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希特勒决心进攻俄国的时候，英国仍然在同他进行斗争。他当然总是打算进攻俄国的。从地缘政治学来说，他想为德国赢得为了统治整个世界而必须予以夺取的这块腹地，赢得为使德国在世界上繁荣昌盛而必须具有的生存空间。但是，为什么要在英国仍然同他一决雌雄的时候去进攻俄国呢？为什么要开辟两条战线呢？开辟两条战线，不是德国参谋总部自从成立以来最担忧的事情吗？希特勒之所以决定进攻俄国，是因为他认为打败了俄国，就会迫使英国最后投降。希特勒说，征服苏联就会使英国如下的最后希望遭到破灭：有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的支持，英国最终能打败德国。
希特勒毫不怀疑进攻俄国会取得成功。他的参谋总部，在战争的每一个重大关头，总是反对他的天才军事方略，每一次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次却例外地同意了他的观点。
在得出这些结论方面，情报机构没有起任何作用。许许多多的事件证明，先入之见取代了情报工作，形势就是这些事件的最好写照。进攻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能否取得成功，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情报机构的全面意见，从来没有人要求它们证实可以阐明这个基本问题的详细情况。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颁发第二十一号作战指令——“巴巴罗沙计划”，决定进攻俄国，只是在这一决定已经具体化之后，情报机构才被召见。最高统帅部向它们布置任务，要求它们查清敌军的兵力部署，以便德军制定详细作战计划，一举摧毁敌军。
德国能否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胜利，仍然没有人征求它们的意见。在计划进攻俄国方面，德国情报机构只是处于辅助的、只过问技术性问题的地位。
德国可以打败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这种并非完全站得住脚，然而却是根深蒂固的傲慢信念，决定了对情报机构必然采取这种轻视态度。在进攻俄国时，两个额外因素加强了德国的这种优越感，这两个因素就是反斯拉夫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
希特勒的军官们从小就学会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憎恶信仰卡尔·马克思的理想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人，自然而然地流露了这种仇恨心理。这些军官，都是上层中产阶级或贵族的子弟。他们的家庭仇恨社会主义分子，是因为工人状况的改善，意味着他们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劳动所得。虽然它们的代表——俾斯麦、陆军，工业界和德皇——密谋压制工人，但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仍在不断增长。这些富家子弟还在吃奶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就向他们灌输了对工人的恐惧，他们自己当上了年轻军官之后，这种恐惧就越来越变成切身的恐惧了。他们意识到，正如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理想将会剥夺他们所继承的遗产一样，社会主义者的国际理想与和平主义的理想将会剥夺他们的灿烂前程。
他们认为，这些疑虑在一九一八年得到了证实。他们相信，四年的昏天惨地的牺牲，到头来落得个什么？不是战场上的体面失败，而是背后挨了工人和犹太人的一刀。由于失败，他们丧失了地位；他们同退位的德皇之间的准封建联系瓦解了；他们的权威，破天荒第一次遭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损害；工人士兵的起义破坏了德国国内的安定；凡尔赛。条约，使许许多多的行伍弟兄失去了工作，使德国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军官们的所有这些凄情苦意，尽可以一股脑儿往叛徒们的头上泼泄。
他们的厌恶情绪大极了，当一位指挥官不得不向魏玛共和国总统递交报告的时候，那才是他同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党人的首次接触，而他想象中的这个国家元首，八成是个穿着工作服、戴着便帽的家伙。他们本来就担心和仇恨国际上的阴谋，俄国在革命后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使得他们的这种担心和仇恨凝固起来了。凡是他们看不起的东西，他们一概加以反对。 另一个舆论因素，是觉得他们比斯拉夫人优越的种族主义感情。这个观点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播下的，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它认为，其他种族比日耳曼族天生的低劣——智能差，意志力薄弱，只是不值钱的生命中那些动物本能要强盛一些。许多德国军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俄国人所取得的胜利，证明他们的这种偏见是持之有理的。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随着纳粹主义的鼓吹，这种偏见越来越顽固了。第四集团军参谋长京特·布卢门特里特上校在一九四零年所作的一项评价充分显示了这种偏见：我们这些随同作战部队的步兵军官充分认识到，尤其是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充分认识到，俄国军人的力量在于他们一半是亚细亚式的冷酷的顽强精神。
在那时候，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德国步兵师必须对付两至三个俄国步兵师。在俄军十分喜欢的夜战中，常常是十至十二排步兵一排接着一排地向我们防守兵力薄弱的阵地发起进攻。我们的步枪和机关枪不停地射击，直到枪管打红了， 不能阻住为数众多的顽固的敌人时为止。
希特勒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说： “俄国人就是低劣。”他本人对于共产主义的仇视，以及同俄国人相比所抱有的优越感的根源，一半在于外部环境（这种环境使他的将军们也对共产主义仇恨厌恶，认为自己比俄国人优越），一半在于他那歪曲了的灵魂。早在一九二四年他就写道： “俄国垮台的时候到了。”没有出现任何事情使他改变这个观点。相反，一系列事件似乎证实了这个观点的正确。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斯大林从红军中清洗了大约两千五百名军官。红军中每四名军官就有一名被清洗，其中包括能干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转战沙场的许许多多的将军。这个损失几乎使苏联的武装部队成了无首之众。希特勒幸灾乐祸地说： “俄国军队没头了。”
接着，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Ｏ年的冬季战争中，俄国熊足足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才从小小的芬兰那里夺得一小块土地和一个海军基地。希特勒得出结论， “俄国军队不足挂齿。”
这样的态度导致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确信他们会取得胜利导致他们在德国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打败俄国这个问题上普遍作出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元首夸口说：“如果把这个巨人抓到手，它垮台的速度将比全世界所想象的还要快。苏联将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他的将军们跟着起哄，表示赞同他的观点，言辞虽然不那么激烈，却比较确切。他们作了一番研究，估计对俄作战可能要花九个星期，最多十七个星期。陆军总司令推测，战役的开始阶段将持续四个星期，接着只要进行扫荡战就行了。过于偏激的布卢门特里特预料，整趟子事只需要十四天的战斗，战斗当然会是残酷的，血腥的，但这场战斗过后，对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的征服几乎可告结束。
这就是当时德国情报机构进行活动时的气氛。正如这种气氛影响到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在对俄作战上的观点一样，它也影响到他们对情报机构所布置的任务。虽然希特勒始终想征服俄国，虽然他在上台的八年中，本来可以对他原来作出的“俄国垮台的时候到了”的判断重新进行全面的坚持不懈的研究，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此外，德国人普遍认为自己比俄国人优越，既影响到情报机关的上级，也影响到情报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过分的乐观使他们变得懒惰起来了。
人们承认，在俄国收集情报，比在其他地方收集情报更为困难。希特勒担任总理以后，德俄两国在二十年代建立的军事联系和友谊消失了。苏联的报刊是受控制的。到那儿旅行是受限制的。德国驻苏联武官对卡纳里斯说； “一个穿着飘飘然连有头巾外衣的阿拉伯人漫步柏林街头，还不如一个外国特务在俄国行走时容易被人发现。”但是德国情报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并没有把这种情况当作激发他们进一步努力的鞭策。相反，他们反而不如以前那么努力了。原因在于，同他们的上级一样，他们觉得把间谍工作加之于俄国，并不真正是必要的。
比方说，德国军方报刊没有促使读者重新进行考虑，没有对苏维埃俄国作新的介绍。虽然军方报刊对苏联武装部队的某些方面，例如摩托化部队和空军力量的增长，伞兵部队的发展以及苏联军事理论的现代化，作了充分客观的报道，但却贬低那些将要挥舞这些工具的军事领导人物，从而使所有这些报道失去了作用。在苏联的大清洗之后，德国主要专刊《军事周刊》宣布红军的领导人全被搞掉了。一位军事官僚在一家供军事管理人员阅读的杂志上指出，按照他的有条理的日耳曼人思想来看，共产主义已经腐朽透顶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俄国人甚至连日常文书工作都做不好。德国军方报刊没有把共产党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告诉它的读者，这个胜利就是一九三八年在蒙古发生的边境冲突中，俄国人打败了日本人。军方报刊所做的，只是向读者重复宣传读者早有的推测，而从来没有做过报刊应做的一项实际工作；鼓励它的读者以新的方式重新思考问题。
德国从它的盟国或同它友好的中立国中，几乎没有听到有关苏联红军的重大消息。俄国的夙敌土耳其似乎没有提供估价苏联的重大情报。日本提供了一些有关苏联扼守远东要地的军队的情报，但是德国驻东京的武官却认为这些情报“实际上常常是没有价值的”。伊朗和阿富汗除了拥有在各自的边界上同苏联军队闹磨擦的经验和教训之外，大概没有更多的情报了。匈牙利的法西斯独裁者尼古劳斯·冯·霍尔蒂海军上将没有提供事实性的情报，只是反映和支持希特勒的意图；（，苏联现在有许多加盟共和国；如果所有这些加盟共和国都变成独立国家，那么（共产主义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德国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人类这项最重要的事业，并因此而留芳千古。至于英国，仍然可以用飞机、潜艇等等同它进行斗争。”
芬兰是提供丰富情报资料的潜在源泉。它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Ｏ年的三个月中同苏维埃俄国作过战。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德国的盟国，后来又允许德国以它的领土作基地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但是在苏芬冬季战争爆发之前三个月签订的德苏条约，已使德国不能为芬兰提供支持，芬兰当然再也没有心思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来报答德国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后来，若干因素促使芬兰重新靠近德国。第一，芬兰越来越孤立了，起初由于德国在一九四零年四月征服了挪威和丹麦，它同英国和法国断绝了联系，继而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失去了往来，因为那几个国家在几个月之后被苏联并吞了。第二，德国需要芬兰佩萨莫出产的镍，需要利用芬兰铁路来为占领挪威北部的德军提供供应品。第三，芬兰自己需要武器，而它只能从德国得到这些武器。德国和芬兰重新和解了，从一九四零年秋天开始，芬兰向德国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关俄国的情报。例如，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德军总参谋总长得知：从芬兰来的情报表明，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红军比原来估计的要多十五个师。芬兰还提供了普斯科夫周围苏联的装甲部队以及苏联伞兵部队的详细情报。然而，尽管这些情报确实可靠，却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类似材料的补充和证实，因而使人怀疑它们是否准确地描绘了整个红军的情况。而芬兰人总是觉得德国人低估了他们的许多情报的价值。
特奥多尔·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从一九三四起开始侦察苏联。各种型号的双引擎飞机，装上附加油箱，在最高达三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拍摄了喀琅施塔得和附近的列宁格勒的海军基地，俄国西部普斯科夫和明斯克的工业区、以及黑海军港尼古拉耶夫港的照片。在喀琅施塔得上空，连续拍摄每隔几星期或几个月就在船台上建造的军舰的照片，从而提供了关于苏联海军舰只建造速度的宝贵资料。其他照片似乎主要提供了有关俄国工厂的情报。
罗韦尔的远程侦察机中队也对其他国家进行侦察飞行，随着战争的爆发，侦察的重点似乎已转移到这些国家，它们是波兰、大不列颠、法国和挪威。但对苏联的侦察飞行仍然在进行，苏联察觉了这些侦察飞行活动，不过，令人奇怪的是，它渴望着取悦于德国，或者至少不要冒犯德国，因而向戈林保证，只要这些间谍飞行不太频繁，就不打这些飞机。一九四零年九月初，希特勒正忙于准备入侵英国，显然不想去触怒苏联，因此下令停止对苏联进行的各种航空侦察。禁令持续了一个月。可是陆军强烈要求提供航空侦察照片， 十月初，希特勒推迟了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的作战计划，开始认为征服俄国是迫使英国投降的一种办法，于是撤消了他的命令。他现在允许从东普鲁土和德国占领的波兰的边界上空向苏联进行纵深几乎达二百英里的侦察飞行。德国的侦察机马上开始在俄国边界上空飞行。俄国人再次察觉了它们。比如，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一架侦察机越过苏联边界，飞到大约十五英里纵深的上空，沿着与边界线平行的方向几乎飞行了一百英里，然后返回德国。三月三日，苏联红海军司令下令击落这样的侦察飞机。三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架侦察机在拉脱维亚利巴雅港上空遭到射击；其他飞机立即出现在黑海西北部的上空。后来斯大林取消了海军的命令，显然是为了避免激怒德国人，他命令这样的飞机不要击落，而应迫降。
德国人加快了侦察飞行。从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八日的三个星期中，俄国人平均每天发现了三架以上的飞机。比如，四月四日，他们发现了两万三千英尺高空的一架飞机，在下午一点二十分从普热梅希尔附近侵入苏联领空，深入苏联占领的领土达七十五英里，然后在一点五十分飞回德国。他们对这些飞行的目的不抱幻想。四月十五日，一架飞机在罗夫诺附近降落，他们从这架飞机上搜出了一架照相机，一些已经曝光的胶卷和一幅苏联地图。这架飞机可能就是罗韦尔派去拍摄乌拉尔地区主要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从挪威北部基尔克内斯起飞来回航程几乎达三千英里而始终没有返回的那架飞机。但是俄国人只是提了一下抗议。甚至在六月初，当他们的战斗机迫降了一架由于发动机出了故障而下降的Ｊｕ86式飞机、缴获了飞机上的照相机和全部胶卷之后，也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
从四月中旬至六月中旬，侦察飞行更加系统化，仍然保
持着差不多每天三架的同样出动率。这些飞行的主要目的是拍摄最新照片，从一九四Ｏ年五月至十月拍摄的有关俄国筑垒工事的照片已经有点过时了。紧急需要重新拍摄的地方，从靠近德俄分界线的地区（这是最紧急需要拍摄的地方），一直到俄国西部的罗夫诺和卢茨克周围地区，最远到达内地的基辅。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俄国大炮的炮口。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拍摄的十二英寸见方的部分照片，清楚显示了苏军占领的波兰东南部博布罗夫卡、沃尔卡·扎帕沃夫斯卡和布茨齐纳这几个小城镇周围的炮兵掩体，反坦克堑壕和野战筑垒工事。
这些照片中，没有哪一张对于全面估计红军兵力的规模起到如同透露红军兵营的数目和大小那样所能起到的较大帮助作用，没有哪一张对于全面估计苏联的工业潜力起到如同披露苏联全部工厂的占地面积那样所能起到的那么大的帮助作用。苏联幅员如此辽阔，无论怎么照也无法把它全部照下来。所以说，罗韦尔的侦察中队，虽然提供了一些详细的经济情报，为轰炸目标档案增添了一些材料，而且证明了俄国的道路比德国人预料的还要好，但是提供的主要情报，还是有关预定的德军入侵路线沿途俄国的筑垒防御工事的情报。
这些情报虽然有价值，但不是最基本的情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完全掌握了沙皇的军事通讯，这对于它打败俄国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陡然间扬名显身、加官晋爵的塔内贝格战役的巨大胜利，之听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德国人截获了俄国军队的电码。战争刚一结束，刚刚成立的德国陆军密码局，立即把正在波兰作战的共产党军队的密码电报当作主要破译目标。虽然随着波兰和苏联局势的逐步稳定，在破译它们的密码方面愈来愈不容易取得成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成功先例促进了德国战后的无线电情报工作。这项工作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俄国的军事演习方面，谋求从苏联武装部队的无线电通讯联络中获取情报。
但是事情再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俄国人自己也从塔内贝格战役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大大改进了联络程序和密码系统，尤其是大大改进了无线电通讯训练。说实在的，他们在无线电通讯方面以假乱真的手法，在欧洲是最高明的。这一点大体上抵销了外国截收密码的机构所拥有的一个优势：俄国幅员广大，相当贫穷，使它不能象西方那样打那么多的电话、电报，尤其是不能开辟象西方那么多的线路，这就迫使苏联红军比其他多数国家的军队更多地使用无线电通讯。
德国人逐步增加了对东方开展活动的无线电情报机构，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建立了三个截收连。但是定向截收只是在东普鲁士试行，而这块狭窄的盆地使得无线电定位形成了如此小的锐角，以致德国人不能准确地找到俄国发射机的位置。此外，一般来说他们还不能破译红军的密码系统。他们顶多只能在苏军举行演习期间收集到点滴的情报。
入侵波兰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主要是因为战争所弓1 起的激动情绪，使得俄国通常是严格的无线电操作程序遭到破坏。进入波兰南部的德国无线电截收连，截获了从东面开进波兰的俄国军队的无线电通讯。德国人证实了许多单独部队的存在及其配属情况，证实了空军乃至秘密警察的存在。
但是，或许由于他们没有进行密码分析，或许由于俄国无线电保密极好，或许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们不能发现入侵波兰的苏军的整个编制情况。当俄国人占领波罗的海三国的时候，由于某种反常现象，在波兰南部的同一地区可以极其清楚地收到他们的短波发报。这使得德国人可以很准确地知道入侵波罗的海三国的俄国作战部队的编制。在苏芬冬季战争中，德国人和芬兰人相当好地注意到苏联主力部队的动向。后来，在为执行“巴巴罗沙”作战计划而进行军事集结期间，德国人把以东方作为截收目标的无线电截收单位增加到八个。原有的截收单位，尤其是中部集团军群的截收单位，迅速地把新建的单位带了起来。但是，部分由于它们面临着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它们的二百五十台收报机面对着大约一万台俄国的发报机；部分由于俄国无线电系统对于它们来说仍然十分奥秘，虽然它们获得了有关边界附近的军队的局部情报，但没有收集到红军的规模究竟有多大的确切情报。
希特勒上台之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把多少有些死气沉沉的对苏情报工作重新活跃起来。活动中心设在东普鲁土首府、波罗的海港口城市柯尼斯堡。自从一九二七年以来，谍报局柯尼斯堡站一直在邻国立陶宛的情报机构里设了一个联络官。德国同俄国没有共同边界，德国希望利用立陶宛同俄国的边界——大约三百英里长的森林和沼泽地——把它的间谍渗透到苏联。但是效果不大。谍报局指责立陶宛情报机构，说它既没有伸出一个指头来帮助德国人，自己又不对俄国进行间谍工作。在这次无力的尝试失败后，谍报局实际上放弃了从立陶宛向苏联派遣特务的做法。一九四Ｏ年六月，苏联并吞了立陶宛，排除了德国在这方面的任何进一步的努力。
皮肯布罗克在一九三六年担任谍报局间谍头子之后不久，曾经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谍报机关进行联系，试图从它们那儿向俄国派遣间谍。他还试图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中国和日本派遣这样的特务。但收效甚微。谍报局柯尼斯堡站让它在波兰的联络人进行活动。它找到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虽然不愿背叛他的祖国，却憎恨俄国人。可是他的努力，以及其他这样的特务的努力，却碰到了不易通过严密监视的边界这样一个困难。只有在芬兰和土耳其操纵的谍报局的间谍，才提供了一些稍微值得一看的情报。
谍报局采用了其他花招。访问苏联港口的舰只可以派遣特务。访问苏联的德国商人，受到爱国主义感情的激发，可以就近观察事物，回国后向谍报局报告。在德国的苏联外交官和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可以加以策反。这些办法中没有一种办法产生了重大效果。舰只上的特务被抓获。多数商人要么拒绝伤财害命的合作，要么证明他们当间谍不中用。虽然少数被讹诈而就范的俄国人提供了点滴的军事情报，但他们没有拿出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同反斯大林的俄国流亡组织的接触才稍微有些结果。在格但斯克有一个被称作绿橡树的俄国流亡者组织的一个小组，有一天，柯尼斯堡谍报站的一个成员同这个小组进行了联系。这个小组的成员声称同仍然留在共产党俄国的朋友们有通信往来。谍报局核实了这件事，然后把格但斯克绿橡树小组的头头发展为谍报局特务。他很快就提供了几位高级红军军官的名字，他说，这几位军官准备进行破坏活动。谍报局证实他们是前沙皇军官。一切似乎可靠可信。但是，当绿橡树组织只愿提供他们从波罗的海诸国同俄国发生的联系，拒绝透露在此以外的联系的时候，人们便开始产生怀疑了。
谍报局访问了布加勒斯特绿橡树总部负责人，让他提供俄国部队和其他方面的情报，并就此写了一小叠报告。谍报局把这叠报告送给外军处，外军处送回了评价：从巴黎和布鲁塞尔的绿橡树小组那里已经得知这些材料；大部分真实消息是俄国报纸提供的；剩下的材料中有一部分是假的，或许是虚构的。这便宣告了绿橡树的破产。
乌克兰流亡者受到谍报局的注意。其中有一部分同德国友好，因为德国可能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再度帮助建立独立的乌克兰。谍报局让他们之中的部分人为德国搜集军事情报。一九三七年，卡纳里斯扩大了这项工作，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进行了接触，为此举行了会议，进行了准备活动，但是几乎还是没有收效，收集的情报仍然少得可怜。
在俄国的最大的潜在的特务源泉之一，是居住在俄国的一千二百多万日耳曼族人。作为苏联公民，他们受到斯大林消灭富农政策的野蛮迫害，他们的土地被没收，人被杀害。
但是他们也享有同样的机会：他们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块地盘上，拥有自己的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许多人通过德国外国研究所和其他为国外德侨建立的机构同祖国保持着联系。然而，他们提供的全部东西，除了一些新的剪报外，没有更多的关于俄国的东西。虽然谍报局因此可以知道这些日耳曼族苏联公民的名字和地址，但它始终没有帮助其中一位爬到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上，甚至也没有对一位身居要职的俄国官员进行策反，让他替德国进行间谍活动。
一九三九年八月签订的德苏条约，解除了希特勒对苏联的后顾之忧。条约签订后，希特勒下令停止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可能激怒俄国人。可是，随着德国消灭了西线的一个又一个的敌人，它对俄国干涉的担忧减弱了。消灭共产主义的兴趣增加了，间谍活动重新开展起来了。在波兰战役之后缴获的文件，使得德国人可以同波兰在白俄和乌克兰的间谍网进行接触。现在德国有史以来首次同苏联享有的共同边界，对于偷偷向苏联派遣特务起了极大的帮助作用。谍报局在边界附近建立了特务支持点和训练营网，并把大批的特务派了过去。第一批特务的训练和装备很差。许多人领受了同样的任务，因为德国人预料许多人将被捕。确有几十个人被捕了。但其他人带着有关苏联设施的详细情报返了回来。一九四零年十二月二十日，Ｖ—19540 号特务手下的一个小特务报告，在乌克兰西部莫纳斯特里克小镇的东北面发现了一个机场，机场的西边有四个飞机库。这个特务数了机场上有二十架飞机，还注意到那儿每天都在进行轰炸和跳伞训练。
虽然希特勒在一九四零年夏季就决定同俄国开战，虽然东线外军处在那年秋天加紧要求从俄国提供间谍情报，可是只有到了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颁发了“巴巴罗沙”
作战指令之后，谍报局才接到参加作战准备活动的明确指示。在这之后它的活动又受到严格限制。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底或者一九四一年一月初，卡纳里斯和皮肯布罗克在贝希特斯加登会晤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及其助手约德尔。约德尔在他的办公室里告诉他们，德苏战争夏天就要爆发，谍报局必须进行帮助。这是皮肯布罗克第一次听说这件事。约德尔在谈到已经赢得的战争时说，参谋总部不需要整个红军的详细情报。他指派谍报局只去观察边界上苏军的变动。约德尔就这样地禁止谍报局进行战略间谍活动，只让它注意作战细节和战术细节。希特勒认为，俄国在边界战斗之后就会垮台，约德尔宣布希特勒的这个看法之后，就结束了这次短暂的会见。
皮肯布罗克在接受的任务范围内，加紧对苏联进行间谍活动。他同主管情报的第四副参谋总长马茨基和东线外军处处长金策尔进行了频繁磋商，更加仔细地制订必要的间谍活动任务。对俄国开展工作的所有谍报站奉命派遣更多的特务。
集团军群和集团军司令部也开始向军事分界线的另一边派遣间谍。这些间谍比谍报站派出的特务更能胜任工作。许多人上过什切青、柯尼斯堡、维也纳和柏林的间谍学校；许多人携带着电台。他们的人数增加到好几百，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捕了。除此以外，偶尔有成队的化装德国土兵，突入边界线进行侦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个德国土兵穿上红军工兵服，从阿夫古斯托夫附近进入白俄。一位俄国边防巡逻战土突然袭击了他们。在枪战中，十一个德国士兵被打死，五个被俘。
所有这些特务的渗透都很肤浅。他们的任务只是查清俄国军队的部署和边界上的设施。没有哪一个人深入到俄国内地。没有哪一个被吸收到苏维埃国家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中。
没有哪一个接受了提供整个俄国实力的线索的任务。但是有一次有一个人确实报告了比较重大的问题。他的报告的性质，以及谍报局对这份报告的评价，比其他任何东西更好地表明了德国对俄间谍工作的质量。“当某个比较强大的敌人同苏联发生战争时，”这个特务断定说， “共产党的垮台就会特别快，因而它再也不能控制局势，苏联就会土崩瓦解，形成一连串的独立国家。”谍报局说这个观点“特别准确”。
德国在苏联的最基本的情报机构之一是武官处。六十已出头、身子尚未发福的恩斯特·克斯特林将军，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俄语讲得流利，熟悉苏联生活方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沙皇军队作过战，二十年代初在军队部情报处研究过苏联红军。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德苏军事合作的最后几年期间，他在莫斯科担任军事观察家，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返回莫斯科正式担任陆军和空军武官。他有一种自我否定的幽默感：有一次他说，他可能陷在俄国的沼泽泥潭里“壮烈地死去”。可他也是一个叫人讨厌的家伙：美国外交官举行招待会，他说“食品是从电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说出席招待会的俄国人是“最低劣的人”。他缺少德国人所说的“男子汉的勇气”。由于害怕希特勒发脾气，当他在一位武官举行的宴会上坐在希特勒的旁边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最好不要讲出对苏联的看法。
他到达莫斯科六个月之后，在写给外军处处长的信中说： “在这里工作几个月的经验表明，搜集军事情报，或者同军事工业稍有联系的情报，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哪怕是最无害于苏联的东西也不让人知道。”苏联已不再安排武官参观部队。军事演习上看不到什么东西。俄国人似乎对所有的武官既说真话又撒谎。由于这些原因，他对于德国向他提出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只能回答很少几个。尽管如此，他仍然抱有希望，希望最终能成功地掌握“苏联红军未来的发展和编制的情况”。他把一份又一份的问题单和苏联武器装备的图片，交给德国的各位领事，以便他们在观察加盟共和国首府每年两次的游行时至少能搜集一些原始情报。他访问苏联边远的城市。有时他乘飞机，有时他利用他那辆特大号的旅行车，那辆车的六十加仑的油箱，可以使他从一个领事馆开到另一个领事馆，即使沿途买不到汽油也无妨。比方说，一九三七年六月，他从莫斯科驱车前往第比利斯，然后又驱车返回来，往返两千英里，始终有两个俄国秘密警察跟着他。这次旅行没有捞到新的情报，但证实了不少情报。
然而，到了一九三八年，德国领事馆纷纷关闭，武官们有两年没有参加军事演习，外国人越来越与俄国人隔绝。许多国家有时举行议会辩论，讨论军事政策，苏联始终缺少这样的辩论，苏联的预算只讲百分比，从来不公布绝对数字。
克斯特林只好依靠三个很少收到效果的情报来源：到外地的访问以及有时候在莫斯科地区的驱车而行；被控制得紧紧的、从中捞不到什么情报的报纸；以及同并不比他知道得多的其他武官的交往。
由于受到这些限制，克斯特林的报告几乎从来没有提供有关苏联红军的过得硬的情报。它们主要是讲军事概况，军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苏联开始大清洗一年之后，他给外军处处长蒂佩尔斯基希写的一封信，简要地表达了他对苏联红军的态度；由于很大一批高级军官（他们的军事技术有一半是通过十年的实际训练和理论学习而牢牢掌握的）被消灭， 红军的战斗力下降了。缺乏比较老的和有经验的指挥员，将对一个时期内的军队的训练产生不利。现已存在的无人负责的现象将会产生进一步的不利影响。
红军缺乏最优秀的指挥员。但是没有东西使人承认和证明它的进攻力量大大下降， 以致它在一场类似战争的冲突中再也不能成为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因素。
关于战争经济，可以说：战争经济的组织；作和进一步的发展， 同工业一样， 受到强烈的影响； 可以看出目前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几个月之前，他同英国陆军武官谈话时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看法：“苏联的军队再也不是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当德国进攻的日期临近的时候，德国驻苏联武官处开始提供关于苏联地面部队力量的比较具体的数字。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二日，汉斯·克雷布斯中校代表生病的克斯特林向柏林写信：“我们估计，苏联战时陆军的最高兵力（肯定还没有达到）为二百个步兵师，芬兰和日本陆军武官最近向我证实了这个数字。”几个星期以后，克斯特林和克雷布斯返回柏林亲自汇报。他们对希特勒说，红军没有多大改善。他们告诉哈尔德，苏联没有出现真正新的情况。三个星期以后，克斯特林返回莫斯科，他在写给当时担任第四副参谋总长的蒂佩尔斯基希的信中，说苏联西部边界上大约有两百万军队。但是克斯特林和克雷布斯对这支庞大的军队的评价并不高。头年九月，克斯特林宣布，苏联红军虽有改善，仍然需要四年“才能达到以前的水平”，一九四一年五月，克雷布斯说要达到以前的水平需要二十年。
所获的各种情报交给情报分析机关。托马斯的军备部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关。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他发表了关于“东方战争对战时经济的影响”的备忘录。备忘录基本上是一份开列着即将落入德国之手的令人垂涎的财富的单子，但有几段讨论了德国征服东至乌拉尔和高加索的一大片领土之后对俄国所产生的影响。 （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开始发动进攻时，计划要占领的顶多是苏联的这一部分领土；剩下的东边的那部分领土将成为“个仆从国。 ）托马斯宣布：“一般来说，即使没有苏联的欧洲部分，乌拉尔和苏联亚洲部分的工业仍然能够存在。”这或许是为德国准备进攻俄国而掀起的一片喧嚣声中唯一的一声警钟。接着托马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列举了东边的那部分领土所剩下的东西：苏联弹药生产的百分之十八，武器生产的百分之三十一，坦克生产的百分之二十四，石油生产的百分之十。实际上这就窒息了刚刚敲响的警钟，入侵终于发动了。对于这场入侵在经济上的危险性，没有人发出任何真正的警告。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事情早巳到了木已成舟的地步的时候，他才对上级提出忠告：即使俄国完全失去了它的欧洲部分， “也不一定导致它的崩溃，只有失去了乌拉尔工业区，估计它才会崩溃。”托马斯这是在说，即使德国的原定战争计划完全取得成功，也无法达到它的目标，苏联的经济照样能生存下去。可是他说这话已经整整晚了三个月。
另一个重要的情报分析机构，是东线外军处。它的工作人员，在金策尔上校的领导下，分析各个方面提供的情报细节，及时计算俄国各种部队的数目，在情报的许可范围内，应作战计划人员的请求，向他们提供这些细节。海军所记录的德军参谋总部一九三九年底关于苏联红军的总结评价，说到底，是根据东线外军处的情报写成的； “数量上强大的军事工具。——“集团纵队”的投入。——组织、装备和指挥手段不充分。——领导原则是好的，领导人则太年轻、没有经验……——军队在激烈战斗中的战斗力值得怀疑。俄国的集团纵队，够不上是一支拥有现代化装备和优秀指挥人员的军队。”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希特勒下令对俄作战之后一个月，东线外军处公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作战部队》，这是一份七十二页的总结。它是下级情报工作人员进行情报工作的依据，也是东线外军处修改情报的出发点。它“对于红军的总的评价”认为，各方面的改善将会逐渐提高红军的战斗水平，但“那即使不是几十年以后，也是好几年以后的事情”。可是“俄国的特点——苯拙、呆板、优柔寡断、怕负责任——却没有改变”。总结最后说： “红军的力量在于人多势众，在于战士的顽强、勇敢和相对来说不事奢求的素质。俄国幅员辽阔，不忍外辱，红军自然不乏爱国之士。
红军的弱点在于各级指挥员笨拙无能，在于它只照书本办事，在于训练不符合现代要求，在于各个方面明显可见的回避责任和缺乏组织。”金策尔始终没有改变他认为红军存在着这些基本不足方面的观点，也始终没有改变他对红军领导的看法。四月份，他向哈尔德报告： “年轻的少校在指挥着团，上校在指挥着师。”
从很大程度来说，这些都是无法正确估计的。东线外军处对于红军的规模及其将来作战所使用的武器是否作了准确的判断？
即使希特勒也承认，俄国的装甲部队“从数量上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估计俄国有一万辆坦克。德国人只有三千五百辆。但是数量上的差距并不使他们感到担忧。他们认为他们坦克的性能比俄国的坦克优越。他们知道俄国人在一九四零年首次制造出四十三吨半的ＫＶ—1 型坦克，这种大型坦克比其他任何坦克都要重得多，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绝大多数俄国坦克已经过时。实际上，俄国装甲部队的规模比德国人估计的要大一倍半。在德国发动入侵的时候，俄国人有二万四千辆坦克。凯特尔认为，德国人始终没有赶上去。
同样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威力最强大的Ｔ—34型坦克的出现，使他们感到惊讶。虽然三年前几百辆这样的坦克在苏联与满洲国边界战斗中同日本人作过战，可是德国人压根不知道这种坦克的问世。他们是在俄国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碰到这种坦克的，德军中立即笼罩着一片“坦克恐怖”，因为这种坦克的厚厚的前装甲，可以轻易地抵挡德国早期的反坦克炮弹。有一个团在斯摩棱斯克的东南面首次遇到了这种坦克。
我们听到隆隆的马达声……从望远镜中，我们看到一个钢铁庞然大物的头部， 穿过一排树木， 向我们冲过来，接着又来一辆，一共来了四辆……轻榴弹炮虽然打得很准，却对这种庞然大物毫无用处……（反坦克炮）耐着性子让它们冲到只有三十码远的地方，然后一齐开火。
炮弹直接命中——但被弹了回来！坦克越冲越近，一阵阵的炮弹向它的前部打去——但是不管用。每发——的确是每发——炮弹都被弹了回来！坦克从反坦克炮上冲了过去，把它碾成一堆废铁。 （在距离两千码的地方，重炮开火了。）我们的穿甲弹是曳光穿甲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第四次射击直接命中。可是距离太远，即使四十磅重的炮弹打在坦克上面，也只是擦了一下，没有作用……
接着我们听到背后一阵熟悉的隆隆声，象音乐一样地灌进我们的耳朵。这是两台德国突击炮在发射……我们可以轻易地看见曳光弹的射击……突击炮的每发炮弹都直接命中，但是——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每发炮弹也都被弹了回来！
只是当这些Ｔ—34型坦克转过弯来寻求较好的发射位置，因而暴露了装甲较薄的坦克侧面的时候，德国人才有可能打瘫其中的一部分。后来德国人改进了他们的反坦克炮，设计了自己的可与Ｔ—34型坦克匹敌的坦克。但是在战役开始的时候，他们对这种坦克毫无准备，使他们损失了许多反坦克炮，牺牲了许多人。
德国空军同样危险地低估了红色空军的力量。原因之一，或许是德国空军曾经过高估计了法国空军的力量，而现在是过分纠偏了。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空军情报参谋把他一九三九年作出的苏联有六千架飞机的估计提高到一万零五百架。其中大约有七千五百架配置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然而，几个星期之后，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计算出俄国欧洲部分只有五千六百五十五架飞机。他说，这些飞机中，只有百分之六十的作好了战斗准备，只有一百至两百架称得上是现代化的飞机。虽然俄国的飞机总数占了六比一的优势，但是作好战斗准备的飞机的比例却是一比一，而且，哈尔德认为，德国人在空战中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们的训练比俄国人强。可是在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苏联拥有的飞机看起来比德国人估计的要多得多：各种类型的飞机一共是一万八千架，其中一半配置在西部各军区。正如哈尔德所悲叹的那样： “德国空军大大低估了敌人飞机的数量。”
德军参谋总部面临的最重要的数量计算问题，当然是红军究竟有多少人？德国人经常低估了它的人数。
一九四一年一月，东线外军处计算出和平时期红军有二百万人，战时是四百万。实际上，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红军已经有四百二十万零五千人。到了四月底，哈尔德承认红军兵力达到了德军参谋部认为是战时的水平。但是，即使是在那时，他差不多还把当时红军总兵力低估了七分之一，因为在发动入侵的那一天，红军的兵力为五百万零五千人。
这些数目包括在远东的红军部队，德国人没有把它们计算在内，理由是不等到它们调回来，俄国就已被打败。德国人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情报问题是，在红军兵力范围内，能够用来抵抗他们的猛攻的大部队——师和机械化旅——的数目是多少。
一九四零年八月，当埃里希·马尔克斯将军制订进攻俄国的初步计划的时候，他估计敌军兵力为一百七十一个大部队。这指的是俄国欧洲部分的一百一十七个步兵师，二十四个骑兵师和三十个机械化旅。这个数字不仅包括德国和俄国在波兰的分界线以及俄国和罗马尼亚边界线上的俄国军队，而且包括俄国和芬兰以及俄国和土耳其边界线上的俄国部队，尽管德国人认为这两条边界线上的俄国军队由于防守任务重而被钳制在那里，但还是小心谨慎地把它们计算在内。到了一九四一年二月初，一百七十一个大部队已经增加到一百八十个。从那时到进攻开始时为止，这个数目几乎以平均每月百分之六的速度增长着。毫无疑问，其中一部分是苏联新建的部队，从而反映出红军的力量在增长。但是其中的多数仅仅是德国发现的迄今为止尚不被人知道的俄国部队。比方说，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哈尔德指出俄国军队“比原来估计的又多了十五个师”。在入侵之前的最后十四天，德国人获悉俄国又多了十四个大部队一一实在是惊人的发现速度。在入侵的前一天，德国人计算出俄国欧洲部分有二百二十六个半大部队。这比一九四零年八月的数目几乎增加了三分之一。德国人估计，不是防备芬兰和土耳其、因而可以用来同德军作战的部队的数目，在一九四零年八月至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之间——在此期间还有对这个数目重新进行考虑的时间——从一百四十八个增加到一百八十个。然而，德国军队将不得不与之拼杀的这些部队的数目增加了五分之一以上，竟然丝毫没有促使德国的将军们改变他们的战略，也没有促使他们怀疑是否有更多的俄国部队未被发现，从而使得发动进攻更加成了不明智的行动。
在俄国战役开始后的第五十一天，哈尔德方才明白对苏联的估计犯了多么大的错误：在整个形势中越来越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俄国这个在应付这场战争时故意表现出完全缺乏集权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克制力的庞然大物，一直被我们所低估。我们不仅低估了它的组织能力， 同样也低估了它的经济实力和运输系统，尤其是低估了它的纯军事能力。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估计敌人大约有两百个师。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数到了三百六十个。
两个星期以后，希特勒本人向墨索里尼承认：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第一次犯了错误。”它首先没有作出很艰苦的努力。几次挫折，几道障碍，足以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在苏联进行间谍活动的从来就没有高涨过的热情凉了下来。尽管在那个庞大的多民族的国家有许多人激烈反对它的政权，可是德国的这个间谍机关从来没有认真地试图进行任何战略性的间谍活动。无线电情报机关有时候没有花费心思去破译截获到的俄国密码电报。它只是消极地接受由于德军的征服才使它可以得到的有限的监听区，而不是积极地在土耳其、芬兰和巴尔干地区建立起一系列包围俄国的截收站。这一切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没有弄到Ｔ—34型坦克的情报，因而使无数年轻德国士兵葬身战场。
另一个后果是没有弄清俄国部队的数目。比方说，甚至没有打算进攻俄国的英国人，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计算出俄国欧洲部分有二百二十五个大部队。四天之后，德国人还以为只有二百二十个半。此外，同德国人列举的数目相比，英国人列举的俄国装甲部队的数目要多得多，步兵却要少——因而表明红军的力量比德国人估计的要强大。
德国情报机关为什么失败了？它为什么没有作出更艰苦的努力？原因同包括情报工作在内的整个事情失败的原因是一致的，这个原因就是德国的“巴巴罗沙”计划。而这个计划彻头彻尾地遭到了惨败。最高统帅部没有给部队发冬装。它没有让工业部门作长期生产的准备。它没有制定出重要的具体作战计划。它只给先遣部队发三个月的燃料。它把整整三分之一的师留在西线。
为什么？
因为它相信德国能很快地打败苏维埃俄国。其他国家，甚至敌国和中立国家，也有同样的感觉。六月十四日，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断言； “在公开战争中，红军恐怕不会对例如德国军队那样一支高度机械化和指挥有方的军队进行成功的抵抗，虽然它的大量坦克可能给对方造成麻烦……第一阶段，包括占领乌克兰和莫斯科，可能少则需要三至四个星期，多则需要六个星期（或更长的时间）。”莫斯科的外交界预料俄国抵挡德国的时间不会超过三至四个星期。德国发动进攻之后一天左右，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致信罗斯福总统，表示他的看法，他说他的看法同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以及作战计划处的看法完全吻合： “在最少一个月、最多可能三个月的时间内，德国将完全致力于打败俄国。”
但是，虽然德国的看法和英美的看法似乎一致，虽然这种看法的吻合大体上来自对共产主义的同样厌恶，但两者的看法是有很大差别的。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俄国的失败是一个比较悲观，因而也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假设。对于德国人来说，恰恰相反，认为他们将迅速打败苏联的假设是一个比较乐观、因而也是一个比较轻率的假设。
德国相信它能战胜苏联，根源主要在于它骄横不可一世，它对共产主义的盲目憎恶，它奉行的无理可据的种族主义，加深了它战胜俄国的信心。这种盲目的信心削弱了德国各个计划领域的工作，包括情报工作。德国人过份肯定红军将迅速投降、苏联政府马上垮台，因而用不着去做周密的计划，用不着大量收集情报。此外，情报工作在进攻时所起的作用较小，因为进攻时己方的意志是决定的因素；在防御时所起的作用较大，因为防御时彼方谋求将它的意志强加给对方，而了解彼方的意志对于取得成功来说终归是必不可少的。目前德军还在进攻，这就削弱了它们对情报工作的注意力。它们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去了。总之，它们纯粹认为没有必要催促它们的情报机关去寻求更多的情报。
从有意识方面来说，至少是如此。从无意识方面来说，不让计划和情报工作很好地开展，大概是为了保护德国对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对于各种证据——俄国的工业能力、它的人力，面积、它的统治者成功地抱住权力不放的耐力等等方面的细节——所作的全面研究，以及随后对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可能性所作的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的详细预言，有力地向希特勒及其将军们表明：无论怎样他们都不可能打败俄国。为了消除这种危险，他们坚决不让情报和计划单位去涉及这些问题。他们只让情报单位去研究一些战术性和策略性的东西，只让计划单位去研究一些区区小事。
他们就这样地把赌注完全押在胜利方面。可是这种幻想以及维持这种幻想的仇恨，使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丢了脸面，丧失了权力，输掉了他们发动的卑鄙可耻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