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就这样在情报战中打了败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每一个战略转折点，她的情报工作都失败了。它低估了俄国，事前对盟军进攻北非一无所知，袖手等待着盟军在巴尔干半岛的西西里登陆，误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是佯攻。尽管在考虑作战和战术形势时，它常常预料到了敌人的进攻，但它有时候却犯了严重的估计错误，譬如，它没有预料到俄军在斯大林格勒和对中部集团军群发动的进攻。
看起来，德国情报工作成绩差得无比。但对它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最好成绩了。每一个情报机构都在竭力实现使徒路加说过的话： “没有不暴露的事情，也没有不被人所知的事情。”谁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军队部三处第一任谍报头目弗里德里希·格姆普将军写道： “甚至最好的成果也满足不了当事人的愿望，这永远是每一个情报机构的必然悲剧。”这样说来，是不是对德国情报机构的要求太多了？它在调查别人脑海深处的秘密时，如果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是否达到了极限？或者别的情报机构做得更好？
别的情报机构确实做得比较好。虽然日本的情报工作同德国的一样糟糕，虽然对俄国的情报工作了解得不够多，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英美的情报工作却远远胜过德国。英美两国估计敌人的实力比较准确。譬如说，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驻法德军兵力的了解通常能深入到一个师的内部。当同盟国在一九四二年华盛顿会议和一九四三年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重大决定时，它们对德军兵力的估计数字相当准确。在进攻诺曼底以前，它们的估计只差一个师——它们说有五十八个师，事实上有五十九个师。误差不过百分之二。而德国对同盟国在英国的师的数目的估计，误差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同盟国情报机构预料敌人的意图也比较准确。它察觉出希特勒放弃了进攻英国的计划，发现他转而打算进攻俄国。它充分了解到德国的火箭和原子弹研制的情况，使同盟国能够发动空袭，推迟或破坏了德国的这两项试验。在许多个别活动中，它都预报了敌人的动向。在茫茫的大西洋上进行海战的德国潜水艇，发现同盟国的飞机突然从地平线起飞，用深水炸弹进行攻击。在安齐奥的两个美国师，由于得到一份截收情报，得知希特勒正从希腊派遣九个师去增援防御部队，因而避免了过份分散自己的兵力和可能被切断而全军覆没的危险。
同盟国的情报工作也不是完好无缺的。它们在挪威、阿纳姆和隆起地带战役中犯了估计错误。他们对德国飞机生产的估计，要么过高，高出百分之七十九，要么过低，低了百分之三十三——高低的差距超过百分之一百。战略情报处给罗斯福总统提供的情报，就象卡纳里斯给希特勒提供的报告那样，常常缺乏关于敌人及其意图的内部情报。但是，尽管如此，同盟国的情报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原因主要是因为它们破译密码的能力比德国强得多，因此它们的口头情报占优势。相比之下，德国人就显然差得多。
五个基本因素造成德国情报工作的失败：一、盲目的狂妄自大，使德国脱离现实；二、侵略活动，导致忽略情报工作；三、军官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使许多将领敌视情报工作；四、纳粹国家的权力结构，严重损害了情报工作；五、反犹太主义，使德国情报机构丧失了许多有才能的人。
虽然人们常常认为反犹太主义只是希特勒的德国的产物，其实反犹太主义早就对德国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起着有害作用。因为它排斥了许多爱国的犹太人，他们本来是可以做出大量贡献的。例如，普鲁土军队干脆不任命犹太人为正式军官。纳粹党人强化了这种态度，加剧了恶劣影响。他们要科学，技术和学术机构奉行纳粹党哲学，把犹太人排挤出这些机构。他们制定了一项法律，令人可笑地说是为了“重建专业文职机构”，这项法律命令： “凡不是雅利安血统的官员都要辞退。”尽管这对军事机构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那儿几乎没有犹太人可以解雇——例如在海军通讯情报处，似乎没有让谁离开——但是对其他方面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纳粹党人驱逐了格廷根数学研究所的犹太人所长，德国这个第一流的数学研究中心从此就垮了。这样一些剥夺许多犹太人科学家的职业的措施，加上街头羞辱和仇恨犹太人的气氛，便把他们撵出了德国。数学家，科学家、工程师源源不断地涌往大不列颠、俄国，尤其是美国。
他们的才能都是很高的。且不说艾伯特·爱因斯坦出类拔萃，就是其他一些人，在他们的同行中也是鹤立鸡群的：单在数学方面，约有百分之二十的犹太人被选入他们东道国的最荣誉的学术团体。三十年代的德国并不感觉到失去了他们。他们的离去，使德国产生涣然一新、队伍纯洁、未辱使命的痛快感觉。但是，即使是最强大的刺激，也弥补不了让平庸之才取代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反犹太主义不只限于德国。美国和英国的军事机构也受到了传染。但是他们没有系统地排斥犹太人，他们并未拒绝犹太人在文职方面的帮助。最富有戏剧性的结果是：同盟国在犹太人科学大脑的帮助下，造出了原子弹，而德国人由于失去了他们（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原因），却没有造出来。在情报方面，同盟国拥有许多德语说得很好的人，这些人担任审问者，发挥了非常难得的作用。他们保留了象威廉·Ｆ·弗里德曼那样的犹太人，弗里德曼是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解开了日本的“紫色”密码机的奥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洞悉了德国和日本的政策。德国的反犹太主义一方面挖掉了希特勒的情报潜力，另一方面又大大增强了同盟国的情报实力，这样就加倍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
德国人常常被人们指责为狂妄自大，就这个民族对现实的感觉来说，这个指责是正确的，而情报工作只不过是这种感觉的具体化的一小部分。狂妄自大使德国人对世界具有不真实的看法，从而导致这个国家作出了许多有害的决定。
这个缺陷似乎是由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造成的。在德国，民族优越感比在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强烈。思想更僵化，独裁主义在德国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更明显，这就妨碍它根据现实情况来纠正错误。这个心理因素，来自马丁·路得的学说。德国疏远西方，是有着极端沙文主义的根源的。
在鼎盛的中世纪，在西西里出生和长大的霍恩施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卡纳里斯被处决的前夜还阅读他的传记），为了世代推行他更感兴趣的意大利和地中海政治，把他的权力交给了他的德意志诸侯。这些权力有助于各侯国在六个世纪中维持封建割据，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的集权，反对普鲁士蒸蒸日上的统治，反对知识分子要求统一政治和文化的强烈呼声。这种允许各封建诸侯割据的政策，使现在叫做德国的这一地区，同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英国和法国显著不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拿破仑把普鲁土打得一败涂地，并且征服了其他德意志侯国，消灭了有一千年历史的第一帝国——罗马帝国。
拿破仑自称是法国革命的伟大人道主义理想的继承者。
为了鄙弃他，德意志各侯国人民也反对自由、平等和博爱，因为这些东西已以各种形式形成了民主西方的理想。他们孤芳自赏，赞美德国的举世无双和无与伦比。这种民族主义的提倡者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他的《致德意志》一书中，极力反对“不共戴天的外国精神”，直言不讳地宣称“德国人只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就能永远比外国人优越。”随着拿破仑被击败，随着一八六六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并并吞了几个毗连的邦国，统一指日可待，随着它在五年以后击败法国、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第二帝国，德国人也就越来越狂妄自大。看起来德国似乎不可战胜。她的独立发展成功了。德国的一切都比别处的好。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她的经济发展繁荣，军事胜利令人瞠目结舌，但她的人口和工业，同她所有潜在的敌人相比，绝不能说居世界第一位。她不承认这一点，这就使她脱离现实。别的国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一个美国人顶十个日本人”）。但德国脱离现实的程度要严重得多，主要是因为她的经久不衰的民族主义加剧了她的优越感。这确实是危险的。然而最致命的，还是她的僵固不化，她无力改革，适应不了现实。
这种僵固不化起源于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开始的专制主义。马丁·路得和约翰·卡尔文把人们从罗马教皇的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是，虽然卡尔文的神学正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所表现的那样，也允许反对俗权，路得的神学却反对抵制俗权。他的教义认为，人不是靠辛苦劳作得到拯救的，而是只有靠信仰崇拜才能得到拯救，这种教义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的幽灵。他明明白白地教导说，在世间，人们必须服从合法统治者的统治。他说： “即使那些掌权的人是邪恶的，或者是没有信仰的，权力当局和它的权力也是好的、是上帝声援的。”他大声疾呼； “造反从来就是不对的，有人喊造反，最好的回答是一拳头把他的鼻子打出血。”盛行路得教的国家（如普鲁士）的父母们，愿意吸收这些思想，以便加强和帮助他们对家庭的控制。德国的专制统治比其他地方厉害。德国的革命从来没有成功过。
独裁人物之所以要独裁，原因之一是需要遏制潜在的忧虑，或者至少不去加剧这种潜在的忧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一种办法，是严格控制周围的环境，避免发生引起忧虑的事件。这样的独裁人物自然有一套符合他的需要的观点。由于这些观点深深埋在他的心灵里，仅仅外部的因素是改变不了这些观点的。它们不会向现实屈服。
许多德国人就是这样背上了盲目的优越感。他们的冥顽不化，使得现实无法冲淡他们这种无法遏制的过份的优越感。结果便是狂妄自大。这样极端顽固地过高估计自己，使得德国对于世界的看法，比其他奉行沙文主义的国家对世界的看法要歪曲得多。结果，当她最后同现实发生冲突时，后果自然有害得多，有时是灾难一场。
一九一七年，她认为美国太弱，离得太远，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因而开始了无节制的潜水艇战争，以致美国对她宣战。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弗里茨·菲舍尔教授写道： “德国对美国的政策，充分显示了二十世纪初德国的世界政策基本特点的原始色彩。德国人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昏头昏脑地低估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结果他们打了败然而，即使在一九一八年春季德国的最大攻势失败以后，狂妄自大使德军的将领们不承认他们输掉了战争。后来的真投降也没有能使他们吸取教训。他们不相信别国的军队在战场上打败了德国军队。为了保持他们对自己的过高估计，他们死抱住这样的神话不放；他们是由于背后中了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暗箭才失败的。
二十一年以后，狂妄自大又付出了致命的代价。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甚至不作调查研究，就断定德国能迅速征服苏联。几个月以后，他蔑视美国的巨大工业力量，对美国宣战。
如此脱离现实所造成的后果，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也影响了情报工作，使情报机构所做的一切黯然失色。而狂妄自大本身把渺小的东西看得很伟大。阿尔贝特·施佩尔承认，德国在生产上赶不上同盟国。然而他又认为，德国武器质量的优势超过了同盟国武器数量的优势。这是一种错觉。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在讨论同盟国在北非登陆后的战略形势时说，敌我力量势均力敌，还说存在着“胜利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赖因哈德，格伦认为德国不会输掉战争，这个荒谬的观点——它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前辈的观点——多半来自狂妄自大，同他的前辈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一样。
就这样，狂妄自大预先决定了整个德国的态度，指导着德国的尸切行动。它必然使情报工作预先受到制约。它使得德国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一下情报工作可能是必要的。一九一四年，德国军队认为胜利十拿九稳，因此许多部队把他们的情报军官扔在后面。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俄国时，没有进行真正的情报准备。狂妄自大既使德国脱离实际，也妨碍情报机构谋求恢复同实际的接触。影响德国情报工作的其他一些因素，没有一种象狂妄自大那样根本抛弃情报工作的。它们只是损害了情报工作本身。
希特勒决定用向别国开战的办法来解决他认为是他的国家面临的问题。德国得先动手。她将是侵略者——尽管有苦衷，尽管有理由。
现在进攻和防御对情报工作有着不同的态度。当然，两者都需要情报。但是只有在防御时，情报对于取胜才是必不可少的。情报在这两种作战模式之间的差别，在于各自特征不同，一个是从属性的，一个是限定性的。象可能都是灰色的，但是灰色并不是象的限定性特征，只不过是一种从属性特征。情报工作对防御来说是限定性的；对进攻来说，它只不过是从属性的。
“防御的概念是什么？”克劳塞维茨问道。 “是回避打击。它的特点是什么？是等着别人打过来。”那么一支军队只有在相信别人准备打过来，它才会等着别人的进攻，而只有得到有关敌人的情报，它才会有如上的想法。防御需要情报。换句话说，没有情报就没有防御。
防御还承认主动权操在敌人手里。确实，进攻是主动的，防御是被动的。进攻制约敌人；进攻作出基本的决定。
克劳塞维茨说，进攻“本身是完整的”。因此有关敌人意图的情报，虽然是有帮助的，而且常常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应急的，对进攻取得胜利却不是必不可少的。 （克劳塞维茨说，必不可少的是突然袭击，或者是不让敌人知道自己的作战计划。这就进一步说明，情报——它意味着对敌人意图的了解——对防御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也就是，对防御来说，情报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对进攻来说，它只不过是应急用的。结果——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强调进攻往往忽视了情报。
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一九四零年德国进攻法国。
根据作战计划，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从阿登森林向西南突击，象一把向西北弯曲的镰刀，从翼侧向盟军部队发起强攻，把盟军部队夹在他们同海峡以及他们同其他德国部队之间予以消灭。最大的危险是法军预备队的反攻。因此德军在他们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翼侧部署了对外的防御部队。问题在于他们的部署并没有以情报为根据，他们并不知道法军的预备队是在南部。他们出于自己的意志作出部署。敌军的预备队现在在哪里，将会在哪里，这个情报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对德军的计划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制订计划忽略了情报。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希特勒在制订战争的全面计划时也是这样。他喜欢将他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它们的命运就得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他不需要情报。他全神贯注于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兵员、枪炮、坦克、飞机、燃料。他说： “有了坦克、飞机、防坦克炮和高射炮，我们就能打胜仗。”他把他的精力，钱财和人员全部投入军备，而忽视情报。
不论是他，还是他的最高统帅部，从来没有指示谍报局进行重大活动，也从来没有向它提供能够使它对欧洲各国进行重大间谍活动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谍报局本身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它必须努力搜集情报。它懒懒散散地混日子。它在这儿放几个间谍，在那儿放几个间谍，却不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瑞典、土耳其、法国本土的政府上层安插间谍，而这些国家的态度对德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搜集英国情报工作上是拖拖拉拉的，不得力的，完全不起作用。
在别的地区，它确实搜集了少量情报——法国的动员情况和部队番号，苏联边界沿线机场的位置，诺登轰炸瞄准器，挪威沿海的部分炮兵阵地，法国海军的一种不太重要的密码。
但它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大的成功。
相比之下，同盟国的情报工作虽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毕竟获得过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对战争起到了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影响。德国军队密码中心的一个意志薄弱而又懒散的成员，被法国间谍机关策了反，当了法国间谍，出卖了德军的作战命令和德国主要密码机（Ｅｎｉｇｍａ密码机）的部分密码的真正码底。有了这些码底，波兰的密码破译员造出了这架机器。当战争爆发时，同盟国能破泽Ｅｎｉｇｍａ密码机拍发的密码，对于取得大不列颠战役和大西洋战役的胜利，对于通过欺骗来控制在英国的德国间谍，以及对于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在欧洲赢得许多战斗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最终使以上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间谍活动成就，并不是侥幸取得的。法国密切注视着德国，特别是向她自己提供了有关德国重整军备的准确情报：她担心德国人进行侵略。同样的恐惧从来没有驱促德国人去调查他们的邻国。因此他们也从来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
德国情报机构的组织状况也显示了对情报的忽视。在大战爆发以前和大战期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有好几年没有一个情报参谋机构。而英国的参谋长们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建立了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早在战争爆发以前，英国海军部建立了作战情报中心，它在战争期间善于推断德国潜水艇的动向，因此使同盟国能够击沉德国的潜水艇，或者能为它们自己的护航舰队确定安全的航线。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然而，在战争初期希特勒取得胜利的狂热中，任何这类疏忽都没有关系。波兰、丹麦、挪威、法国、低地国家以及南斯拉夫相继被德国打败，全都证明希特勒的如下信念的合理性：决定胜负的是进攻和进攻部队。武装部队当然需要情报机构告诉它们敌人在哪里，但这些情报对胜利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德国军队到底想打到哪／Ｌ就可以打到哪儿。一位研究工作者对此作了形象的概括，他说，在战争开始的几年中，德国军队把谍报局当作一个“快活的寄生虫”带在身边，·战争初期德国的全部经验证明情报是无关紧要的。
后来，希特勒进攻俄国。随即他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
整个战争翻了个儿。德国很快被迫处于守势。情报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德国开始用各种办法寻找情报。邮件检查员以前只是抽查经过德国的邮件，从一九四二年年中开始检查所有的邮件。里宾特洛甫以前指示他的外交官们搜集情报；现在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了。哈尔德觉得再也不能忍受东线外军处金策尔的散漫工作，让精力充沛的格伦取代了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增加了一名情报军官。希特勒和他的陆海军将领们以前在形势会议上很少谈到敌人，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谈到它们。
但是为时太晚了。他们的情报仍然水平低、数量少。德国的间谍混不进同盟国的高级会议。德国的密码破译员攻不进同盟国的坚不可破的密码壁垒。以前对情报工作的忽视现在得到了报应。
同盟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尤其是英国，他们一开始处于守势的境遇，迫使他们建立起情报机构，以便预告侵略者的意图。他们派了较多的人到情报机构，在情报工作上花的钱也比较多。情报有助于他们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用——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尤其是如此，那时英国似乎除了情报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后来，当德军处于守势，盟军转入进攻时，同盟国尝到了广泛建立情报机构和较多的经验所带给它们的甜头。同希特勒的情报相反，同盟国的情报水平高，数量多，而且可靠。他们利用情报加快了胜利的进展。 不过德国人不能把轻视情报工作的责任推给希特勒一个人。轻视情报有着久远的历史。普鲁士——德国承认，她被夹在潜在的敌国之间，自然资源贫乏、人口稀少，这使她不能在消耗战中取胜。这些因素，加上国内种种困难问题（压制这些问题的最容易的办法是奉行对外侵略政策以达到民族的统一），注定了她要以战略进攻作为她的军事学说。一九一四年席卷中立国比利时然后击败法国的施利芬计划，就是这种军事学说的最残酷的体现。经过四个恐怖的年头，德国在一九一八年遭到失败，这使全体国民意识到在下一次战争中必须以进攻战迅速取胜，希特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结果，他创造了闪电战，给情报工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不列颠的领袖们也不配得到因为建立了情报机构而给予的各种赞扬。英国的环境使他们在开始建立情报机构的时间上大大占先。她的岛屿的位置，使她很难象法国那样依靠陆军直接统治欧洲。她把国家的力量投入到欧洲大陆上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就可以决定谁输谁赢，以此来间接统治欧洲。这种力量均势政策，无论是主动办法，还是被动办法，都需要情报才能获得成功。情报也有助于经济扩张，而经济扩张是英国的另一个力量源泉。因此，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开始，或者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更早的中世纪末英王爱德华三世时代开始，英国就注重情报工作了。
那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国家对待情报的态度，可以被看作是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动态的反映。英国是个海上国家，基本上是要防守：皇家海军未被称作英国的矛，而被称作英国的盾。她需要情报。德国是个大陆国家，国内局势异常紧张。她的军队是进攻型的，不需要情报。因此，她没有能发展情报工作。
这种根本忽视情报工作的状况，完全适合德国军官团中社会精华的胃口。他们相信，侵略——他们就是靠侵略起家的——保护德国和他们的生活免受外来威胁。 而在德国内部，在军队里，他们不仅仅忽视情报。他们同情报工作作斗争。因为情报工作威胁着他们的职业。
技术的进步自然产生技术人员。比方，在军事上，就有炮兵专家、铁路专家和研究外国军队的专家。他们的知识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主要是他们可以拿保留自己的知识相威胁，从而削弱他们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样的权力使他们能够首先要求至少在军事部门内找到工作，然后进入军官团，然后再往上爬。现有的军官抗拒这种侵犯，因为它夺走了一度属于他们的职业。
普鲁土一德国军官团比别的军官团要强硬得多。它的年轻德国贵族更害怕被免职，因为他们既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生活，也不愿经商，他们别无去处。此外，自从十七世纪末勃兰登堡选帝侯让这些反叛的贵族在他的军队里当军官，以便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享受军官职位的世袭垄断权。只要他们来到人世，就能获得军官职位。他们认为：唯恐丧失荣誉，指挥官们才不当怕死鬼，只有贵族才享有荣誉，因此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领导部队；资产阶级炮兵专家，不论受过多好的训练，顶多只能干瞄准大炮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年轻贵族正谋求禁止他人争夺军官职位，尽可能不费力地将职位留给他们自己。用社会学术语来说，他们坚决反对将权力世袭制度改变为论功行赏制度。
如同整个军官团那样，参谋部对技术专家在它自己的令人眼红的领域里争夺职业的威胁进行斗争。在有些情况下，技术的压力太大，它只好屈服：铁路专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参谋部反对情报比较成功。在整个十九世纪，它似乎使自己的一方拥有一些权利。四千年的军事史告诉我们，情报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参谋们相信，赢得战斗的胜利，要靠士兵、武器和意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是，当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看到法国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使事物发生变化，因而它们在自己的参谋部内建立专门的情报机构的时候，德国人却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参谋部照旧对情报采取利己的反对态度。
德军的参谋部认为采取这种态度是合理的，它说，既然有关敌人的情报只是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指挥官应该把它当作自己整个任务中的一部分来处理。情报工作被列入作战行动之中。既然参谋部指挥作战，它就负责情报方面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情报工作是否应该作为一个专门部门分出去，参谋部排除了分出去的可能性。它不需要军官学校的学员上情报课；有关敌人情报的种种问题一并列入战术教案之中。它强调了超脱个别部门的特殊问题的重要性，把这些问题看做整个作战形势的一部分。它认为，在战斗期间敌方出现不明情况时，激烈的作战将会澄清这些情况。它排斥同间谍打交道的军官，理由是同这些骗子的交往已经毒害了他们；一个研究工作者曾经说，它宁可要“高尚的无知，也不要用不正当手段取得的有用情报。”它贬低情报，为了弥补，就过分强调指挥官的作用。因此陆军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康特·冯·施利芬宣布， “要确定敌人将从集结地域开到哪里去是困难的。骑兵和飞艇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报告一般都来得太晚。指挥官必须猜测或估计敌人的意图。”
然而，情报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惊人的发展以后，即使德国军官也不能再压制它了。他们看到，如果继续压制，将危害国家，由此而危害他们的地位。因此，他们在野战参谋部设立情报军官，在司令部建立情报机构。但是他们是勉强这么做的。他们的更大的保守性，既迫使他们，也使他们得以尽一切可能抓住他们旧的权力不放。他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继续拒绝给予情报工作以正式地位，而在别的国家的军队里，情报工作早就有这样的地位了。他们为了使这种态度形成制度，把情报参谋置于作战参谋之下。为了维护这种态度，他们几乎不开设讲授情报工作方法的课程。
而且他们认为必要时就大力宣传这种态度。专家们取得的进步加剧了他们的紧张不安，使二十年代的陆军总司令汉斯·冯·泽克特把施利芬的观点更尖锐化了。 “捉摸不定和碰运气是战争的不可分割的特点，任何了解也把握不了它们，任何聪明才智也看不清它们，只有指挥官的意志才能支配它们。……明确的意志是驱散黑暗的迷雾和照亮不可捉摸的未来的唯一光明。”真正使他烦恼的是，如果情报机构能赢得战争，那就没有人需要将军了。
现在毫无疑问，情报只不过是整个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作战参谋控制自己的人员和物资，比由情报参谋提供的有关敌人的情况更为重要。
但是德国的制度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它自己的情报的质量。因为德国人觉得情报是战术的一部分，他们常常让一般参谋担任情报官。由于作战参谋的职责更重要，他们让比较优秀的军官担任这种职务，于是担任情报参谋的都是些次等军官。如果他们奉行不同的原则，本来是可以安排受过训练的专家担任情报工作的，作战参谋本来可以在估计整个作战形势时参考这些专家提供的情报。比方，同盟国甚至让召募来的文职人员担任集团军群的情报军官而获得很大的成功。
第一流的智囊成为研究敌人的专家；由于用不着担心前程，他们既能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职位，也能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德国人蔑视技术人员，称他们是“技术负担”，他们觉得技术人员妨碍了作战（比如，装电话线耽误了指挥官的时间，使指挥官丧失了主动权和势头）。他们没有认识到搜集和筛选情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情报参谋从属于作战参谋，这就进一步损害了德国的情报工作，因为这样就迫使情报要千方百计地通过一个额外的指挥层次，而且削减了情报参谋在同作战参谋观点不一致时可以向参谋长表达他的观点的权力。同别国的军队相比较，整个德国制度不重视情报工作，在别国的军队里，情报参谋和作战参谋都是参谋长的地位相等的直接下级。
有两个因素使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战时缺乏一般参谋，促使军队让预备役军官担任许多师的情报参谋，这些人实际上发展成为情报专家了。格伦极力要求情报参谋至少同他们的作战参谋地位相等。不过前者总是被认为违背准则，而且从未占据军以上情报参谋职位，后者并不调整作战参谋同情报参谋的主从关系。只是在后来，防守的形势使格伦和情报参谋们能够不时地帮助司令官们保全人员和物资，军队才真正开始缓慢地、勉强地、部分地改变它对情报的态度，但是改变得太少了，而且为时也太晚。
一个相当不同的因素，削弱了纳粹国家的高级情报机构。这就是它的权力结构。纳粹党人称它为“元首至上原则”，但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贝尔早就把它说成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它损害了情报工作，既减少了情报的数量，又降低了情报的质量。
在纳粹德国，唯一的权力源泉是阿道夫·希特勒。这纯粹是个人权威：他的话就是法律。他的这种权力来自群众和领导人对他的信仰，把他当做革命使命的化身。韦贝尔将这种权威同另外两种权威作了比较。世袭权威保持了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古代埃及和满清中国就是这种典型。
法制权威力求合理地履行法定准则；这种权威通过一批有专长的官员实施，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来组成一个官僚机构。西方民主政体就是最好的典型。
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来自他人的信仰，希特勒的感召力在德国人中间唤起了狂热的激情——远远超过世袭王朝或合理的宪制政府所能做到的。由于信仰他们的元首，德国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修建高速公路，举行火炬游行，重建陆军和空军，征服了大部分欧洲，撵走劣等人，净化了欧洲大陆。希特勒经常吹嘘他的政策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由于信仰他，精疲力竭的士兵即使在绝望的一九四五年还是奋力作战。
感召力就是这样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有它的不利之处。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是没有力量的，最后，它不起作用了。
表面看来，严格服从元首的原则使得纳粹德国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由一个组织严加控制，显然，这个组织的指挥系统上自希特勒，下至最低层的领导人，这就是常说的“铁板一块”。然而它的内部却象一个繁衍的蛇窠，每一条蛇都想把别的蛇吞掉， 自己没有明确的任务或职权，只想赢得希特勒的垂青，以便加强自己的权力——这就是希特勒至上的原则的实质体现。
由于民众不能对希特勒行使权力，他就不受法制或传统的权威的限制。他可以任意安排他的人员和机构。他所希望的，事实上是要人员和机构重叠，让他的下属互相竞争，他这么做可能出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原因。第一，他相信通过竞争，强者就会爬到上层。他在党内和党与政府之间运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第二，使机构重叠可以保障他自己的权力，便于他控制。如果让一个下级在某个领域里独揽大权，那就是把知识所赐予的权力让给那个下级；希特勒就成了那个领域里的那个下级的俘虏。另一方面，把一个领域里的权力分散开来，让几个下级担负同样的责任，就迫使他们为了有权而都来找他。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当冯克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希特勒任命戈林领导四年计划委员会；在戈培尔担任宣传部长的时候，他任命迪特里希担任他的新闻秘书，他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成为陆军总司令部的竞争对手，本来武装部队和纳粹党已经有了间谍机构，他又让里宾特洛甫建立自己的间谍机构。
但是这种办法效果不好。在情报方面，它使三方的机构浪费了宝贵而有限的政治密码破译专家。它使互相竞争的这三方情报机构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耍阴谋·施诡计、互相中伤和划分权限上面，目的是为了讨好希特勒，而不是集中精力对付敌人。它窒息了本来可以帮助各机构作出决策的情报。希特勒不让施佩尔把情报送给陆军总司令部；当邓尼茨想看外交部的文件时，还须得到特许。希特勒在一九四零年一月十一日发布的“基本命令”中规定： “任何人，担任任何职务的，任何军官，如果并非绝对需要，不得打听保密的事。”这一切使情报数量逐渐减少。
此外，具有感召力的权威最终是不起作用的。它判断政策和情报的依据，不是理智，而是（纳粹党的）信仰。希姆莱在萨尔茨堡对谍报局的军官们说，情报工作不是基于对事实的忠实、客观的评价，而必须“依赖同一种族，同一血统的人民。”伯蒂歇尔从华盛顿发回的报告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他表达了犹太人在控制美国的观点。这个纳粹国家的思想行为就是这样不合理。来自更强烈的感情力量的思想占了优先地位，就保证了在发生争端的时候，思想性最强的权威总是取胜。因为这样，纳粹党外交事务首脑里宾特洛甫撵走了担任外交部长的职业外交官冯·诺拉特。因为这样，反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哈尔德被亲纳粹的蔡茨勒所取代。因为这样，施佩尔代替了托马斯。因为这样，希姆莱的党卫队首先把势力扩展到外交领域，损害了纳粹思想不太强烈的外交部的利益，然后又扩展到军事方面，希姆莱担任了补充军司令和一个集团军群的司令，损害了缺乏政治色彩的陆军的利益。也因为这样，党卫队保安处并吞了谍报局。
虽然这种做法至少暂时在纳粹德国严密的制度内部行通了，但是在制度以外却失败了。情报越是符合事实越好。但是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却背离了通往外界现实的最有效的途径：理智。这样就不灵了。即使是希特勒的青年对元首的不折不扣的信仰，也不能阻挡盟军的子弹击毙他。即使在思想上最相信斯拉夫人的低劣和共产党人的懦弱，也不能因此击败苏维埃俄国。具有感召力的权威降低了德国情报的质量。
现在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达不到完美的形式。法制权威的强有力因素一直存在着。正如德国庞大的官僚机构所表现的那样。当这个官僚机构内部发生争端时——如谍报局和外交部在派遣特务到北非去的问题上——他们就以合理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具有感召力的权威并不局限于纳粹德国。在德皇统治时期，陆军三个部的首脑和几位野战司令官都可直接谒见他这位最高军事领袖；海军方面也是如此。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初期，他的行政办法包括重叠管辖权和多任命一些官员，让他们互相竞争。
但是民主政体的权力基本上是合法的。这使它们能够形成统一的组织。英美联合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人们也争吵，保留情报，建立帝国，但是他们的斗争不是希特勒统治下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他们是法治而不是人治。这就加强了效果。同时，宪制当局的合理统治，使得同盟国对世界的看法尽管有些主观，却比较合乎实际，因而能够采取比较有效的行动。这种宪制政府的情报工作和纳粹德国的情报工作所受的影响的差别是非常显著的。
具有感召力的权威破坏了德国情报机构所作的努力，因而减少了情报的数量。它以不合理和不切合实际的方法来审查情报，因而降低了情报的质量。希特勒的感召力毁了德国的情报工作。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送给元首的情报都是有毛病的和不充分的。但是假定情报是完善的，他能较好地利用它吗？他能比较有效地利用它来洞察别人所耍的花招吗？回答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希特勒是情报的最终使用者。他站在情报金字塔的顶上。他肯定下级只看到所有情报当中的一部分，而他自己接触了所有的情报，他一人分析了情报，对情报的意义作了最后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他一人决定武装部队是否要根据情报采取行动，因此，归根结底，他一人决定了情报对德国战争活动的影响。
希特勒有五个头衔。他是国家首脑、政府首脑、纳粹党领袖、武装部队统帅和陆军代理总司令。由于他担任这些职务，大量情报送到他那里。每天早上，新闻秘书放在他门前的不仅有德国政府报纸和纳粹党报纸，还有来自外国的新闻报道，如《每日邮报》的报道，塔斯社的新闻，和瑞士、瑞典报纸上的消息。每天，外交部驻元首总部的联络官瓦尔特·黑韦尔提供三至五份文件。例如，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五，他送交希特勒的有德国驻罗马大使馆的一份电报，驻里斯本公使馆的一份电报，一份截收后由外交部人事处破译的土耳其密码电报，以及外交部情报处的一个特务写的报告。在另外几天，黑韦尔送给希特勒的有研究部的报告，里宾特洛甫和里宾特洛甫的主要助手利库斯的备忘录，以及外交部新闻司的剪报。他还口头报告，比方说，他转述了外交部在北非一个联络员讲述美国兵怎样只为了赚钱而打仗的消息。此外，希特勒每天举行两次形势会议。在这些形势会议上，约德尔以及俄国战役开始以后的参谋总长报告军事形势，其详细程度几乎叫听的人受不了。比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蔡茨勒向他报告：在菲比希部有一个小镇，名叫基里叶沃镇，大约有一千敌人骑兵开到那里。下述情况颇为有趣：从第四十近卫师和三二一师抓来了俘虏。这两个师原来部署在（德国）第六集团军的西北角。俘虏们说，他们是接连三夜急行军赶到的。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敌人正在削弱第六集团军的正面，以便向奇尔附近的这个据点进逼。
还有一个迹象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第六集团军令天只受到非常轻微的进攻。
军队指挥官经常亲自汇报；希特勒经常打电话叫他们提供情报。除此以外，希特勒还得到有关各种问题的口头和书面报告，报告的来源极为广泛——戈林，戈培尔，各省省长和纳粹党其他官员，象黑森亲王菲利普，或者象前外交部长的儿子康斯坦丁·冯·诺拉特（他向希特勒报告说，在西西里的意大利人有多么坏）那样的特使，有实业家，有他所接见的外国政治家和外交官，甚至偶尔还收到匿名信。希特勒说，他每天仅仅阅读报告和备忘录就要花八个小时。
希特勒对于情报工作懂得很多。他承认从飞机上辨认部队的困难，并且知道窃听员能辨别出敌方个别无线电报告员的声音。不象大多数门外汉，他知道并不存在什么英国密码，而是存在着好几种密码，这些密码的份量不同，拍发密码的时间也不相同。他非常详细地知道情报军官如何把点滴情况凑成一份完整的报告： “我今天收到一份报告，这份报告说，有一条俄国公路通往前线的一个防区，那里部署了三十六个步兵师和装甲部队，还有许多装甲团和其他部队，报告还说，昨夜一千辆车辆通过一条公路，今夜有八百辆，后来又有一千二百辆和三百辆，这是对整个东线的一个警报：“马上就要进攻”。”他警觉到敌人搞欺骗的可能性，对一份报告发表评论说“好得叫人不能相信”，在盟军登陆前他对另一份报告表示怀疑： “敌人的行动非得要这样招摇吗？”
他不仅懂得情报，而且在战术和作战方面运用情报。一九四二年十月，他从“敌人的大规模行动”和“在顿河上架桥”推断出俄军将要“跨过顿河，朝着罗斯托夫……大规模进攻。”他派遣了三个师。几个星期以后，空军拍摄的航空照片证明：“在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防区的那段顿河上新架的桥梁数目不断增加。因此元首仍然预料俄军要跨过顿河朝罗斯托夫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命令轰炸这些桥梁。一九四一年二月，德国驻安卡拉武官报告，如果德国不把它驻保加利亚的军队撤离土耳其边界五十公里，土耳其将对德宣战。希特勒发出了必要的命令。当英国报纸宣布，美国飞行堡垒式轰炸机将“彻底摧毁”德国时，希特勒建立高射炮阵地并储存大量炮弹。
但是他在战略上不利用情报。他的战略是从他的一些基本概念出发的，这些基本概念使他成为他这样的一个人，使他居于他这样的地位。如果承认他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或地缘政治使命感有任何错误，那就不仅会损害他的政治权力，也会毁了他自身。结果，这些概念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可辩论的。任何事实从来都不能使希特勒相信他是错的。
另一方面，有些事实使他确信他是正确的。他对世界的看法是根据现实的某些方面形成的。当他后来又发现现实的这些方面和它们所产生的结果时，他就以此来证实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他认为电影《愤怒的葡萄》与其说是一部故事片，不如说是一部纪录片，电影中一贫如洗的农民，证实了他想象中的一个“衰落了的国家”。这些证明自己的论据是对了的事情，在胜利的那些年头是经常发生的。他总认为美国终将并吞英帝国。因此，他认为有关同盟国之间各种磨擦的；肖息都证实了他如上的看法。反馈加剧了这种曲解。他的下级知道他喜欢什么，用许许多多的证明材料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们送去他所喜欢的报告，在会议上附和他的意见。
但是，现实中另外一些不怎么叫人舒服的方面依然冲击着他。希特勒以不承认这些情况来维护他的看法。为了减轻思想上的负担，他选择了一班人马，这些人事先把希特勒不愿意知道的许多情况隐瞒起来，不让他知道。新闻秘书迪特里希审查许多报纸材料。凯特尔不让托马斯递交报告。这些人相信他们在保护他们的领袖。有一次研究部情报分析处处长赛费特送上一份报告·里面有令人不愉快的消息。
希特勒的一个助手问他：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送这么一个报告给元首？”
赛费特回答说： “如果我不送这个报告，你就要把我贴墙站着，把我枪毙。”
“不，”助手回答。 “元首作出了决定，我们就不应该再搅乱他的直觉。”
在形势会议上，约德尔拼命强调德国所取得的小小胜利，对德国的退却则尽量轻描淡写，因此，局外人不大可能知道德军正在大规模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德军在摩泽尔丧失了一个桥头堡以后，约德尔这样向希特勒报告：摩泽尔以南的德国散兵“突然遭到激烈进攻。进攻发展成为在这些小村庄周围展开的非常激烈的肉搏战。三辆（敌人）坦克被击中。敌人最后把我们的散兵推回到摩泽尔这边。然后我们放弃了南面的桥头堡。”至于别的地方，约德尔的报告强调俄军的进攻被击退，德军正在反攻，部队在毫无作战意义的情况下勇敢抵抗。有时候，当士兵不得不承认撤退时，他们从来不说被打败，而是说敌人在“进逼”，敌人占压倒优势的兵力迫使英勇的部队让出一点阵地。希特勒的部下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使他听不到不愉快的消息。
但有时候坏消息确实传到了他那里。在某些情况下，他事先就把坏消息抵销掉了。如果报告上说敌军力量占优势，他就说送报告的人有“失败主义情绪”——对德国取胜缺乏信心。这就使得他不能进行认真的考虑。希特勒还可以斥责写报告的人是个“专家”，说“专家”，通常的意思是指一般参谋或外交官。他在外交和军事上取得胜利的那些年里，外交官和参谋部曾预先提醒，如果他采取某种行动，将产生可怕的后果；而他就敢于采取行动，并且成功了，再次证实了他的天才和这些专家的无能。因此他可以推知他们现在的报告同以前的报告一样错误。
当不能采取上述做法时，他就歪曲情报使其符合他的观点。虽然德国只有七千五百万人，美国有一亿三千五百万人，德国在人口方面还是占优势，因为美国只有六千万人是象样的人种。有时希特勒篡改数字，这样就觉得更舒服一些。海军向他报告，美国人每月建造的船舶的吨位将达三十万吨，一个月以后，他的脑子里的这个数字却成了七万吨，当约德尔向他报告，前往罗马去逮捕国王和墨索里尼以后的政府要员的德军部队离罗马有一百公里时，希特勒大喊：“哪里有一百？只有六十公里！”这种做法有时“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哈尔德早在一九四二年就看出这种做法是“危险的”。
然而，最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希特勒干脆不相信不受欢迎的消息。当英国拒绝讲和的时候，他“不能想象在英国还有人真的相信他们会胜利。”驻俄国的海军武官向他报告俄国舰船建造的数字，这是根据航空照片，从舰船在船台上建造的时间推算出来的。数目之大使希特勒感到吃惊，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我们办不到的事情，俄国人照样办不到。”外交部人事处的一份截收报告告诉他，俄国农业丰收了，他在报告上拦腰潦草地批道： “这不可能。”当一个助手向他报告，一九四三年七月汉堡遭到同盟国的疯狂轰炸，城市被破坏殆尽时，他打断他说； “用不着你报告——我全都知道了。”约德尔报告说，一九四五年三月，盟军装甲部队踏平了一部分西壁，他反驳说： “那也不见得。可能只是两，三辆坦克。”在他的形势会议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少见。当古德里安递上格伦关于俄国部队集结的数字时，他愤怒地吼道，“他们简直是白痴”，应该把格伦送到疯人院。当一个德国空军军官把一张很大的复合航空照片摆在他面前，照片上表明俄军在中部集团军群的正面集结了空前大量的炮兵时，他愤怒地用手把照片从桌上拂掉。
当情况每况愈下，失败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时，他不仅在心理上逃避，而且越来越把自己关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他总在夜间乘坐他的火车车厢出去，把窗帘拉紧：开形势会议时他把房间弄得很暗。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以后，他只到前线去过一次，拒绝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他不接见参加过战斗的军官。他禁止“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谈话；在极个别的时候，他似乎了解到真正的形势； “我们正在不断丧失工业地区；” “可惜Ｖ—1 飞弹不能决定战争；”
“我们自己的措施取决于它们（敌人的作战目标）。”但实际上这些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并不表明他从根本上承认错误。任何事实也绝不能扭转他的纳粹观点。当英国人正在轰炸德国的城市，德国人也在轰炸英国的城市时，他还在想象着战后纳粹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持久友好”。他认为俄国虚弱不堪，当苏联坦克正逼近德国首都时，他还不觉得这一看法有什么错，只觉得他在选择进攻的时间上有了错误。
任何事实也不能改变他的顽固态度。因此，即使希特勒得到完善的情报，对他也不会产生根本影响。他会挑选那些他喜欢的情报，而把其余的都否定掉。在战术方面，完善的情报可能起了帮助作用；在战略上，就一点作用也不起了。
关于希特勒和情报的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并不是有了更好的情报是否就能帮助他的问题，而是ｃ为什么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如此有效地驾驭现实、因而成为德国和欧洲的主宰的这样一个人，到后来竟变成了把他不喜欢的文件从桌上拂掉那样一个暴跳如雷的人物？
答案不在于希特勒本身，而在于外因。外界情况促使了这种变化。这些情况使他逐渐地不谨慎了，他的神经质越来越暴露。其后果不仅在情报方面看得出来，在他的一切行动中都看得出来。
在最初时期，希特勒大体上是为所欲为，相对来说不受外界力量的左右。他的才干——特别是他的果断的决心和坚强的意志——得到了自由的发挥。他的才干使他能够成为纳粹党领袖和他的国家的元首。他把他的才干施展到国际舞台，他操纵着别的国家，使德国，从而也使他自己成为欧洲的统治力量。希特勒采取行动，左右局势，担任领导；别的人和别的国家只能反应，屈从，追随。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他以改变现实的办法来适应现实。他改变世界以满足他的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除了在战术上受到少许挫折外，他是所向无敌的。
后来，在一九三九年，英国不再默认他的计划了。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严重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英国狂傲地拒绝他的和平建议以后，希特勒发泄这一愤怒的最直接、最简单、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进攻并征服这个岛国。但是希特勒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与其说是要改变现实，不如说是要满足他的需要。那就是进攻俄国。
不去攻打一个他并不真正想攻打的国家，他就能摧毁一个他所憎恨的国家。不在海上作战，他就能在陆上作战。免去了进攻英国可能失败的担心，他就能因进攻俄国一定能取胜而感到高兴。他想，这一切除了使英国丧失最后希望以外，还将因此而使她醒悟。因此，他不面对客观上更有效的解决办法，而采取在心里更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他第一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自动去适应外界。他没有改变世界，而是让世界改变他。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他回归了。
英国的不妥协只不过是阻碍他实现他的意愿的第一个外界力量。事情常常是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反应导致更大的困难。他进攻俄国，使他付出了丧失战略主动权的代价，后来事态越来越使他气恼。他越来越采取回归的做法。当他对俄国发动的闪电战失败时，他向美国宣战。当他丧失了法国以后，他命令摧毁巴黎。当敌人占领德国的时候，他指示施佩尔毁掉德国。所以，当战争快要结束，将军们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而只会使他更加感到气恼的情报摆在他面前时，他伸手就把它拂掉了。
希特勒并不是世界历史中宁可相信先入之见也不相信令人不愉快的情报的唯一领袖人物，只不过他握有的权力更大，使他能够比别的领导人更能坚持他的更带有全球性的偏见。早在他之前，参谋总长施利芬就已经分析过这个现象： “一般来说，高级指挥官应当把自己描绘成一幅既是朋友又是敌人的图画，在描绘这样一幅图画时，个人愿望是主要因素。如果送来的报告看起来同这幅图画是一致的，就满意地将它们放在桌子上，如果报告同这幅图画是矛盾的，就把它们当作完全错误的东西扔掉。”几年以后，他的同胞象梦游者一样重蹈覆辙。一九一四年德皇政府要比利时忍受德国的临时占领——当比利时拒绝时，德国大感意外。它忽视了如下的迹象：一旦如同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作出了“近于盲目的错误估计”，英国是不会保持中立的。
这样的盲目不仅仅损害了德国人。一六八一年，路易十四不理睬法国驻海牙使节关于瑞典人正谋求同荷兰结盟的多次报告，因为他也想同他们结成联盟；但当条约签订后，他却不认真对待。后来他不相信有关奥地利的武器和所取得的军事胜利的情报，目的是要坚持他先前的结论。一九三七年， 日本在同俄国的一次边界冲突中打败了， 日本一个情报小组对红军进行研究时，基本上发现了他们所要发现的东西：这次战斗并不是一个典型，不能从中得出结论，俄军的强大是预料到了的， 日本人并没有低估他们。第二年俄军在哈勒欣又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
但是希特勒的对手又是怎样的呢？邱吉尔对坏消息的反应如何？他也是一个强硬的领袖，他同样不仅相信而且还得表现出他对胜利的信念；他同样不能消极地在障碍面前屈服，而是要克服这些障碍。那么他拒绝了令人不愉快的情报吗？没有，他不喜欢这样做。他对它发怒。但是他接受它。
他制订计划时考虑到它。
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能他这么做比较容易。战争形势给他带来的真正的坏消息，不象给希特勒带来的那样多。即便在敦刻尔克撤退以后的黑暗日子里，邱吉尔还能抱有希望。希特勒呢，当胜利年代已过，战争潮流变得不利于他的时候，他却不能抱有希望。当他眼看他的毁灭即将到来时，心理上的压力变得非常大，令人惊奇的并不是他从桌上把文件拂掉，而是他并没有更早一点垮掉。这两个人的不同经历，进一步促成了他们对待不受欢迎的情报所持的完全相反的态度。邱吉尔参加过竞选斗争，由于受议会的制约，他有时候屈从于反对派的观点。希特勒在担任总理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官；象褐衫队队长勒姆那样的反对派，被他暗杀了。希特勒的做法耍极端得多，所作的妥协要少得多。这反映出这两个人之间的基本差别。希特勒的个性实际上是神经质的，他的力量——他那使每一个人感到入迷的坚强的意志——来自永远保护自己的必要性，邱吉尔出身贵族，是一个公爵的孙子，少年得志，未遭坎坷，具有希特勒从来没有的内在安全感和信心。他们之所以以不同方式对待坏消息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不同。邱吉尔的地位是英国议会下院给的。如果他政绩不佳——无视现实就会很快导致失职——就不让他当首相。希特勒刚好相反，他控制一切，不管他干了些什么，他不会轻易被撤掉。只有丧失了人民群众对他的信任这样的威胁，才有可能使他承担责任，是人们对他的信仰和惧怕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希特勒终于抵抗不住现实。当他再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生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都已毫无用处的时候，他终于消灭了自己。三个星期以后，他的政府残部——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权——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软弱无力、注定要失败的德国军事情报活动，也和这个政权一起化作了过眼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