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九三八年春季的一天，美国新泽西州美孚石油公司附属研究所所长弗兰克·Ａ·霍华德，戴着一副只露出双眼的头罩，走进大型国际化学联合企业法本化学托拉斯的办公室。他要会见弗里茨·特尔·梅尔博士。梅尔博土是一位化学家，高高的个子，面目清秀，满头银发。他是纳粹分子，领导着法本化学公司二部，这个部生产毒气，染料、化学药品和合成橡胶。
这两个人有共同之处。他们互相认识，彼此在德国和美国见过面。特尔，梅尔是一位化学家；霍华德领导着一大批化学家。两人在各自领域里的造诣都是第一流的。两人都知道，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零年，他们两家公司为了共同分享各自领域里的研制成果，共同使用各自领域里的新式产品而签订了一些协定。
有一种合成橡胶产品，叫做“异丁橡胶”。早在三十年代初期，法本化学公司就从高度挥发性液体异丁烯里合成了这种橡胶，异丁烯是炼油时的副产品，得来容易。但是最初生产的这种橡胶太软、太脆弱，没有商业用途，而且德国炼的石油不够多，异丁烯的产量也就不够高。美孚石油公司却炼了很多石油，它还建立了自己的研制试验室。于是，根据协定，法本化学公司在霍华德最初对德国的一次访问中向他介绍了合成异丁橡胶的技术。
后来几年中，在新泽西州贝韦臭气熏天的试验室里工作的两位比学家，发现将异丁烯和另外一种化合物放在一块儿煮，可以合成质地坚韧、用途广泛的异丁橡胶。这种橡胶不透气，尤其适合制作内胎和软管。这个发现开拓了广阔的商业前景。但是，美孚石油公司担心法本化学公司有可能独自合成出高质量的异丁橡胶。这将危及美孚石油公司作为这种产品的发明者的权益，因为协定规定： “最先把某种新式化学方法的详细技术告诉给对方的那一方……应被认为是发明者。”因此，霍华德来到德国，向特尔·梅尔透露他的新的秘密。
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并吞奥地利的那一阵骚动的日子刚刚过去不久，这两个人会面了。霍华德随身携带着有关这一产品的大量详细技术情报，把它们交给了特尔·梅尔。
他交出的是真实情报，得到的却只是口头许诺：特尔·梅尔说，他将说服一直为德国的研究工作提供大量经费的德国政府允许美国使用德国生产的“合成橡胶产品”。这个诺言始终没有兑现。
就这样，德国人老早就搞到了发明一种化合物的情报，这种化合物对摩托化战争来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德国自己却一毛不拔。
这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布鲁克林的斯佩里陀螺仪公司（它生产自动驾驶仪、定向陀螺仪和航空地平仪），给予德国名列前茅的精密仪器公司——柏林的阿斯卡尼亚·韦克公司——以制造和销售斯佩里公司仪器设备的特许权。斯佩里公司向阿斯卡尼亚公司提供技术资料和实际知识，还寄去了生产工具、生产图纸和制造方法的详细情报。在一个时期之内，收集和向柏林邮寄这些情报几乎占去了斯佩里公司一位雇员的全部时间。除此以外，阿斯卡尼亚的四名技术代表连续几个月参观了布鲁克林的这家工厂。不久，阿斯卡尼亚开始自己生产航空地平仪；随后又生产出另外几种产品。
斯佩里从所有这些活动中得到了什么呢？它肯定没有得到相应的情报，因为阿斯卡尼亚长期以来对斯佩里公司希望德国提供它那个系统的情报的请求，一直不理睬。斯佩里公司在德国得到了保证：阿斯卡尼亚答应不生产任何竞争性产品。但是它也要求美国提供情报。德国人就这样地敷衍了好几年，直到一九三九年六月，希特勒将要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们才供给斯佩里公司某种型号的单轴自动驾驶仪。这种仪器问世已有三年了，在这三年中，德国人有充足的时间在他们日益扩大的空军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上安装斯佩里公司更为精密的仪器设备。
本迪克斯航空公司同另外两家德国企业签订了类似的协定。它说话算数，向西门子机械器材有限公司寄去了航空仪器的设计图纸，但始终没有得到对方的全部资料。到了一九四零年，它仍然向罗伯特·博施有限公司提供飞机和柴油机上启动器的设汁图纸和制造技术。
在另一个领域里，德国人竟情不自禁地自我赞许起来，目为他们从老实可靠的美国人那里得到了许多东西， 自己却吝啬得一毛不拔：自于我们同美国人的接触， 我们在协定的范围之外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关于合成和改进发动机燃料以及润滑油的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现在是战争时期， 发动机燃料和润滑油对我们来说正是最有用的东西。我们还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其他好处。
首先，以下几点值得一提：（1 ）通过加入四乙铅来改进燃料和制造这种产品。
如果没有四乙铅， 目前的作战方法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用不着特别提出来。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生产四乙铅， 完全是由于不久以前美国人把这种产品的生产计划、连同试验技术—起交给了我们。这样我们就免去了研制这一产品的困难工作（人们只要想一想，四乙铅是有毒的，曾经造成许多美国人的死亡），因为我们可以采用这种产品的生产方法和美国人在多年中积累的全部经验……
（3 ）同样，在润滑油方面，德国通过同美国的接触，掌握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对于目前的战争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在异辛烷的基础上生产航空机油这件事情上，我们几乎什么也没有给予美国人， 而我们却获得了许多东西。
就这样，希特勒的德国通过完全合法的方式，无须派出任何工业间谍，就获得了对它的战争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
美国企业充满了创新思想。为了系统地从美国企业中那些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的领域里收集情报，法本化学公司在一九二八年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公司常务董事会主席的侄子马克斯·伊尔格内尔为建立这个机构来到了纽约。他很快就使这个机构活动得非常好，以致他可以放心地把它交给他的弟弟鲁道夫， 自己回到德国，进一步实施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纽约建立的这个机构，根据母公司的企业性质和它的地址， 自称为克姆尼科公司。它座落在五马路五百二十号、四十三街和四十四街之间的一栋狭长的五层办公大楼里。它是保持着独立性的法本化学公司的子公司。但法本总公司支持它，同它订立每年八万四千美元的劳务合同，额外的工作还要另行付钱。
克姆尼科从公开情报来源中搜集各种情报。它订的技术性和其他类型的报刊杂志的目录，足足长达十六页单行打字纸；仅订杂志每年就花了四千美元。它收集俄亥俄州的采矿工业地图以及各种油田、天然气田、海岸线和输油管的地图。它从各城镇商业部门中打听那里的工业情况，了解那些厂矿所在地的经济上的优越性。它根据工业制作方法的专利税，可以计算出这些地区的工业产量。一九三七年，法本化学公司要求克姆尼科子公司查明某些工厂的碳化物产量，克姆尼科子公司提供了十分之三的工厂的产量数字。第二年，它为法本化学公司搞到了五十六种化学样品，其中八种是“难以找到的”。它帮助许多到美国工厂参观的德国人，其中有一个人在六个月的参观访问中，往国内寄回了几百页报告，尤其是关于合成化学品和合成橡胶的报告。克姆尼科子公司每星期往德国寄几十张剪报和一份报告。战争爆发之后，由于英国的阻拦，再也不能这样直接寄送情报了，法本化学公司于是将葡萄牙的一些掩护地址交给克姆尼科子公司使用。克姆尼科子公司一直活动到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的那一天为止。
克姆尼科子公司数百磅重的蓝图、剪报、报告和图片，主要是供给法本化学公司的经济情报部的。该部座落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七十八号。法本化学公司的其他一些单位，其中包括一个引人注目的德国军方驻该公司的联络处和一个政府机关驻该公司的联络处，也设在这个办事处里。根据邮政区的划分，整个法本化学公司称这个办事处为“西北七号”，它的领导人是骄傲自大、野心勃勃的马克斯·伊尔格内尔。
经济情报部是一九二九年由三个人花了一番心血创立起来的。这三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类似美国研究机构那样一个机构，但三人各有各的打算。同国联有联系的一位前政府高级官员，想利用它来调查欧洲和平发展必备的经济条件；法本化学公司的一个老板，希望用它来为自己的公司调查国际金融货币行情；该公司的另一个老板，打算利用这个机构的情报来解决劳资纠纷，而且解决得尽可能有利于资方。最初，法本化学公司只是为这个独立的机构提供经费，到了一九三六年，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成了法本化学托拉斯的雇员。
德国统计部雇员兼柏林大学副教授安东·赖森格尔博士参加经济情报部工作。法本化学公司允许他随便利用在西北七号设立多年的一个小图书馆和剪报室。赖森格尔的主要工作是提供情报，帮助法本化学公司的董事们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例如，在缔结专利权协定时，是以美元、英镑，还是以其他货币作为结算单位。在精力充沛的赖森格尔的领导下，这个部迅速发展，改名为公共经济部。公共经济部立了一大功，它预料到了一九三四年一月美元的贬值，为法本化学公司省下了三千万德国马克。这次成功使公共经济部从开始时的十人增加到战时的一百人，预算经费相应地从十万德国马克增加到一百万德国马克。赖森格尔不仅早就开始收集有关市场、货币、化学工业发展和竞争企业的情报，而且也收集有关外国、尤其是法本化学公司可以扩充势力的那些地区的经济情报。有些经济研究机构只是应请求才开始研究某一个问题，赖森格尔不一样，一旦某些产品、市场和人员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他就马上收集有关的材料。所以他能比其他机构快得多地满足人们对情报的要求，而且情报的质量不差。结果，有许多“顾客”，例如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外交部商务处处长的卡尔·里特尔，宁愿向公共经济部索取情报。
赖森格尔的情报，多半来自技术报刊和一般报刊。其余大部分则是同德国的经济研究机构、大银行、政府各部以及其他主要企业（包括象美国的杜邦公司和英国的庞大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这样一些外国公司）交换来的。许多外国企业在法兰克福设有分部，公共经济部也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分部，帮助收集它们的材料。公共经济部还有部分情报来自法本化学公司常驻国外的代表（他们定期向德国报告驻在国的情况），以及来自德国派到国外进行专业考察的特派代表。
他们提供的情报数量虽然不多，质量却很高。公共经济部将这些情报写成报告，装订成册，配上绿色封面，按顺序编码，用平版印刷机一次印刷二十至五百本。例如，关于东亚情况的第四卷报告，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出版，几乎发到一百个人的手里。这些人中间包括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和军备部部长格奥尔格·托马斯将军、希特勒的党务秘书马丁·博尔曼、德国驻东京大使和克虏伯公司的大老板等。
决定情报分发对象的是马克斯·伊尔格内尔。他意识到公共经济部的情报可能有价值，所以在纳粹上台后不久，就向盖世太保、刚刚成立的党卫队保安处和托马斯将军兜售这些情报。托马斯将军主管的部门，同这些情报有着最直接的利害关系，因为德国的经济动员和调查外国的经济情况，是由他负责的。他同公共经济部的接触，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通过法本化学公司在一九三五年建立的、属于西北七号领导的军方联络处进行的。联络处有位官员叫海因里希·狄克曼博士，他是一位化学家，除了担任其他职务外，还兼管情报。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会见了托马斯的部下，向他们介绍了大不列颠的硝酸工厂和氮气工厂的情况，这两家工厂是英国炸药工业的关键部分。他列举了建在苏格兰的两家新工厂和一些比较老的工厂，提到了正在改建的另外一家工厂。法本化学公司根据一个新建工厂的基建成本，推算出它的年产量是四万吨。狄克曼还纠正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一九三八年对英国硝酸产量所作的错误估计。
到了八月，战争迫在眉睫，赖森格尔访问了托马斯所管的部门，把他的资料档案交给这个部门随意使用。不久以后，他收到了这个部门要他进行一些专门研究和提供原材料的请求。赖森格尔终于不得不从当时的三十五人中抽出十人来处理军事材料。有时候，托马斯的部下干脆打电话，询问公共经济部依靠它的档案可以解答的问题。有时候，他们让公共经济部提供整篇报告。譬如，在一九四Ｏ年，他们要求提供一篇有关美国的炸药和氮气产量的研究报告。公共经济部就遵命编制了这种研究报告。到这时候，它和西北七号的其他单位都迅速扩大起来，以致它们不得不两次搬家，最后才安置在科赫街七十三号。
在对俄作战期间，公共经济部为托马斯的外国战时经济处提供了有关苏联经济情况的报告。一份关于苏联军事化工生产的报告讲述了这门工业正在向东部转移的情况。俄国西北部地区一九三七年的军事化学用品产量占全国这类产品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六六，一九四二年则只占百分之十四点七三，而西西伯利亚同时期的百分比从零增加到百分之四点二五。一九四三年，公共经济部利用法本化学公司实验室对缴获的九十枚俄国炮弹所作的分析，断定德国的入侵对苏联炸药工业造成了巨大影响。公共经济部报告，战前制造的炮弹里装的多半是梯恩梯，而一九四一年和以后制造的炮弹里面，威力弱得多的硝酸铵的成份比例却越来越高。公共经济部认为，这是因为俄国三分之二的炼焦厂在一九四一年夏季落到了德国人手里的缘故。
公共经济部的其他报告对战争产生了更直接、更恶劣的影响。托马斯所管的部门要求它提供有关敌国工厂的照片和地图。公共经济部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因而不得不影印技术报刊上的图片。有一次，公共经济部应军方的请求，配合着航空照片和法本化学公司一位熟悉英国克利夫顿镁厂情况的雇员捉供的看法，详细解释了这家工厂的各种建筑物的用途。这是在为空袭作准备。
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的观点来看，法本化学公司绕过它直接同托马斯所管的部门联系，给它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谍报局有它自己的经济谍报机构，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它就称不上是组织机构齐全的收集情报的机关。这些机构中最活跃的一个，或许正是同法本化学公司打交道的那一个。
原因在于阿尔布雷希特·福克少校。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零年，他曾经是一位很活跃的炮兵军官，在工业部门发迹后，担任一个货车制造厂的经理。后来在谍报局预备役军人夏季训练期间，他的朋友、谍报局经济情报处处长思斯特·布洛赫少校看中了他在实业界的经历，说服他重新服役。大约自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科隆站没有经济情报小组，这个小组是谍报局前哨站设立的第一批经济情报小组当中的一个。其所以在这个地方，设立这个小组，或许是因为在莱茵河下游几英里的勒弗库森，有法本化学公司生产阿斯匹林的大型制药厂拜尔制药厂。可是这个小组没有什么作为，一半因为这个小组只有一个军官。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福克成了这个小组的第二个军官，他立即开始扩建这个小组。
福克个子虽小，脑子却很灵，他在莱茵和鲁尔地区穿来穿去，同法本化学公司和其他企业进行接触，摸取情报。虽然他有时同拜尔制药厂驻国外的代表直接接触，但通常他只同勒弗库森厂的经理、副经理和药厂营业主任（所有这些人都是法本化学公司的董事）打交道。福克的助手是一个年青人，鲁莽固执，引起了营业主任的不满。他从法本化学公司的一位比他年轻的负责人那里收集真实文件。这些文件包括拜尔制药厂的来往信件和该厂驻国外营业代表的报告摘要。
福克同拜尔之间的关系，就好象是他们上面的马克斯·伊尔格内尔同布洛赫之间的关系。布洛赫是犹太混血儿，德国人说他有“血统缺陷”，他现在成了光荣的雅利安人，弥补了这一缺陷。
尽管如此，法本化学公司一贯激烈反对泄露情报，一九三九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召集法本化学公司各厂中代表它的利益的经理和董事们在法兰克福开会。会议的目的之一是要加强提供情报的工作。但是，福克后来说，“除了在法本化学公司美餐一顿之外”，会议“没有取得多大结果”。后来的两年中，事情越来越糟糕，他不得不把一些董事（他们是德国最有权势的工业家）召到他的办公室，教训他们要以民族利益为重。可是不管用。有一天，他对法本化学公司的人发表讲话，给他们打气，说公司的情报对改善谍报局的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后来，一位董事走到他跟前，不但没有表示要提供比较多的材料，反而问法本化学公司能不能不订谍报局的报告！伊尔格内尔本人也在耍两面手法。
“我不理解，”有一次他对福克说。 “你肯定收到了我的旅行推销报告，”
当福克否认之后，伊尔格内尔把一个部下叫来，臭骂了一通。这个部下难受得象一条可怜虫。这个部下和福克一块离开房间的时候，便对谍报局的这位军官说：“你看到了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完全知道你没有收到这些报告。”
法本化学公司利用各种借口不向外提供情报。一九四四年春，当谍报局正准备把自己的一摊工作移交给党卫队保安处的时候，谍报局的一位军官来到这家公司索取资料。 “听说你们在为党卫队工作，”法本化学公司的经理对柏林说。
“可是军队里有一个人到我们这儿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克说这就是“典型的法本化学公司的手法”。他觉得所有的大型企业对战争的贡献远远不如一个普通人，法本化学公司尤其不如。他认为这个卡特尔只是在保护它自己的经济利益，不过原因比这还要复杂。这个大型企业又一次把它自己的利益置于任何别人或任何别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之上。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也向其他企业搜集情报。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谍报局德累斯顿站的古斯塔夫·博德少校向座落在耶拿、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大型光学仪器公司卡尔·蔡斯公司的经理奥古斯特·科特豪斯写了一封信。博德首先在信中有礼貌地对科特豪斯表示感谢，因为“您愿意在我从事经济调查的工作中支持我”，然后接连向他提出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斯科达公司的哪一家工厂生产曲轴？这家工厂的最新计划是什么？该厂建筑物有哪些确切特征。其他问题问的是关于布拉格的一个企业生产的电子监听设备及其图纸的情况。四个星期以后，科特豪斯寄来了答复。另外两个谍报站的军官也同蔡斯公司进行接触，索取情报，蔡斯公司给予合作，提供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俄国、法国和美国的光学以及精密仪器工业的材料。一九三七年夏天。蔡斯公司的经理们参观了华沙最大的精密仪器和光学设备工厂。他们获悉，这家工厂在一个半岛上为保卫格但斯克而修建的一座堡垒上安装了炮火射击控制系统。他们寄来了——份报告。
谍报局还接触了规模最大、但名声最臭的一个德国企业：军火制造商弗里德·克虏伯股份公司。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谍报局海军少校赫尔曼·门策尔在埃森同克虏伯的一位代表进行了磋商。
吖飞策尔要求克虏伯从它们在国外的代理人，以及通过其他渠道收到的关于外国军备的情报（但不包括报纸上已经发表的消息）转给谍报局，”克虏伯的这位代表说。 “至于我们这方面，我们将提供情报。”在他们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门策尔对这位商人的明显不安安慰了一番。他保证不把克虏伯为谍报局收集的任何情报转交给克虏伯的竞争者。
有一个竞争者已经在为谍报局工作，而且为它提供了比较多的情报。这个竞争者就是制造枪炮的大型公司莱茵博尔西格冶金公司。为什么在这家公司身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呢？因为谍报局吸收了它的一位前雇员。
纳粹党的情报机关也同样谋求大型工业企业给予合作。
瓦尔特·舍伦贝格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担任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对外情报司）司长之前很久，就考虑过搜集经济情报的必要性。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处理过经济问题，后来在鲁尔地区执行党卫队保安处反间谍任务时，同一些企业打过交道。
他在担任德国保安总局六司司长之后，立即拜访了德国经济部长、有些女子气的瓦尔特·冯克。据说冯克比较喜欢二十八岁的舍伦贝格，让他在自己的部里建立一个联络处，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六司打进一些重要企业。这当儿，舍伦贝格在六司内部建立了经济情报机构：六司经济情报处。
后来他几乎同德国的所有重要企业进行了接触，向其中许多企业派遣军官作为六司经济情报处的联络官。譬如，在德累斯顿银行，六司经济情报处就同纳粹党员卡尔·拉舍博土打交道。舍伦贝格的人同德国无线电器材公司、标准电气公司，汉堡航运公司和其他同外国有联系的公司，以及象德国工业集团这样的工业协会进行交淡，他们把获得的情报送到六司经济情报处，在那里经过分析整理，然后提供给象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这样的顾客。
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也为德国情报活动作出了贡献。几乎所有这些机构都是早在战前为了研究经济问题而成立的。例如，市场分析研究所在一九二五年就开始经济研究工作，那时它还是德国统计部的一个工作小组。到战争爆发时，它有一百八十个雇员，它的图书馆里藏有两万五千本书，在柏林法扎伦大街有自己的办公大楼。许多资料源源不断送到这里和其他类似的机构，工作人员对它们进行分析、提炼，写成报告。这些机构应请求或者主动将报告送给军方和纳粹党机关。对于军事问题，这些报告通常只含蓄地作出结论，不过有时也直截了当地得出结论。
例如，在进攻荷兰之前，德国战时经济计划部发表了关于荷兰经济结构的八十七页报告。报告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荷兰的人口、土地，农业和各工业部门。报告指出，从经济角度划分，这个国家分为“工业落后的北方和主要工业区南方”。报告没有忘记指出“商业和交通运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犹太人手里”。但是报告的结论没有提到这个国家在战略上对德国具有的重要意义。大约在同时，战时经济计划部准备了另外一篇题为“战时英国船舶吨位问题”的报告，长二十三页，报告预言： “如果在一个长时期，比如两年之内，能够保持甚至加快在战争的头两个星期内击沉船只的速度，也就是每月击沉总吨位为五十万吨的船只，那么大不列颠的命运或许就可以决定了。除非美国积极参战，否则向中立国船队求救或者加紧造船都不能弥补这样大的损失。”
几十个机构向军事机关寄送材料，这些机构中有的规模很大，很有声望，有的显然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基尔大学著名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在一九四三年六月报告了英国组织对德国实行封锁的情况。在维也纳市中心多佩尔霍夫特街五号九单元工作的伊凡·卡尔·图林博士，在一九四一年底和一九四二年初，几乎每天都捉交两至三页报告。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的第一百二十九期报告说，尽管匈牙利的石油税上涨了，石油生产者还是决定维持原来的价格。德国统计部外国经济研究处在一九四二年绘制出了苏联经济地图册，标出了象石油、煤、木材、铁和锰这样一些极重要的原料的产地。在入侵俄国之后不久，格梅林研究所提供了苏联磷酸盐岩的开采量数字。在土耳其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马里安研究所用有关桥梁的照片、简图和十分详细的铁路地图，说明了只要破坏幼发拉底河上的一座铁路桥梁，就可一举切断每月输往美国一万二千吨铬的运输线。
可是这些报告很少是具体的，多数没有实质内容。在德国，大约有三百八十个机构挤满这研究舞台。有些纯粹是学术性的，比如有一个机构专门编纂海外德语词典。许多其他机构大概在为国防服务。各种各样的学术协会、政府和纳粹党的机关控制着这些机构。譬如德国研究委员会、德国研究协会、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的研究司、负责处理许多文化问题的内务部第六司。这些机构常常互相冲突，在纳粹时期常常发生的尔虞我诈的斗争中，又多了一片学术界互相谩骂的声音。
一九四三年底，内务部长弗里克被撤换后几个月，希姆莱调整了他那越来越庞大的机构。他把内务部六司对这些机构的监督权移交给德国保安总局对外情报司，由维也纳历史学家、党卫队中尉维尔弗里德·克拉勒特博士负责。克拉勒特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三十一岁，以前在维也纳负责内务部研究著作的出版工作。舍伦贝格在他主管的六司里设立一个新组Ｇ组，由克拉勒特担任组长。
克拉勒特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协调和统一这些研究机构的工作。比方说，一九四四年三月九日至十日，在布拉格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克拉勒特呼吁这些机构要更密切地合作。他说，他已经开始统一地图的符号和颜色。至少有一位会议参加者感到惊喜，因为克拉勒特没有德国当权派所常有的独断专行、咄咄逼人的架势。
但是整个研究体制注定要垮台。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和军备部为这些研究基金会提供的经费，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高达三十万零五千七百六十五德国马克（十二万二千三百零五美元），但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却降为十二万一千八百六十九德国马克（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美元）。一九四四年九月，多数研究机构停止了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也未恢复。没有证据表明德国的战争努力因此而受到重大损失。
其他的参战友国也向德国提供情报，但是这些渠道只不过是涓涓细流。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既没有作出重大贡献的手段，也没有作出重大贡献的动机。日本人远在海角天涯；意大利人在战争的途中开小差溜跑了。
战前，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同外国武装部队各军种之间并未进行有组织的情报交流；每方最多不过偶尔向另一方提供一些具体情报。
在德国入侵俄国之前，芬兰送来了根据它在冬季战争中的经验整理的一些材料。后来，在前线，比方说在由德国人指挥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军队作战的地方，情报照例来来往往地传递。尽管在战争期间形成了交流情报的渠道，在武官人手不够的地方设立了联络站，参战友国高级当局仍然只是向德国提供零零碎碎的情报。维希法国的达尔朗海军上将表示要向德国海军提供有关英国海军部署的情报；元首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正在指挥德军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陆军参谋总长，通过斯德哥尔摩收到了日本驻俄国武官的一份报告： “斯大林格勒西面有三个军团，师的数目不多。统一的军事指挥再也得不到保障。集团军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进行作战。”巴尔干卫星国似乎没有向德国的东线外军处和西线外军处提出判断性的情报，部分原因或许是东线情报已经合并到德国的集团军向东线外军处提供的报告里面去了。这些卫星国对于美国和大不列颠没有什么重要情况可以提供，因为它们同这两个国家没有接触。
奇怪的是，轴心国情报合作最密切的领域是一个最秘密的领域：无线电情报。无线电提供的情报最多、最具体，技术合作不仅容易，而且富有成果。海军通讯情报处早在一九三四年就开始同芬兰人合作，获取苏联海军活动的情报。海军通讯情报处得到了佛朗哥的允许后，在西班牙设立了监听站，监听英国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的通讯联络。战前，海军通讯情报处同意和意大利人交换截听到的法国情报，后来也交换截听到的英国情报。最后在密码破译方面进行密切合作，并且互相交换破译结果。日本人曾经同德军的密码破译员进行接触，交换有关俄国的密码材料。不久以后，德军的密码破译员向意大利人提供了法国密码破译方法，作为交换，他们希望意大利人提供一些有关地中海情况的材料。在战争高潮期间，在维也纳负责东南欧地区的党卫队保安处年轻间谍头子、情报分析员威廉·赫特尔，同匈牙利军队的一个无线电情报单位进行了接触。他给这个单位送了一些钱，换取了大量破译的密码情报，尤其是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和武官所提供的情报。然后他再把这些情报送给柏林的舍伦贝格。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同意大利军事情报局交换情报，多半是因为卡纳里斯和切扎里·阿梅将军之间交往甚密的缘故。德国及其盟国通过外交渠道传递间谍情报。例如，美国驻伦敦大使馆的密电员泰勒·肯特复制了数百份机密文件，交给他的一个女友，这个女友再把它们转交给意大利武官（这时英国和意大利还未交战）。结果，一九四Ｏ年五月二十三日，德国驻罗马大使电告柏林：罗斯福总统对温斯顿·邱吉尔说， “可以把四十至五十艘旧驱逐舰交给英国，”电报中还谈到其他十分重要的问题。
轴心国政府首脑偶尔互相提供情报。他们将情报写在信上，通常是为了证明他们所阐述的论点是正确的。 “我相信美国将参战，”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信中说， “这次将是一支远征军，到达后将驻在埃及。这是合乎逻辑的。我有一份由我的情报机构截获的电报，这封电报宣布，由马克斯韦尔将军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已经抵达开罗。”
其他轴心国独裁者很少提供哪怕是象这样微不足道的情报。
德国周围一些小国的代表，害怕得罪德国，他们卑躬屈膝地同希特勒一起开会时，在提供情报上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附和他对形势的看法。他们点头称是，用另外的话或另外举出事实来重复他的论点。这种做法的后果对情报是不利的，因为它加深了希特勒的不符合实际的印象，而希特勒正企图凭着这种印象来操纵德国的战争机器。
几个世纪以来，德国移居国外的人遍及全世界，在全世界建立了殖民地或拓展地。在一些地方，比如美国，他们相当迅速地被同化了。在其他地方，他们好像居住在“飞地”上，在文化、语言上自成一体。最大的这种“飞地”在俄国，苏联政权为他们建立了日耳曼伏尔加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四百万旅居海外的德国移民，通过七十四个组织同他们的祖国保持联系。有些组织远在一八八零年就建立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持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新的纳粹机构谋求在移居国外的人中扩大纳粹党的影响势力，或者利用他们在国外实现纳粹党的对外政策目标。第五纵队的传奇故事就从这里产生出来了。无论新组织还是老组织，都从移居国外的人那里获取情报。
在几个亲纳粹的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外国研究所。
它成立于一九一七年，原是一个宣传机构。但是，或许由于它设在斯图加特（这是为德国贡献了很大一部分移民的一个地区的中心），它的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变化。为了帮助德国人在海外找到谋生的机会，德国外国研究所收集有关其他国家的情报，尤其是关于它们的工业和就业方面的情报。希特勒上台后，这个工作继续进行，这个机构也纳粹化了。
这个机构的情报大多来自剪报，它按国家将这些剪报归档。有些情报来自应邀撰写报告的旅行者或居民。大部分这种情报相当笼统，虽然这些情报的细节通常是准确的，但对比较大的问题的看法却是错误的。比方说，这个机构关于美国对德国的态度的情报就非常错误。这是因为这个机构的情报员，几乎都是长期居住或短期访问德国侨民居住区的德国人或德国人的后裔，他们的观点常常是片面的。甚至在剪报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支持德国人的偏见的材料。
这种做法使德国外国研究所未能纠正德国对美国所作的流行的判断。
不过事实证明，有时候德国外国研究所的卷宗和源源而来的报纸与杂志，对注重事实的政府机构来说是有用处的。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是有许多日耳曼族人居住的边界地区，为了便于德国占领苏台德区，德国外国研究所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提供了捷克人居住区和日耳曼人居住区交界处的一幅二十万分之一的边界地图。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写给斯图加特市长的信中说，德国外国研究所“经常为德国军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还寄去了五千德国马克（二千美元），作为德国外国研究所以后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斯图加特站进行合作的报酬。德国外国研究所用其中的三千马克开设了一个报刊剪辑服务部，剩下的钱用来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当地军区的几位军官在这个机构里招收新的成员。战争爆发的时候，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斯图加特站向德国外国研究所布置任务，要它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海军总司令部提供报刊上的每日军事新闻。当统帅部谍报局在一九四二年需要人乘潜艇到美国执行任务（就是后来派出八人破坏小组）的时候，它也是从德国外国研究所的卷宗里找到这些人的名字的。
收集外国情报的最重要的纳粹机构还是国外组织。这是国外所有纳粹党员的组织。它的领导人是恩斯特—威廉·博勒。当他一九三一年在汉堡建立这个组织的时候，他年纪还不到三十岁，可是他出生在英国，具有领导这个组织的足够资格。在他的指导下，这个组织迅速发展扩大，一九三三年初只有三千三百五十人，到一九三九年增加到五万二千六百四十八人。他在一九三七年受到嘉奖，被提升为外交部国务秘书。一九三五年夏天，博勒和当时还未担任外交部长而只是希特勒主要外交事务顾问的里宾特洛甫商定：这个组织里的一大批支持者应当帮助促进实现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办法就是提供有关东道国的情报。
因此，每个国家的纳粹党组织领导人，每月向德国的纳粹党国外组织总部提供四至五页有关东道国政治形势的报告。有时候报告中也夹杂一些零零碎碎的经济军事情报。博勒吹嘘说，他从他在国外的纳粹党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比外交部从外交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还要多。他并没有把这些报告送给外交部长，而是送给党内的顶头上司赫斯和博尔曼。希姆莱也看这些报告，但希特勒却很少看。原因是，虽然博勒大吹牛皮，这些报告的质量并不特别高，也没有经常向纳粹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外国秘密。外国的纳粹党组织领导人主要是从东道国的报刊上搜集情报，甚至很少加上他们自己的情报或评论。他们选择的材料当然适合纳粹的口味。
因此，看材料很少超过两页的希姆莱，却能全神贯注地阅读国外组织的大叠大叠的报告，并且在报告上写上象“非常有趣”、“很有见地”这样赞许的批语。其实，这些报告很肤浅，缺乏实质内容，这意味着它们对制订外交政策几乎不能起任何帮助作用。
国外组织还起着另外一种恶劣作用。它提供了大批未来间谍。早在一九三七年，国外组织就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保持联系。联系人是海因茨，科尔斯上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炮兵，是国外组织的成员，一九三三年他由于从事亲纳粹的活动被逐出奥地利，一时名声很臭。后来博勒任命他那个组织的人事部门负责人担任党卫队保安处的联络官。这个人就是埃里希·施瑙斯，高高的个儿，三十刚出头，曾经担任马德里纳粹党组织负责人，博勒认为他虽然缺乏想象力，办事却勤勤恳恳。
国外组织最成功的间谍活动之—‘发生在荷兰。那里的纳粹党领导人是一个牙科医生，名叫奥托·布廷。他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德国驻荷兰大使也怕他三分。为了防止荷兰人窃取情报，他自己担任大使馆专员。他在海牙享有外交豁免权，他占了一所房子的一半，另一半被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占用，谍报局有自己的特务。布廷除了拥有这些雇用的间谍外，还拥有日耳曼公民协会（荷兰的纳粹组织的别称）遍布荷兰各地的许多会员。一九三九年二月，他建议让德国姑娘在荷兰达官显贵家里当佣人，对他们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建议似乎没有产生结果，正如他提出让他的协会会员对荷兰的航运企业进行间谍活动的建议没有产生结果一样。科尔斯告诉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已经为此事作好了安排。最后，布廷干脆指示他那个组织在荷兰的工作人员向他提供所有可能具有军事意义的资料情报。
几十种情报寄到他这儿来了。有的描绘了筑垒工事、机场和公路障碍物；有的报告了窃听到的电话谈话和军队调动。布廷将其中部分情报送给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驻荷兰负责人，这个负责人吹牛说，荷兰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几乎没有他不知道的。布廷把其他的情报装进寄给科尔斯的信封里，利用他的外交豁免权，把这些信带到边界另一边的克列弗付邮。不幸的是，一九四零年四月的一天，他还是把一封这样的信弄丢了，信里装着十五页报告，有的是打印的，有的是书写的，有的报告上头署名德国大使馆，有的署名专员布廷，有的署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驻荷兰负责人的化名“乔纳森”。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海牙郊区沃尔堡的一条街道旁边拾到了这封信。荷兰人拆了信，然后立即把布廷撵走。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博勒写道，他胜利地完成了获取有关荷兰军队及其防务系统和设施的情报的任务。
纳粹党国外组织也在南美洲吸收间谍。在智利和阿根廷的间谍网中，有许多成员的名字，是首先在纳粹党档案里找到的。在瑞士，几十名纳粹党国外组织成员为谍报局斯图加特站进行活动。采用这种方式吸收成员的办法，使间谍拥有不该拥有的名气，但是德国人还是这么做了，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平安无事，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有这样做的必要。这种办法在某些地方比较成功，在另外一·些地方则不那么成功。有些拉美国家政府的亲纳粹态度在长时期内保护了这些间谍，但是瑞士在一九四二年八月逮捕了几十个纳粹党国外组织成员。
在美国，由于纳粹党国外组织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担心类似的事件将损害两国关系，因而没有在德美同盟会会员及其前辈中吸收特务分子。纳粹党和德国政府尽量回避那些组织，也不鼓励纳粹分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尽管如此，纳粹分子个人还是有进行间谍活动的，有一位内科医生就是如此，他是新德意志之友会主席，是德美同盟会的先驱。他在他的周围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但这个间谍网在一九三八年被破获。尽管谣言纷纭，没有事实证明德美同盟会同这个间谍网有联系，因为这样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德美同盟会领导人弗里茨·库恩的确曾经大声宣布过：“如果他们是间谍，就该统统枪毙。”但他们不是间谍。不过，虽然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在外交部的勉强同意下，继续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它却不在德美同盟会和纳粹党国外组织中招收特务。
在战争期间，博勒对于纳粹党国外组织向其他损人利己的机构提供难得的人力，自己反而处于从属地位的处境渐渐感到不满。他需要维持自己的独立王国。
然而这些王国正在崩溃倒台。一九四一年，他被褫夺了在外交部担任的职务。象第三帝国其他许多丧失了实权的人那样，他转向情报活动，以此作为猎取权力的间接手段。
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夏天，他同比他抢先一步的有关当局发生了冲突。在土耳其，德国大使，也就是前总理弗朗兹·冯·巴本同纳粹党国外组织进行激烈斗争，最后成功地促使里宾特洛甫下令将土耳其的纳粹党组织领导人召回国。与此同时，舍伦贝格让希姆莱警告各国纳粹党组织领导人不得维持他们自己的情报机构。舍伦贝格相信他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的胜利，然后他和卡纳里斯再次利用纳粹党国外组织获取以后可能充当特务的人员的名单，尤其是在海外居住过但现在已回国的德国人中间寻找这样的人员。
但是希特勒政府的胜利很少是彻底的全面的胜利。一年多以后，纳粹党国外组织仍然死守着它在土耳其的一个私人秘密情报机构，那里的一次叛逃事件并没有使这个机构遭受损害，却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垮了台。空军的一个情报官形容这个机构的特务是“缺乏技术经验的半瓶醋”。
但是他们的报告是好是坏，客观还是片面，是无关紧要的。
情报能够左右局势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土耳其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博勒企图发动一次外交政变，以便恢复自己的权力的希望彻底破产了。