一名研究法军指挥官和战术的专家，于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零年在西线外军处工作过。后来他在前线呆了几年，脑部受了伤，经常疼痛，身体虚弱，终于回来领导西线外军处。
西线外军处大大膨胀了。既然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军已与敌军实际交战，西线外军处的两种基本战斗报告，已不再是进攻前仅仅彼此互相证实的因而容易使人上当的间谍报告和无线电侦察情报，而是比较可靠的缴获文件和审讯战俘的口供。比如，一九四四年圣诞节的第二天，隆起地带战斗正酣， “一四九一号西线情况报告”的一个部分写道；一、西线。
ａ）敌军活动……美国第九集团军……巴斯托尼被围敌军在我们的进攻前面势必要放弃更多阵地。
ｂ）军队识别……
战俘证实： 美国第七装甲师的部分部队、美国一零六步兵师的部分部队和美国第二十八步兵师的部分部队， （都）在（比利时东部）斯塔韦洛特一维埃尔萨尔姆战线以东。
二、意大利……”
比尔克林在同一天的《西线敌军情况估计简讯》中，总结了他所看到的盟军的行动：艾森豪威尔正不顾一切地从未被突破的美军防御地段进一步抽调部队，企图发动强有力的反攻，将德军的进攻制止在默兹河东岸，并包围发动楔形进攻的敌军。3NA白马书院U7C
因此他是考虑到了他留下的那一部分正在殊死作战的步兵师的宽阔正面所面临的危险的。
但是，尽管偶尔有这样精彩的报告，西线外军处的估价和预言，很少象俄国战场上东线外军处的估价和预言那样多彩多姿、磅礴有力。
许多情况使东线外军处占了优势。它可以在一条战线上集中对付一国的敌人，使它能够根据各部分机构的作用进行组织；西线外军处有许多地区组，分管不同战线上不同国家的军队，因而它的各部分机构的活动是重复的。俄国战场上战争的规模比较大，因此东线外军处的规模也比西线外军处的大。那里的战火不断燃烧，使东线外军处能够取得经验和发展战术，而盟军在西线的断断续续的进攻，使西线外军处不能取得经验和发展战术。俄国战场上经常短兵相接，使东线外军处有多得多的机会来收集情报；在西线，两军在进行最重要的战役之前，是被海洋隔绝着的。最后，虽然两个处都隶属于陆军总司令部，只有东线外军处为它工作；西线外军处则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服务，但它不但阻碍提供情报，或许还歪曲情报。但是尽管这些背景因素重要，关键得多的一个因素却是个性突出的东线外军处第二任处长。
他的前任，东线外军处第一任处长，正是普鲁士参谋的模范——戴着单片眼镜，工作效率卓著，具有作战天才。此人就是埃贝哈德·金策尔中校，一九三三年在军队部三处工作，后来担任驻波兰武官。金策尔亲手签发过一本官方手册，这本手册大大低估了希特勒发动进攻之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但是参谋总长哈尔德并没有把那次闪电战的失败归咎于他，因为后来他仍然将他留在原来职位上几乎达一年之久，然而，快到一九四一年年底的时候，哈尔德开始对“情报参谋工作衰退的征兆”感到关切，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日，他撤掉了金策尔的职务，因为他“不能满足我的要求”。而金策尔无论如何是不想搞情报工作的，首先， 他这个人有点懒，其次，他常常在一天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显得疲乏，和他共事的军官们认为，这是由于他与一位极其漂亮的金发女郎居住在一起的结果。然而他在作战岗位上也干得很好。他晋升为将官，担任北部集团军群参谋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可以果断行事。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他让他的集团军群向伯纳德·Ｌ·蒙哥马利陆军元帅投降，然后他杀死了他的金发女郎，自己也自杀了。
哈尔德解除了他的职务以后，任命赖因哈德·格伦中校担任东线外军处处长。这一任命使德国的军事情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原因何在？格伦是个什么人？
他生得消瘦，中等身材，稀黑的头发， 宽额头，蓝眼睛，大耳朵，厚嘴唇，嘴巴向下撇，眉头老皱着。他性情温和，不善谈吐，但和老朋友很亲热。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他上任之后三天，过了四十岁生日。他的父亲当过兵，做过出版商。一九二零年他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军队，上完候补军官学校以后，取得了军官资格。他在三种传统兵种中技术性最强的炮兵中服役。一九三一年，他和赫尔塔·冯·赛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结婚，女方家庭是普鲁士军事史上的显赫世家。他的性格和能力都很突出，因而在一九三三年被选送进军官训练班，一九三五年毕业，这个训练班是取代被凡尔赛条约取缔的军官学校的。
他取得了在参谋部工作的资格。他首先在柏林参谋总部工作，开始时担任副官，然后在作战处和防御工事处任职。哈尔德当时也在参谋总部工作。战争爆发后，格伦被调去担任二一三步兵师作战参谋，参加波兰战役。这个后备师从来没有参加激烈战斗，但格伦还是由于在该师的卓越表现而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后来他担任防御工事处处长，在法国战役期间作为哈尔德的联络官访问了法国，并担任哈尔德的副官。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入侵俄国的计划正在制订的时候，哈尔德让他担任作战处一组东方组组长的重要职务，这个组负责“总的战略问题”。在俄国战役的头一个夏天、头—“个泥泞秋季和头一个冬天，格伦一直担任一组组长，对俄军采用的战术和辽阔的俄国领土所带来的问题有了透彻的了解。
他的上级写道；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一般”， “富有远见”。
由于表现出色，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此，当哈尔德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来领导东线外军处的时候，他打破传统，选中格伦，让一个作战处的人员担任情报职务，格伦在作战处正在平步青云，抽他出来搞情报，他有些失望。
事实证明，这是哈尔德最英明的任命。格伦的工作效果，是金策尔担任这个职务时哈尔德连做梦也不敢想的。这是因为，格伦一来工作异常勤奋，二来富有创造精神。
他上任之后十一天，将金策尔分析敌人倾向的吞吞吐吐的每日报告，扩大成为全面评价敌人可能采用的计划的每日报告。他加强了同卡纳里斯的联系，将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移到更加靠近他自己的总部的地方，并且控制了特务们的活动。他命令到得太晚的空中侦察报告改用电话报告。他举办情报训练班和讲座，培训自己的工作人员和野战部队的情报参谋。他给予情报参谋相当于作战参谋的级别，以便提高他们的威信，从而加强他们的效率。他根据职责而不是根据地区改组了该处的机构。他将军官人数扩大一倍，由他上任时的二十四名，扩大到一九四四年年底时的将近五十名，工作人员总数则增加到几百名。他撤掉了许多年纪比较大的军官，换上一批年富力强的军官，比如伦内。但是，他的成功的秘诀，与其说在于这些行政管理上的改革，不如说在于两条富于想象的创新。
第一，他提供新的情报资料。他命令前线部队每十天报告一次与他们对峙的敌军的大炮数目和炮兵阵地的位置。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俄军在什么地方集结炮兵力量。他组织一批专家提供一系列背景研究材料，例如“乌拉尔经济工业区”， “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官一览表”， “俄国的现代武器”，以及“战俘审讯经验及其在审问敌特时的应用”。他要求报告在德军后方逮捕敌特的情况：敌特集中在某些地区说明了俄国人要在这些地区搜集情报。他将“东线侦察要求”发往下级参谋部，以便它们解决他希望它们予以解答的问题，尤其是在审问俘虏的时候解决这些问题。他将不同时候发生的同一种活动进行比较。敌人在某个防区加紧巡逻，说明敌军即将发动进攻。他将一种情报来源与另一种进行比较，比如将敌特集中的情况同铁路运输的情况进行比较，以便提供更精确的、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比较的情报材料。有时候，这些比较可以识破俄国的欺骗行动。如果炮兵的光测和声测结果证明敌人的大炮比空中侦察所看到的还耍多，那就说明俄军正从几个炮兵阵地上发射炮火。如果空中侦察结果证明敌人的大炮比较多，那就说明俄军正在尽量少放炮，以便隐蔽他们的炮兵阵地，这样做大概是在为进攻作准备。他在情报材料中尽量用数字说明问题。他力图通过比较前线的不同防御地段上每公里的炮管数目，判断出哪些地方是主要突击点。
第二，格伦戏剧性地把事实表现出来。他将事实用图表表示出来，使无数的详细情况一看就明了。通常采用的形式是地图，用地图表示敌人炮兵情况、铁路运输、敌军装甲部队、巡逻队的活动、空中侦察结果、敌特被俘地点等等。这些地图有助于比较不同的活动和日期。为了显示俄军部队在前线某一地点的集结，格伦的制图员画出图表，用彩色粗线条表示部队，用箭头表示部队的调动。有一次，当他需要向希特勒提供意料之中的俄军的一次进攻的情报的时候，他按照数量的比例，画出了德军和俄军的土兵、坦克和弹药的对比示意图，蓝颜色的表示德军，红颜色的表示俄军。结果红色显示的数量比蓝色的多。陆军参谋总部很少有一位军官随意地使用这种广告方法。
收到的情报数量很多，提供的情报富有戏剧性，使格伦得以将东线外军处从一个仅仅计算敌军数目和找出敌军位置的单位（它和西线外军处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的单位），升级成为能就敌军可能采取的行动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单位，参谋总长后来还把这些意见当作他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东线外军处设在措森的一个掩体里，紧靠西线外军处。入侵俄国之后，它随同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部其他处迁至东普鲁士元首大本营。它的办公室设在茅尔湖（今波兰马姆里湖，绵延起伏的北欧平原上，马祖里湖系中最大的湖泊之一。 ）附近松林里一排排木头平房里，离一九一四年德军部分依靠情报大败俄军的塔内贝格战场不太远。最近的城镇是安格斯堡（今波兰韦戈罗佐），遍布附近各地的是例如通讯侦察主站、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以及该处的特别审讯营这样一些支持机构。元首的营地离东线外军处只有半小时的穿梭火车路程。格伦的办公室设在哈尔德办公的那所房子对面的一座建筑物内，办公室中央放一张大地图桌，格伦的办公桌却放在凹室的一端，桌上的照明灯光线极强；照得附近的人直出汗。
东线外军处的多数人在上午八点开始办公。不一会儿，各集团军群开始打来电话。电话打到一组，该组负责每日敌军情况，它的每个小组处理三个或四个德国集团军群当中的一个集团军群所面对的敌军的有关情况（有一个小组处理有关敌人游击队的情报）。通常集团军群情报参谋助理和这些助理的助理，与有关小组的一名军官通话，一名速记员在一旁记录。集团军群报告敌人的各种形式的活动，这些情况是由德国的各种情报渠道提供的。与此同时，德国各集团军司令部送来过去二十四小时内获得的最重要的敌人情报的摘要。小组长把所有这些情况记在一幅1 ：300，000 的地图上，他带着这幅地图参加上午十点和格伦一起召开的会议。格伦吸收了这些情报，以供和参谋总长一起召开上午会议时使用。
白天，情报陆陆续续送来。一组组长把每份报告浏览一遍，然后转给有关的小组长。谍报局东线主站一处用摩托车送来特务的情报。通讯侦察主站送来大量的报告。东线外国空军处处长向一组组长打电话报告情况。空军联络人员提供空中侦察分析材料，每个小组长与他那个集团军群的情报参谋谈论形势。下午七点至八点之间，各集团军群通过电话报告当天的情报活动结果。到这时，各小组长已经就敌人的情况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再将这些看法与新材料进行比较。 晚上八点半左右，格伦在自己的办公室召开会议。一组组长、各小组的小组长以及部分专业军官，共十几人，围在那张地图桌上。每个小组长介绍一下他那个集团军群对面的敌军的活动，并且扼要谈谈他对他那个集团军群的情报摘要的看法。专业军官，例如无线电侦察联络官，用军事术语对他们报告中的技术行话作一番解释，并把关键的地方强调一番。
“在这个汇报的基础上，”格伦说， “我可以确定一个总的轮廓，你们根据这个总轮廓编写每日综合情报摘要，然后由东线外军处发出去。”一组组长编写这份《敌军情况估计简讯》中的两页至三页，压力是相当大的，因为格伦要带着它参加参谋总长在晚上十点召集的重要形势会议。
如果说一组是在分析当前的情况，那末二组就是在分析背景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判断每日的情况。二组ａ小组调查主要的因素，主要是俄国的人员潜力，根据一九三九年的人口调查统计数字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计算。比如，一九四二年五月，它估计在当年夏天，即使十八岁的青年由于农业上需要而不能应召入伍，俄国也能新建六十个步兵师。事实上部分十八岁青年入伍了，一共新建了六十四个步兵师。二组ｂ小组调查次要因素，例如士气，食品、政治形势、教育。它根据缴获的文件、战俘口供和报纸编写这方面的情报，每月捉供一份报告。
二组ｃ小组随时掌握敌军的战斗序列；整个东线外军处的许多情报资料非常准确，是要归功于这个小组的。它将收到的关于敌军部队的详细情报记在小纸条上，这样的军队识别纸条共有三万张。每张纸条上记载着哪一天报告了哪支部队，这支部队在什么地方，情报的来源，它的可靠性，以及——如果知道的话——这支部队的兵力、装备、损失、兵员的民族成份、野战邮政编号、指挥官和这支部队的历史。根据这些情报，这个小组每天发布一份“苏俄部队一览表”，这张大表，配有1 ：1，000，000 和1 ：300 ，000 的地图，列举了在三个地带，即前线地带、前线后备兵力地带和纵深后备兵力地带的每个德国集团军群所面对的各部敌军的番号。鉴于并不是每支部队每天都得到报告，二组ｃ小组根据几种假设将没有得到报告的部队划入有关地带。十四天之内没有得到证实是在前线的部队，一般认为是在靠近前线的后备兵力地带。 （战斗情况可以修改这一假设。如果在一条完全平静的战线上没有听到某支部队的情况，那末这支部队可能仍然在那里；如果在敌人进攻期间，只是几天之内没有得到证实的某支部队，几乎可以肯定它没有参加战斗。 ）在一个月内被认为是在“前线附近”的部队，如果没有得到再证实，就被认为是在“后方”。在三个月内被认为是在后方的部队，如果没有得到进一步证实，就被列为“不知其位置”的部队。在一年之内没有再听说过的部队被认为已经解散。
确定敌人战斗序列的这些原则和其他原则，刊登在格伦签署的一份三十二页长的指令里。这份指令是大量经验的总结。纸条上敌军的位置不能是相对德军而言的位置，而只能是纯粹的地理位置。俄文名称用黑体字印刷。指令讲述了如何区别经过补充或改编后重新出现的老部队和起用一支老部队的番号的新部队（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这支老部队被消灭、重新编了番号、或者被升为近卫部队的时候。 ）这份指令还确定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原则。估计是以数量作基础的。如果一支俄国部队有三分之三的编制表兵力，—就称为“满员”，如果是三分之二的编制，称为“有战斗力”，只有三分之一的编制的，称为“受到打击的”部队，剩下六分之一的编制的，称为“残存”部队。比如，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东线外军处计算了中部集团军群所面对的一百三十六个俄国步兵师。但是从战斗力这部分讲，它估计它们只有八十个师。二组ｃ小组保存了其他的资料索引，而且发布了其他文件，根据这些文件，可以迅速地重新获得有关苏联军队的更准确的情报，这些文件是：德、苏武装部队每日兵力对比；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相当于德国的集团军群）一览表（每月三期）；敌军所有部队清单；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出现的红军部队一览表；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被消灭和被解散的红军部队一览表；苏联装甲兵每月情况简介。
最后，二组ｃ小组进行了特殊的计算。比如，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它计算出前线上俄国大炮的总数目。它知道每个步兵师应当有三十四门大炮，每个步兵旅有十二门，每个骑兵师有八门。它估计这些部队的编制装备比规定的要少百分之二十，集团军直接指挥的炮兵只有师炮兵的百分之五十。乘以部队单位数目，它得出的大炮总数是二万零七百七十门。它指出，这比一九四三年八月一日的总数少三百六十门。为了检查它的计算，它根据其他数字算出了这个差额：八月一日至十月十四日俄国大炮的报告过的损失5 ，300 ；扣除重复报告的数目（20％） ：1 ，060，实际为：4 ，240 ；扣除四十五毫米反坦克炮（大约1 ／4 ）：1 ，060 ；实际火炮损失：3 ，180 ；估计八月和九月的产量：2 ，800 结果：380 结果接近三百六十，证明计算是正确的。
二组ｄ小组分析了俄国的军火生产，尤其是坦克的生产，二组ｅ小组分析了俄国的战术和武器。
三组的人员是由波罗的海诸国和俄国的日耳曼族人组成的，他们翻译大量的缴获文件，在东线外军处的审讯营里审讯重要战俘，监听广播，开设参考图书馆，收集的参考资料除了其他东西以外，还有一万个苏联军事条例。格伦常常认为这帮“外国人” “笼罩在阴谋气氛中”。他们稍有借口就举办酒会，落得了懒惰的名声，格伦说这有点冤枉他们。
四组还是象和平时期一样活动，注视着斯堪的纳维亚。五组的十八个制图员绘制格伦所需的大量地图；陆军总司令部每天晚上把其中比较重要的地图印刷出来。这个组的六名照片助手处理照片、直接影印制品和蓝图。六组照管家务——房屋、人事、电影、圣诞节聚会、到湖中划船等。
除了这些基本工作以外，东线外军处还有一些次要活动。有一个时期，六个情报官上完了格伦在波森举办的情报训练班后，到东线外军处作五天的汇报。格伦邀请其他处的军官出席一次介绍红军情况的“内部”报告会。六组举办了一系列讲述俄国历史的报告会。已作的三场报告中的头一场报告，是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六点开始作的，题目是“彼得大帝和俄国的欧化”。布告栏里贴出布告，规定只许处长和副处长向处以外的机构提供情报，还对未经请假就离开办公室的军官提出了要求： “对每个办事员和每个女助手的要求自然适用于每个军官。”另一个布告暗示了办公室的紧张气氛。 “不许吵闹！”布告强烈地要求。许多人在布告上签了名，包括图书馆首席管理员冯·施佩特一许尔茨堡男爵夫人，她的绿色签名的字体最大，有人在旁边批道： “请象以往那样写小点。”
格伦负责所有这些活动，监督，检查，和军官们一同吃饭，东线外军处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人上班，格伦有时在深夜向上大夜的工作人员问声好，或者买一壶咖啡给他们喝。
东线外军处的情报既向上交，也往下送。各集团军群每天收到《东线敌军情况报告》，这个文件总结了当天敌军的活动，还收到更为重要的《敌军情况估计简讯》和东线外军处对敌军行动的预测。东线的所有情报参谋收到《红色圣经》，上面列举了所有已知的俄国部队，以便帮助他们确定敌人的战斗序列。 （西线外军处出版了关于英、美军队的类似书籍。 ）东线外军处向情报参谋们提供情报基本知识手册。二组ｅ小组不时地出版系列文件——《东线情报参谋单项报告》，这些报告使德军随时了解到俄军的新战术和新式武器。但东线外军处认为它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上级捉供情报。
这句话的意思是，格伦在每天的两次会议上，要向参谋总长哈尔德、蔡茨勒以及后来的古德里安报告情况。在上午的会议上，格伦向参谋总长口头汇报，在场的还有其他处长，其中最重要的是作战处长。在晚间会议上，格伦首先口头简要介绍敌军的情况，然后提交《敌军情况估计简讯》。
参谋总长把这些情报写进自己的报告，在午间和深夜的形势会议上向希特勒汇报。然后元首在作出决策、指挥德国的战争时利用这些情报，或者不予理睬。格伦本人拒绝出席元首的会议。他相信，让参谋总长代替他去受希特勒听到敌军情报后所生的那股气，他工作起来可能更有效率。他在三年中只出席过四次元首的形势会议。
格伦作为一个情报官取得了多大的成功？
他成功地完成了最基本的工作：识别敌军并确定敌军的位置。东线外军处知道德军正面的敌军部队，它们有多大兵力，它们的指挥官是谁。
“（德军）进攻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敌军的编制，”哈尔德在一九四二年对格伦的工作提出了表扬。一年以后，德军参加了库尔斯克周围发生的世界上最大的坦克战而正被迫撤退的时候，格伦又对他的部下传达了蔡茨勒对他们提出的表扬：“最近几天东线的战斗进程再次证实我们提供的敌情66每一细节是完全准确的，尽管我们在估计敌军兵力分布时遇到了巨大障碍。参谋总长几天以前对此特别提出表扬。”
格伦提供的情报的准确性，是使他的个人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也使德军对情报的消极态度得到改变的若干重要因素当中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他所作的谨慎的宣传。他将他所作的预言汇编成册，印发出去，他说他“在正确识别敌人的意图方面取得了成功——有时候在事情发生之前好几十月就作出了正确的预言。”第三个因素是当时的形势。德军已处守势，这比进攻更需要了解敌人的情况。除此以外，德军的兵力日渐减少，由于情报能使指挥官发挥现有兵力的作用，德军的将领们当然心怀感激地接受格伦的帮助。
因此，他将他们由怀疑情报变为相信情报。他在向他们说明情报的重要性时，使他们相信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未露头角的天才，一个使情报由不重要变得重要的天才。格伦成为少数几个未在前线服役就晋升为将级军官的参谋官当中的一员。他被提升后不久，古德里安在大发脾气的希特勒前面替他辩护。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古德里安希望希特勒将部分军队从西线调往东线。他随身带着东线外军处统计的数字，这些数字说明苏联的兵力十分强大。希特勒勃然大怒，大骂格伦的估计“十分愚蠢”，应把这个家伙送进疯人院。这时轮到古德里安发脾气了。
“作出这些估计的是格伦将军，他是我的最好的参谋官之一，”古德里安火气冲天地嚷开了。 “假如我不同意这些估计，我就不会拿给你看。如果你想把格伦将军送进疯人院，你最好也要证明我是疯子。”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希特勒要将格伦撤职的要求，这位情报官一直呆在职位上，直至战争快要结束时他和古德里安都被免职时为止。
预料敌人的进攻是格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项任务他完成得怎么样呢？他自己吹嘘他常常作出了正确的预料。
有些高级军官甚至说他预料到了俄军的所有大规模进攻。他们认为他是一位天才的预言家，象卡珊德拉一样地准确，可是——唉！——也象她一样地不被人理睬。他应该获得这个名誉吗？
如果说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末也是在多数情况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能肯定的。格伦的预言是闪烁其词的。首先，他很少具体说出敌人行动的时间，因此，即使这个行动是在三个月以后发生的，他也可以说他预料到了这个行动。其次，他列举了各种可能性。可能性不大的事情，他不去强调，说这些事情“不大可能”，或者“不能排除”，但是，如果俄国人终于做了其中的一件事情，格伦仍然可以说他预料到了。再次，格伦在预料敌人的行动时总是含含糊糊。敌人将谋求“有限的目标”或者进攻有可能“超过局部范围”。无论事后发生什么情况，格伦都可以引伸这些词句来搪塞一通。最后，当这些方法没有一条行得通的时候，格伦会说敌人原来的意图失败了，或者说敌人改变主意了！格伦使用所有这些方法来证明自己永远是正确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向集团军群Ｂ的尾部发动钳形进攻的前一天，格伦的《敌军情况估计简讯》典型地运用了这些方法。
一、集团军群Ａ：……
二、集团军群Ｂ：第四装甲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根据逃兵的供述，预料将要调来三个新的装甲旅，大概是加强（俄国）第十三装甲军，也就是说，与（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罗马尼亚第六军对峙的敌军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因此，可以估计，意料之中的进攻， 即使只是为了有限的目标，很有可能要超出局部范围，尽管还不能看出预料将要到达的新装甲部队是投入到罗马尼亚第六军东线的对面呢 ，还是调到别克托弗卡（也在斯大林格勒以南）
地区的南部。
由于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前面只有局部战斗活动，在该集团军中部的对面插进另一个（俄国）师（与德国中部集团军群对峙的俄国第六十一集团军预备队中的一一一步兵师），说明敌军部队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别克托弗卡地区和（或者）罗马尼亚第六军的东线（都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同时发动进攻， 以及在顿河战线对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面）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似乎不能排除。
意大利第八、 匈牙利第二和（德国）第二集团军： 对敌军的估计没有变化。
中部集团军群：第二装甲集团军：无线电侦察确定， 第四十一近卫步兵师（最后一次报告说该师部队正在斯大林格勒北面上火车）出现在第四十八集团军防区， 可以认为该师是补充被撤走的部队，对敌军的估计无须改变。
第四集团军、 第三装甲集团军； 对敌军的估计没有变化。
第九集团军： 对（第九集团军突出部）东线对面的敌军的估计没有变化。
（突出部）北线中部对面的频繁活动值得注意。
在西线，敌军的援军进一步增加（第三十一集团军预备队的三三六步兵师在前线； 第四十七和第四十八摩托化旅——据逃兵供述——在后方），证实了以前的情况。
第十一集团军： 对敌军情况的估计没有变化。
四、北部集团军群：……
上述估计肯定没有体现出由于第六集团军的阵地面临危险而产生的紧迫感，这个集团军的正面拉得太长，翼侧多半是由薄弱的罗马尼亚军队防守的，而与之对峙的苏军部队正在大量集结。苏军的南北夹击将切断第六集团军，使德军遭受战争中最大的失败，格伦只是说南北夹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格伦丝毫没有暗示苏军的猛攻已迫在眉睫——过不了二十四小时。
格伦估计错了。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俄国人冬季攻势的主攻目标不是集团军群Ｂ，而是更靠北的中部集团军群。
中部集团军群第九集团军的突出部威胁着莫斯科。从战术上说，在这儿发起进攻困难较少，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尽管格伦承认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集结，但他怀疑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同时在两个地方发动决定性的进攻。若说他们在进攻中部集团军群的同时，也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大规模作战，他无论如何是怀疑的。此外，虽然他说过： “必须估计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俄军即将进攻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目标是要切断通往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以便使更加靠东的（也就是说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陷入危险境地，”但他同时说过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现有兵力恐怕太薄弱，不能进行更多的大规模作战”。但是，进攻发起之后四天，钳形突击的俄军会师了。两天之后，俄军全线进攻中部集团军群，击退了等侯着进攻的德军。格伦认为这场大规模进攻是俄军的主攻，他的这个看法坚持了两个星期，直到第六集团军被困在斯大林格勒之后为止。最后，在十二月九日，他承认俄军的主攻力量投放在斯大林格勒。格伦后来断定，俄军没有料到他们在那个一片废墟的城市赢得了胜利，他们在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改变了主意。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有他自己的更坦率的看法： “我们低估了斯大林格勒的红军的实力。”
格伦的许多预言同样值得怀疑——整个调子是错误的，但也有一、两点正确的地方，凭着这点正确的东西，他可以证明自己判断的敏锐。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德军在库尔斯克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失败之后两个星期，也是在蔡茨勒表扬他之后不久，格伦预言，俄军将继续进行夏季作战，只要这些作战看起来能提供赢得胜利的大好机会。他说，如果这些作战不再有取胜的可能，它们就局限于为冬季攻势取得较好的出击地点。他提到了“突破局部地区”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但是，格伦的这项估计除了提出这个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可能性以外，丝毫未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对俄军向南部集团军群和中部集团军群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有所准备，这场进攻是在九天之后发动的，最终使德军后撤了一百多英里。
格伦的若干预言的错误甚至比这更为严重。它们完全是乱说一通。
比如，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他散发了一篇十二页长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对德军东线正面的敌军情况以及对估计的敌军的总意图的全面评价”。报告没有一处提到一个星期以后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把德军赶出了克里米亚，使巴尔干面临着威胁，土耳其放弃中立。同日，格伦的《敌军情况估计简讯》预言，俄军将会看到越过中部集团军群向西发起大规模强攻的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他说，俄军将向卢布林和布列斯特的方向前进，越过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带，将北部集团军群赶出“黑豹”防御阵地。结果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到了暮春，格伦认为苏军有可能发动两大攻势。其一是朝北向波罗的海发动大规模强攻，切断北部集团军群和中部集团军群。其二是向南经过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攻巴尔干。东线外军处认为苏联红军并不具备实施前一攻势的熟练战术，因此断定红军将选择后者——南线的进攻。东线外军处担保中部集团军群将有一个“平静的夏天”。它虽然发现在这个集团军群的对面有一些活动，但未能突破俄军强大的空防，也未能从俄军前线实施的无线电沉寂的帘幕里取得任何情报，它认为这些迹象“显然是欺骗”，因而不予注意。格伦和蔡茨勒仍然认为红军的主攻方向是南面，在主攻之前对中部集团军群和其他地方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佯攻。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相当于四个集团军群兵力的一支红军猛攻中部集团军群，正好是格伦说不会出事的地方。德军前线崩溃，丧失了好几百英里的领土之后，战斗秩序方才有所恢复。
象这样的预测失误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难于窥探使所有人感到苦恼的黑暗未来。更根本的原因是德国骄横不可一世，一直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这从两个相反的方面损害了格伦的预测。有时候，它完全蒙住了格伦的眼睛，使他看不到苏联的实力，导致他低估了俄国人。在另外一些时候，他预料敌人会按照他认为应当采取的做法行动，促使他过高地估计了俄军的实力，其实他们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军事原则行动的。在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下，这些倾向在德国人的脑子里交替占优势。它们有时产生盲目的乐观，因而没有预见到俄军的大规模进攻；有时产生了过分的悲观，导致预料俄军会在老远的范围发动进攻，其实这些进攻始终没有发生。
格伦坚信德军占优势，使他看不到东线战争的一条基本事实：德国可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一再坚持结局将刚好相反的看法。一九四二年六月，他写道： “如果我们要想坚持东线的作战直至最后胜利，我们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八月，他说军事形势的“发展极为有利”。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还认为东线可以拯救。
最初，甚至中立国家也能看出这种信念的荒诞无稽。一九四二年八月，正当格伦认为形势有好转的时候，瑞士一个半官方情报机构的头头汉斯·豪萨曼认清了真正的形势，以雄辩的词句写下了战争中最著名的情报预言：从军事—政治意义上说，德国并没有赢得决定性的东西，它所能赢得的只不过是空间、空间和更多的空间。空间吞灭军队，德军在空间消失，空间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而在另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对德国城市进行更大规模的空袭， 空袭的势头未见减少； 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 在非洲， 没有可能向隆美尔提供他把英国人赶出东地中海地区所需要的空军力量和陆军力量；在南线，那个轴心国伙伴正在摇摆不定； 欧洲所有国家的人民愤愤不满， 他们的反抗可使强大的军队陷于灭顶之灾。
对于第三帝国的领导者来说， 形势毫无希望！他们别无他途，只有作殊死战。如果今后几个星期内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军将完蛋得更快；如果“第二战场”不能开辟，德军迟早还是要完蛋的。所有这些丝毫不是由于俄国人神经坚强，能够严格执行战略计划，不怕丢失土地，能够把他们的战略预备队留到一九四三年，或者甚至留到一九四四年——就象俄国人镇定自若地所说的那样：留到俄国发动战略反攻的时候。
格伦的眼光却不象这样地明澈。深信德国不可能失败的，不仅仅是他一人。希特勒和整个高级德国军官团的信念和格伦的一模一样。他们的前程和他们的自身系之于这一信念。我们不能责备格伦落得个本世纪的可笑人物。但是他却自命不凡，一个没有幻想的人，一个正视现实的人，一个预见一切的人——一个十全十美的情报官。其实他并不是这样的人。
注：1 、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得阿波罗帮助，能预卜吉凶，但因拒绝阿波罗的求爱，受到诅咒，从此无人再信她的预言。——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