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八个年头，迦太基的天才军事家汉尼拔，把罗马帝国在意大利南部的几个省蹂躏得一塌糊涂。汉尼拔幼年时，他父亲让他发誓：永远同罗马不共戴天。在罗马和迦太基争夺地中海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在坎尼战役和其他战役中都打败了罗马军队，现在又在糟塌他们的麦田和牧场。他正等着他的弟弟哈士杜路巴的到来。公元前二零七年的春天，哈士杜路巴率领四万八千步兵、八千骑兵和十五只大象翻过阿尔卑斯山。他们兄弟俩的军队将联合起来去打垮罗马人。
哈士杜路巴到达意大利北部之后，立即给在意大利南部的兄长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将在意大利东海岸的翁布里亚同汉尼拔会合。他派遣四个高卢骑兵和两个努米抵亚骑兵给汉尼拔送信。送信人从意大利的北部奔到南部，找不到汉尼拔。在汉尼拔北上的时候，送信人又返回来去追他。由于路途不熟，送信人被罗马军队俘虏，押送到执政官那里。最初，他们拒绝回答执政官提出的问题，但是在严刑的威逼下，他们承认带了一封哈土杜路巴写给汉尼拔的信。
这位执政官把信原封不动地送给正在附近指挥作战的罗马执政官尼禄。尼禄（不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皇帝）让翻译念了信。他立刻意识到一旦他们兄弟会师，将会造成怎样的危险。他把信送到元老院，要求增派军队。他立即向北进军，迎击哈土杜路巴。他的军团在梅培乌罗河向哈士杜路巴发动进攻。哈士杜路巴得不到他兄弟的支援，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被罗马军队歼灭。这次胜利一劳永逸地消除了罗马可能被迦太基征服的威胁。罗马继续进军而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
梅培乌罗河战役在军事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这次战役是爱德华·克里西所著《世界史上十五次决战：从马拉松到滑铁卢》一书中唯一以情报为致胜先决条件的一次战役。因为自从文明伊始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千年中，军事情报对战争几乎没有产生过作用。
其实，情报向来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在生物谋生的斗争中，甚至原生动物也必须具有接受情报并判断情报真假的本领。一个动物要吃掉它的猎物，必须先看到它，再抓到它。而情报就象呼吸一样：对生物体的机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并不处于支配地位。动物从观察和接触猎物而获得情报，而人还能从言语、文字获得情报，除了接触目标以外，还能克服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情报的范围和威力。但是，尽管如此，最初人们并不能依靠情报打许多胜仗，一般来说打不了许多胜仗。在古代和中世纪，征服一个国家的战略非常含糊，很不明确。被征服的国家即使掌握了有关这些战略的情报，得到的好处也有限。人们很少有可能利用情报来帮助己方集中足够兵力来打败敌人。 这并不是说，那时候的部落和国家不要情报。它们经常搜集和使用情报。厄瓜多尔不开化的蛮人，偷偷溜进敌人的村庄去数房子，以估计敌人的兵力。古代埃及人审问战俘。
朱利叶斯·凯撒派遣侦察兵侦察敌人的兵力。中世纪的统治者雇用间谍。蒙古人派遣骑兵四出侦察地形。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破译人员破译了外国外交官的秘密信件。有时候，情报导致了胜利。当凯撒从俘虏那里得知，一支蛮敌的首领已经集结六千步兵、一千骑兵，准备进行伏击时，他将计就计地打败了敌人。当间谍向英王查理一世报告，有一辎重队正在向撒拉逊人运送供应晶时，查理一世集中骑兵袭击了这支辎重队。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情报并没有左右战争的进程。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虽然错过了一个战俘提供情报所带来的有利时机，他还是赢得了哈图什战役的胜利。威尼斯从截获的情报中得知，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指挥官要求偿给二万金币，不然就请皇帝亲自到前线打仗。威尼斯虽然知道这个情况，可还是没有赢得胜利。坎尼战役是军事大捷的典范，在那次战役中，汉尼拔包围并打败了人数较多的罗马军队，但那次胜利丝毫没有依靠情报。在中世纪的许多围攻战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是依赖情报取胜的。克里西著的《世界史上十五次决战：从马拉松到滑铁卢》一书中谈到的另外十四次决战，例如雅典士兵打败薛西斯的亚细亚军队的马拉松战役，依靠的也不是情报。基督教徒阻挡摩尔人的伊斯兰教潮流的图尔战役，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国的黑斯廷斯战役，破坏路易十四统治欧洲计划的布伦赫姆战役，几乎决定美国革命命运的萨拉托加战役等等，在所有这些战役以及悠久的战争史中其他大多数战役中，决定胜负的都不是情报，而是战术，决心和实力。
只是到了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情报才开始找到了它需要的时机和力量，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这些革命创造了铁路、电报、精确的地图、庞大的军队和参谋部。这样，就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动员军队，对付敌人来犯等问题制订详尽计划。同时，工业化使得情报作为社会的重要因素而面目一新。古希腊人用不着考虑一个国家的矿山能出产多少煤和铁矿石，但是，对于一个现代国家——以及它的敌人——来说，这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情报终于在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了。
也是这些革命，为情报活动提供了手段，使它能够更多地了解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日报问世了，武官在外交活动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军队的规模扩大了，需要审问的俘虏和缴获的文件也多起来了。从电报和无线电广播中截获的敌人情报，远比偶尔伏击信使所得到的情报要多得多。气球、飞艇和飞机比那怕突破敌人纵深的骑兵所能看到的还要多、还要快。照相机把瞬息即逝的情景拍摄下来，照片上的景物比肉眼看到的要详尽得多，而且照片可以复制，供给其他人看。所有这些方法，大大加强了情报活动的能力。
与此同时，分析研究情报的能力也在加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参谋部的形成和发展。
虽然古时候军队的指挥官和封建君主，也把他们的助手召集在一起，组成顾问班子，商议军机大事，但是这些机构都是临时凑成的，一旦任务完成就解散了。只是当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君主们可以不再依赖打劫粮秣，可以自己供养他们的正规军，从而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的时候，才开始形成常设的参谋部。在十七世纪，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指派他的军需总监和一些助手预先制订出第二天的行军和扎营计划，进行侦察并起草命令，在这样的计划活动中，孕育着参谋部的萌芽。
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随着战争越来越复杂，指挥官们把各有专长的助手们召集在身边为战争服务。助手们提供所需的情报，以便指挥官作出决定，然后这些助手按照指挥官的总的决定，发布行军、供应军需品等等一系列具体命令。例如，指挥官下令： “进攻右侧！”他的参谋长便喊出命令：第二团前进，第三团改变方向，从进攻敌人左侧变为进攻敌人右侧，然后转入后备队；炮兵开始射击；军需官供应弹药等等。参谋部各不相同，正如指挥官因人而异一样。
腓特烈大帝的参谋部很小；拿破仑的参谋部则比较庞大，但组织得不太好。新创立的诸兵种合成部队的将军们，很快就拥有自己的参谋部，称作“将军的参谋部”。
但是，这些都是战时的临时机构。到了一八零三年，才由普鲁士建立了第一个常设的参谋部。它是一个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在为战争制订计划的机构。
普鲁士的参谋部，就好像工兵那样，是一个独立的兵种。最初，它有自己的军服，后来，这些军服简化成同陆军的灰色军服一样，只是在裤子上加上深红的条子。参谋部的军官，都是从普鲁士军队中挑选出来的有天才的人，先送他们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再把他们调回。军官团中能获得这样显要职务的人只有百分之二——一八七零年约二百人，一九一四年约六百人。他们的一部分时间在柏林那座红砖建筑物的参谋总部里工作，另一部分时间在军部、团部和要塞指挥部的较小的参谋部——这些统称为部队参谋部——里工作。不论什么时候，差不多总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柏林工作。
此外，他们还定期离开参谋部，到战场上去指挥军队。这样轮换工作，为的是使他们既能接触实际问题，又能在整个军队中宣传参谋总部的作战方针，实施参谋总部对全军的控制。他们多谋善断，训练有素，选拔严格、擢升迅速，使得参谋官员成了军队中的精华。参谋部严谨的作风（一位参谋长说过； “参谋部的军官没有名字。”）工作的秘密性质，一八六六年对奥地利和一八七零年对法国所取得的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胜利，以及德国人对军队的敬畏——这一切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德军参谋部无往不胜、暗中操纵着历史命运的神话。
参谋总部的基本任务，是在一旦同某个国家发生战争时，为德军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这自然需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情报，就像某一支军队需要随时掌握敌情一样，因为一个国家必须能“看到”敌人将要发动进攻。一八—六年颁布参谋总部的基本职责和组织形式的命令，其中开头一段说：“本部（指参谋总部）工作，必须着眼于对本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问题有着最准确的了解，必须为可能爆发的战争作好各种必要的准备。”由于这个参谋部是常设的，它的活动从不间断，因此，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使情报活动有了自己的常设机构，从而加强了分析研究情报的能力。
尽管如此，参谋总部的情报活动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活动。它和制订作战计划的活动混在一起。关于某个国家的原始情报材料，通常送到制订作战计划的两个机构（一个负责东部战区，另—个负责西部战区）中的一个。那里的军官将这些原始情报资料和其他各种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制订战略方案。柏林的参谋总部没有设立常设的独立机构来全面分析研究情报。同样，在部队参谋部里，没有任何军官是专门从事情报活动的。
原因是有人从根本上反对搞情报活动，就象有人反对技术发明一样。贵族军官团担心新的技术人员会夺去他们对指挥官职务的准垄断权。在这方面，德国的军官团比欧洲其他国家的军官团更加惶恐不安。结果，法军的师和师以上的参谋部已经设立了情报部门来全面分析研究情报，英国也设立了情报部，而德国却还没有设立。
不过贵族军官团对新的现实还是作了一些让步。随着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零年战争的爆发，德国军队动员起来了。
参谋总部变成了总司令部。它的职责迫使它不能象和平时期那样按地区来进行组织，而只能以活动方式来进行组织。因此，它的组织机构里包括一个全面分析研究情报的部门，直到一九一四年参谋总部不复存在时为止。这个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接受大量的情报资料（在战时收到的这种资料，比在平时收到的要多得多），从中挑选出重要的情报，判断它们是否可靠，将它们写成综合报告，送交作战部。作战部再据此发布野战军参谋总长的命令。后来，随着和平时期的恢复，反对情报工作的意见又占了上风，情报机构被解散了，情报工作又成了可有可无的次要工作。
然而，有一个方面，在普鲁土同奥地利发生战争前取得的某种成果，到了和平时期还是保留了下来。这个方面就是间谍活动。这个间谍活动组织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传奇式的谍报局的前身。
一八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陆军参谋总长赫尔穆特·康特·冯·毛奇根据紧急情况成立了情报处，专门收集他需要的有关未来敌人的各种情报。五月底，也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几天，情报处收到当时正在维也纳的一个出生于德国南部的青年军官提供的消息。消息说：奥地利正组织北部集团军，由路德维希·冯·本尼迪克担任指挥。这是告诉毛奇；奥地利军队将以一支联合部队向一个方向前进，而不是进行包围或发动钳形攻势。他根据这个情报改进了自己的计划。两三个星期后，另一个特务向柏林提供了奥地利军队的战斗序列情报和奥地利军队中比较重要的指挥官的传略。这个特务成了德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特务。
他就是巴龙·奥古斯特·施卢加，二十五岁，修长的身材，黄头发，蓝眼睛。他出生于匈牙利的兹索尔纳（今捷克斯洛伐克日利纳），在维也纳工业大学念过书，参加过奥地利步兵团，在一八五九年的马让塔战役和索尔费里纳战役中表现叫“非常勇敢”。大家认为他有当参谋的才干。但是他在一八六三年借口要结婚并经营自己的地产而辞了职。不久，他投考奥地利军官学校。他得到了该校的毕业证书。这显然能使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打进奥军司令部，获得他后来向柏林提供的情报。毛奇只用了七个星期就打败了奥地利。这样，毛奇才发现情报处的可贵之处，因而把它作为常设机构直接由他自己管辖。
情报处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没有固定编制。它在参谋总部的各个部门中被来回扒拉。一八八九年，随着任命了一批副参谋总长，情报处划归第三副参谋总长（主管情报）领导。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成了著名的大本营情报处。就在那些年，情报处的经费增加了，除了俄国以外，在欧洲首屈一指，机构也逐渐扩大起来了。到一九零一年，一百二十四名文武官员指挥着在比利时、瑞士、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卢森堡、丹麦、瑞典和罗马尼亚等地军事情报站的特务活动。
他们的目的，首先是搜集敌人的绝密文件——这些文件可以透露敌人为集中兵力进行首次决战而制订的部署计划。
他们对德国的夙敌法国所进行的此种活动取得了部分成功。
施卢加在一八六六年战争之后到巴黎，在普法战争前向普鲁土驻巴黎武官提供情报。参谋总部情报处给他取的代号是“十七号特务”。
德国人逐渐把施卢加看成是“一个理想的大特务”。他是个漂亮、有教养、有贵族气派的人物，他的头长得象俾斯麦。对参谋总部情报处来说，他多少还有点神秘。情报处从来不知道他的情报来源，不知道他另外还有些什么活动，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巴黎用的是真名字还是假名字。他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他争辩说，情报处只能过问他完成任务的情况。
从一八七零年战争结束，到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四十年和平时期中，参谋总部情报处基本上把施卢加打入了冷官。
虽然他继续打报告，经常报告一些令人可笑的情况，情报处每年仍然只同他谈一次话，为的是使他不被人怀疑，以便在紧要关头听候使用。
这个计划十分奏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 “十 七号特务”向德国提供了间谍头子们梦寐以求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详细说明了法国人在战争动员的第五天将如何部署他们的部分军队。这是间谍史上最得力的情报之一。这个情报显然证明参谋总部情报处必不可少，它的经费完全没有白花。因为它为德国提供的这份情报，对于在后来必然发生的事变中打败法国军队的反攻，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一四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成了那个重大事变的导火线。
德军一九零八年制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生效的野战勤务条例宣布——和以前宣布的一样——最确切的情报来自目力观察，主要由骑兵来获取情报。但是，德军的十个骑兵师未能在战争开始时突破敌人的前沿阵地，深入敌后侦察情况。后来，堑壕战更使得这种希望成了泡影。
在堑壕战中，关于敌人的大量情报，同以往一样，是作战部队用肉眼观察获得的。多数情报是眼睛看得清的。堑壕里的士兵报告敌人在挖新战壕了，敌人在筑机枪掩体了。他们派出侦察小分队，到更近的地方去侦察，去抓俘虏，也许还能缴获文件。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们能发现敌人的新阵地，侦察敌人的新战术，抓住俘虏，缴获新式武器。
他们的基本情报由新的测向方法加以补充。譬如，声测队和光测队确定敌人炮兵阵地的位置，以便德军炮兵能够瞄准它并加以摧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最快的侦察工具当然是飞机。使用飞机进行侦察的活动发展得非常迅速，以致仅仅在战争爆发后八个月，总司令部就不得不对它进行集中指挥。在炮兵弹着观察和战斗进行期间，速度都极为重要。侦察依赖视力。观察人员在炮弹落下时用无线电报告，或者用笔记下敌人的活动情况。
但是，使空中侦察成为最有意义的情报手段的原因却是由于摄影术的应用。一九一五年首次拍摄的垂直航空照片证明，它们所获得的情报，比肉眼看到的要多得多。到了一九一八年，德国的许多照相机每周从空中拍摄的地面的面积，比康涅狄格州还大。航空摄影成了德国军事侦察的主要手段。这个新的情报手段，对双方军事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下述事实中得到最生动的体现：一九一七年以后，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都吓得不敢在白天调动军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天，东普鲁土柯尼斯堡德军要塞的无线电台，截收了俄国军队的几封明码电报。这几封电报披露了俄国军队向东普鲁土大举进犯的意图。电报内容非常详细，使得东部战区德军司令保罗·冯·兴登堡和他的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对于敌军动向的了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由于掌握了敌军意图，德军就在塔内贝格战役（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少数几个决定性胜利之一）中包围、分割并全部消灭了俄国军队，从而使俄国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遭到惨败。它还打开了德国人的眼界，新的情报活动方式，对德国人来说，真是见所未见。
塔内贝格战役以后，德军统帅部设立了无线电截听站。
新的情报来源，主要是由德军电讯侦察之父路德维希·福伊特提供的。一九一四年年底，福伊特三十二岁，担任了总司令部无线电台台长。他在电台内设立了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密码分析所。虽然它的破译密码能力不如法国（例如，法国破译了德国的外交密码，而德国从未破译过法国的外交密码），但是这个密码分析所对东方的电讯侦察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位德军高级将领说过： “俄国参谋部的无线电报，总是预先告诉我们他们的部队集结的地方和新的行动计划。”由于预先了解情况，德国军队打败了俄国军队。
敌军堑壕里的电话提供了更多的口头情报。一九一五年初，三十二岁的电报监察员奥托·阿伦特发明了一种装置。
这种装置可以接收接地回路的电话，并放大它的声音，从而能收听到电话中的谈话。到一九一八年，德国用二百九十二个这样的装置来偷听电话。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大本营情报处是由一个普通参谋瓦尔特·尼古拉少校领导的。他三十五岁，中等个子，黄头发，精力充沛。他象在战场上率领一个团的人马那样领导这个间谍机构，因为他是一名普鲁土军官，服从一切命令。但他远不是一位神秘的间谍头子，就象他说的那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间谍，也从来没有同一个间谍谈过话。”他常常说，他认为他的主要工作，与其说是监督间谍活动，不如说是协助他的上级想办法，提建议，处理间谍提供的情报。
到一九一七年，他指挥着大约一百五十名情报军官。其中许多人在总司令部直接受他领导，另外一些人在柏林、在军区情报站、在西线的下级指挥部、在东部战区和东南战区司令部里工作。大部分特务由九个军区军事情报站领导。其中安特卫普情报站大概是最有效率的一个。这个情报站从一九一五年初开始，是由著名的“博土小姐”埃尔斯贝特·施拉格米勒领导的。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中旬，安特卫普情报站控制了大本营情报处在西方的三百三十七个特务中的六十二个；三个月之后，施拉格米勒博士几乎使她的特务人数增加了一倍，并且使积极活动的特务人数由三分之二增加到四分之三。
大本营情报处里最著名的间谍，当然是玛塔·哈里。使用这位享有盛名的舞女当间谍的主意，是大本营情报处驻克勒弗的军官巴龙·冯·米尔巴赫想出来的。大概是在一九一六年初，尼古拉在科隆的多梅饭店遇见了她。他把她安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法兰克福特·霍夫饭店，对她进行训练。当时杜塞尔多夫军事情报站负责人勒佩尔上尉（他谨慎地住在另外一个饭店里）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指导她。施拉格米勒博土替她安排旅程，并教她如何观察事物，如何写报告。安特卫普情报站的哈贝扎克先生教她如何使用隐显墨水。然后，她以Ｈ—21的特务代号，偷偷潜入敌国。勒佩尔收到了她用隐显墨水书写的、从掩护地址邮寄的两三封信，信里没有重要内容。一九一七年初，法国人截获并破译了德国驻马德里武官要求付钱给她的一封电报。他们逮捕了她，并在一天清晨，在可怕的万森碉堡的院子里把她枪毙了。
虽然玛塔·哈里成了“间谍”的代名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最成功的德国特务，却是至死没有被敌人发现、死后若干年还不为人所知的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十七号特务——巴龙·施卢加。在战争爆发之前不久，他向德军统帅部提供了关于在法国进行战争动员的第五天里部分军队部署的情报。这份情报并没有满足德国的间谍头子们本来对它所寄予的莫大希望。因为德国的指挥官还是不清楚法国是否正在实施他们所怀疑的ＸＹⅡ号计划方案，这种担心使他们不敢利用施卢加的情报。
施卢加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失败了，由此而产生的失望情绪，可能促使七十三岁高龄的施卢加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他回到德国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五月，他又返回巴黎展开全面活动。他的通信系统，利用法国和瑞士之间边境控制的漏洞，每隔两天送回一次报告；这些报告常常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到达大本营设在德国西南部，隔着边界与瑞士的巴塞尔遥遥相望的南方情报收集站。他在一九一五年六月九日所写的报告，情报收集站在六月十一日就收到了。这份报告透露： “英军抱怨缺乏弹药。由于弹药不足，他们不能履行诺言去支援法国在阿拉斯北部发动的攻势，并对此表示歉意。”
施卢加的情报，主要来自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的情报是不完全的，主要因为总司令约瑟夫·若弗尔和国防部长亚历山大·米尔朗不让立法机关的成员知道他们的计划。一般来讲，施卢加只能提供战术方面的情报。除此以外，他的报告时真时假，反映出他不能及时报告法国高级当局瞬息万变的观点。不过在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心理状态方面，施卢加的消息确实是非常灵通的。他的报告看来是准确的。正是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几乎引起一场大灾难。
这么一个老练、可靠、安插得天衣无缝的特务，给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坚持亲自看施卢加的报告。他不是把它们当作参考情报（这些情报只说明部分情况），而是把它们当作决定性的情报来看待。施卢加呢，则有意无意地反复强调法国领导人和法国政府的弱点。这使法尔肯海因更加倾向于低估法国发起进攻的意图和力量。结果，在一九一五年夏天，他漠视法国可能发动进攻的明显迹象。那时法国正在集结军队，修筑工事，准备发起进攻，甚至俘虏也供认法国确实在准备进攻。协约国在那年仲夏按兵不动的表面现象，以及施卢加的报告，使他坚信总的形势对协约国完全不利。假若他继续完全依靠施卢加的报告，他本来是要遭到惨败的。但是，后来无可争辩的隆隆的重炮声，宣告了这位间谍的情报可靠性的破产。法尔肯海因被迫调兵遣将击退协约国的进攻。
施卢加一直工作到他的身体支持不住时为止。一九一六年三月五日收到他的最后一份报告。他回到德国，在大本营领取了退休金，一年以后便死了。他的上级认为他是“间谍史上空前杰出的间谍”。
倘若说大本营情报处在施卢加身上取得了成功，刀口么它在三个关键方面却遭到了失败。一个是对美国。尼古拉有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他认为获取美国军队可能调驻欧洲的情报， “不是情报机构份内的事”。在美国已经参战几个月之后，大本营情报处甚至才开始准备对这个新的敌人展开间谍活动。而且，直到最后，搜集美国情报的只有七个间谍，而美国军队却将最后打败德国。
大本营情报处的第二个失败，是经济方面的间谍活动不得力。而在这场战争中，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情报处不知道、因而也没有向德军和德军统帅部报告战场上出现的一种划时代的可怕的新式武器——坦克。
德意志帝国海军自然也利用情报。海军部参谋部门有四个情报机构：一个负责侦察和负责管理谍报人员，一个负责观察和密码分析，一个负责军政事务，还有一个是分析研究外国海军情报。通讯情报机构尤其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机构。
出生于德国北部的马丁·布劳恩中尉，在他四十来岁的时候，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他建立了一个由四百五十八人组成的机构，总部设在德国北部的新蒙斯特，那里有一个大无线电台。另外还有二十多个截收站和定向站，分布在德国海岸线一带、内地和德国海军舰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